全球主义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主义论文,时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主义的概念
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球的”（global）、“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全球主义”（globalism）几个词被如此频繁地和在如此众多的情况下使用，以至于它已不再有一个通用的意义或者定义存在。所以当我们论及“全球主义”，尤其是当它成为向决策者的一种挑战的时候，就需要对此解释一下。笔者首先要排除几个概念。这些概念常常被描述为独特的，近来又被说成是全球的。
第一个概念是“规模”（scale）。在决策者的分类法中，规模自身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一个无法估算的因素。
—自古代以来，地理距离就一直得到估算，并且得以克服：三千年前，腓尼基人在整个环绕地中海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存在；另外，他们的航海能力延伸到并穿越了印度洋。
—比这早1000年多，埃及人克服了“规模”的挑战，建立了如此巨大的和牢不可破的纪念碑；直到今日，这些纪念碑仍然屹立，仍是最耀眼的景物。在中国，秦朝的第一个皇帝下令建立了长城。今天，它被世界认为是前工业时代工程技术最伟大的典范。
—在英帝国鼎盛的19世纪晚期，它的势力环绕着这个星球，并且，建立了治理和控制的技术，这些技术有效地运行了几十年，不顾以后会怎样。
至少在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的人口密度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话题，因为很多国家的主要城市里聚集着数百万的住民；这是决策者从未遇到过的挑战，他们要在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提供必要的服务来养活巨大数量的人口之间进行选择。用任何先前的、历史的标准来比较，这些服务的数量是巨大的。
—过去的40年里，从地球发射的飞行器对巨大的太阳系进行了探索。它穿越时间和空间来投射人类的技术和知识，到达数百万英里和越来越大数目的光年的距离。当它们延伸的时候，“规模”这个概念也得到延伸。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每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可能被引用的例子，都包含了机械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这些工程的每一个都是如此巨大，另外它们在其中发生的环境是如此富有挑战性，以至于政策决定对于它们的开始和它们的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数千年以来，以一种或更多种显著形式出现的“规模”一直是决策者考虑的一个因素。所以，这样一来，仅仅只有“规模”自身就不能解释全球性现象。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全球性现象是决策者必须抓住的。
对这个时代而言，人类行为的另一个可测量的决定性因素即“时间”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和空间的数量因素一样，时间自从有记载历史开始以来和以前，就被决策者所认识。虽然古代文明如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和位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中亚文明和太平洋岛屿的文明相距遥远，但是它们都理解了时间的含义和季节的变化；在决定种植谷物、航海、日常生活的节奏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得以应用。考古学家在解释留存至今的古代石器结构的时候，认为它们是古代人的工具，可以用于非常精确的时间度量、日历计算、太阳的运行和月亮的周期计算。速度，作为时间的衍生，也不是最近才起源的。在理解时间和速度上最重要的一步发生在300多年以前，这比”全球主义”要早得多。用雅可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的话说就是：
“瞬时运动数学（The mathematics of instantaneous motion）在17世纪晚期被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所发明，他们是牛顿（Isaac Newton）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现在，它被我们所熟知，以至于当我们描述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会把时间看作一个自然的因素。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是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以切向（tangent）的观念、加速（acceleration）的观念、斜度（slope）的观念、无限（infinitesimal）的观念和差速（differential）的观念”。①
从以月亮的运行周期为标准到纳诺秒（nano—second）②的采用，我们量度时间的能力已经得到了精致化；但是这是我们已有成就的继续，而不是只在近些年来突然出现的东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人类行为的这个方面是在当代的“全球主义”概念之前。
但是，和上述两个决定因素形成对照的，是一个对全球主义特征进行描述的的任何系统排列都必须包括的决定因素。这个因素已经对于明确表述全球主义概念起了帮助作用，另外在许多情况下对于它的实践也是如此。这个因素本质上是电子化，它使交流和信息组织发生了革命。这个因素的起源是在晚近的事情。只是在39年前，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古滕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③。这是交流行业的重要的起爆剂。在这本著作中，麦克卢汉说道：“这个崭新的电子的互相依赖创造了以全球村形象出现的世界。”1962年，当麦克卢汉写下以上这段文字的时候，几条穿越大西洋的电话光缆每条还只有不超过同时进行150个电话业务的容量。现在，一条现代的光缆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运行，可以同时进行150万个电话。1962年，那时还是很原始的计算机经常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但是即使和今天最便宜的膝上型（lap-top model）计算机比较起来，它们的能力都是无限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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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雅可布·布罗诺夫斯基：《人类的上升》（Bronowski，Jacob，The Ascent of Man，Boston/Toronto，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3），第184页。
