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文化发展不平衡性探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发展论文,粤西论文,不平衡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岭南文化亚文化的粤西文化，即生活在粤西这方土地上的名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创造的、具有粤西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同样是中华文化大家族中颇具特色的一员。粤西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通过与其他的域外区域文化的不断交流、兼融而逐渐朝着成熟的方向艰难、曲折地迈进，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不平衡性便是粤西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规律和显著特点之一。
不平衡性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大而言之，各区域文化间的距离越远，其文化发展不平衡性这一规律的体现就越为显著，小而言之，某一区域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越大，其间的不平衡性就越易体现。但作为岭南文化亚文化的粤西文化，由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在有限的区域文化范围内，其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较之三秦、齐鲁、巴蜀、湖湘等其他区域文化却尤为突出，使之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必然受着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粤西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众所周知而自不待言，但粤西文化何以形成其极不平衡的发展特点，究其原因，大致有五：
一、地理环境的因素
不同的地理环境，即不同的地貌结构与气候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植被和物产，给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并以此影响乃至造就人们不同的生活习俗、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粤西地区地貌特征复杂，它四境环山，交通阻隔，全境以山地、丘陵为主，少量的平原、盆地、谷地、台地、洼地等散在其间。而山地又有中山、低山、山丘之分，平原也有冲积平原、海积平原、溶蚀平原、岩溶残峰平原和侵蚀——溶蚀平原之别。根据不同的地质特征，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地貌还有更细的区别。从气候上说，受海洋暖湿气流影响，粤西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但其地域辽阔、南北跨6个多纬度，东西跨8个经度，山脉纵横，地形复杂，气候差异也明显存在东西南北各不相同的区别。南北不同，表现在温度上。桂北地区夏热冬冷，四季分明，气候特征与湘南、赣南相似，属中亚热带；桂南地区夏长冬短，或全年无冬，气候特征与广东和福建南部相似，属南亚热带；沿海地区则终年暖热，具有边缘热带或热带季风气候。东西之别，则表现在降水量上。桂东地区年降水量在1500-2000毫米之间，降水日数170-190天，雨季长达半年，年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小于1.0，气候湿润；桂西地区年降水量多在1200-1500毫米之间，降水日数为130-170天，且多集中在5-8月，雨季较短，在雨季来临之前，气温很高，年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多在1.2-1.5之间，蒸发大于降水，气候比较干燥，因而常发生干旱。这样的地理环境，对粤西地区人们的生存方式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前代学者已多有公论。人是自然的产物，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童年时期，这种影响和作用就更为巨大，但人不是自然的奴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渐增强，自然界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和作用渐次减弱，人类文明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粤西地区较之发达的中原先进地区而言，历史上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落后状态下，自然环境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难想见的。粤西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能不与此密切相关。
二、经济生活的差异
经济基础作为物质文明的体现，支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水平，也决定着精神文化的性质，物质文明的繁荣程度与精神文明的兴衰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点在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尤为突出。没有强大的物质文明，就没有丰富的精神文明；没有足够的物质文明的积累，就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文化区域内经济生活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不断繁荣的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也就难以在文化的交流、兼融中保持不断地创新、发展而常胜不衰。
由于粤西地区自然环境的南北不同和东西差异，使桂中、桂东、桂南等地的盆地、平原和谷地成为粤西地区的经济发达地区。这里土地平坦，水源充足，宜于农作；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得以较早的实现，较为统一的经济市场和生活区域也较易形成，粤西四大城镇——桂、柳、邕、梧就散布在这片土地上，这里也自然就成为粤西地区经济与文化的重心。而桂西南、西北尤其是桂西地区，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山多地少，难于大面积耕作；水利资源丰富却难于利用；交通阻隔，自然资源丰足却难以与外界交流。东西两大地区间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差距之大，一般都在几十年左右，有的地区甚至相差一个多世纪。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发展失衡的区域经济的基础之上，自然难以产生出同一层次发展水平的区域文化。
