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启蒙的历程——电影《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裁缝论文,诗意论文,历程论文,天上论文,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钦民导演的《天上的恋人》和戴思杰导演的《小裁缝》(注：《天上的恋人》(荣获 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导演：蒋钦民；主演：陶虹、董洁、刘烨 。《小裁缝》(香港第二十五届法国电影节开幕电影)，导演：戴思杰；主演：周迅、陈 坤、刘烨。)这两部影片中都用唯美的风景画剪出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用 各自的风格倡导诗意启蒙，去挖掘各个时期开启文化蒙昧的故事。两部影片中始终有一 批跳跃在过去、自然和青春之间的青年男女形象，在爱和诗意启蒙之中交织着年轻的冲 动和无畏的理想。本文从《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这两部电影所采用的表现手法、 布景道具、爱情故事和故事结局四个方面，分别以小标题逐日、乐土、醉泉和超度来论 述，两部电影都表现了主人公的诗意启蒙历程，导演通过电影的感染力，揭示了同是诗 意启蒙主题在不同年代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力求追寻其历史、文化和心理的渊源。
逐日
《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均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前者发生在离我们并不久远 的年代，或许就是今天的普通乡村；后者发生在文革年代。无论二者的时代反差有多么 鲜明，但其中蒙昧与文化、乡村与城市、手工与机械的相互映衬，形成了纵横流动的诗 意启蒙的大背景。
在广西天峨县的壁立群峰中，《天上的恋人》散发着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从影片一开 始耀眼的红气球，我们便感染到它些许城市商业的气息。当家宽摸奖券中了一辆自行车 时，大家伙脸上羡慕和嫉妒的表情，足以让人领会他们对山外和城市的向往。可是这并 没有让漂亮的朱灵爱上他。相反，那位会医牛的兽医——张复宝，不仅有文雅的举止， 他还会吹小号呢。那让人迷恋的音乐，多么动听!家宽可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学写两 个字儿——“朱灵”，然后把它放飞在红艳艳的热气球上。在这块蒙昧和文明并存的绿 洲上，音乐、文字和善良的人们开启了朱灵心中的一块净土。同样，对于《小裁缝》里 的小裁缝和她的乡亲们来说，一辈子生活在凤凰山里，没有杂念、没有冲突，那里有美 丽的只供女孩子洗澡的一线天温泉。姑娘们在闭塞的山区里长大，从来没有见过闹钟、 小提琴、水手服、美丽的爱情故事以及大堆的“禁书”。然而就在“我”和罗明下乡接 受教育的时候，这里的寂静被訇然打破了。
这些新奇的东西、美丽的事物和善良的心灵开启了朱灵、小裁缝，还有他们身边人的 心，小号、小提琴，原始的壁画，偷来的名著，善良的玉珍，伟大的巴尔扎克，这一切 都在启蒙她们年轻的心智：这便开始了诗意启蒙的历程。这里的诗意启蒙，是指“以活 生生的艺术形象体验去传达理性意图，即凭借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得蒙昧的心灵获得解 放”，它“要求启蒙意图必须寓于艺术形象之中，并始终不离艺术形象体验”。[1](p5 1)借助于这些诗意的启蒙方式，两部影片的导演仿佛是把曾经凄凄然在他们心中划过温 柔的夕照余辉的那一轮暖融融、乐陶陶的太阳追回。他们是一对夸父，带着自己心中的 主人公，一手抓住弓箭，一手紧握缰绳，去追回那一轮落日。