② 纳诺秒：一秒的十亿分之一。——译者注
③ 马歇尔·麦克卢汉：《古滕堡星系》（McLuhan，Marshall，The Gutenberg Galax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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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爆炸式的技术创新被认为将麦克卢汉所天才式预言的概念转化成了现实。1997年的下半年，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说道：“不管你是否已经准备好，电脑和电讯的结合使我们来到了一个全球社会。在真实的时间里，富人和穷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城市和乡村被连接在一个有着共同形象的全球电子网络中。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观念不断地越过国界，似乎国界并不存在。实际上，时区比国界变得更加重要……”①
有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信息技术是惟一最为影响深远的因素。这样，信息被赋予了某种价值——笔者担心这个价值常常是没有被区别对待的。学者哈伦·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清楚地区分开了信息（公认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和知识。1985年，在他的开创性的著作《知识管理论》中，克里夫兰引用他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同事段义夫（音译，原文为“Yifu Tuan”）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信息是呈现为水平方向的，知识是有着结构和等级的，而智慧是有着更好的组织和弹性的。”②
大众媒体经常不做这些区别。为了对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几个全球现象做广泛的理解，这种区别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就涉及到更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另外它们也同样重要。现在，在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刻，以一种甚至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1966年在她的”太空飞船地球”的比方③中都未曾预料到的方式，人类的情况越来越受制于一系列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的范围覆盖全球，另外它们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结果，国界变得不明显，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预测，各种测量方法也变得更加不可靠。在这些里面，电子革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个关键性的因素。让我们看看下面的情况：环境现象并不受政治边界的约束；所有种类的市场现在都取得了全球维度；覆盖全球的航空线路网络促进了人口的移动和疾病的传播。无处不在的交流技术保证了全球范围的迅速的信息传播，但是其他因素也清楚地参与其中。如果没有看到那些因素，可能将导致错误的政策出台。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越来越多的证据能证明，所有的物理和社会现象都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本地情事和远方情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丰富信息的存在不等于便有了对它的理解。实际上的情形是，经常有可能不注意理解。正如克里夫兰所坚持的那样，信息不是知识，即使有很多的大公司现在正基于这个错误的假定而生意兴隆。尤其是在管理学的术语里，基于只是略知公众感受之上的政策不仅仅是无效率的，而且它们可能还会导致对人类福祉构成未来的灾难。在全球性的世纪里，”全球性的知识”必须不只是一个量化的概念。
在这些情况下，决策者面对的挑战比去理解大量的信息要多得多。这些挑战还包括，他们要去理解许多经常不被人熟悉的变数，这些变数在决策时必须被考虑到。心理学家很早就提出，人的智力没有能力在同一时刻估量数目超过三个的变数，至多四个。现代计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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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次特·里斯顿：《小点、字节和外交》（Walter Wriston，“Bits，Bytes and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76/172）。
② 哈伦·克里夫兰：《知识管理论：信息社会中的领导权》（Cleveland，Harlan，The Knowledge Executive：Leadership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New York，Dutton，1985）。
③ 巴巴拉·沃德：《太空飞船地球》（Ward，Barbara，Spaceship Ear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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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如果得到合适的程序安排的话，将会超过这个数目；但是在最后阶段，是决策者自己进行估量和做出决定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经济和社会事件很少是由单个因素所组成的，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举例来说，疾病的决定因素包括多种，比如环境污染或者退化，病原体传播媒介的有或者无，食物或者营养，教育，足够的健康保护和居住条件是否能够得到，和使所有这些因素都得到监管和平衡安排的基础治理设施建设。如果决策者决策时没有包括对必要数目因素的考虑的话，或者决策者过分依赖原始资料或者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的话，那么这些政策注定会不充分，没有效率，或者产生相反的结果。