三、政治生活的特殊性
政治生活是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强化剂，而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体现在统治者的统治政策上。
秦时，粤西地区开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之内而辖于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当时，在岭南虽设有三郡，但它与中原地区的郡县制度实难相提并论，秦郡之下，置县寥寥无几，难比中原，广大的地区仍保有原来的生活环境而未受到中央政权的干预，三郡的设立，只能说明秦朝的统治势力到达了岭南地区，并不说明秦已实现了对岭南地区的完全控制。秦末汉初，赵佗顺利地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便是一证。由于粤西之地远离中原，其间横亘五岭，又为“瘴疠之区”，故中原历朝对此地皆以羁縻政策以治之，早在赵佗南越国割据岭南时，就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除尊从当地越人习俗，鼓励汉越通婚外，还任用当地越人首领参与政治，对越人势力强盛的地方，则封其首领为王，使其主民如故。这可视为后世羁縻政策之滥觞。汉武帝平南越后，其统治政策基本继承了南越国“以故俗治”《史记·平准书》的思想，对粤西地区采取以抚慰为主的统治方式。汉末，在总结前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经验后，尚书令虞诩指出：“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这就为唐宋时期羁縻政策的实行奠定了思想基础。魏晋时期，粤西地区郡县设置日多，至南朝萧梁，境内已设有9州28郡，陈时，郡数已达35个之多。经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动荡之后，隋唐时期，全国统一，政局趋于安定。中央集权的加强，使统治者有更多的精力来经营边域地区。隋时，粤西全境计有5郡50余县。唐时，邕、容、桂三管之下的州县更多。但这些治以中原之术的州县，大多集中于今桂东、桂北和桂南地区，而对少数民族聚居的今桂西、桂西北和桂西南地区的统治，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羁縻政策正式出台。当时，在三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各设羁縻州县，如桂管之归思、思顺、温泉、述昆，邕管之归顺、思同、思明、思诚、归乐诸羁縻州，州下设洞，洞即原少数民族部落的联合组织，在羁縻州县洞等各级政权组织中，皆授当地豪酋以官爵，使子孙世袭，管理本地军政事务。经济上赋税减半，或以进贡形式临时征收，户口不入国家簿籍。宋时，在唐羁縻制度基础上，又实行土司制度。在土司制度下，表面上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有所加强，实际上，土司对本地区的统治权力却比前代洞溪豪酋更进一步扩大，除官职世袭外，他们还自辟僚属，豢养兵丁，甚至联合起来，与中央朝延分庭抗礼。尽管历代“改土归流”和“改流为土”的斗争都在进行，尽管清朝雍正以后“改土归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直到民国年间，粤西地区的土司制度才寿终正寝。几百年间在政治生活中，中央政权对粤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特殊的统治政策，使粤西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得以强化。
四、人口素质的制约
人是文化的主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创造、发展、传播和承袭者。离开了人，文化的发展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其中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主要方面，也是人口素质的本质体现，而人口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较多地是通过风俗习尚体现出来。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诸如艰难的生存环境、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教育的落后等等，使得粤西地区各民族的人口素质，即使是居住在粤西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的人口素质，与中原汉民族人口素质相比较，均有着较大的差别，而粤西各地区间的人口素质，也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清代谢启昆修《广西通志》，于《舆地略·风俗》中云：“广西为南方边徼，秦汉始置郡县，历代号为瘴乡。元明以来，腹地数郡，四方寓居者多，风气无异中土，然尤民四蛮六，习俗各殊，他郡则民居什一而已。”“腹地数郡”，若宋时的静江府已是“俗比华风”，平乐之昭州，“风声习气，布衣韦带之士，肩摩袂属，视湘沅以南犹伯仲，决科入仕，每每不乏，朝廷尝兴学校，而中上舍三人，贡辟者二人，雍者二人”。入清，桂林府“见闻盛于他郡，士尚经术，虽家贫未尝废学，人物蔚然可观”，“山拔水清，士多秀美，知经术，登科
仕，代不乏人。气候与江浙类，衣冠与中州同”。但边地他郡，若清时的镇安府，仍是“人多冥顽，不解诵读”。“性资梗执，情义乖疏，……地生岗瘴，民多疾病。人无定居，务农为业，开山耕种，三年一换”。思恩府之迁江，“俍瑶、壮杂处，性好仇杀，睚眦必极，俗信巫鬼，讼不经官，……不习诗书，不勤生业，不种杂粮，家无二牛，廪无余粮，丰年足衣食，俭岁竟不可问”。其古零一地，“民朴性柔，知稼穑，不务商贾，……跣足不履，长裙短衣，荒陋未除”。其田州“土瘠，多种芋粟为饔飧，寡储蓄，……习尚顽梗，重财轻杀”。而泗城府之西隆，民“居山巅，无床器物，风尤陋云”，“种稻山巅，贫无储积，每椎牛，饮生血，不食盐。人无长幼，好疑重思”。其西林之人，“不读诗书，不通汉语，性情剽悍”。以至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有的地方仍“记事计物，均以结绳、数豆为据”。（《扶绥县志》，《社会志·民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页。）其间差别如此巨大，且这种差别一直延续至今。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材料统计，1982年广西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地区分布，呈现为桂西、桂西北地区比经济、教育比较发达的桂南、桂东南地区要高的趋势。如百色、河池两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率分别为40.18%和36.67%，而玉林、钦州两地区则分别为18.69%和23.34%，最高的百色地区比最低的玉林地区要高出1倍多。全区文盲半文盲率最高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竟达64.56%，其余8个超过50%的县份，即：三江侗族自治县、天峨县、凌云县、那坡县、西林县、田林县、巴马瑶族自治县、乐业县，全都集中在桂西、桂西北地区（黄贤林、莫大同、《中国人口（广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象这种人口素质及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状况，必然直接、严重地影响到粤西文化的均衡发展。
