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与创伤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伤论文,库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J.M.库切在接受以色列文学奖“耶路撒冷奖”的讲话中谈到南非文学：“在殖民主义下产生的、在称之为种族隔离状态下加剧畸形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的人际关系，在心理上反映为畸形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的精神生活。……南非文学是奴役中的文学……充满了无家可归的感情和一种无名的自由的渴望。……正是你认为在监狱里的人写出来的那种文学。”(转引自王家湘6)种族隔离状态下的心理畸形、人际关系扭曲与人的精神无法自如地舒展，在他的作品中确有大量地呈现，笔者将之概括为“创伤”的种种表征。创伤书写可谓贯穿了库切的创作生涯。他对创伤的关注与其独特的成长背景有关，库切目光敏锐地洞察了南非漫长的种族隔离史遗留至今的创伤记忆，将殖民、反殖民的历史主题与后现代的自由言说有机地链接起来，谱写出一系列镶嵌在历史与当下的创伤叙事。创伤气息弥漫在库切作品中，不仅涉及主题与人物塑造，还在作品的意识与结构中融入创伤的节奏、过程与不确定性。目前，国内的库切研究大都聚焦在作品的后殖民或后现代性上，鲜有文章从创伤角度诠释他的作品。鉴于创伤书写对于全面研究库切有着切实意义，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切入，探析作家创伤心理的缘起，尝试对其创伤书写的发展与走向形成整体把握。
创伤(trauma)一般指外界因素造成的身体或心理损害。该词最早用于外部事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牛津英语词典》的早期版本就把身体作为它唯一的指涉对象，即某种直接的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19世纪晚期，创伤一词的使用出现了从身体到精神/心理的转向。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研究描述中包含“延宕”概念，强调受伤者对原初经历或记忆、意象的追踪，从而在时间上产生了一种断裂，这对当代创伤研究的专家凯西·卡鲁斯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创伤的理论性研究始于90年代初期美国，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创伤隐含的文化与伦理意义，凯西·卡鲁斯主编的《创伤：记忆的探询》和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被视为创伤理论的经典著作。卡鲁斯在《沉默的经验》中首次提出“创伤理论”这一术语，她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它闯入方式反复出现。”(11)卡鲁斯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把一个关于个体的复杂的精神分析概念运用于研究人类历史暴力事件的讲述，从而揭示其对于集体性进程的影响。(转引自柳晓69)目前，创伤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个人心理创伤的动因探寻与防治向文化研究层面转移，发展为涉及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由于创伤事件超出了人的常规体验尺度，并且具有骤发性与毁灭性的特点，对受害者的身心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创伤体验难以用文字表述。另一方面，叙事有治疗的功能，受害者可以借助这一方式整合体验帮助自身走出危机。因此，创伤体现了叙事与反叙事的张力，表现为“外力作用与(主体)理解、大量涌入与同化吸收之间的距离”。(Luckhurst 79-80)心理分析与文学能够应对内在于创伤体验的叙事与反叙事的悖论，是对创伤的负载与释放。一战前后崛起的现代主义小说见证了第一波创伤叙事的兴起。它不仅在主题上表现创伤，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意识流等全新手法潜入人物内心，书写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战争带来的创伤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涌现了新一波的创伤叙事，而在文学批评领域，创伤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意义也凸现出来，运用创伤理论透视当代小说应运而生，将文学研究与创伤研究结合起来的思路已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趋势之一。