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个重大因素是各个级别决策者管辖以外的多个因素的介入，也正因为如此，决策者难以对它立刻进行有效的控制。本文过一会将回头讨论这个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前所未有的”全球主义”的特征就是三个由来已久的情况相结合。它们是：人口增长、人类行为和技术成就。如果笔者的估计是正确的话，可以这么认为，”全球主义”的新奇性不在于这种东西本身，而在于它内部因素的互相影响和它的规模。在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如此积极地参加到如此具有广大影响和内部构成因素如此紧密联系的时尚中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情况已经在人类先前的任何经验之外而发生变化。结果是，决策者很少有相关的先例，让他们可以引以为指导。
当代决策者必须抓住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复杂的因素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基本差别。许多新近产生的现象，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资金流动的方便和快捷使投资环境多变成为可能，使财富创造的方式具有变动不拘的特点，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产生越来越大的鸿沟也成为可能；
—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在日益扩大的范围进行，在许多情况下，伴随着影响巨大的公司、制度和实践的介入；
—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同时，正如一些因素如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人类健康状况产生巨大不平衡，其起因和其后果也被传播；
—日益增长的走私贸易，包括毒品、武器和人口的贸易；伴随着并且也会导致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违法行为；
—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这是快速增长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es）排放的结果，主要是碳化氢燃烧所排放的气体。
在对待以上每件事时，人类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影响，即使其原因还没有被充分地理解。但是，目的只在于对全球现象的结果予以调整和限制的政策注定是缺乏效率的。是一些行为导致了这些现象。决策者对这些行为的原因缺乏理解。他们希望聪明地行动，以便收到及时和有益的效果；但是他们受到自己能力的限制。长久以来，和实用主义的、单一的研究不同的对多个情况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1995年，在提交给美国国际法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年会的一篇论文中，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约翰·杰拉德·鲁杰（John Gerard Ruggie）谈到了”这个世纪关于因果关系概念的混乱的历史。因果性被卡尔·佩尔森（Karl Pearson）称为是‘偶像崇拜’，被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作‘远古时代遗留的圣物’，被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称为是‘迷信’，图门（Stephen Toulmin）称为是‘虚构’”①。
正如鲁杰所解释的那样，“最重要的问题是，因果性本身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必须经过推理才能得到。”以前，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曾被认为是可以人为确定和可预见的②，因而允许原因和结果对应起来。这个世纪在亚原子关系研究（它导致了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产生）中取得的主要进展表明，不确定性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从那以后，不确定性也逐渐被接受为人类行为研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样，更增加了决策者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要对有些时候导致社会经济不平衡和另一些时候导致政治不稳定的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复杂因素论认为，如此多的全球现象是互相作用的，这个作用越来越达到激烈程度，并且导致这个系统越来越复杂。当这个理解被附加到那个对复杂因素的认识的时候，世纪之交的决策者面临着来自理解问题的挑战。这个理解看起来和受了影响的选民的简单要求并不符合。选民们的要求就是有清楚的解释和能完成的成果。
简单地说，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对公共机构的选民负责，还是对私人机构的股份持有者负责，都不得不负起双重责任：（i）对令人扑朔迷离的、影响巨大的全球现象分析其原因，同时还有结果；（ii）把这些情况解释给经常是缺乏耐心和苛刻的公众，这些公众对每个使人不舒服和不受到欢迎的事件要求直接、简单和免费的替代方案。这是全球主义时代的现实。
二、现实中的全球主义
如果有人敢于要求解释这个未知的东西，他应该知道刚刚去世的冈纳·米亚达尔（Gunnar Myrdal）的警告之言。1974年，米亚达尔是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之一。1971年的时候，他写道：“和所有的无知一样，所有的知识都有一个倾向，那就是沿着一个机会主义的方向背离真理。”③
如果这话被接受了的话，把“全球主义”看作一种事件的状态不应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那么，“全球化”就是这个创造了这种状态的行为模式。笔者的看法是，大众传媒和很多学者型的评论员在讨论“全球化”这个术语时，几乎都只从经济背景的角度来谈，经常把它当作贸易、投资和商业行为的系索词，而这是不幸的。对决策者而言，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含义，在处理商业和政府问题方面都是有害的，因为它倾向于把其他人类和自然的行为缩小其范围或者排除在外。这些行为是互相联系、冲突的，或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我们现在其中生活的全球性社会。
199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DR）采取了以下观点：
“全球化不是个新的东西，但是当今的年代具有了不同的特征。现在，日益缩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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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国际法协会会议记录（ASIL，Proceedings），1995年，第94页。
② 在这些方面，参阅戴维·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著作。
