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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04)03-0032-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力和高科技的进步，使得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迅速发展，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后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催化作用下，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至相互依存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髦的经济口号。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不同的。经济全球化是随着国际社会分工和科技的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阶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与规范化过程，它所涉及的是经济活动全球化。而经济一体化对于一个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选择，它是指世界某一地区的各国在经济上某种形式的联合，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等。
诚然，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确曾促进了不少国家经济上的发展。然而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活动是否符合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它又是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福祉呢？
一、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质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国际间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困扰，主张放松国家之间的经济管制，打破各种保护主义壁垒；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纷纷开放市场、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这大大加强国际间经济联系。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经济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空前密切，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日益加深，国际贸易发展十分迅速，也使得“经济全球化”一论更是甚嚣尘上。在此期间，经济全球化作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倍受经济界的关注。各国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颇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时代潮流，汹涌澎湃，不可阻挡”，极力主张加快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在于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比较成本优势以及规模经济理论三个方面。诚然，这三方面的因素确实能够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也确实促进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飞跃。但这三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还有个前提，即国际经贸活动是基于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然而事实表明，这个基础并不存在。
首先，就国际分工来看，目前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带有强制性和剥削性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原油、农矿原料及其他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电子产品、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两者的价格差距相当惊人。因而经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就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实现超额利润。
其次，就比较成本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之间展开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工业有不可忽视的抑制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而发达国家不仅具有充足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还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健全的法律与产业制度，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发达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因而，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上，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常常则劣势地位，获益相对比较少。
第三，至于规模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无任何优势可言，一些发展中国家整个国家的GDP甚至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个跨国公司的产值。
可见，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着资本和技术的制高点，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成为其原材料的供应国并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下游（装配厂、轻工产品的生产），其经济只能沦落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和技术层次最低的环节。近年来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也反映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并未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
发达国家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兴起，正在无情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技术实力的距离。有的学者从国际贸易占各国总产出的比重日益增大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性越来越强两个事实推断经济全球化将成为现实，实际上以上两点只不过说明目前的国际经济合作得到了加强而已，离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还很遥远。目前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只是发达国家全球掠夺的幌子而已。
1、生产全球化：马太效应的存在
就生产而言，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已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中最活跃的经济实体。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掀起了第五次企业兼并高潮，跨国并购数量和金额不断增加，这也使得生产更为集中，目前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但按《财富》杂志2001年7月统计资料，2000年按营业额排序的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中西方七国的大企业家数在460家以上。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从1973年到2000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为拉大了（见表1）。全球收入最高的1/5的人口，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再从产品结构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比重较大的初级产品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比例急剧下降，1970年为23.6%，1980年降低至16.8%，2000年则降低到10%以下。与此同时，初级产品贸易比价也长期下降，1950年—1987年初级产品（不含石油）价格指数仅仅上升1.1倍，而同期内制成品价格上涨3.8倍，这意味着销售初级产品的收入越来越少了，生产的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越来越穷。
生产领域的马太效应直接导致了全球分配的马太效应。据统计，集中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占世界15%的人口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而63个发展中国家的近60%的人口仅得到全球收入的6%。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富国和穷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从1960年的30:1，到1990年发展到60:1，1999年更扩大到74:1。可见，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把世界变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反而把各国之间的差距更加拉大。在这种情况下，认同经济全球化甚至经济一体化，那就只能是承认极少数强势国家在全球的主宰地位，而把数量众多的弱势国家置于附庸和从属的地位。
2、要素全球化：全球资源的掠夺
近代发展史上的两次工业革命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高消耗。全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世界各国对生产原料等资源的博弈本身是一个零和博弈，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占有和消耗无疑就是发展中国家所失去的。发达国家在国内资源难以维持能源等要素高消耗（见表2）的情况下，利用其已有的资本技术、资本优势进行全球资源的掠夺和垄断。