创伤叙事和创伤理论何以在20世纪西方国家走俏？首先，20世纪是一个灾难频繁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多场地区战争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多起种族屠杀事件(如二战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非洲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等)留给幸存者难以磨灭的创痛记忆，也引发了关于人性的深层思考；此外，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者与少数族裔争取民权的运动蓬勃发展，掀开了基于国家、性别和种族压迫的血泪往事。创伤历史已经是20世纪世界史的一条主要线索。有学者甚至提出，“值得谈论、值得珍存的记忆，是创伤记忆。”(Luckhurst 2)此话虽有些偏颇，却也反映了当下西方文化里深深的创伤情结。作为受人尊敬的文学家，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两度摘得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与他的创伤书写有着密切关系。
库切作品的创伤气息离不开南非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作为非洲殖民主义权力机构与种族歧视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漫长的种族隔离史给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族群带来不堪回首的苦难。白人处于权力的顶峰，享有全部政治话语权与经济资源，在以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制度庇护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他人种特别是黑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受到歧视。种族矛盾长期困扰着这个国家，特别是在隔离制度废除前的10年间，矛盾空前激化。白人政府动用部队镇压黑人的武装反抗，造成多人死亡。库切的小说《铁器时代》、《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正是以此为故事背景，书写了白人与黑人的创伤经历。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南非白人政权走到了尽头，在国内外压力的作用下，长期被囚禁的曼德拉获释，并在南非首次举行的多民族参与的大选中当选新政府的总统，民主制度从此得以确立。但是，漫长的种族隔离史与根深蒂固的创伤记忆无法在短期内随着新政权的确立而烟消云散。个体与群体的创伤体验经过时间的发酵堆压在黑人族群的心头，形成集体无意识，随着权力的更迭向外释放暴力，造成新一轮创伤的历史重演。《耻》刻画的正是这样一幅后隔离时代的创伤图景。
库切生在南非、长在南非，对种族隔离制度深恶痛绝。他将南非社会总结为“主奴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奴隶不自由，主人同样也不自由。(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 96)在他看来，种族隔离是“一种教条和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它在白人的精神存在里刻下伤痕，同时又削弱和降低了黑人的存在。”(Coetzee，“Tales of Afrikaners” 9)库切对创伤的关注由来已久，甚至可以用持之以恒来形容。他不仅在访谈中，还在小说里、批评文集中多次谈及这个话题；创伤叙事贯穿了他写作的始终。之所以如此，始于作家本人的心理创伤体验。库切的三部自传体小说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帮助读者走近作家的内心世界：在《男孩》中，库切用写实的手法回顾了不公的制度给包括自己在内的阿非利肯人(南非白人的主体，种族隔离制度的推行者)带来的精神伤痕：在白人孩子舒舒服服地上学时，10多岁的混血孩子就“离开学校到外面去给自己挣面包了”；童工艾迪因为想家私自从雇主家逃走而遭到英国人的毒打；当库切在“地球咖啡馆”招待小朋友享用甜点时，窗外出现了几个衣衫褴褛的混血小孩眼巴巴地瞧着他们：