③ 冈纳·米亚达尔：《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Myrdal，Gunnar，Objectivity in Social Research，New York，Pantheo，1969），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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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缩小的时间，以及逐渐消失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和以前任何时候相比，都把人们的生活联系得更加深入、更加有力和更加及时。现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每天都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资金得到交换，每年生产的货物和贸易中的将近1/5进入了贸易领域。但是，全球化不仅仅是货币和商品的流通——而是世界上人们的日益增强的互相依赖。另外，全球化不仅仅是个把经济结合起来的过程，而且包括文化、技术和治理（governance）。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正在联系起来——他们受到来自世界遥远角落发生的事件的影响。”①
经济的因素 两年以前，就是在1997年，作为对全球化评论的一部分，采用多指标公式（multi-indicator formula）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DR），是这样谈到经济因素的：
“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经济主题，全球化包括了一个对现状的描述，另外也包括一个解决方案。现状描述指的是贸易、金融和信息在单一、联系起来的全球市场上国际流动的扩大和加深。解决方案指的是要使国家市场和全球市场自由化，其理念是贸易、金融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将会带来最佳的增长和人类福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这个氛围充满了极大的信心。自从19世纪自由贸易的鼎盛时期以来，经济学理论从没有表现出这么范围广泛的确定。”②
经济统计数字说明了如此多的评论家对这种现象的注意。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说③，世界范围内的出口价值总量已经从1980年的2.0万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5.2万亿美元。在类似的15年中，世界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从1976年的3千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1.7万亿美元。④“世界金融市场虽然不比这个更加显而易见，但是非常肯定，它的影响更大。在20世纪70年代中到1996年的这段时间里，世界外汇交易市场每日的总成交额已经从10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⑤
全球范围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非常高效的机制是跨国公司。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组织已经和在16世纪早期它刚刚出现时，并且在以后的350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时候的组织结构彻底地不一样了。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⑥在1924年和熊彼得⑦（Joseph Shumpeter）在1954年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和构成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只能在政治国家内部得到发展。在国家环境的支持下，传统的政府政策工具具有了如下外形：税收、公共投资、信用设施。但是，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在任何特定国家的机构管理之外所表现的弹性—实际上是流动性—已经对那些工具形成了挑战，并且要求决策者以同样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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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联合国发展规划处发表（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
② 1997年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7），第82页。
③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7”，Washington，D.C.， 1997），第242至243页，图表15。
④ 《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1997年11月22日，第92页。
⑤ 1997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第83页。
⑥ 马克斯·韦伯：《经济史》（Max Weber，The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Collier，1961 edition）。
⑦ 约瑟夫·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Schumpeter，Joseph，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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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和创造性，来理解和跟上全球性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早期试图像美国那样通过缓慢而互相冲突的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立法旨在确立域外效力；现在这种做法让位于真正的合作行动。这种合作还在初期，正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样。