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掠夺首先体现在对生产原料的掠夺。目前初级品和原料在67个南方国家的出口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低于50%。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化浪中，发展中国家被迫放弃了各种《初级品协定》和其他贸易保护性措施。这使得各种初级品和生产原料的价格自20世纪60年代后一直在下降，为发达国家资源的间接掠夺提供了便利。目前像糖、可可、咖啡和类似品的购买力只等于1960年的20%，棉花、铜和原木等原材料价格也一直在下跌（见表3）。再以发达国家的燃料进口价格指数为例，在90年代后也一直是震荡下跌，以1990年为100，1991、1995、1998年分别为92、82、70。如果再考虑发展中国家同期普遍在1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生产原料的价格同期下降幅度将更大。
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垄断其次体现在信息资源的高度集中。在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日益私有化的情况下，南北之间的技术鸿沟进一步加深。发达国家控制了97%的世界性专利和90%以上的国际许可证所有权。被指为加速全球化的主要工具之一的互联网，超过90%的用户来自发达国家。由于高新技术层出不穷和产业结构不断变化，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日益走向边缘化，莫桑比克的边缘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表1 世界各地区人均国内总产值与英美的比较
单位：%
数据来源：经合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移民国家指澳、新、加、美四国，亚洲国家数据中日本除外）
表2 世界能源人均消费量（单位：公斤标准煤／人）
表3 世界部分原料商品价格指数(1990=100)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历年各期综合而成。
最后，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体现的对人力资源的垄断。经济结构的巨大调整引起了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为缓解人才供求矛盾，发达国家通过吸引留学生、技术移民以及企业招聘等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挖走”大量优秀人才，如1999年美国从全世界移民了15万个“特殊人才”，在美国大学深造的外国留学生共49.1万。目前在美国59%的高技术公司里，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90%。由于发达国家在市场环境、薪酬等方面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大量流向发达国家。
3、贸易全球化：经济危机的转嫁
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爆发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危害越来越小。然而，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克服了自身固有的矛盾，只是因为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占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从而将经济危机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贸易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大量倾销的机会，并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增强，从而实现其经济危机的转嫁。战后国际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增长，1950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仅为610亿美元，到2000年已高达61800亿美元。在这些贸易额背后，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将生产过剩的产品倾销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转嫁了自己的经济危机。这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案大幅增加即可窥见一斑。贸易全球化使得更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外贸，特别是对出口的依赖，这将提高经济体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出口的依赖，使得主要的进口市场一发达国家，成为它们的经济命脉，这为其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这些主要进口市场的消费能力将会影响为数不少的出口国家的经济发展，例如近来美国经济不振造成东亚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部分地转移了其国内的经济危机。
4、金融全球化：金融霸权的膨胀
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曾提出“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日益膨胀。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发达国家操纵了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如IMF），利用其信息、制度和资本方面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霸权面前无可奈何。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金融霸权的进一步扩张。对一国经济来说，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并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就是由于屈服了国际压力开放了资本市场，被全球游离资本袭击，导致短短几个月内上千亿美元被席卷而去，本来可以用于工业转型和纵深开发的资金为之一空。金融全球化提升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并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虽然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5、规则全球化：欺凌弱小的工具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特别强调经济秩序统一化和经济规则全球化，以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截止到2002年底，世界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达1000多个，但多边体系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经贸摩擦和贸易战。据统计，在关贸总协定历史上涉及美国和欧盟的争端占案件总数的90%以上，发展中国家之间互诉的仅占1.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案件为24.3%。这充分说明发展中国家在经贸摩擦中面临的对手主要是发达国家，但由于发达国家完全操纵和控制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权，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外，使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缺少平等、民主、公正和透明度，进而使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制定的结果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以知识产权为例，它把发展中国家排挤在知识领域之外，专利法也不承认在南方国家中常规的产权体系。某些发达国家在处理双边贸易关系的过程中，动辄以贸易制裁相威胁，甚至不顾世贸组织的原则，采取单边的贸易行动。一些发达国家十分强调以经贸制裁手段来干预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甚至干预其国内政策和社会制度，从而迫使被制裁国就范，这些国家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所谓的“国家主权有限论”、“合理干涉主义”等，为西方强国的于涉与制裁行为奠定理论基础。在这种扶强抑弱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下，经济全球化必将形成强者宰割弱者的局面。可见，所谓的经济规则全球化已成为发达国家欺凌弱小的工具，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其压迫发展中国家的幌子。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和体制转轨过程中，从总体上讲，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高效率的经济平台，并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和技术（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扶强抑弱”性会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应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应理性对待并采取适当对策以抑制其消极因素。
1、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政治全球化，无论经济全球化进行到何等程度，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无可避免。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曾分析了国家的宏观竞争能力，认为全球竞争的基本原则在于：今天要问的不再是为什么某个国家有竞争力，而是为什么某个国家在某个产业特别具有竞争力，进而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理论。该理论特别强调，当今的竞争已经处于一种动态多变的状态中，在基础科技可以迅速扩散、交通和传播成本降低的情形下，单单将生产活动迁移到廉价地区已经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要维持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地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一国经济在全球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和实力，这才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我国企业在科技进步、创新机制的培育方面，还有许多先天不足之处。我国经济的某些产业部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边缘化”现象，真正利用我国掌握了的高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只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100%左右，大部分所谓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上是贴了中国制造标签的外国商品，中国只是这种高新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上并不重要的一环。而在所谓的雁行模式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产品时，实行卖方垄断，并造成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使之在技术上依附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始终将高科技限制对华输出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国不能将科技的发展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不但科技水平永远在发达国家之下，而且将对经济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一个国家，只有高度重视、积极培养本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才能在长期的技术发展竞赛中把握主动，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强大的科研实力。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只有人才优势，才是最具有决定性的竞争力。据统计，1978年至1998年我国约有30万人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只有1/3。2002年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多达5万人，相当于中国20多所著名大学一年毕业的学生。此外国内的外企也吸引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人才严重流失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国家关键技术的人才的流失。
