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特性与方法选择——对美学研究“逻辑和历史统一”方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美学论文,学科论文,逻辑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2)03-0009-04
中国21世纪美学和文艺学建设的中心问题是方法问题。方法的选择有赖于观念的更新，方法的更新又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必要工具。对旧有方法的检讨、审视和新方法的探索、选择非常紧迫。本文认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作为科学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中都是卓有成效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我们仍然要坚持。但它是在一定条件下有效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例如它是否适合美学领域的研究，就值得探讨。
一、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逻辑和历史统一”方法的革命
黑格尔写的是意识发展史，强调意识在自我发展或提高的过程中，意识使他自身的现象与它的本质相同一：“作为意识的精神其目的就是要使得它的这个现象和它的本质同一。”[1](P11)意识逐渐摆脱它各个阶段的异化形式，回到自身，回到现象与本质同一的一个地点。这一过程就是在时间内去认识本质。精神在时间中的流动表明本质尚未找到，而寻找本质的任务是由逻辑——精神的思维形式来完成的。逻辑在寻找本质时必定是历史地寻找，而逻辑抓住本质时意味着历史的终点，亦即，在没有历史的地方，也就没有逻辑对本质的活动。历史呈现为逻辑的历史，逻辑也就是历史的逻辑。简言之，历史淹没于逻辑，二者同一。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纯粹思辨的历史观念；其次，认为范畴、概念作为思辨的产物，绝没有抛弃社会、历史层面的具体。所谓具体的整体、具体的范畴或概念是从直观和表象出发，又超越了直观和表象的更丰富、也更接近于本质的思维结果，从而，马克思扭转了黑格尔的偏向，把历史和逻辑，或说表象的具体和抽象的概念经过具体——抽象——具体的生成过程统一起来，并驻足于具有有血有肉的丰富内涵的抽象思维结果中。至于自在的社会、历史，则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它是客观的存在。逻辑不是历史，逻辑认识历史，认识历史的本质及规律；历史不是逻辑，历史是一种物质存在意义上的存在，它独立于意识之外。正因为马克思既强调逻辑性，因而人可以把握对象世界，可以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又强调历史性，注意到概念之外鲜活的实在在思维中的本质还原，无疑是对黑格尔历史方法的革命。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了两种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即“抽象观念的演绎”和“具体规定的综合”。前者即从如“人口”这种抽象概念开始，经过抽象过程，由“混沌的表象”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2]（2卷P18）“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以“房屋”为例，其抽象过程为：房屋→（材料和形式组成的）物体→空间→纯粹的量，结果，“房屋”的一切偶性均被抽掉，“房屋”成为“纯粹的量”，成为作为实体的逻辑范畴。一切存在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2]（1卷P139）这就是宗教中各种神的出现，唯心主义哲学中理念的设定，旧唯物主义如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规定，政治经济学中“分工、货币、价值”等纯粹范畴的形成及运用的基础。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具体规定的综合”。“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2卷P18）这个“综合”过程也是一种抽象，但这种抽象因为是从现实事物的多样性出发的，因而其结果不是本质的、纯粹抽象的范畴，“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此时，“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它的独立性；……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2卷P19）这就是马克思所谓思维着的头脑掌握世界的“专有的方式”。这种理论的把握方式从现实的多样规定性出发，综合出一个思维“整体”（而不是“范畴”），“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2]（2卷P19）而抽象观念的演绎的方法是一种“宗教精神”的方法。
总起来看，马克思理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批判，哲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旧唯物主义）批判，英法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国民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阐述。他批判宗教塑造了神这一人自身的映像，以超人的绝对统治否定了人，否定了“自己的真正现实性”，造就了一个颠倒的世界；他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从意识、观念，从绝对意识这种纯粹精神的范畴出发，把世界说成是纯粹精神现象的表象，建造“天然”的世界秩序，实质上仍是以意识实体取代了神的宗教；旧唯物主义虽然主张宗教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但把人的本质绝对化，实质上沦为一种非历史的、以“人的本质”为神的唯心主义；旧的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如蒲鲁东以“观念次序”取代“历史次序”，同样是唯心主义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言之，马克思所面对的是宗教神学唯心主义的种种变体，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就是批判和否定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神和观念，反对一切现存的秩序和体系，以思考的社会现实指向不断给理论思考重新定位，从而留给我们怀疑传统、批判固定观念、争取知识生产自由的批判精神。在方法上，马克思提出并实践着他解神论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的辩证法。如上所述，“神”包括宗教、哲学、经济学及现实社会中一切主观的、权威的、被宣布为“天然”力量的精神实体，它们统统都是唯心主义精神思辨的杜撰，是纯粹抽象的逻辑中纯粹抽象的范畴，它们都无视历史、现实，是唯心主义哲学为现存的一切秩序唱的颂歌，必须予以颠覆。（注：这一思想贯穿马克思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一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资本论》中都有较集中的表述。）