人口因素 比在经济部门中这些全球行为表现得更加剧烈的是和人口增长和人口分布相关的。人口的增长和分布是经济和许多其他行动的决定因素，但是大众传媒却对其比较缺乏注意，在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当然，这种缺少注意的一个直接原因来自数字的差异，在人口增长和总量方面都是如此，比如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对工业化国家1995年到2015年间的人口增长预测表明，工业化国家在这些年的人口增长量是1.2亿；然而在同一个时间内，南方的人口增长据估计为17亿①。在总量上，对世界人口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检查需要多少年人口可以翻番。在耶稣纪元的早期，世界人口大约是4亿，第一次翻番，也就是达到8亿是在1750年。这个时间段大约是1500年。另外一次翻番是1900年，达到17亿，只需要150年。到1950年，世界人口是25亿；1987年是50亿。“曾经需要经过1500年才翻番一次，现在只需要37年。”②
1999年10月，世界人口超过了60亿，但是增长速度现在正在放慢。现在的预测表明在21世纪的后半期，世界人口将会稳定在75亿到90亿之间。在这之前很久，印度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根据保守的估计，超过80％的世界人口将会生活在南方。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也使它们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粮食因素 和人口明显相联的一个挑战是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的决策者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是世界上几乎20％人口的家园，但是只有这个星球上7％的可耕地。当中国人的粮食消费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要求（质量上的要求是说，要求更多的牛肉，以获取更多的蛋白质）都在升高的时候，进口谷物和牛肉的决定必须做出。市场自由化中存在的明显优势必须参考世界物价上涨、世界供应收缩或者两者同时发生带来的可能的风险。
粮食生产是在波动的生物和物理环境中对生活资源的管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因而在稳定价格的同时提高产量，是每个主要的粮食生产国所面对的挑战。和粮食安全相关的政策问题，尤其在劳动密集型的国家比如中国，是复杂的和经常发生变化的。惟一不变的是对农业部门持续地进行投资——用于科研、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灌溉。
很清楚，不管中国采用什么样的决定，世界范围内的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都会感觉到其后果。这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现实中全球主义的明显例证。这些影响有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和政治的形式。
环境因素 最近几个月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处发表了它的《全球环境展望：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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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由联合国关于人口和发展问题国际讨论会上得出的。这个会议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举行。见A/CONF./L.1英文版第32页。
② 伊凡·黑得：《历史的连接点：南北的共同脆弱》（Head，Ivan L.，On a Hinge of History：the Mutual Vulnerability of South and North,Toronto/Buffal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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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①的报告。环境问题在这里得以强调。“……环境工作正在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技术和政策给环境带来的好处正在被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抵消。正在如此强烈地影响到社会进化的全球化过程应该指向解决，而不是加剧正在折磨今日世界的严重不平衡。解决这些不平衡是保证我们的星球和社会有一个更可持续的将来之惟一途径。”②
这个报告发现，来自对立的社会极端的两个主要的影响正在恶化自然环境：其一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贫困。这些南方国家依靠可更新的自然资源聊以维生。其二是来自大的城市社区的富足，这主要，但不是仅仅来自北方国家的贪婪的消费模式。必须制订出政策来处理上述两种行为模式。
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样两个模式在中国表现都很明显，决策者也在同时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政策的成功表现在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从中国城市家庭对新产品花费增长速度上可以看出来。从1980年到1994年间，耐用商品，也就是说，一些重要的家庭用品的购买几乎翻了一番。③
但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每个部门经济增长因素，是对能源的消费。能源的消费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对环境产生有害的效果。作为一个整体，从1980年到1985年间，东亚地区私人消费（根据每百万吨石油类物品计算），增长了2.5倍。④如果大众接受了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有充分依据的科学警告的话，在允许政府采行明智的环境政策，并且有效地实施它的同时，大规模的教育计划是必要的。这也是可行的。现在，对臭氧消耗问题反响越来越多。这是个成功。⑤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已经卷入其中。这个成功来自国际协议中包含的有关负担分摊和其他责任的条款。这些条款有的是针对现实的，有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如果要去实现京都议定书中所确定的目标的话，各个国家的决策者，当他们和他们的外国同行一起合作的时候，必须坚持，另外也去促进，搜集比现在更加复杂的资料，并且准备努力地和公开地评估他们自己政策的执行情况。
不言而喻，环境变化是一个要求具有全球眼光政策的全球性问题。同样，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问题会议上所讨论的其他许多环境问题也是如此，⑥包括范围越来越大的和越来越迫切的水资源问题。在任何地方，自然的水循环都在被别的地方的人类活动所影响。
