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中的颠倒反映及其校正———个重要的历史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社会论文,生活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社会生活的颠倒反映”，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明确指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699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在“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作了几点说明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在这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看来，在经济的、政治的和其它的反映中发生的“头足倒置”的“倒立影像”，并非偶然、个别的现象，而是在“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普遍的现象。因此，能否正视和科学地理解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做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问题。
显然，我们这里所讲的“反映”的含义，不单是指观念上的反映，而且是概括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即在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或环节之间，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之间，在各种意识形式（道德、宗教和哲学等）同经济之间，都存在着这种反映的关系。
首先是经济领域中的各个层次或环节之间的反映关系。例如所有权关系、贸易关系、金融市场对于生产（或生产关系）的反映，各国的金融和证券市场对于国际市场的反映，商品、货币、金融和证券交易对于工业生产的反映，等等。在这些反映中，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物质生产决定所有权关系、商品和货币贸易、交换、分配等各个环节，即被反映者决定反映者，但这些反映与客观实际往往不是直接相符合的一重反映，而是经过双重的或多重的中介而被歪曲的反映，因而形成与本质相背离、甚至完全相反的虚假的独立的外观。例如，“金融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同上）恩格斯以当时北美和英国的铁路经营为例，指出：由于金融家成了铁路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于是就使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不仅是满足直接生产需要的手段（例如铁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满足生产的需要），也成为满足金融市场上竞争需要的手段（例如为证券交易所获取巨额利润服务）。这样，围绕铁路等生产资料经营上的市场竞争，所反映的有时并不是社会的直接物质生产对于交通运输的需要。（参见同上书，第700页）
在所有权关系、货币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本质之间，也存在着这种颠倒的反映。例如在雇佣劳动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本质上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却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纯“公平买卖关系”。雇佣工人工作日实际上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两部分。必要劳动的价值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则为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样，工资这种形式就“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都变成了有偿劳动。而在奴隶制度下，由于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还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来占有，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不存在货币关系和买卖行为，所以就不会出现“公平买卖”这种虚假现象，然而却产生了另一种虚假现象，似乎奴隶的全部劳动都是无报酬的。所以，马克思说：“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0、591页）
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中颠倒反映的典型形式。这种拜物教把人与人在生产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歪曲地反映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们社会结合的力量表现为反过来支配着一切的物本身的力量（即金钱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倒。”并把这种颠倒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于是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以“劳动价格”的虚假形式反映为工资（劳动—工资），被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则以利润（或利息）的虚假形式反映为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源泉的源泉（资本—利润），而剩余价值中被土地垄断者所瓜分的部分则反映为地租的虚假形式（土地一地租）。实际上不论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全都是雇佣工人的血汗。工人本身的力量却颠倒地反映为他们的创造物——资本的万能的力量。所以，马克思认为这是“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在资本一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4—938页）
应该明确，上述这些经济生活中的颠倒反映，并不是孤立地先验地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是由于存在现实生活本身的颠倒所决定的。而人们头脑的颠倒的观念，只不过是现实生活本身的颠倒移入人脑而已。当然，人们头脑中的颠倒的观念（如对商品、货币、资本的崇拜）也反过来加强着、再生产着现实生活本身的颠倒。
其次，政治的反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各政治派别或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对经济的反映，往往也不是直接的、忠实的反映，而“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反映着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701页）马克思在剖析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社会根源时曾指出， 当时法国的几个政治派别（三个王朝党和一个共和派）之间斗争，本来是基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基于经济上的两种不同的占有方式，基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但在反映形式上却表现为所谓政治原则及政治口号的斗争，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及信仰之间的争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同上书。第702页）