我国政府应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及其应对策略，在更广的视野和更高的层次上维护经济的安全和持续发展。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追赶战略，就要解决好本国产业的长远发展政策问题，提升事关经济全局的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构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从日本韩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后进国家通过高强度引进技术和本国化，促进产业迅速升级的成功可能性。为了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今后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首先，应该改善产业所需的一般资源，如基础设施、充足的资本；其次，政府应制定法定政策管制不合理竞争，鼓励创新与改进，使经济从低级产品出口型经济向充满活力、与世界接轨的高科技型经济的转变；第三，政府应协助产业在某个地区发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级；最后，政府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并挽留人才的环境，利用经济杠杆和各种政策导向，切实提高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才能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
2、保持金融领域的独立性，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
金融全球化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调节国际收支，但同时也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金融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全球化和国际资金的快速流动，使得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大幅增加。1980年的拉丁美洲及东欧债务危机，并未引起全球效应，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金融危机已有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趋势下，大量资金在全球各地金融市场迅速流通，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联互动。而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提出了挑战。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一旦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战略和经济结构上产生失误，就容易成为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提出了三难选择，并认为“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所谓“三难选择”，是指在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货币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可见，我国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对于国内一些学者所倡导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我们应理性对待。当今世界，除去欧美之外，前苏联，中南美，非洲很多地区，都经历过一轮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如今的经济困境有目共睹。为了维护经济安全并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今后应保持金融领域的独立性，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循序渐进开放我国金融领域。
3、拉动内需，推动长期导向的内需型经济的形成以维护经济的安全性
98年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许多开放型小经济体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例如1999年印尼出口依存度是35%，韩国是42%，泰国是53%，马来西亚是122%，香港是133%，而同期我国出口依存度是25%。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6207.9亿美元，出口达3255.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在26%左右，属于“内需型经济大国”，但相比美国12%左右的出口依存度，我国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
为了维护经济的安全，在拉动内需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形成一个由消费者自上而下促成的国内消费市场，而且要形成一批依靠国内市场成长的民族跨国公司。对外资的引资力度也应在不危害国内企业生存和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过分依赖外国资本使民族经济无法发展，而没有民族的跨国公司，将使国家缺乏引领各个行业技术进步的主体，经济只能是被动地受控于外国资本的加工机器，是缺乏头脑的“四肢经济”，势必威胁国家经济和主权的安全。而国内企业竞争力与消费市场的规模高度正相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外的市场已经被具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所占领，如果直接进入天保护力的国际市场，在各方面都处于极度劣势的国内企业将无法生存，若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则国内企业的发展才能拥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今后我国应推动长期导向的内需型经济的形成，使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应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群体，才能使经济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目前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正是希望通过西部的开发，实现经济发展的东西联动，通过东西部协调发展，构建内需型经济的发展框架，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4、完善市场信用和道德建设
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经济命脉之所系，而信用建设是社会的保证，是决定金融体系是否健康的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大量的事实证明，健全的信用体系不但可促进经济在短期内实现扩张和繁荣，也是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石。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必须以信用和道德为基础。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政府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体制建设和结构建设（如政企分开、中介独立等）三个方面的信用建设，而这首先将要求政府从制度上先行根除“上游”的“信用缺失”，杜绝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
近10年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新技术革命和金融市场的配合，而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还伴随着解除或放松各种各样管制的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资本扩张和的公司兼并都达到了空前规模。但利益的驱动也可能使公司、会计、中介机构和审计部门相互勾结、包庇甚至合伙犯罪。以美国为例，其会计制度可谓完善，但是再完善难以不能保证丑闻和道德风险不发生，安然公司丑闻即是例证。克鲁格曼也曾认为“目前经济制度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制度创新与道德建设要两手抓，制度创新要与道德升华并进。会计、审计、监管部门要强调独立性，防止各部门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主管部门和经营部门要强调自查自纠，市场要规范化，防止市场无序。制度的不断改革及创新和加强市场信用建设是确保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永恒主题。
总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清楚地表明，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只是人们的一个理想，很美好却也很遥远。不管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信息和知识的普及所带来的利益多么巨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作为全球化的动力——超级竞争促成了“胜者通吃”的局面。在缺乏公平和公正的背景下，要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估计局势，正确地做出应对策略，在抓住机遇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保持自己经济的独立性，并力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收稿日期］2004-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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