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还乡与宏大梦魇——评阿来《空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梦魇论文,宏大论文,精神论文,阿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4-0060-04
阿来“六个花瓣”组成的长篇巨制《空山》终于“尘埃落定”（终结卷《空山》刊在2008年《人民文学》第4期上），这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的又一长篇。《空山》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写实路数，虽然里面也有魔幻色彩，但只是零星闪现，不像《尘埃落定》那样是以魔幻来统摄全篇，用奇诡的想象书写历史尘埃的“随风飘散”，作者的想象力天马行空，俨然一本脚离大地、从九天之外进行想象的《科幻世界》。《空山》也许会遇到与《尘埃落定》进行对比的命运，不过在这里，笔者不想进行谁优谁劣的对比来证明《尘埃落定》的经典或是阿来创作的高峰，《空山》的失败或阿来创作的低谷。我们假定这是作者的突围和探索，不过要对这突围和探索进行审视和反思，因为突围和探索并不一定会成功，也不见得就创新。它极可能是作家逃避难度，走进一个自以为是的封闭乌托邦的借口，更其甚者，它是在认真而固执地书写毫无见地的历史空洞轨迹。
一 精神坯乡：被劫持的西藏
《尘埃落定》写出了土司制度的瓦解及那段历史的不得不落幕，不过它对西藏风俗、信仰的描写还停留于表面，并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实际上，《尘埃落定》对西藏文化的神秘描写，并没有作者多大的情感投入在里面，里面的喇嘛、寺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符号；傻子的视角固定了对其他人物内心进行刻画的可能，从傻子似傻实慧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他有何信仰，他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抽象。这里，西藏承载的更多是故事背景的功能，或者说西藏才是小说的第一主角，它充分满足了外人的想象和猎奇心理。而《空山》据作者说是回到了作者的故乡，“机村”是以作者的家乡为原型的。阿来在谈创作时说“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情感的深度”，《空山》“在结构艺术上有新的探索，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1]是的，阿来的确对藏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情感的深度也让他不能远距离地反观和审视，而是采用了很普遍的诗意化的挽歌方式，以妖魔化另一方来反衬一方的美好，通过回忆中的诗化乌托邦达到精神还乡的目的。罗兰·巴尔特说历史和小说都是被书写出来的，写历史的小说更是被双重书写双重建构的。阿来笔下的机村在建国前仿佛是自足自乐的，村民过着“敬天畏地”、幸福美满的生活，保持着健全的人性和宗教上的神性信仰，但是“你们国家”一来，这些都被破坏了，村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灵与肉遭受煎熬，反正小说给我的印象是机村一下子从天堂堕入了地狱。
小说中的机村处于川藏边区，然而除了有着藏族文化／历史的踪迹之外，这个小村的“崩溃史”也和其他作家描写的千千万万的乡村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总是批评中国的某些电影是迎合西方，是拍给西方人看的，是弱势的东方向西方的进贡，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其实，后殖民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之间。如果我们承认西藏在中国内部处于弱势地位，或者受到宏大话语／国家等“庞然大物”的压抑或后殖民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说阿来的小说也在客观上满足了藏族以外读者的观看欲望。如果这样的猜度不客观不厚道，那作者采用汉语写作却是真实的。