文明与蒙昧的对立，远不在见识过和未见识过的区别上，更在于深埋于生活方式和道 德规范之下的思想潜流。《天上的恋人》里把旧习和新气象、美和丑分得很清楚。实际 上旧习只是影片的陪衬和辅助，其用意在于形成比较和对照，看看愚昧的“门第”婚姻 ：因为家宽是个聋子，聋子是不配有好姻缘的，自然娶不到身体健全、漂亮年轻的朱灵 ，只能找到带着几个孩子的寡妇。与此不同的是，《小裁缝》并没有把文明和蒙昧、美 和丑割裂在两极板块中，而是把它们铸成合金，两种因素犬牙交错的咬在一起，胶成一 只杂彩的圆球。这样，二者就有了各自的手法：《天上的恋人》采用平行法，《小裁缝 》则采用透视法。前者将矛盾双方摊着加以对照，用事实教人们选择。后者则是纵向延 伸，像剥皮刨根一样，将蒙昧的浮土拨开，裸露出演化的泥层，而那闪闪发光的老根却 永远藏而不露。在深邃的凤凰山间，总有新绿依稀摇曳。影片的重点落在了“新”事物 的启蒙入侵上，如何引发“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闹钟风波、偷书事件等等观念的 蜕变和发展，重在“变”不在“比”。在工地上，旧的时间计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 “资产阶级狗仔”的闹钟，“资产阶级”的玩具——小提琴和“资产阶级狗崽子”讲的 电影和故事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最大享受，一切都被搅乱似的。无论是平行还是透视 ，都达到了凸显诗意启蒙的效果，在新旧交手的回合中，由于作者的偏袒，占上风的是 后者。
在处理文明和蒙昧、美和丑的对比上，《天上的恋人》擅长的是渲染的手法。朱灵心 中的张复宝是什么样的呢?是那个能吹动人曲子的小号的主人；是那悠扬乐声一响起， 就让朱灵魂不守舍，像电击似的赶紧放开搂着家宽的那双手。一种青春少女情窦初开、 又羞又爱、又惊又喜的复杂心绪跃然于心。音乐的渲染，不仅交待了张复宝的特点，也 生动地突出了朱灵的心理世界的变化：空灵的音乐和有知识的张复宝开启了朱灵对幸福 的追求。另外，玉珍的善良和成人之美的美德，在她为家宽唱歌时发出的令人震撼的呼 唤时，达到了升华。这个声音的渲染和朱灵在玉珍房间里看到的新婚洞房的红颜色的渲 染一样，一个纯美的形象感染了朱灵，提升了朱灵的人格形象。
《小裁缝》的另一技巧是貌似荒诞的幽默，穿插着那个文化缺席而人性未泯的时代特 有的滑稽与黑色幽默，酿造了文革年代悲喜剧气氛，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揭穿了当时生活 的荒谬性。大脑被“红色文件”所占，人被挤进了思想的死角，这是一种滑稽。于是导 演从悲剧的下乡事件中提炼出笑，用红给黑镶边，制造“黑色幽默”。为了保存小提琴 ，马剑铃不得不演奏一曲，可是曲子是莫扎特创作的，罗明灵机一动，报上一个响亮的 名字“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革命委员会生产队队长觉得还不够“革命”，又补充了一 下“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于是全村人直至文革结束以后的很久(三峡工程的开工) ，大家还忘情的把这首曲子叫做“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而这正是对文革蒙昧时代 的发难。也正是在这曲名荒诞的曲子之中，熏染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滋润了每个人的心 。
值得注意的是，《小裁缝》的荒诞是一把双刃剑：当这些“革命积极分子”正在席卷 人们纯洁和美好思想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也需要“碰了毛主席牙齿的阶级敌人的儿子 ”帮他补牙。正是这种双重性，添加着荒诞气氛，催化了诗意启蒙的喜剧性。当队长的 牙齿被“革命”的赤脚医生拔错了后，他不得不求救于罗明，因为罗明的父亲曾经帮蒋 介石、省长和市长拔过牙。于是，令人爆笑不已的漫画出现了：由于机械条件有限，所 以只能用缝纫机当牙钻头的动力，加上伙伴们杀猪似的架势，终于补好了牙。这样一场 滑稽的闹剧使得罗明成为了村里受人敬仰的牙医。科学的光辉把蒙昧人的心照亮，当我 们看到村里的人们排着队、手里拿着鸡蛋和食物作为医牙的报酬时，不禁哑然失笑。
乐土
