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通过金融创新使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动的经济形态。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到实体经济的5倍，世界上每天流动的资金中只有2%真正用在国际贸易上[1]，其他的都是在金融市场中进行以钱生钱的活动。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将进一步膨胀。但虚拟经济的发展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又由于其虚拟性和高风险性，致使世界金融业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决不能采取视而不见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虚拟经济与金融发展
1.适度规模的虚拟经济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从微观角度看，虚拟经济可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提供大量个性化金融工具、金融服务，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增加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增强金融企业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又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减少实际货币需求，节约大量流通费用，使金融企业的信用创造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可引起资金流量和资产存量急速增长，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规模报酬，使金融机构的盈利增加。
从宏观角度看，虚拟经济可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一方面创新能够促进全球市场一体化，提高各国金融市场间信息传递和价格反应的能力，满足国际化虚拟经济交易客观上要求提高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创造大量金融新产品，使各类投资者不仅能进行多元化资产组合，还能及时调整其组合，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分散或转移风险，增强剔除个别风险的能力。特别是持续性创新使金融市场始终保持着对投资者的足够吸引力，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
此外，虚拟经济能够增强金融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当代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创新为金融机构开拓新业务、提供新服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和组织保障，而金融业务和管理方面的创新则把金融机构的业务开拓能力发挥到最大。虚拟经济的出现导致了对资本——资产比率的国际一体化监管，在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推动下，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筹资能力大大增强，使资本增长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加之各种新型的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不断涌现，信息工程、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营管理之中，促使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从传统的经验型向现代的科学型转化，从整体上提高了经营管理的水平，使金融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增强。
2.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又将影响金融稳定
20世纪最后几年世界虚拟经济进程明显加快，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资本市场全球化进程大大强化了以金融资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信用的广泛发展，也为世界市场的统一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使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大规模发展；第三，商品的流动越来越被金融资本的流动所代替，通过直接投资，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资本的流动。
可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也对真实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虚拟经济的急剧变动会通过利率、汇率或资产价格变动迅速传播到实体经济中去。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曾出现过两位数的持续通货膨胀，世界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更是急剧频繁震荡。在实体经济中，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多次经济衰退或危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韵摩擦为虚拟经济增加了利润，但却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成本，这正反映在实体经济用于金融风险管理的成本在不断持续攀升。其次，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还将使经济体系崩溃的危险性增加。正如货币通过银行信贷可以产生派生存款一样，贷款的偿还也会成倍地削减已创造出来的货币，导致全面的通货紧缩。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机构一旦破产，将有可能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市场波动再反作用于机构，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全球的金融危机。因此，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必然使金融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大。
二、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将储蓄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实现的。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高流动、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活动，而投机过度会引发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并形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成因包括：
1.实体经济系统运行失常
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与效益之间的失调，通常的问题是追求高速发展而忽视效益，也没有注意结构的合理化。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5大集团除了LG集团，其他4家都靠银行贷款进行了大规模多元化扩张。结果，每个集团都拥有涉及十几个到几十个行业的30家到80家相关企业，但其资产—负债率一般高达300-500%。而且近年来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营业收入收益率（利润／营业收入）不断下降。1996年度，进入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韩国大企业（13家）营业收入收益率只有0.77%，1997年度（12家）进一步降到0.33%[2]。又如近二十年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奉行积极干预经济、主导市场的政策，推行“赶超战略”，以高投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以主要依靠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大量利用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来支持国内信贷，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其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占相当大比重，在国际市场需求减少时未能及时进行调整，导致出口锐减，而政府还在兴建许多与国力不相称的大型建设项目，耗费了大量外汇，使得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这些情况都会削弱作为虚拟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造成人们对未来的过于乐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导致盲目投资，以及国外资金的盲目流入，从而掩盖了严重的问题。此外，企业间的相互拖欠、生产能力过剩、原料及产成品库存积压、企业亏损及破产、房地产大量闲置等实体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以及企业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失败造成的损失等等，最终都会以银行坏账的形式冲击虚拟经济系统，使其更加难以保持稳定。