用汉语这一包容性／包孕性极强的文化载体书写西藏，这本身就是值得玩味的。用汉语书写西藏不可避免地要具有汉语的文化传统及思维特征，既然经过汉语过滤的西藏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西藏，那么我们就可质疑这西藏的真实性（“真实性”一词已被不断的舍弃和污名化，其实阿来追求的也不是“真实”，这在下文会论述到）。陈晓明在梳理德里达对阿尔托残酷戏剧的论述时发现，德里达所谓“被劫持的语言”应该消除主体对语言的支配，主体只是从语言中偷窃来言语，即“话语在说，而不是什么主体在言语”。[2]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在贴着藏族作家标签的作者笔下成了不折不扣的“被劫持的语言”（在字面意义上也是），用“被劫持的语言”书写西藏，书写处于川藏边界的藏民在新中国成立后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自我解构性，这本身就是一场“宏大梦魇”，西藏也势必成为“被劫持的西藏”。
有论者在论述西方对西藏的“神智论”想象时说：“那些对自己的社会和现代世界感到绝望的人们，很快就在西藏的想象中找到了灵魂的安慰，他们从未想过，他们的‘神智论’或通灵术不但扭曲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也伤害了那些正在张开双臂迎接他们的中国人……西藏正是一个内在于他们的或者说作为他们自身的他者而存在的人为创造物。”而且，“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一方，如今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3]是的，某种意义上，西藏也成了阿来的“创造物”。
回到《空山》。作者虽然出生于川藏边界，有着藏族的血统，但从小就接受汉化教育，导致其身份也是相当模糊暧昧的，阿来实际上并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归属感，他说：“我的宗教观，我觉得永远面临困境，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有强烈的宗教感，但是我从来不敢说我是一个信仰什么教的教徒，比如佛教。”[4]就是说，在小说中阿来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从小失去本族文化记忆而完全汉化的当代藏边青年的超文化超族性的代笔者立场”。[5]120阿来只是对藏族宗教／文化保持敬畏、同情，具有宗教“感”，这样，他笔下的西藏就不能不被“劫持”，他的小说也就具有了文化擦边球的性质，西藏（文化）也与作家表达其理念的具同构为一。而且，表达藏区乡村在激进革命、商业浪潮冲击下的“崩溃史”在当今的知识界具有很大的合法性，可以说是特别主流意识形态。阿来在反思／批判中国式现代性进程的同时，也以决绝（这种决绝是通过温和／宽容具有宗教信仰的机村人表现的）的姿态拒绝了现代性；作者挽歌式的美化写作，只是作者美学的一厢情愿，这或许与作者当下的身份境遇有关，因为只有离开了昔日的生活／文化／信仰，才能如此诗意、轻飘、虚灵地回忆过往，然而真正的机村或机村人可能并不是如他描写的那样，就是说机村过去的幸福和美好可能完全是作者根据自己卢梭式的“自然主义”、华兹华斯式的“田园主义”构想出来的（华兹华斯笔下美丽的田园实际上饿殍遍野），所以“挽歌”式的写作只是向自己的美学敞开的封闭式写作。书写了机村的“崩溃史”，就意味着肯定了机村崩溃以前的历史，即建国之前的机村。实际上，《尘埃落定》的视角是贵族化的，对下层农奴是厌恶和鄙弃的，作者虽然写出了土司制度的瓦解，但同时也是对那段历史留恋的挽歌。所以到了《空山》，我们才会看到机村在不停“飘散”、“荒芜”，没有一点进步，“你们国家”一来，机村就从世外桃源退化到了奴隶社会。这样，作者单向度的“反思”也就导致了以反思的名义拒绝了反思，在批判了革命历史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原乡和审美乌托邦。
