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阶级论文,方法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8-0005-07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世界的理论予以中国化。而领导实施和完成这项创新工程的主要是毛泽东。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毛泽东而中国化的。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的第一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解为阶级斗争，并为进行阶级斗争而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因此我们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中国化的，看出这一世纪性创新工程是如何实行它的奠基礼的。
一、毛泽东迈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
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由毛泽东完成的，那么它的第一步应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分不开。根据毛泽东自述，他在1918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状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到1919年底他第二次到北京时才找到另一种感觉：“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道，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著作；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作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
按照毛泽东关于世界观转变的理论，他在1920年所经历的这一思想转变，具有脱胎换骨的性质，因此对他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所以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他的这一思想经历：“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
这两段自述说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解读，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种选择性理解，与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特殊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痛苦选择是分不开的。所谓阶级斗争在当时就是指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三个著名公式，即：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蔡和森多年研究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心得要领。毛泽东回信表示他“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三个公式中，“目的”和“出发点”是比较虚的东西，当时迫在眉睫的主要是“方法”的选择。毛泽东的选择是经过反复权衡的。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一个月后，在新民学会长沙集会上，毛泽东再次说到：“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③。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特点：首先，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作为一种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救世方案。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化到中国来的，不是作为文明使者的知识精英，而是一批以拯救中国为己任的职业或半职业革命家。最后，在内容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毛泽东直到晚年还认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④。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深得阶级斗争之精髓。他是从阶级斗争起步的，也是靠阶级斗争成功的。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叫民主革命，一件叫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又“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⑤。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又可以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足见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的第一步，深深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研究这一步是怎样迈出去的，其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目的
毛泽东确如他自己所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得“阶级斗争”四字真经以后，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这样描述他的个人简历：“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中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⑥毛泽东在另一处总结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⑦。基于他1925年上半年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写出《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于1926年1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发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由点到面、由特殊到普遍的提升工作，毛泽东于1926年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文。该文可以说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分析》的主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分析。但是毛泽东正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才从事阶级分析。因为阶级斗争的前提是阶级分析，只有先要把人群分成不同的阶级，然后才能发动这一部分人去同那一部分人进行斗争。所以《分析》开宗明义就讲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分析》的原文甚至这样强调：“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⑧
可见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革命策略问题，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这一目的清楚地表现在全文的结论中。这个著名的结论指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可以依赖的朋友，谁是应当提防的朋友。这就为中国革命一举解决了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画出了大轮廓，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绘出了最初的底稿。
三、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标准
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如同对事物进行分类，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毛泽东使用的标准是“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对这两个标准间的关系，毛泽东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很重视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的。问题是他所说的经济标准或经济地位具体含义是什么。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与列宁的阶级定义所说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在《分析》的原文中完全没有涉及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内容。我们现在从该文中看到的有关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描述，例如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多多少少都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等等，这些表述都是后来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添加上去的，在1926年发表的《分析》原文中并没有这些内容。
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如果不是指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那么它是指什么呢?确切地说，它是指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财产状况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毛泽东也讲了一些，如土地、工具、资金的占有情况。但是毛泽东讲得更多的是生活资料和生存状态，例如他说：小资产阶级的右冀“是有余钱剩米的”；中派“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但须起早赶晚方能维持生活；其左冀“原来是所谓殷实人家”，“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半自耕农的“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青黄不接时要高利向人借贷，比自耕农“景遇要苦”；一部分贫农“生活苦于半自耕农”，每年劳动自己只得一半，须种杂粮捞鱼虾饲猪鸡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另一部分贫农更苦，“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小手工业者“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和失业的恐慌”；店员“以微薄的薪金，供家庭的费用”，常常“叫苦不迭”；小贩“本小利微，吃着不够”；雇农“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等等。这些描述所讲的都是特有财产的多少，吃穿待遇的好坏，总之是生活状况、日子好坏问题，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不拘泥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做科学的客观考察，而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为着寻找革命力量，毛泽东这样做就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生活状况可以直接决定人们对于现状是否满意，从而决定人们对于变革现状的革命运动持什么态度。但是由此也决定了毛泽东笔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他的“资产阶级”相当于一个“富人”的集合，“无产阶级”相当于一个“穷人”的集合。为什么产业工人、都市苦力、农村雇农、游民阶层都称之为无产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为什么知识分子无论大小都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不归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范畴?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差，较之劳苦大众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坏。毛泽东就是根据贫富程度和生活境况依次论定五大阶级：最穷的是无产阶级，次穷的是半无产阶级；反之，最富的是大资产阶级，次富的是中产阶级；中间状态，不富也不穷的，就叫小资产阶级。直到五十年代毛泽东还持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⑨从这种观点中极易得出越穷越革命、越富越不革命的结论，构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
在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两项指标中，毛泽东更注重革命态度这一项。文中几乎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都谈到了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如说大地主买办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中派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不肯贸然参加，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左翼“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革命的力量”；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店员“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也和贫农一样“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等等。原文后面列有一张表，作为全部分析的总结，却只列出“各阶级的人数”和“对于革命的态度”这两项⑩，足以说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所关注的重心是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动向以及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决定毛泽东的阶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政治范畴，而不是经济学社会学范畴。而这正好与《分析》一文的主题思想即区分敌我友相吻合。敌我友是政治概念，因此区分敌我友，首先要看政治态度，也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是赞成、反对，还是观望?