恩格斯无疑是马克思的亲密伙伴和战友。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恩格斯基本上误解或误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在思想体系和思维方法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如上所述，马克思是反对一切以本质化的概念为出发点来构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而恩格斯则把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化、体系化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物质为本体的哲学，从而把马克思的思维唯心主义化了。这是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来源。在美学上，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就是从这一线索发展过来的。中国美学的发展史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形式。
但对美学而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有局限。它过于关注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并没有把他对感性世界的关注进行到底。关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方法的内容和实质，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的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2卷P122）在恩格斯看来，逻辑首先意味着选择，即选取“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这一“成熟”了的、“具有典范形式”的点是同一类个别事物的共同性最典型的表现，因而它也是概念，恩格斯把可以形成逻辑的概念看成是对典型之“点”这一概念群体的抽象。因为最大限度地抽取了事物个体的共同特征，从而更能接受真理和本质，更能认识必然性和规律性。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点是在“本质”，换言之，“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其中有本质的东西，也有非本质的东西，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逻辑思维过程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历史发展过程，而是扬弃那些非本质的、偶然性的东西，集中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必然性、规律性，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3](P46)这一方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舍弃非本质的、偶然性的东西，认识规律和本质。在认识论上，这一点也没有错，一切哲学的目的就是关注这一终极问题，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逻辑的力量。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中有历史——“典型”形态的历史，因而它能认识历史，只不过认识的是历史的一部分，即被选作为典型的那些个点的历史。它并未认识历史全部，没有注意到历史的低级阶段，因而对历史的认识是片面的；它对历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必然是片面的。同时，它只局限于、热衷于认识本质和规律，忽视历史发展中的个体的个别性，忽视了本质的另一端——现象的、感性的东西。因而这种方法在美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也是有限的。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方法。
二、学科特性与方法的运用
什么是美学的学科特性？一方面，美学是思辨的，它从哲学中套用了本质等观念，感性的方面只是对观念自身的有力陪衬。但美学终究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从美学史上看，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并把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界定为美学学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命线。美学和美学史作为独立的学科之所以可以存在，乃在于美学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的诗意的询问，它立足于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在感性和理性错综复杂的相互运动中，在主体和对象的矛盾框架下，人既以主体理性思考对象，又以自身敏锐的感官感知对象（自然的和创造的）的美，因而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是美学的基本。其中最重要的、基础的和主导性的方面是人对美的感受，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及发展，这是美学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当然，它也需要思辨。一方面，尽管思辨不是它的主要方面，但对美的本质、艺术本质的拷问离不开思辨，美学不能只局限于零碎的、感官层面的散乱意识的描绘；另一方面，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强调其价值性的同时，也必然强调科学性，因为学科的建构必须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这是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导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以发现本质和规律为唯一目的，对偶然性、感官性、美感、美的意识的东西全部摈弃，因而，这一方法在美学的思辨性上卓有成效，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的发展必然依赖这种方法，但由于它遮蔽了感官层面，它对于美学的适用性是有限的。