再次，观念形态的反映，上述政治原则和法的原则上的斗争已经伴随着观念上的反映。除政治、法权观念的反映外，还有如恩格斯说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即道德、宗教和哲学等等。表现于这些不同的观念形式的颠倒反映，可以说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各种意识形态，在反映形式上都有一个根本的颠倒：观念和现实关系的颠倒，表现为观念决定论的唯心史观。表现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领域的各种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原本都是现实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说到底都是根源于现实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可是唯心主义的观念决定论，却硬把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头足倒置地反映为仅仅是观念上的冲突，在反映的最后结果上，观念倒成了推动历史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这样的颠倒反映，在古人留下的典籍中有大量的记述。这些历史记述，往往是用某些思想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成是某种观念的逐步实现，而且始终只是思想家本人领悟和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步实现。“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时代的思想家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页）
例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主张和提倡“中庸之道”的言论，于是便有许多人相信爱“中庸”是中国人历来的民族传统。实际说来，这也不过是如恩格斯所说的对思想家的幻想或理想的一种轻信而已。鲁迅先生曾尖锐地指出：“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进来，让他们进来……’。*?保ā堵逞溉返诖卷，第506页）“中庸”的本意，是既不要过激也不要不及，不偏不倚，立定中道。而“食肉寝皮”何以称得上不过？对侵略者如此“宽宏”又何以称之“不及”？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中庸”呢？“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是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之上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同上书，第577 页）明明是大家都不“中庸”，“中庸”只是圣人的“理想”，却被轻信为真正实行了的“民族的传统”，此乃颠倒反映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比起这种至今仍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轻信来，孔子本人倒更现实些。他虽然倡导“中庸”，但他不相信“中庸”真的能够普遍地实行。他曾如此说过：“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他甚至认为：“择乎中庸，而不能期同守也。”所以哀叹：中庸之“道其不行矣夫”！（《中庸》）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着颠倒的反映。
二
颠倒反映现象之所以具有普遍性，这除了有人的主观原因外，更主要的还有社会生活本身深刻的客观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观念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和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1995年版，第72页）恩格斯则进一步地指出，这种颠倒反映“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这里，恩格斯为我们分析各种颠倒反映的原因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就是社会分工。
当然，这里所说的分工不是指将来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自觉与自由的分工，而是指自发产生的旧式的一种分工。由于这种自发的分工，造成社会活动的种种分化，使不同的活动由各种不同的人来承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活动分化为各个不同的领域，结果就使生产和消费、生产和交换、劳动和享受、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等等活动由不同的人们来承担。而这样一来，每一个活动领域都形成独立的、甚至同其它领域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形成社会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和对抗。社会生活的各种反映都要经过这种利益关系的折射，而成为二重的乃至多重的反映。这种由分工造成的中介着、折射着社会生活各环节之间反映关系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聚光透镜”，于是便产生如同人眼视网膜上那种倒立着的影像。
例如，当生产有了剩余产品时，就会产生产品交换。这种交换最初只是不同生产者之间（不同共同体的边界）进行，是没有中介的物质交换。这种极为简单的关系不会产生什么颠倒反映。当产品的交换不断扩大，就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的人，即商人，成为不同生产者之间交换的中介。于是便产生为交换而交换和为消费而交换的矛盾，造成商业活动、产品贸易的特殊利益与直接消费利益的矛盾和对立。随着这种矛盾发展到整个物质生产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就会出现崇拜商品的商品拜物教。而当只为货币关系所支配的时候，就会造成金钱万能的假象，产生崇拜货币的货币拜物教，如此等等。
至于政治领域的、法的原则上的颠倒反映，道德、宗教、哲学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种种颠倒反映，其根源就在于由于社会分工发展所形成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这种种的颠倒都是由阶级利益的“聚光镜”的折射而产生的。由于社会分工，“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0、701页）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实质上所体现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由于这种特殊利益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为了保持和巩固国家的统治权利，就需要把国家说成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需要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凡是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这种“习惯性的伪善……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同上书，第178页）这种说法在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中都是通行的。 例如在我国儒家典籍中，把压在百姓头上的统治者说成是“为民父母行政”，民如不坚持“中庸”之道，就被认为是“犯上”、“作乱”，则是不仁不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颠倒反映，是阶级矛盾的反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颠倒又反映着各种不同分工领域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凡存在社会规模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各个分工领域在服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总前提下，还形成各自的本性和相对独立的规律。由分工的发展所形成的每个新的领域，一旦从其它活动中分化出来，“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同上书，第699 页）各种意识形态作为精神生产活动从物质生产活动分化出来以后，也是如此，形成自身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这样，具有各自独立性的各个领域之间就形成某种矛盾的对抗，造成把反映的结果颠倒或歪曲的“聚光透镜”。