只不过这样的精神原乡和审美乌托邦仅仅是满足了作者的文化乡愁，作者用破碎／零碎的回忆方式，唤起了在城里无法体验的英雄情怀，加固了先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机村”在藏语里是“根”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空山》倒很像二十多年前某些知青的“寻根小说”，在精神和文化上寻找归属感。有论者在论述知青小说时说：“作为复原的记忆，其实不是通过‘静思’完成，而是每次追忆都会‘阵阵热浪’。‘静思’以记忆的方式，并不意在还原过去的真实，而是意在求善和心理补偿，求得一种聊以自慰的英雄主义想象。而这些想象往往会美化逝去的青春岁月，会对乡村的大地和人民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自我’以想象的方式与人民同进同出。”“乡村只是一个被诗意化的栖居地，而知识分子在诗意化的装扮下，完成了高贵而神圣的‘新生’。”[6]是的，阿来为机村（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唱了一出挽歌，只不过在这挽歌声中，以西藏的名义劫持了西藏。
二 宏大梦魇：被妖魔的政治
阿来在《空山》中扮演的是先知和预言者的角色，且不说对历史书写的机械复制和十足概念化的重复写作，就是那种真理在握的姿态就缺乏藏族宗教里的宽容性，这本身就不是谦卑的，而“许多作家恰恰是在远离真理的谦卑中全身心地追求艺术，恰恰在方向不明确的含糊混沌状态下成就他的艺术；一旦方向明确，真理在握，他和他的艺术的蜜月期也就终结了——他将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指手画脚的先知和指导者”。[5]21阿来对那段历史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反思，只是用几个虚漂的人物验证了对那段历史的主流认识。“六个花瓣”搭建的“宏大梦魇”，一碰就碎——其本身就是破碎的，用几个大中篇来结构一段大历史，不能不说作者的雄心大哉，但是也显示了作者丧失了把握宏大结构的能力，与其说这是避重就轻，不如说是逃避难度。六个故事剥离其文化语境和西藏外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小说的语言比青烟还轻、虚无缥缈，这样的语言塑造出的是纸一样的人物，扁平、单薄，主要人物都是一样的气质，都具有相同的温暖的神经质的诗人气质，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阿来对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翻案性质的，美化一方，然后丑化另一方，对于丑化的另一方只从外部进行描写（从不涉及心理描写），采用漫画化符号化的方法，十足的概念化和固型化。
在作者的笔下，机村人对外来的“革命话语”天然地反感，对机村当中接受革命修辞的“进步青年”是鄙视的。那些带着先知先觉具有神性的老年人更是对革命保持高度警惕，并能说出现在自由知识分子才能说出的话。额席江认为眼下的机村是烂泥沼（《随风飘散》），江村贡布说：“我们只是迷信，你们却陷入了疯狂。”[7]233象征文化大革命之火和人们内心之火的“天火”也能发出神谕：
天火说，一切都早已昭示过了，而汝等毫不在心。
天火说，汝等不要害怕，这景象只是你们内心的外现罢了。
天火还对机村人说，一切该当毁灭的，无论生命，无论伦常，无论心律，无论一切歌哭悲欢，无论一切恩痴仇怨，都自当毁灭。
天火说，机村人听好，如此天地大劫，无论荣辱贵贱，都要坦然承受，死犹生，生犹死，腐恶尽除的劫后余辉，照着生光日月，或者可以洁净心田中再创造。[7]237-238
这哪里是天火，明明是佛祖；哪里是佛祖，明明是作者悲天悯人的英雄情怀。协拉顿珠说：“看来新社会人人平等也不是好事啊，以前上等人的福咱们还没有享到，他们领受的罪要降到我们这些下等人头上了。”言外之意，还是以前有“头人”的时候好，那时还有享受到上等人的福的可能，而且也不用领受他们遭的罪。巫师多吉呼唤神性（作者认为这是神性而不是迷信），而且具有摆脱“国家”的自由独立意识，他对公安人员说：“你们国家！”“犯了你们的法。”索波的“大话”被机村人（包括他的母亲）说成“恶魔”，他的母亲在他睡着的时候驱赶“恶魔”。机村小孩被“共产主义”话语“毒害”，被石头绊倒时“喊共产党万岁”，甚至连三岁的兔子都能说出成人般苍老的话（《随风飘散》）。再看作者不时出现的议论。“过去那个时候，却没有一个小老百姓因言获罪，能够因言获罪，都是书记官那种喇嘛里的异端。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却出现了”；[8]229这个时代，“伟人”代替了佛祖的位置，小红书也代替了“经书”（《天火》，针对的是藏民祷告仪式的变化）；而且，电话并没有给机村带来天堂的福音，机村根本就不需要。虽然笔者没有对藏区做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调查，但如此简单的决断，实在不能让人全部信服，尤其是机村的前后对比。