强调革命态度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使得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其一是对中间阶级两重性的准确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中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都是就革命态度而言的。其二是对阶级关系动态性的及时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看到中间阶级的两重性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性，是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革命策略，从而能动地驾驭革命形势的重要保证。
强调生活状况甚于生产关系，革命态度甚于经济地位，使得一些特殊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历史上的作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11)毛泽东从生存状态和对革命的作用方面来看问题，对这部分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12)，“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有破坏性”几个字还是正式出版选集时加上去的。正式出版选集时把“流氓无产阶级”改为“游民无产者”并且单独作为一个自然段。实际上在原文中，“游民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是放在同一个自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四个实际构成部分来看的。
《分析》原文在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中都标明了相应的知识阶层，分别为“反动派知识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和“小知识阶级”。在“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类别中则没有与之相应的知识阶层。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在中国无论大小都只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不能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知识分子只能“姓资”不能“姓无”，这也是由上述阶级分析标准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大部分虽然不拥有物质生产资料，但是他们的生活消费资料多少还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可以按生活档次的高低依次归入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而不能像“生活最不安定”的游民无产者那样归入无产阶级，甚至连半无产阶级也不够格。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什么物质财产，但是他们却拥有一种精神财富即知识，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态度很难像工人农民那样坚决果断。据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总带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才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四、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方法
毛泽东依据贫富程度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五大阶级。从各阶级的构成要素来看，每个阶级中都含有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农业经济和工商业经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双重社会经济和生产结构。
例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原文中称“大资产阶级”，并列举出五种成分：“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反动派知识阶层”。正式出版时删繁就简，概括为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两大阶级就分属于乡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农业和工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再如“中产阶级”，选集解释“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原文列举出三个要素：“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其中“工商阶级”和“小地主”亦分属于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工商业和农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再如“无产阶级”，从叙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四个组成部分，也是分属于乡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农业和工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只有在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这种分属于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情况才不太明显，从而可以忽略不计。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毛泽东在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时，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工商业和农业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了一元化的统一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特点是：只考虑各阶级在财产状况和生活境遇上的差别，而不考虑它们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差别。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马克思在阶级观上的差异。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13)。“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14)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阶级从属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或进步与否，要看它代表什么样的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在划分社会各阶级时，不仅要考虑各阶级的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而且要考虑各阶级所处的经济结构和所在的生产方式。例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从生产关系和财产状况来说，它们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它们又同属于乡村社会，同属于农业经济体系，同属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因此这两大阶级，虽然是对立的，但又有同一性，同属一体，相互依存。所以它们在历史上的运动，不是采取一个消灭另一个的方式，只能采取双方同归于尽的方式，即同时被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代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属于另一个矛盾统一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不同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罢了。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都是贫苦阶级、被剥削阶级，但是因为它们从属于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以不能相提并论，而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它们都是富有阶级、剥削阶级，但是由于它们从属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不能归为一类或划上等号。它们虽然同属于剥削阶级，但却是两个彼此对立的阶级，因为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和历史运动中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资产阶级先进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落后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消灭另一个的关系，因此两者不能划上等号，归入同一类别、同一阶级。
看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最大特点是要注意到社会各阶级与它们所从属的经济结构、所代表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联性和统一性。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恰恰就是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非单一性。从这种社会性质的命名“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就可以看出，其中至少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一半是封建主义的，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差异，那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统一的划分、归类和排队。这个难题曾经困扰了许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常常是顾了这一半就顾不了那一半，最后弄出一幅支离破碎的阶级画卷来，不知其中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毛泽东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将分别处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的各阶级作统一处理，对这两个系统中的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忽略不计。所以在《分析》的原文中，毛泽东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即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然后毛泽东就拿这个模式去覆盖工、农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城、乡两种不同社会结构：“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15)