在那些孩子脸上，并没有看出一丝嫉恨的眼光，本来他倒是有那种心理准备，他和自己的伙伴大把撒钱之际，人家正是一文不名。相反，他们却像是进了马戏场的孩子，看人胡吃海喝，尽情享受，眼睛里什么也没放过。
如果换了别人，也许会叫那个涂着满脑袋生发油的葡萄牙人——“地球咖啡馆”的老板——去把窗外的孩子赶开。驱散乞儿是常有的事儿。你只消做出一脸暴怒的样子，挥着胳膊喊道——什么野东西，滚开！滚开！然后转向看热闹的人，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向他们解释——他们专门盯着看有什么可偷的。他们是一帮贼。这会儿如果他站起来，走向那个葡萄牙人，他该怎么说？“他们毁了我的生日，这不公平，让他们这么盯着看，我很受伤害。”是否该这么说？可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不是该撵走他们，都已经太晚了，他的心已经被刺伤。
他想，阿非利肯人向来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受到了伤害。他想，英国人不会把自己弄得肝火大盛，他们呆在围墙后面把心守护得很好。(77)
笔者认为，用主体间性来观照上段引文就会对库切的创伤心理产生深刻的认识。库切对于自我/他者关系的解读受到交互作用下的主体哲学的影响，认为自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性的一成不变的主体，不是一个自我生成的封闭而孤立的系统，而是处于与他人和事物的动态联系中。主体与他者不是绝对分离的对立二元，而是彼此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携带了他者的影子。这样一来，对他者的恶就会反作用于自身，损害自身的道德性与心灵的完整。以主体间性观看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主奴关系，库切得出了这一不人道的制度降低了黑人的存在、令白人心灵蒙羞的结论。库切在创作中念念不忘“耻”的道德内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丑陋的种族隔离的社会现实留给他的后遗症。另一方面，由于对祖国、对阿非利肯民族身份难以认同，青年时期他逃离南非远渡重洋来到文化母国英国，却沉浸在无法融入的痛苦与迷茫中，而他一心想要忘却的家乡却始终徘徊在他意识的边缘。萨义德用“流亡”概括这一情景：“流亡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45)库切在《青春》中再现了文化失根的苦闷的青春期，为他的创伤书写做了很好的注解。文化创伤标志着某一群体身份的丧失，或者社会结构的瓦解对群体凝聚力造成的不良影响。对于库切这样的流散者来说，流散使他与本土文化断裂并且由于前宗主国的不接纳形成身份的分裂。此外，库切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是以言说创伤闻名于世的后现代文学大师塞缪尔·贝克特。笔者认为，库切关注创伤、书写创伤绝非偶然，文学创作在一定层面上是他对创伤体验的艺术应对。南非创伤的历史与文化为库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想象空间，国际化的求学背景使他能够超越南非本土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将殖民、反殖民的历史主题与后现代的思辨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言说。
库切的小说常常采用隐喻的寓言形式，突出了“令人感到极度痛苦的意识状况”，而将“当代南非的压迫与斗争的物质因素”放到次要位置，一度受到南非左派的批评。(Gary 351-57)在种族隔离时期，政治斗争的有效性和对历史事实的真实再现是主宰南非小说创作的主导标准，在此背景下，库切坚持个性化创作，拒绝成为“代言文学”的一分子。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元小说的特点，与南非普遍的现实主义小说路线相去甚远，部分作品甚至不以南非作为故事的背景，被人诟病也就不足为奇。然而，任何忽视库切作品现实批判意义的做法都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有失公允，何况寓言本身就是一种摆脱审查机构的鹰眼实现现实批判的迂回方式。笔者认为，左派对库切的批评(如“突出了令人感到极度痛苦的意识的状况”)恰恰点出了库切对创伤书写的热忱。库切亲眼目睹了种族隔离时代白人政权的冷酷与铁血以及后隔离时代暴力的轮回，他本人又经历了反霸权、反中心、重视边缘、倡导对话精神的后现代思潮的洗礼。克勒然认为，库切的小说“代表了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时刻，在那里后现代和后殖民因素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和地点相会，即被历史地分裂和仍具分裂性的南非历史之中。”(转引自段枫142)在分裂的时空中写作的库切在作品中流露出创伤情怀，有其必然的走向：作家痛苦的生命体验与他的使命感交织，令他具备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又会加深他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创伤书写蕴涵了库切对历史与当下的思辨，作品的美学价值建立在一种洋溢着历史意识的深刻的道德关怀之上。