健康因素 经济富裕、具有营养的就餐和卫生的环境是人类健康的强有力决定因素。健康问题是另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今天，远距离运输飞机定期在数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将旅行者从一个大陆运输到另外一个大陆，同时在飞机的货舱里还运输新鲜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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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互联网http://www.grida.no/geo2000/english/htm
② 见互联网http://www.grida.no/geo2000/english/htm，概览（Overview），第1页。
③ 《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8年，第46页。
④ 《人类发展报告》，1998年，第47页。
⑤ 《关于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蒙特利尔协定》（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26 I.L.M 1541），《维也纳关于保护臭氧层公约》（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26 I.L.M.1529）。
⑥ 参阅《里约宣言》（Rio Declaration，31 I.L.M.874 and agenda 21，A/CONF.151/4〔Parts 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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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流传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问题。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所说的那样，“世界实在是个村庄。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对疾病予以容忍都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灾难。”①最近，刘氏研究中心（Liu Center）组织的一个健康问题专家的国际讨论会宣称：
“人类健康来自多个条件。这些条件中，不是所有的都是可以根据精确的测量来理解的，或者说以精确的测量为前提。因为健康是一个相对性的名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地理区域，对它的测量和它的指标都包含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存在一些在全球都是很明显的条件。有些条件要求本地的行动，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它们得到恶化，或者得到改良，其原因是国家重视或者忽视了它。这些条件的影响在各个社会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共同性，和他们协作作用的潜力，将它们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被定义为’全球健康环境’的范畴之内。”②
健康和经济状况有着互相联系的关系。和健康可能是良好经济的产物一样，这后者也可能被疾病影响。1993年，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个合作研究报告，这个合作研究目的在于把全球疾病给经济所带来的负担予以量化。③这个史无前例的研究把夭亡导致的生命丧失和残废导致的健康生活的丧失相结合来进行，以此来计算这个全球负担。最近，1999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个全球报告，提醒说：“世界很危险地低估了细菌和病毒给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所施加的危险。”④世界卫生组织表达了它的担心，也就是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可能是药品抵制、新疾病出现和越来越多的旅行导致的结果。可悲的是，44岁以下起因于传染性疾病的死亡，有90％只起因于6种疾病。它们中的一些可以用并不昂贵的药品治疗方法来有效地得以治疗。”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健康状况是手拉手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兰·布伦特兰德博士（Dr.Gro Harlem Brundtland）所得出的结论。
文化因素 文化仍然是今天以史无前例的方式给决策者以挑战的全球情况的另外一个事例。大众文化利用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为了透视世界上所有地方的社会，就特别求助于大众文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种作法给年轻人带来了欢乐，但是同时使政府感到不悦。这个部门如此富有活力，动画片、电视节目、音乐、表演和绘画艺术的其他因素的市场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文化“工业”位列美国几个最大的出口产品行业之中。对许多国家来说，包括法国和加拿大在内，这个美国工业的巨大的市场行为带来了重大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被提到了世界贸易组织。
这样几个全球现象或者结合，或者分离，经常改变其方式。它们给决策者呈现出一个有着不断变动的关系和影响的万花筒。虽然其范围和复杂性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化时代促使我们回想起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早期年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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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劳里·加里特（Garrett，Laurie）所引用的那样，见《即将到来的灾难》（The Coming Plague，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94），第619页。
②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刘氏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全球健康问题学术讨论会报告》。可见于网址www.liucenter.ubc.ca，发布于1999年。
③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Washington，D.C.）。