因此毛泽东就有这样的做法：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合为同一个“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原文中还包括农村中的小地主。属于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依照贫富等级划归另外三大阶级，即自耕农和小商人等等同属于“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店员等等同属于“半无产阶级”，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中的贫雇农同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将城市中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与农村中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做出统一的处理，以同一个标准，纳入一个统一的系列：即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大类型。在这幅阶级图画中，各大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方面的差异隐而不显，各阶级在财产状况和贫富程度上的差异则得到了充分凸显。
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怎么评价。如果像某些西方评论家那样，根据上述差异就判定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种选择是，鉴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无法应用到中国，因此就不要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不要在中国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选择是像毛泽东那样，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相应变通，从中国实际出发制订相应的革命策略。要么是毛泽东的做法，要么就不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因此只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采取毛泽东的做法。毛泽东的做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背后的哲学思想方法
最后我们试考察隐藏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背后的更一般的哲学思想方法。这种更一般的哲学思想方法应该同毛泽东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总体结构有关。毛泽东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总体结构是五大阶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五大阶级，而不是四大阶级或六大阶级?也不是通常说的两大对抗阶级?对此，《分析》原文开头第二自然段有一个重要提示：“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16)
这段话告诉我们：毛泽东的“五分法”实基于“三分法”。这个“三分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因为它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具有恒定性。这里说的“上、中、下”三等人，与毛泽东早年说的“圣、贤、愚”三等人，明显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还有毛泽东晚年经常说的“左、中、右”。1957年反右时有人提出疑问：“你们把人们划分成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17)毛泽东这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他在30年后说的“左、中、右”与他30年前讲的“上、中、下”实为同一思路。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的“敌、我、友”从思想方法上说也是基于这种三分法。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概念框架或方法论原则就是这种“上、中、下”/“左、中、右”/“敌、我、友”的三分法。
为了认识毛泽东这种三分法的哲学性质，我们不妨将其同陈独秀的三分法做一比较。陈独秀曾把中国资产阶级分成这样三部分：其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即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官僚买办阶级；其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小工商业者。陈独秀把资产阶级分作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点和毛泽东是相同的。不同者在第三点上。陈独秀说的“非革命的资产阶级”相当于毛泽东说的“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看来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还要强于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在陈独秀那里却成了非革命的呢?除了社会历史观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人使用的三分法不同。陈独秀的三分法前一半(革命和反革命)是经验方法(“正—反”是经验事实)，后一半(革命和非革命)是逻辑方法(“是—非”是逻辑关系)。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不一致的，在资产阶级关系不发达中国社会里更是如此。陈独秀却想把这两种方法糅合在一起，结果就使他的第二项(反革命的)和第三项(非革命的)总有一个要落在两分法之外。
毛泽东的三分法实基于两分法。他首先根据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贫穷还是富裕，把所有的人都一分为二，分成不满意现状和满意现状、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两部分。然而这种两分法运用到现实事物中，却会遇到现实事物的连续性的“抗议”：现实事物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再强的两极性中间也是逐步过渡的。因此很难把一个统一物决然地一分为二。如果一定要这么分，就会遇到许多使你觉得放到这边不妥放到那边也不妥的中间事物。毛泽东处理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尊重事实，把暂时无法归入两极中任何一方的中间状态单独立为一项，这样就出现“一分为三”的结构。但是这个第三者处在两极的中间，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落在两极之外。在毛泽东看来，介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也是可以分析的，或者赞成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只是赞成和反对的程度不像两极上的阶级那么坚决彻底。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非革命者，中间派迟早要发生分化。这一比较让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三分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逻辑出发，因此他的三分法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对于从三分法中如何引出五大阶级，毛泽东的说法是：上、中、下三等人，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即五大阶级。要从思维方式上问这个“五”是如何由“三”变来的，可以有两种回答：一是对两极的中间状态再次一分为三，这样原来的“两”再加上这个新的“三”就成了“五”。二是因为在两个“极端”和一个“中间”这三者之间，由于连续性使然又各有两个过渡性的“中间”，按同样的方法把这两个“中间”加以中立化，即单独立为两项，加上原来的三项，合起来也是五项。
按照同样的方法，“五大阶级”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再次“一分为三”。例如，处在无资两大阶级正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内部仍然“有三个不同的部分”：有余钱剩米的为其右翼，大体可以自给的是中间派，生活下降年年叹亏的为其左翼。处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的“半无产阶级”本身“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为上层，次贫者为中层，赤贫者为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归入“中间阶级”，就因为它处在“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的“中间”；而这个“中间阶级”本身又有左翼、右翼和中间的区分。“大资产阶级”都是敌人，没有分左、中、右，但不是不能分，后来毛泽东分了，因此才有“各个击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分化瓦解”的对敌方针。“无产阶级”一项未作进一步划分，其实也不是不可分的，毛泽东后来就常将工人阶级内部分成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
总之，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哲学思维方法，是一种多层次的两极三分法。该方法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16页。
②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第379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2页。
⑤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⑧竹内实编修：《毛泽东集》(第1卷)，日本蒼蒼社，1983年版，第161页。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4页。
⑩(12)竹内实编修：《毛泽东集》(第1卷)，日本蒼蒼社，1983年版，第172页，第17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页。
(15)(16)竹内实编修：《毛泽东集》(第1卷)，日本蒼蒼社，1983年版，第162页，第16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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