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是严格贯彻了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的。作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他采用这一方法是自然的。作为一个表现主义美学家，它总是在塑造精神的自由，即精神如何摆脱物质的束缚，近代精神就是在感官和精神的二元对立中偏向于精神的一端。通过美学史的梳理，发掘出近代精神是如何在各个历史时期萌芽、发展成形并占据人类精神的统治地位的，从而在逻辑和历史的处理上，以逻辑为主导，以历史为佐证和可以从中抽取论据的被动对象，从而把逻辑和被选择的材料在历史上做到统一。可见，这种所谓统一不是逻辑和人类客观历史的统一，而是先以逻辑去裁剪了历史，这种统一实际上是逻辑自身的统一，也就是黑格尔的把历史看作逻辑在物质世界的显现形态。古希腊的精神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整一性、同质性的强调，人和宇宙、感性和理性、哲学和艺术，全部统一在形式，这时的人类文化显然没有在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分出界限，它们混然同一。即使如此，鲍桑葵还是竭尽全力挖掘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美学中的象征主义，而象征主义，是同模仿论相对的，是反再现论，是表现，因为“象征主义的观念，即用感官形式体现看不见的实在的观念”，[4](P63-64)把感官形式和精神理念区分开来，并以后者统御前者。我们可以看出鲍桑葵的做法多么偏执，又是如何以先验的逻辑规定改变了历史的基本事实。对于希腊化和中世纪的处理也是如此。在中世纪，典型的基督教观念是禁欲的、反物质的，作为物质的艺术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去象征上帝。“具有光荣人性的基督，……是太崇高了，决不能通过人类的艺术比照任何别的人体，以一种尘世的材料绘为图像。”[4](P172-173)因而，象征主义被打入冷宫，艺术被明令禁止。这是一个事实。但艺术和关于美的论述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另一个事实。联系哲学发展史上经院哲学对上帝和物质世界的关系二元对立的思辨，为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奠定的理性基础，中世纪的贡献更是应该肯定的。但这后一个事实并未改变前一个基本的美学事实。鲍桑葵列举了艺术繁荣的几个事实，13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阿贝拉的反抗人生、6六世纪的圣索非亚大教堂、2世纪到5世纪的赞美诗和圣诗中“全新的力量和自由”，等等，但这几个点与千年中世纪相比，多么微不足道，它们只是千年死水上偶尔溅起的浪花，但鲍桑葵把这么一些偶然性，视为必然性，以此推翻了基督教的中世纪黑暗的艺术和美学的屈辱。逻辑的力量多么强大，强大到可以重新改写历史，历史确乎是一个小姑娘，任凭逻辑随意打扮。
吉尔伯特和库恩的《美学史》则相反。本着引导读者走向美的源头去取水这一目标，他们只是完整地再现美学史的丰富材料。它没有明确标明美学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只是列出大量的经验事实，看不出作者的逻辑在驳杂的历史中的踪影。这种纯客观的写作的优缺点也可以对照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一方法来观照。丰满、完整的历史以本来面目出现了，偶然性和感官的，而不是经过理性逻辑整理过的感性材料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来丧失历史的本真，不抛弃规律性以外的因素的进程，那么，这是一种上策。从这一点来讲，这本美学史优于鲍桑葵美学史。
在中国，具备学科形态的美学史的出现是在20世纪，主要是建国以后。美学研究在方法上严格秉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有巨大的贡献，也有不足。以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为例。该书初版于1963年。在《序论》中，朱先生指出“研究美学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这就是采取唯物史观的同时，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在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上，在探索历史发展的逻辑角度上，具有巨大的价值。但研究美学则有问题。把美学观念的产生全部归因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作为主要原因来探讨，有时显得勉强和乏力。美学的东西，如观念、审美意识的产生完全是个体的主体的感官行为在理性上的反映，离开了人性、感官，离开了个别性和差异性，美学便基本不能存在。（当然，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个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有赖于历史的传承和积淀。但它更赖于个体的创造历史，发展是在不断的创造下完成的，个体性就是创造性的结果。）这种写作实际上仍是在逻辑框架下历史的局部呈现。我们不否认这种方法在美学研究上可以有新的发现，这有其它方法所达不到的深度；但如果不去反对这种方法的一统天下，则不仅美学问题的丰富性遭到否定，而且美学学科本身似乎也失掉了学科属性，使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等具有相同的规律和形态。当然，这本西方美学史的写法并不是朱先生的本意。波兰美学史家塔塔尔凯维奇《古代美学》的台湾译本序中说：“……有缘读到他这部书（指朱先生《西方美学史》——引者）的人，都能多少体会到他在书中不时流露出来的那等无奈和苦楚。”“……他的‘西方美学史’流为美学的政治论，而不得成为纯正的美学理论，形成了本书难以弥补的一大缺撼……”[5](P324)指出了朱先生此书的缺陷。“点与面的比重，严格地说，本编只是一部略见发展线索的美学史论文集，不能算是一部美学史，因为次要的美学流派的代表遗漏很多。”[5](P324)为了发现和展示发展线索，造成了许多遗漏，不能不说是逻辑本身给历史带来的负面影响。再以王朝闻先生《美学概论》为例。王先生明确界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和历史相统一是美学研究的两个方法。对于后者，王先生说：“因此，美学研究必须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科学的成果。”因为，“如果美学研究不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而是单纯从逻辑上进行研究，那就很容易陷入抽象空洞的概念和推理之中。”但是，“我们虽然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些根本方法的重要性，并力图运用它，但这并不是说在本书中已经很好地贯彻了这种方法；实际上，在我们的意图与实践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6](P9)这个实践与意图之间的距离是对这一方法运用的能力之不足造成的吗？这实际上是宣告采用这种方法时的无以言说的苦衷。
因此，黑格尔“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完全以逻辑取代历史，在美学上犯了以逻辑裁剪历史的毛病；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实证方法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它注意从社会历史实践出发，使认识脱离了纯粹思辨，使哲学由精神哲学走向人的哲学，但恩格斯对“典范形式的发展点”的选择，却无意间抛弃了历史的偶然性、物质性和感官性的方面，而这些正是美学中第一位的因素。我们不否认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科学性，其深刻性至今还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超越；但我们应注意这种方法的适用性范围，在强调感性的学科里，这种方法几乎不可使用，因为这里的历史在表现出恒定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同时，表现为更有价值的差异性和变动性。
美学研究应慎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
收稿日期：200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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