④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布资料（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Press Release WHO/33，17 Jun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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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把18和19世纪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描述为”毫无疑问，它是公元前6世纪突然降临到希腊世界的经济革命的相对物。”①他说，在每个情况下，社会都具有一种基于经济平面的新的结构，”这个经济平面是和基于政治平面的结构不调和的……”②。汤因比认为，这个”致命性的结果”是产生社会结构的一个”断层”。在第一个情况下，断裂和震荡超过了雅典的范围；在第二个情况下，超越了西欧的范围。在它起源的诸多社会里，巨大的不同出现了；另外在那些社会之间和遥远地区的商业伙伴之间也是如此。当然，雅典的经历和2500年以后西欧的经历是有不同的：这就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差异。在19世纪，与蒸汽航行和来复枪子弹相联的技术使早期的帝国主义年代的扩张和走向成熟成为可能。现在，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情况的差异扩大和加速了。在这个千年快结束的时候，新的模式被建立起来，全球化时代将会遵循新的模式。
当前发生的技术革命开始于一个世纪以前，是随着电的采用、电话和飞机的发明开始的；但只是在近来才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发展而飞快地加速发展的。和工业革命相比，当前的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更大。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无线通讯技术进入了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同时商品、人和资金大量流动，其速度是先前所无法相比的。这个革命获得了真正的全球性。它发生在全球人口已经超过60亿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这60亿人的行为，包括燃烧固体燃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全球规模给环境带来有害影响的时候。
即将开始的世纪被广泛地预测为全球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各种行为将会更加紧密地联系。这个世纪将会以史无前例的方便提供分享知识、文化和商务的机会。同样，传染性疾病、环境品质的下降、资金外流、走私和极端主义也会被迫共同面对。“全球的”这个术语传达了一个共同关心和共同责任的印象，正如先前所引用的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一样。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用了一个不同的比方，那就是“太空飞船地球”一在前面，本文引用过这个比方。1996年，她这样写道：“……地球，在它通向无尽的旅途中，已经具有了太空飞船内部所具有的亲密性、友谊和脆弱性。在这样的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里，必须有为生存而制订的规则。”③这个假设所隐含的是汤因比的社会组织断裂的观点：经济收入差异、个人生活富足程度差异和知识获得差异将会不可避免地扩大。对全球主义的认识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提高，优势群体的责任负担没有大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压倒性地成为消极的东西。现在有这个危险。积极的好处越来越在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发生。然而，即使这些少数人也将发现，在一个要求对史无前例的多因素作用和力量做出创造性的反应的世纪里，那些好处也是不可得到的。
在这个时代里，决策者的作用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现在，决策者可以得到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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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Toynbee，Arnold J.，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by D.C.Somervell，New York/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Vol.II），第313页。
②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13页。
③ 巴巴拉·沃德：《太空飞船地球》，第v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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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有对极其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决定的手段。和几十年前的先人相比，现在的决策者具有不可比拟的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除非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全球现象的互相联系的复杂性，并且希望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否则，那个影响可能会被误导。
三、全球化时代的治理
全球化时代对决策者的要求更多，而不仅仅是对这个概念的简单接受，或者是仅仅具有识别全球化现象的能力。决策不是个抽象的活动，它处理的是真实的问题，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件，这些都是在真实的时间里。如果不能有助于高效的治理，决策就没有多大价值。
正如笔者在本文的头几节所说的那样，那些导致全球化的现象不仅仅因为它们的规模，或者它们施加其影响的速度而本身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们作用的复杂性和给社会和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来自现代科技的更加复杂的因素把人们联系起来，并且赋予他们以力量，不管他们在地理上是如何分散。其结果是，在过去的20年中，在决策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人增加了很多倍，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形式上。