创伤小说“既是一种表现创伤性重负的方式，也是努力释放这种重负或者说对这一事件精心掌握和控制的方式。”(Macarthur 11)创伤叙事还体现了社会变革的诉求。对于库切而言，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无论是释放重负、掌握和控制创伤体验还是诉求社会变革，都落实到解构殖民主义合法性、颠覆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先决条件上来。在他看来，种族隔离制度作为一种非人性化的社会实践，造成两败的局面：社会关系是扭曲的，人的精神也是扭曲的，无论是白人、有色人种还是黑人都受到这一制度的毒害。书写创伤，既可以有效地揭示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又能借用多样化的个体叙述对抗宏大历史叙事宣扬的终极真相。创伤书写在库切的笔下是多维的：对象既不乏个体又有族群，曾经深受奴役之苦的黑人、混血儿和挣扎在历史巨变漩涡中的白人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伤载体。库切尤其擅于摹写有良知的白人知识分子的内在创伤，它以一种愧疚感、罪恶感栖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使他们的灵魂难以平静。库切一再选取精神世界负载伤痕的白人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叙述视角，再现这一群体的精神创伤。可以说，库切透过斑驳陆离的创伤书写审视了创伤这一历史症候，消解和颠覆了压迫性意识形态。鉴于殖民主义思想、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以及库切的创伤书写与这一制度的存在及后续影响息息相关，本文选取了库切的四部小说——《幽暗之地》、《等待野蛮人》、《铁器时代》与《耻》——对他的创伤书写做进一步的梳理和归纳。
库切早期与中期的书写借用了“自我/他者”的二元模式解构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故事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白人视角。《幽暗之地》的第一部分“越南计划”呈现的就是一个深受心理创伤的美国人唐恩的形象。唐恩为美国国防部构思越南战争升级计划，把它称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疯狂地投身于其中。唐恩本人没有参与战争，然而战争的残酷却经由一张张血腥的图片影响着他的神经：“我的手伸向照片就像伸向我生命的坟墓……就像伸向一次充满羞耻而美妙的邂逅。”唐恩对此迷恋不已，“如果它们如此让我血液沸腾，正因为我是个男子汉，这些鬼魅般的影像正适合男人！”(22)痴迷于暴力和错乱的幻想导致他精神异常、行为异常，最终精神分裂、人格分裂。弗洛伊德与荣格在探寻心理创伤的作用机制时，都强调了潜在的无意识幻想的作用。他们发现病人常与无意识幻想交流，病人很难区分现实与幻想，这使得创伤变得更具伤害性。在外在创伤结束后，内在创伤却走得更远，弗洛伊德后来把它称作“重复性冲动”。荣格认为，对创伤经历的正常心理反应是从受伤的场景中退缩，如果无法退缩，受害人往往采用分离这一心理防御机制。通过分离，受害人把不能忍受的经历分配到身心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身心的“无意识”层面，这意味着意识的诸多因素如直觉、感觉、意象不能被整合，经历本身就变成非连续体。分离的心理策略通过压抑或遗忘创伤本身带来的痛苦使外在的生活得以继续前进，但创伤导致的个体心理后遗症却继续存在并对内在世界不断产生影响，并由此产生各种躯体症状和心理疾病。(转引自赵冬梅95-96)唐恩就是一个难以辨识现实与幻想的战争狂，“越南计划”的文本充满了他自说自话的臆想。他受到心理重创却不自知，通过拼命压抑、否定创伤妄图超越战争的伤害，最终害了自己。文本多次提到他身体的异化：“我的脚趾倒养成了向脚掌心蜷拢的习惯”，“我同样也改不掉抚摩脸庞的习惯……不过说实在的，我紧张只是因为我的意志都集中到克制我身体各个部位的抽搐痉挛上了，如果spasm这个词不算太夸张的话。我身体不听使唤，真让人头痛。有时候真希望能脱胎换骨。”(《幽暗之地》7)在笔者看来，唐恩的身体异常是创伤心理后遗症的躯体化反映。