五、语言的隔阂
语言是文化特征中一个极重要的特征，也是文化特征形成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制约因素。一般说来，共同的居住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形成文化区域的必要前提，但只有在具有共同的语言环境中和共同的文化氛围的情况下，才会促使区域文化形成其独自的个性，即区域文化的内聚力和排他力。语言在区域文化的形成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区域文化诸特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区域内每一个成员全面而又紧密相关，成为维系文化区域内部关系的必然的纽带。因此，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的文化意义上说来，语言都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人们区分不同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依据。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它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任何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时代与社会（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社会）的烙印，它一旦形成，便在人类社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人们交流与思维的工具。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交流是文化创造、发展、更新的必要途径。在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交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因此，一种规范语言中具有区域性变体的分化语言，即方言，往往是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促进因素。当然，语言圈并不等同于文化圈，但在同一区域内操共同语言的人们，更便于进行各种直接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从而更加容易形成建立起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等各种文化层次上的联系，一旦其他条件成熟，便会逐步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范围，由此可见语言在区域文化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体现。不同的语言在反映同一客观事物时具有不同的特点，尽管语言并不能决定思维，但它作为思维的工具和体现，通过它在客观事物与人类思维活动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影响人们的思维活动。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心理思维活动，必然在语言中留下不同的印记，又通过语言将这种不同的文化和心理思维活动反映出来。共同的语言，就能通过共同的概念、词义和语境，迅速唤起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验，沟通彼此间的思想感情，使操共同语言的人们在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上更易趋于一致，从而更易于在区域语言范围内，形成较为统一、协调的文化氛围。
而生活在粤西地区的各民族中，其语言分布却呈现出一种“五彩斑斓”的状况，且不论历史上各种复杂的划分和称呼，就现今科学界定划分后的标准而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汉族所操语言就分别有官话（包括桂林官话和柳州官话）、粤语、客家话（当地称“捱话”）、平话等系统。瑶语也分有三种：“勉”话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话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拉加”话属壮侗语族侗语支。其余各族，壮语属壮侗语族壮泰语支，苗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彝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侗、么佬、毛难、水等族语则同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京族、仡佬族亦各有自己的语言。即使是在同一民族中，其语言的地区差异也呈现出千差万别，而在各民族聚居的地区，甚至互相毗邻的村庄之间，其语言互不相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如大新县便分有5个壮族方言区，宁明县除以壮语为主外，还有普通话、粤语、客家话、平话、灵山话等，而壮族除了3个方言区外，还有仲话、哨话、万承话、段话、寨话、弄话、灶话、迁隆话、岽话之分。而根据1984年那坡县新编县志初稿的记载，仅在那坡县境内的壮语方言就有养洲、养大、养窝、养盖、农语、农府、农安、炸洲、熬语、肖语、结语、敏语、仲语、乳语、锐语、柏三、邕语等17种，真可谓是半里不同风。粤西地区这种在语言上的隔阂，必然严重地阻碍文化区域内的文化交流和区域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历史和社会诸方面的原因给粤西文化发展所造成的不平衡性这一特点，至今仍影响甚至制约着广西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探讨粤西文化发展不平衡性形成的原因，便可为改变这一局面提供若干思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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