这里可能出现如下几种情况。其一，由自发分工所决定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思想家，他们把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自己的职业。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并受不同利益的驱动，使他们的思想必然带上阶级的倾向性。因此，当思想家把经济关系翻译成政治的原则、法的原则和哲学语言时，对本质关系就会发生偏离。其二，从事精神生产的思想家往往总是从前人已经形成的思想资料出发，这样就在前后相继的不同时代思想家确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形成逻辑联系。这种联系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使形成独立集团的思想家们以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以为他们的思想并不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而是自己凭着某种先验的原理进行的活动。这种错觉必然会削弱或歪曲对现实生活的忠实的反映，把一定时代人的愿望、理想和幻想当成了现实生活本身。其三，意识形态发展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它反映现实达到什么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受着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的制约。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的局限性会造成种种虚假观念，表现出愚昧。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同上书，第703页）
总之，社会生活的各种形式，经济的、政治的和各种观念形态，在总的隶属关系支配下，各自按着自身本性和固有规律运行，并形成各种形式之间、各分工领域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从而造成形形色色的颠倒反映。当然，在这里不应引起某种误解，似乎这些反映是头足倒置的，于是就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也不必认真研究和讨论。恰恰相反，这种在一定历史时代普遍存在的颠倒反映，正是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或环节之间，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正是这些颠倒反映作为社会生活现实矛盾表现形式，也在各自不同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而在颠倒的形式中，也常常反映出积极的内容，如黑格尔哲学以唯心史观的形式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看不出这些反映的颠倒形式，就会把内容丰富的反映论的原理给简单化了；以这些反映是颠倒的为理由，把这些反映一律看成是无价值的、无任何意义的，又会犯另一种简单的错误。
三
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外界物体在人的视网膜上的影像是头足倒置的。而人们之所以并没有把物体看成是倒立的，这是因为人的大脑神经器官有一种校正的机能，能把倒立的影像给校正了。同样的道理，在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形式的认识中，也需要有一种把各种颠倒的影像正过来的“神经器官”，这个“神经器官”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科学分析的方法。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生活的各种反映形式和它们反映的本质关系之间的矛盾，正是造成科学存在的理由。“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各种虚假形式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而那些虚假的表现形式，“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3页）例如，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的日常思维形式，就是再生产这些虚假形式的自发的“流行的思维形式”。他们对这些虚假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式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种形式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训导式的、或多或少教条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
要戳穿这些虚假形式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揭示出真实的本质关系，充分发挥唯物史观这个“神经器官”的作用，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科学地分析由社会分工造成的各种独立集团之间基于物质利益的本质关系。“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9页）只有把真实的利益关系搞清楚了， 才能揭穿歪曲本质关系的“聚光透镜”的效应，把社会生活的本质关系真实地再现出来。
第二，对制约社会生活的宏观规律作系统分析。制约社会生活的规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揭示社会生活各环节之间的真实关系，只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剖析这种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各种具体形式。这就不但要熟知经济规律（生产的规律、交换规律、竞争规律等等及其相互关系），还要分别深入考察每个分工领域的特殊规律及其相互作用方式。例如要探讨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就不但要考察市场竞争规律本身，还要考察由这种规律所制约的利益关系的变化及其同道德观念变化的真实联系，还要科学地把握道德的本性所固有的特殊规律。否则就会陷入从虚假前提出发的种种抽象理解。
第三，注意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生活，不仅是个方法问题，同时也是个价值观问题。只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才能保证观察和分析的科学性。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古典经济学对于揭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假象世界”的伟大功绩，充分地肯定了古典经济学达到了“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的程度。但同时也指出其不彻底性。而这种不彻底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而导致价值观上的偏差。因此，古典经济学虽然几乎触到本质关系，“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593页）我们应当从这个事实中受到深刻的教训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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