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库切揭示战争不仅对参与者产生巨大的身心伤害，对于非直接参与者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并且往往是在受害者不知情的状况下产生，其危害不可小觑。同时，小说警示给他人带来创伤的战争很可能反作用于战争的制造者，这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等待野蛮人》从帝国边境行政官的视角书写创伤。帝国权力中心派遣部队前往边境，镇压所谓的叛乱野蛮人。帝国部队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辜的异族人被刑讯。一老一少的祖孙二人因为“形迹可疑”被拘禁，爷爷受折磨致死，孙子也几乎丧命。在官方报告里，老人的死因被归结为“犯人在讯问过程中情绪突然失控，自杀身亡”，刑讯者草草处理尸体，企图掩盖真相。然而，伤痕累累的尸体无声地宣告刑讯手段的残忍和死亡真相。白人行政官没有参与刑讯过程，但是“身体就是证据”，在铁证面前，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心情难以平静，无法对此置若罔闻，像以前那样舒适安逸地生活。作为创伤性事件的间接作用对象，行政官的心灵受到了重创。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等人发现，受伤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之后一般需要经历以下过程：一、回到该事件中，并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于该事件的理解；二、将这一经历糅合到现时该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中，尽管这一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经历描叙出来。(转引自柳晓69)小说接下来的叙事嵌入了行政官对创伤体验的整合、理解与描述。老人的死亡引发了行政官的矛盾行为：在猜想到真相后，他试图利用各种方法，甚至不惜迁居与纵情声色，来远离刑讯室以逃避创伤记忆，却总是身不由己地回归原点，设法将各种蛛丝马迹(即利夫顿所说的碎片)整合起来形成全新的认知。行政官将这一梦魇般的经历糅合到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中，面对他者伤痕累累的身体，他幡然醒悟作为帝国统治机器的一分子，自己与暴力政治的共谋关系：“我用自己的手搓着他的小手(帮他活血)。他痛苦地活动着手指。我像一个母亲，试图安慰在父亲的盛怒中瑟瑟发抖的孩子。刑讯者可以有两幅面孔，用两种声音说话，一种粗暴，一种柔声细语。”(《等待野蛮人》7)正是由于行政官直面异族人的身体创伤，没有回避他者的身体残疾可能带给他的精神创伤与心灵震荡，他才能够对帝国统治的本质有了全新的领悟，从帝国文武御国的权力模式中走出来，站到暴行的对立面，并在与乔尔上校对峙时用自己的语言描叙了该经历(笔者认为，行政官对杨木简符号的能动诠释实际上是对该经历的创造性摹写)。《等待野蛮人》在叙事上嵌入了一个受伤主体对于事件的整合——理解——描述的过程。
创伤主体在行为层面常常显露出矛盾性。一方面，主体竭力逃避与创伤情景类似或可能引发创伤记忆的情景；另一方面，他又难以克制重新体验创伤片段的无意识冲动。(Alexander 53)行政官在行为上的反常恰好证明他已经成为心灵创伤的承载者。而卡鲁斯的观点则为行政官的创伤缘起做了很好的揭示：卡鲁斯认为，创伤性经历的被迫重复并不在于“对死亡威胁的直接经历上，而是在于错失了这种经历，在于因为没有及时地经历，对于死亡的威胁并未完全的理解消化的这个事实。”(64)恰恰是由于行政官错过了见证刑讯/死亡的真相，没能及时地经历、理解、消化死亡的意义，他才无法抑制返回刑讯地(死亡原发地)的冲动。此外，创伤受害者的典型的躯体化反应是频繁地受到梦境或幻觉的侵扰：“创伤性经历在梦中的反复出现是想克服不直接的经历，想掌握在第一次没有能够完全抓住的东西。由于在过去没能完全地理解死亡的威胁，幸存者就被迫不断地重复面对。”(Caruth 62)《等待野蛮人》关于异族女孩的描写、特别是梦境描写恰好与这一点契合。女孩的父亲在刑讯时丧命，她半盲的眼睛和跛脚也是拜帝国所赐，是暴行的身体表征。行政官把流浪街头的她带回自己的住所，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心态观察抚摸她身体的伤残，体悟它的所指。文本多次写到行政官的梦境，这些梦的片段模糊、流动、充满魔幻色彩，像散落的魔块一般引人入胜。在这样一部行文简洁流畅的寓言式小说里镶嵌一段段后现代的魔幻梦境绝不是作者信手为之，笔者认为它们是行政官创伤体验的一种隐喻修辞。女孩在梦里反复出现，如“从她空空洞洞的眼睛里看出来全都是雾蒙蒙的一片空旷。我盯着黑暗深处等待着出现一个形象，但仅有的记忆是我涂油的手滑过她的膝盖、腿肚子和脚踝的情景。”