对于生活在隐瞒和痛苦之中的朱灵来说，逃避人们的眼光，躲进自己的小屋子，对着 傻傻的聋子说话，就是她唯一可以排解的方式。而对于生活在没有思想自由之中的小裁 缝来说，现存的生活状态只会让她“一张嘴说话就太土了”。只有大自然才是一片乐土 ：《天上的恋人》里云峨山壁立千仞的群峰，有袅袅的乐声，有拙朴的壁画，有善解人 意的姑娘；《小裁缝》里崎岖蜿蜒的凤凰山，有沁人肺腑的琴声，有引人入胜的“藏书 洞”，有睿智的小伙子。这些都成为诗意启蒙的象征。其象征意义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音乐激发的心灵升华
音乐是一门具有较高思维形态的艺术，具有心灵的表现性和想象性。它能够激发精神 的反思能力和顿悟能力，也能将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极其抽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音 乐最大限度的发掘了艺术的象征和隐喻功能。它最大限度的将心灵的抽象呈现出一个具 象，这使得音乐赋予人以自由联想的模糊内容。两部电影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音乐因素来 充当诗意启蒙的先锋：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小提琴，“借助音乐所幻化出来的充满诗意 的形象”[1](p50)去开启乡亲们蒙昧的心灵。
电影《天上的恋人》中的小号，只有朱灵才听得到，听得懂。第一次交待小号是在家 宽给张站长送水的当儿，张站长正在吹小号，可是家宽是听不见的。第二次出现小号， 是在朱灵牵牛到张站长家去治病，她悄悄地走进了张复宝的家，一本正经的坐在长椅上 ，看看四处无人，她忍不住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摸起小号来。第三次出现则是朱灵正 坐在家宽的单车上，紧紧的搂着家宽，怕会摔坏。这时悬崖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小号声 ，朱灵的手立马从家宽的腰间缩了回来。朱灵忐忑不安地应对着家宽，耳朵里除了音乐 声，什么也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带给朱灵的不仅仅是张复宝发出的爱的讯号，更是一种 来自心灵深处的快乐和倾诉。这种力量是家宽的单车永远带来不了的，它是高雅的艺术 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像天峨山玉米地里的庄稼一样生机勃勃，像窗前茂密的竹林一样郁 郁葱葱，像桂花树上沁人心脾的花香一样令人心醉。从对新奇玩意儿的羡慕到对纯美艺 术的向往，这无限的遐思犹如生命的提升，用幻想的语言张扬了生命和爱情的美和永恒 。
《小裁缝》里的音乐是马剑铃带来的，第一次在山里头演奏就吸引了大家，人们陶醉 的陷入了这个“资产阶级的玩具”的声音中：“农民们的脸，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在 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 霖，然后，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音乐作品的异 域风韵，形象、夸张而生动，超越时空的绝对敏感让听众怀着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永恒 幻想，去对待生命。正是这琴声，在痛苦的人流手术中，小裁缝第一次体验到了如急骤 旋律般的人生的多变，爱情有美丽的表面，也有痛苦的经历。她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真 意：“文明人”除了有情感，还要有思想。如诗如画的音乐，以充满幻想的音乐语言勾 画出了生命的绚烂和诗意，两部电影通过音乐的初期启蒙给接下来的启蒙过程营造了浪 漫的氛围。
其二，美的艺术形象带来的审美体验。