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确实史无前例的混杂现象，这种混杂的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事情急待治理。初看起来，这个混杂的两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其一：全球化现象的本质表明了经济和自然因素的力量。这些经济和自然因素超越国界而存在，要求跨国合作以便正确地对它们进行监控和有效地管理。其二：传统治理的概念因受到司法管辖权地域性的限制而变得越来越不相干。这个印象促成公众恐惧和退缩的反应。笔者把这个反应和几代英国学生都熟知的卡努特国王（King Canute）的故事相对照。①这两个相反的力量一个要求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另一个坚持对地方存在的更大程度的确认。这样两个方面创造了一个合力。它导致了狭隘的国家性组织的大量产生，即使多边制度和活动也同时在扩张其影响。这个明显的反差导致一个美国政治学家新创了一个术语“破合”（fragmengration）。②
为了避免这样两个相反的作用互相冲突，破坏彼此里面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就需要极大地增强人们对它们的意识和增加对它们的知识。如果人类不能，或者更坏的是，拒绝去认识人类过去行为的影响和这些行为在今天和未来的扩大之间的基本差别的话，那么，从未有过的治理政策的采用就根本不会来临的。迄今为止，人类过去行为相对还算温和的。这些行为在今天和未来却会前所未有地扩大。这个星球的负载能力和物种的社会弹性都不能无限制地忍受对资源、空间和文化所表现的一直在增长的争夺。在人类之间，人类和他们的环境之间都要求有协调和合作的新技术。社会、生物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相作用现在如此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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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1世纪英格兰、挪威和丹麦的国王。在民间故事里，他命令海从海岸线撤退。他因此而很有名。
② 詹姆士·罗森瑙：《安全问题的新维度：全球化和本地化力量的相互作用》（Roseneau，James N.，”New Dimensions of Security：the Interaction of Globalizing and Localizing Dynamics”），载于《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第25卷，即1944年9月份，第255至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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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以至于给决策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这些人最主要的要求不是得到更多的信息，不是量化的要求，而是对信息的更好的分析和更好的理解。决策者要求更“好的”知识。这是个质量上的要求。
总之，这些现在如此清晰可见的全球化现象有几个外部特征，其中有环境的、经济的、人口的和社会的。它们导致在财富分配和资源消耗、教育机会、健康标准，在一些社会标准比如正义、选择和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因为这些，它们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要求全世界所有社会的注意和聪明的应对。
全球性问题有几个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结合起来使它们显得如此鲜明。他们以这样一些情况的形式出现，使单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地影响它们。它们在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严重，导致更加复杂的制度的产生；它们导致减少多样性，也就是生物物种、文化表现、经济选择机会的多样性的减少；它们会达到这样巨大的程度，以至于能够削弱世界范围内人类的安全，使社会处处发生不稳定，或者大规模地改变社会。
全球现象是人类行为的自然后果，同时全球问题也是对治理作用的挑战。去理解这些问题，以理智的可信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另外也对更好的未来提出明智的政策方案，是今日全世界的决策者们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笔者的观点是，如果决策者们不能理解，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问题的必要机制，那么，两个消极的趋势将会发展壮大。首先，合作行动的潜在好处将会被削弱。这样将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结构都是有害处的。其次，在行为时不考虑公认的国际标准的倾向，将会得到加强。现在，这个倾向正在迅速扩大。同样，这对国家结构也是有害处的。
自从威斯特法利亚①模式的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大小的人类有组织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途径已经得到处理。一个处理模式是联盟主义。它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弹性，并且因而表现了相当的持久性。大家发现，作为某些国际合作品格的来源，联盟主义模式的吸引力在于，它反映和实践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i）社会标准和社会实践的表达过程中，民主参与和民主影响的价值；和（ii）在根据地方社会的能力而指定地方行为的过程中，效果和效率的价值。
我们的星球现在正变得日益拥挤、日渐活跃，并且有着越来越多的独立的社会。遥远和长距离不再是不可克服的因素，保留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压力现在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个星球上，承认这样两个因素对人类存在和福祉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情况给学者和决策者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同样也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在这些挑战中，也许最明显和最迫切的是对新知识的迫切要求。在这些机会中，决策者将会得到充分协助，以从来没有过的方式来发展人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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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使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也使现代国家制度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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