2.金融市场过度开放
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发展速度、结构和效益之间严重失调，偏重追求高速度发展而忽视效益以及结构的优化。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在实体经济系统运行失常、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
3.金融体系脆弱和金融风险的增大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金融体系脆弱性就越显著，金融风险就越大。许多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不成熟，金融机构信贷扩张过度，且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大量呆账、坏账存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巨大风险时表现异常脆弱。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东南亚一些国家以银行为主要的融资中介，用短期的信贷支持长期的投资。因缺乏其他融资手段，银行只有不断借新债还老债以弥补投资收益低下的缺陷。由于政府的过度支持，银行在逐利、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易产生道德危机。再加上银行与企业的特殊关系，银行会产生信贷过度扩张行为，贷款手续过于简单，许多贷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当泡沫经济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银行账面出现大量呆账、坏账。公众对银行失去信心，易发生挤兑，致使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4.政府宏观管理失误
政府宏观管理的失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对虚拟经济运行的严重影响却往往被忽视。例如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多半实行主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美元升值时就会造成本币高估，再加上实行高利率，鼓励银行向外借款等措施，使外资大量流入，刺激起盲目投资、开发房地产及购买证券的热潮。有些国家的政府出于政治需要，极力散布乐观情绪，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在政府鼓励及投资者盲目乐观情绪的支持下，必然会导致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经济泡沫也随之增多。大量外资的流入不但掩盖了实体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而且还为维持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提供了能量。由于经济前景看好，对本币的需求旺盛，股市及房地产业生气蓬勃，靠借新债来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使得银行敢于放胆借债及放贷，致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剧了其内在的不稳定性。
5.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
国际投机资本往往以国际游资的形式存在。从工业化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国际投机资本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且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使国际投机资本有了大肆进行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以国际投机资本首先冲击泰国金融市场为导火索的，国际游资的外部冲击对虚拟经济内部结构的瓦解起着分崩离析的作用。
三、合理发展虚拟经济，防范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强大的促进作用，但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背离了实体经济而超速发展，不但减弱了其正效应，还会对世界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因此我国应吸取他国发展经验，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的同时，科学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对金融危机防患于未然。
1.着重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我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危机的隐患，主要是旧体制下过分依靠行政手段干预经济造成的。要真正拥有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着重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尤为重要。我国金融业要在市场化建设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大金融自由化的力度，研究和解决货币供应量的形成、运行和调控问题，理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确保中央银行职能的转换，从运行和管理机制方面改造现有的国家专业银行使之向商业银行迈进，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外汇和外债管理体制改革，保持汇率政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并从法律和制度上加以保证。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按国际惯例规范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事实证明，只有深化改革，真正实现信贷资金的商品化、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宏观调控方式的间接化，才能从根本上奠定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的基础，保障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2.推动技术创新，建立促进虚拟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基础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归根结底取决于虚拟资产变现的可能性。同时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它所创造和拥有的真实社会财富，即商品和劳务，一旦虚拟资产不能满足为维护金融体系日益增强所需的收入时，整个实体经济即刻崩溃。经济学家在描述世界经济结构的危机时，将其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倒金字塔，在塔底是物质生产部门，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贸易，再其上是债券、股票、通货和商品期货，顶层是衍生期货和其他纯粹的虚拟资产。从现象上看，从顶层开始的每一个上层都较之下层增长快得多，如果从底层开始的每一个下层都越来越无力为上层输血而陷入停滞，其结果必然是爆发金融危机。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的现实来看，尽管技术创新在一些领域已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总体来看，其生产体系还不是建立在自主技术创新和深刻的结构变革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模仿、移植和学习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是学习、消化和吸纳技术创新的能力差，另一方面又没有形成一系列适合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技术开发能力，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初级生产的过剩和低水平产业结构的趋同。同时，也制约了高含税量产业的培育及新经济增长点的激发，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虚拟经济过度增长的危险局面。而此时如果不是通过广泛的技术创新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而仍是像亚洲一些国家那样，一味靠增大投入强度来提高竞争力，不仅难以阻挡经济景气度的下降和避免虚拟经济对国家实体经济的侵蚀，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依赖国家金融动员获取了更多的实际资本积累，再延缓资本市场的开放时间，虚拟经济也会从本性出发，主动追逐利润的分享，积极制造一系列“预期陷阱”，金融风险有增无减。所以，极有必要丰富和完善具有独立技术创新的多样化生产体系特别是现代制造业体系，以此作为促进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基本战略依托，不断提升现代需求结构，实现实体经济的集约性增长，及时改善供给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确保国家实现虚拟经济的适度增长建立在全部金融资产能够顺利转换为实体经济信念的基础之上，抵御国际游资的冲击，经受住金融动荡的考验。