而“对立面”则是萎缩没有生命力的，单调、可笑、滑稽，作者往往用类的形象概括之，抽去其复杂性和具体性。“上级”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8]329“工人阶级”对机村里的小孩和老人是非常蛮横和残暴的；“领导”说“我们这么大国家”，然后就把机村人开的救命的荒地当作了死去工人的坟地。“工人阶级”不但砍光了森林，而且引诱机村人和他们一样学会了诈杀猴子。“公安”拔掉格桑旺堆的输液管，导致了他的死亡……首先在道德上置对方于不利地位才能使其在政治上不合法。在这里，在作者潜意识里我们看到了某种似曾相似的文化逻辑的遗留。倒是“革命”对机村的不断折腾和掠夺式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及机村人被“证明”画地为牢，发人深省。但是作者的构思也是很落窠臼。工人砍伐森林是要建一个“万岁宫”（这样离奇的想象多像《受活》里柳鹰鹊要建“列宁纪念馆”）。
再看作者对“中间人物”的塑造。索波这个人物是成长式的，他看似很“进步”、很革命，实则动摇于“新思想”与“人情世故”之间，索波身心疲倦的原因是“庞大话语的压力”，他在母亲眼中是“中邪”了的“怪人”。有意思的是，索波最后有了觉醒，他带领“青年突击队”（包括他自己及卓央、达瑟和协拉琼巴）去那个据说是机村远祖的诡秘山谷开荒（以梁生宝去钟南山砍竹子的方式反讽了前者）；那个山谷显然具有象征意味，不仅是避秦之乱的桃花源（索波都不想回去了），而且是协拉琼巴的心灵“飞地”和机村人认祖归宗的文化归属地（多像神神道道的“寻根文学”）。还有驼子这一人物。在小说中驼子参加红军是为了“当家作主”——当机村的主人（“头人”），他说：“我想自己有很多很多土地。”在这里，“地主压迫农民”的模式被颠倒了过来。驼子说早知机村有那么肥沃的土地，“就不去受罪了”（对革命动机的书写多么像当年“新历史小说”的勾当）。驼子被塑造成典型的老式中国农民的形象，他对土地有狂热的爱，小说写他吃土，而且在“文革”后粮食够吃、许多人离开土地的情况下，他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土地，他的烟袋里装着泥巴（这多像《生死疲劳》里的“全中国惟一的单干户”蓝脸，多像《秦腔》里的夏天义）；并且，看到麦地，他会“扑倒在地上”，伸出双手“把很多麦子揽到自己的怀里”[8]347。这种诗人还乡的情怀多像刘高兴，同时也有力地反证了代言的虚妄——作者自己的情趣会不自然地流露出来。
其实，作者对藏民的宗教信仰和革命年代的准宗教狂热的态度很矛盾或者说是双重标准：“他们（信仰这二者的人——笔者注）都是自己相信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要天下众生都来相信。……一前一后，这些人，都要把这个世界变得一模一样。所以，他们都说毁灭即是新生。”[7]265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因此对前者作出理智的反思，而是以对后者猛烈批判的方式肯定了前者。小说中还有很多矛盾之处，比如作者说机村虽然表面上被革命鼓动起来，但在地底下流淌的依旧是旧时代的风俗和人情，但是作者又不断地说机村的文化／信仰被外来的革命／国家等涤荡无存，于是只能这样：革命／国家消除了机村人的神性和优良秉性，但却加深了机村／机村人的恶俗／人性恶；于是革命／国家在机村起到的功能只能是：抑善扬恶。
总体来说，《空山》以机村的“崩溃史”折射了一个大时代一段大历史，并在宏大叙事中寄寓了作者的思考、情感，作品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反映的很多问题也让人深思。但是作者的历史书写没有突破当下众多乡土／乡村叙事的局囿，没有关于历史的独到见解，基本上是1980年代思维的延续，做翻案文章，以固型化思维重复书写曾经的“宏大梦魇”。在诗化的挽歌中建构了自己封闭的审美乌托邦，顺便（不可避免地）极其简单化地妖魔了“政治”（“去”一种政治同时也就“建”了另一种政治）。本来，“西藏”这一题材是阿来的优势所在，但不幸得很，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书写，西藏也成为了被劫持的西藏。
收稿日期：2009-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