在这方面，《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分别用神秘的壁画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带领人 们进入一个审美的世界。岩壁上神奇的舞蹈在视觉上产生的震撼力，展示了大自然和祖 先的豪壮与恢弘，提醒了人们的平庸与细微。一面是浩瀚的人类历史，一面是渺不足道 的人生。在张复宝抛弃朱灵之后，“朱灵和王家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我们在 朱灵的世界里看到了欺骗和疼痛，而在王家宽的那个世界里却看到了纯洁和美好。”朱 灵从壁画中领悟到的不只是人类生命的繁衍，更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宽容的胸襟。最终 ，朱灵和家宽、玉珍终于携手在悬崖边跳起了壁画上原始的舞蹈。影片在这个时候运用 了叠化：其目的就在于将人世间的无奈猥琐与壁画背景的庄严华丽相结合，把人缩小到 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神韵之中。
《小裁缝》里罗明说小裁缝很漂亮，可是“一张嘴就太土了”，于是他的愿望就是用 文学来改造她。所以小裁缝、罗明和马剑铃把从另一个知青“四眼”那儿偷来的那个装 满“禁书”的皮箱，藏在了“藏书洞”。小裁缝不识字，只能听从罗明嘴巴里念出来的 巴尔扎克笔下的女性形象，开启了小裁缝蒙昧的心灵，她开始变化：制作了凤凰山里从 来没有的胸罩，在危难之时，开始像包法利夫人一样思考问题，甚至懂得了女人必须精 神和美貌共存。就连为村民们做衣服的老裁缝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受到了这位法国作家 的影响，一些奇思怪想，神秘的和自发的念头，开始出现在了村民们新做的服装上，尤 其是种种有关航海水手的因素。假如大仲马看到我们的山民们穿着某种水手服式的短上 装，他本人可能第一个会感到惊奇，这些衣服双肩窄，领子大，肩后面方，脖子前尖， 风一吹来便扑啦扑啦地拍响。它们散发着地中海的异国气息。由大仲马描绘、而后又由 他的徒弟我们这位老裁缝剪裁的蓝色的水手裤，已经赢得了姑娘们的欢心，裤腿宽大， 迎风飘荡，从中似乎弥散开蓝色海岸的芬芳清香。他为我们描画出一个五爪的铁锚，它 成为了那几年中凤凰山上女人们最时髦的图案。终于有一天，小裁缝背上行囊离开了这 片乐土，只因为巴尔扎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
其三，纯粹的“美”和理性的光辉
画和书带来了根本性的启蒙效果，而生活在朱灵和小裁缝身边的人，则是在潜移默化 的影响她们。善良的玉珍始终是善良的化身，强健有力的家宽，这些纯美的形象唤醒了 朱灵的心灵。罗明和马剑铃就像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小裁缝寻找新生活的方向，鼓足了她 的勇气。
所有乐土上的一切都成为诗意启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醉泉
人在自然的乐土上汲取初级营养，大自然本身就是性的象征。两部电影几乎用同样的 方式，别开生面地将主人公的第一次性行为安排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性与自然界熔铸 为严丝合缝的一体。朱灵和张复宝是在原始壁画的悬崖上浪漫地完成首次灵与肉的结合 。原始生殖的舞蹈壁画是绝妙意象：岩石凹凸的悬崖默许地注视着，树木旺盛的夏季， 天峨山灌注了万千生命。这让我们想起了家宽给朱灵唱的山歌：
高山无楼我盖楼，平地无沟我开沟，盖楼只为妹常住，开沟只为水常流。我俩变鸟共 一山，我俩变鱼共一滩，我变七星你变月，五更同路共一天。
小裁缝和罗明是在藏书洞前的潭水里怀上孩子的。潭水边枝蔓攀扯的水草，覆盖着绿 茵茵苔藓的岩石，潭边茂密的灌木丛，都在火辣辣的烘托一个野性的小小生命。此时电 影里传来了一首谜语歌谣：
什么鸟飞来节节高?什么鸟飞来像双刀?什么鸟飞到天池里?什么鸟飞来伏青草?鸽子飞 来节节高。燕子飞来像双刀。雁鹅飞到天池里。野鸡飞来伏青草。
这里，谜底明摆着：从爱情的萌发到冲动到亢奋，这全部的过程都托付在那深不见底 的潭水。当感情启蒙发生作用时，青年男女在山泉、在山崖，狂热地醉饮着生命之甘泉 。没有性宣泄，没有矫揉造作的语言，壁画岩、潭水，这大自然如诗如画的、给人以美 感的意境，犹如诗一般地唯美。当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整天抱怨没有爱情的时候，想不到 却在遥远的地方演绎了这样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感情启蒙呢 ?