“扛着那女孩——这是我仅有的一把迷宫钥匙，她的头垂挂在我的肩膀前，两只毫无知觉的脚垂在另一边。还有另外的一些梦，梦里我称作女孩的人形变了形状、性别和大小。有个梦里有两个形体把我吓醒了：巨大而空白，它们不停地长啊长啊，直到占据了我睡觉的整个房间。好像梗塞住了般我醒过来，大喊着，用尽我的力气。”(《等待野蛮人》86-87)伤残的身体是行政官整合创伤体验并把它融入自己对世界理解的关键；而身体的变异则象征了帝国对他者的施虐如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行政官心头令他寝食难安，最终幡然醒悟。从统治分子的一员沦为遭受迫害的他者，行政官因莫须有的“通敌罪”被指控、囚禁，当众受到鞭打，尊严扫地。从目睹他者的身体创伤到自身的躯体携带伤痕这一属于他者的能指符号，创伤可谓伴随了主人公觉悟的全过程。然而，行政官视角的唯一性使读者无法靠近文本中的他者，行政官也没有与他们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沟通模式，他的意识折射出的异族女孩是个无法探知的谜，一个梦境的符号。他者的身体创伤虽然经行政官的眼睛折射出来，他们的心灵创伤读者却无法感知，只能暗自揣摩。①在某种程度上，异族人的身体创伤是小说的引子，促成白人知识分子的道德反思，是他们意识与行为嬗变的催化剂。白人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伤痕是这部小说创伤书写的重中之重。
《铁器时代》以种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南非为故事背景，创伤主题同样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它采用书信体小说的框架，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记录了民族矛盾加剧、暴力事件激增的动荡不安的社会图景。科伦太太的意识构成小说的中心意识。她年逾60，秉承自由主义人文传统，注重人际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强权与暴力。她亲眼目睹了白人政权的滥杀与黑人群体的丧亲之痛。如果说《等待野蛮人》的他者形象比较模糊，其伤痛只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间接得以表述，《铁器时代》的故事由于放在南非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科伦太太又与黑人族群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后者的生存状态与集体创伤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一具具被警察击毙的尸体摆在黑人人群面前，科伦太太的女佣面对儿子的尸体悲恸地无语，围观的人群先是短暂地缄默，随后疯狂地宣泄，震动着科伦太太与读者的心弦，也昭示了黑人群体创伤之深之重。“我们的时代是见证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见证本身就是巨大的创伤。”(Luckhurst 7)《铁器时代》书写的正是见证的创伤。这创伤在小说里具化为癌细胞，吞噬着科伦太太的生命。文本多次将癌细胞的扩散与饱受煎熬的南非大地和腐朽的白人政权联系起来。科伦太太反思：“罪过很早以前就犯下了。多久以前？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早于1916年。那么久了，我生来就是它的一部分，是我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一部分。……罪过总要付出代价，以前我认为代价是羞耻感。耻辱地活着，在耻辱中、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默默死去。……尽管我不是罪过的始作俑者，罪过却是以我等的名义犯下。”“我生来就是奴隶，死时也必定是奴隶。带着枷锁活着，带着枷锁死去：这是代价的一部分。”(164-65)科伦太太的“耻辱”意识与库切的“精神伤痕”如出一辙，通过她库切在次申明：种族隔离以肤色血统区分人群，殊不知不公的制度给有良知的白人带来的只能是愧疚感，残害着精神世界的平静与圆满。这一观念不仅在库切的多部小说里，在他的文评与访谈中也有多次体现。怎样才能走出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泥沼，南非社会有无新生的可能，这些是小说留给读者思考的话题。科伦太太信任一个他者中的他者(受到所有人唾弃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决定由他担任信使，在她去世后将她的文字传递给定居美国的女儿，这一命题测试的不仅是她本人爱与关怀的信念，更是长期浸染在自我/他者二元意识形态、冷漠异化的南非社会走向新生的希望。虽然小说结尾不乏悲怆之感，但是科伦太太与流浪汉的融洽和睦似乎暗示了未来南非社会走出创伤、共建多民族大家庭的希望。《铁器时代》的创伤书写一如既往地渲染白人知识分子的道德耻辱感和心灵创伤，同时也预言了黑人族群的创伤记忆有朝一日可能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当我们行走在南非这片土地上，我有种感觉像是踩踏在黑人的脸上。他们的呼吸已经停止，但是他们的魂灵却没有离开……等待再次被唤醒。在地表下游动着数百万的铁一样的身躯。”(125)小说《耻》以冷峻内敛的笔触把权力交接后的世事更迭化为现实。