3.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
勿庸讳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促进虚拟经济增长中明显地融入了虚质成分。像我国，根据专家统计，货币化系数(
/GDP)从1978年的0.32猛升到1995年的1.05[3]，达到或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从这方面判断，似乎我国虚拟经济增长质量已超过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虚拟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效率的函数，当虚拟经济适度增长时，应当真实地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以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性和真实性。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渐进式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银行商业化转轨均没有实现质的突破，这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虚拟经济的“虚幻”性增长。大量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流动性比率
并没有实现止滑回升。从经济学原理上分析，该比率只降不升，说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准货币比重小，居民几万个亿的债权大都集中到了银行。乍看上去确能使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同时真实性地提高，可是，我国毕竟还没有完全形成市场金融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而且一些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速度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而不能得到完全合意的经济增长结果。在我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集中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银行替代国家注资于漫长的国有经济战线，因缺乏现代市场体系的支撑，必然弱化国有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动力和国企债务偿还约束机制，使银企不良资产比率和高负债率居高不下。亚洲一些国家众多银行一系列倒闭事件说明，一旦缺乏激励和约束，降低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要求，就一定要形成大量不良金融资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提高金融资产质量的虚拟经济增长，其整体经济增长必然是一种带有水份的“虚幻”性增长，而维持这种增长其代价只能是陡然增大金融风险的刚性。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从储蓄主体已彻底换位到城乡居民的实际出发，用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思路培育金融市场，有计划地开放金融市场，藉以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最基本的举措是实施制度创新，适度推动货币外金融工具的发展和应用，强化居民的现代投资理念，引导他们既拥有金融债权，又负有一定债务，二者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为此，应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国有企业改变封闭的资本结构，强化其经营、管理的资本人格化。与此同时，还必须进一步解决金融部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个人控制问题，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现代投融资体制，加快缩短从借贷经济向社会资本化经济的转型时间，促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经济评价功能能够确保市场微观主体真正形成经营动力，把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营运到最富效率的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金融演化战略中，发挥好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功效。
4.政府必须扮演好适度干预加快虚拟经济增长的角色
在旧有体制问题上，我国与亚洲一些国家有相同之处。普遍的问题是政府与企业、银行的接触距离过于紧密，这是造成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形成巨大偏差的体制性原因。如何改革旧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难题。而要解决好这一大难题，政府当局必须真正完成政企分开的任务，扮演好适度干预的角色。从一定意义上说，适度干预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而能否做到适度干预，关系到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战略的成败。必须吸取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府搞过度干预的深刻教训。政府实施适度干预，其基本前提是各级政府必须理性地与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绝不能随政府偏好任意干预和介入企业的业务活动。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主要是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制定游戏规则，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发展环境。所以，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再也不能对某些所谓的特殊企业一味地搞过多的保护了。当前，我国的体制创新已处在必须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政府加快了重组和收缩国有经济运作战线的步伐。越是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越是应当避免搞以各种面目出现的过度干预。以往大量的改革实践反复证明，过度干预带来的结局只能酿就重大决策失误，窒息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累积高位经济运行风险。当然，反对过度干预不等于放弃干预，恰恰相反，确保虚拟经济的适度增长，发挥其正常功能，离不开政府的适度干预。一方面，要强化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建立健全以防范金融风险为主体的风险控制系统。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我国也在改革传统的计划金融财税体制，这使原处在隐蔽状态的金融、财政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有关领域产权界定成本飙升，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的建立、运作与推进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尽早建立与本国物质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不断提高监管特别是非现场监管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应从国家层次上制定开放金融市场的次序，前瞻性地对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与路径予以研究，并实施正确的对策，以加强国与国之间双边或多边宏观调控的协调，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争取主动，从根本上防止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