超度
两部影片为我们筑起了过去、自然和爱情三层围堤，通过音乐、文学、感情等等文化 启蒙，来完成导演心目中的诗意启蒙。在这个已经出演在我们眼前的诗意启蒙历程的结 尾，影片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新的超度方式，不再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神们看待我们 ，好比顽童看待苍蝇，他们杀害我们，为自己开心。新生和涅槃，不只有死亡这一种形式。佛教和道教用念经、做法事来超度鬼魂，使之脱离苦难，影片之中的超度则是采用了十分诗意的方式来超越现实的矛盾。两部影片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超度方式：一个(朱灵)是被气球带走，一个(小裁缝)是到大城市去寻找新生活。但同时两部片子又同时使用了开放式的结局，没有定局，不知道将来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只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和补充。
作为最佳艺术贡献奖的《天上的恋人》，其唯美之处就在于“天上的恋人”，谁也不 知道朱灵会被红红的热气球带到什么地方去，只希望她能够找到更好的去处。或许是死 亡，或许会生出更好的结局来，这样没有固定格局的开放式结尾，即使是死亡，也是“ 亮色的死亡”，浪漫和唯美的结尾，没有忧虑和痛苦的离开，留下了对家宽和玉珍的美 好祝愿。
一切朱灵所得到的审美体验：从音乐中汲取的心灵升华，从原始艺术中体验到的自然 之美，从典型纯美形象玉珍身上看到的善良和成人之美，这一切的诗意启蒙促使她选择 了离开这块乐土，去寻找自己真正爱情的归宿。身边所有的、纯粹的美，让她选择了乘 着红艳艳的气球，随着风，诗意地成为天上的恋人。
谈到这种诗意，就不得不提影片的导演了。导演蒋钦民是一位“海归”导演，他1992 年去日本，先后在日本电影学校和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学科深造，于2000年3月获得 硕士学位。讲到“海归派”电影人才，蒋钦民说：“我和陈冲等人，现在被称为‘海归 派’导演，我们在海外学习电影艺术、或从事创作实践；吸收了一些新鲜文化，再加上 中国文化背景，结合中国的思想和情结，两者相结合，就是一种创新。”《天上的恋人 》正是这样的一个创新，其中新鲜的文化，我想恐怕就是他在日本所受到的熏染吧。该 影片唯美、空灵的结局似乎可以看到日本文学、日本影视的唯美之风。从紫式部《源氏 物语》里唯美的女性生活风格，到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的浪漫和唯美主义，都把空灵、 不可言语的美幻化在纯净的想象中，就如日本电影《情书》中一纸情书带来的爱情的浪 漫等待一般。而蒋钦民《天上的恋人》正沿袭了这一点，把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 活》的悲剧改编成一部“此情只应天上有”的浪漫、唯美的一曲动人的爱情乐章。
《小裁缝》中罗明和马剑铃的启蒙是没有白费的：小裁缝最后剪成了齐耳短发，穿上 带有地中海气息的短衫，利落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洁白的球鞋。当面对着前来挽留的罗 明时，小裁缝的脸很坚决，执意要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
罗明问：是哪个改变了你?
她说：巴尔扎克。
罗明反问：巴尔扎克?
小裁缝回答：他说，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
是的，从巴尔扎克及其他作家的许多小说，如《贝姨》、《高老头》、《包法利夫人 》、《红与黑》、《死魂灵》、《罪与罚》等等，里面美丽又有胆量、叛逆的女性深深 的吸引了小裁缝，她不再是那个傻乎乎执著寻找闹钟里小公鸡的山村妹子了。她用自己 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二重身。这样一部由神秘的“禁书”皮箱和一位美丽的乡村裁缝女 ，由知识与美、青春与激情导演的情节剧上演了一位女性的诗意启蒙的成长历程。片中 始终激荡着女性从软弱——独立思考——追求独立和叛逆的女性的青春成长历程，和法 国文学，尤其是与巴尔扎克息息相关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他的小说里 表现得非常充分，尤其是小说里女性通过文学来达到对命运的抗争，和小裁缝的出走如 出一辙，本片的导演戴思杰改编了自己的小说《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将它拍成了电影 。戴思杰，生于1954年，1971至1974年作为知青在四川省插队落户，后考入南开大学学 习艺术。1984年去法国深造，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他本人的插队体验给了他题材的来源 ，而后来的出国深造的经历又使影片增添了异国色彩。可以说《小裁缝》里展现了艺术 形象的诗意启蒙。
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影视风格和不同人物类型，却又同是抒写爱情的电影——《 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的意图就在于想要展现一个诗意启蒙的过程，为女性追求新 生活写下坚定有力的一笔。直到今天，这种启蒙仍旧在承担着巨大的神圣使命，朱灵和 小裁缝的经历也在不断的督促着我们通过反省自我，认清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去正视自 身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或许现今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自己不断的抗争和奋斗去谋取 更好的发展，就是女性争取诗意启蒙的一种最主动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