《耻》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后种族隔离时期白人的历史阵痛。主人公卢里是大学教授，因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受到指控而名誉扫地。卢里拒绝按照校方的提议公开忏悔，被学校辞退。他来到南非南部女儿露西的农场，却不得不面对露西被黑人轮奸，自己的财物被盗，被黑人殴打，露西的农场即将被黑人邻居侵占的现实。黑人不再是创伤的载体，权力的更迭使他们变身为暴力的施与者。露西被黑人轮奸的事实，在卢里的意识里一再与历史上白人男性对异族女性的性侵犯相互指涉，暗示了权力、性与暴力的内在关系，充满历史循环色彩。身体创伤没有击倒露西，她决心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即使这意味着失去土地，嫁给以前的黑人雇佣做他的第三个老婆，就像她所意识到的，这是她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露西的选择展现了一个白人女性面对创伤的坚强与勇气，以及在一个已经改变了的历史语境里生存的豁达心态。然而，小说更多地聚焦于卢里——一个白人男性——的历史创伤。《耻》的叙事进程映照了卢里从权力所有者滑向失意者的历程：不仅声誉、地位、财产遗失殆尽，甚至连尊严都无法顾及。他与动物为伍，照看被人遗弃的动物，“过着狗一般的生活”。卢里期待已久的剧作迟迟不能成形，创造力的枯竭是精神创伤的表征。卢里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些南非白人男性在后隔离时代创伤经历的放射。
虽然人们常常将他的作品与后现AI写作作联系起来，库切本人却是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家，“耻”字出现在他多部作品的多种场合中。②库切对“耻”的执着显示了种族隔离制度留给白人的精神伤痕如何顽强地存在于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与价值判断。在隔离语境里，库切把耻当作道德的标尺，就像《铁器时代》的科伦太太表述的，“我把羞耻当作向导，努力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只要我感到羞耻，我就知道自己没有陷入真正的不光彩中。这就是羞耻的用处，它是一块试金石，永远在那儿，你像盲人那样摸着它判断自己的方位。”(165)在后隔离时代，库切以“耻”作为小说的标题延伸了它的道德内涵，同时，它多方位、多层面的指涉也凸显了创伤这一20世纪的主题：在库切看来，不仅白人对其他人种的压迫是不道德的，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是可耻的。库切透过小说传达出对体现人性价值的新伦理的呼唤，只有这样人类历史才能摆脱暴力的轮回。
库切的小说站在历史的高度见证了黑人族群的历史创伤，同时又突出了种族隔离带给白人知识分子的道德耻辱和精神创伤。流淌于他笔端的创伤是多维的、立体的、丰满的，个体心理创伤、集体创伤、身体创伤、精神创伤，乃至要实现建立一个和谐共处的混杂性民族南非所要克服的文化创伤，无不在他的小说里暗潮汹涌。库切作品呈现的创伤跨越了种族、阶级的界线，甚至超越了国界，书写着现代人的存在。库切移居澳大利亚后的作品《慢人》、《凶年纪事》脱离了南非的语境却依然浸染创伤气息，并且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向度。到目前为止，库切从未远离创伤书写，创伤作为一个构成性要素，依然活跃在他的作品里。
注释：
①这一他者身体和心灵创伤的表现手法常见于库切早中期的其它作品中，如《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迈克尔·K的身体残疾与《福》中关于星期五缺失的舌头描写。
②库切的小说《幽暗之地》、《等待野蛮人》、《福》、《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八堂课》甚至近作《凶年纪事》、《夏日》都借助人物对shame，disgrace，honor有精辟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