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批判——评维尔默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维尔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按照维尔默的分析，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他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开始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是一个需求的王国，是人对人的战争的思想。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抽象自由得到了实现，而实质的自由是在市民社会之外的。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个批判性的反思。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际上深化了黑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或者说，深化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们知道，在该书中马克思强调，黑格尔法哲学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同它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先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一种达到了当时资产阶级时代高度的哲学。而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不仅是对于当时德国现状的批判，而且是对于当时的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注：同上书，第9页。）按照维尔默的分析，马克思在这里所进行的分析揭示了市民社会中的抽象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具体自由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异化和人的实现之间的对立。
那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维尔默说：“通过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仅仅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一步。但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以更加一致的形式执行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既然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把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问题锁匙，那么，它就揭示了依赖于私有财产的抽象自由的性质，以及对它进行正当性证明的意识形态性质。”（注：Albrecht Wellmer,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1971,p.82.）按照他的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也是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继续。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加深入地从社会经济领域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和自由的虚伪性，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应该承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征也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说，在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而要恢复人本身的话，那么，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则揭示了劳动的异化，并要使人的劳动成为自觉自愿的劳动。维尔默承认，在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主要集中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民主的批判，集中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批判，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化。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从阶级基础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虚伪性质，从而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但是，维尔默遗憾地发现，在马克思的后期思想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影响，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受到了削弱，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的东西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在后来的马克思思想中，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批判的地位发生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变化。这就是，意识形态批判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附属品。按照维尔默的观点，意识形态批判始终是与自由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自由的观念是合法的社会制度的理性的核心，是乌托邦的内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主张的“哲学的实现”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种社会自由。但是，在后期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由的实现需要一个新的维度，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也曾经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是实现自由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是抽象的自由，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是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人类自由提供了条件。在这里，经济的因素成为实现自由的基础。或者说，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包含了科学批判要素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而意识形态批判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科学需求的附属物。按照他的分析，无产阶级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是要靠理论来实现的。而这就需要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压迫，来揭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质，需要社会自由概念的真正内容。这种社会自由就是要把个人利益作为真正的理性的利益。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受到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残余的影响，意识形态批判的主导地位丧失了。维尔默说：“如果社会自由的观念（它的具体的历史形式是批判的指导线索）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批判分析，才能成为一种可能的社会自由的理性概念，那么，只有对那种精神的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析才能给实现哲学的企图提供理性的意义。”（注：Ibid.,p.84.）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来解读自由的概念。这种对于自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就是人从不自由的人走向自由的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本质就是论述人如何从异化走向扬弃异化，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在维尔默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试图把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幻想变成现实。马克思显然不会满足于黑格尔在精神的自我发展中实现自由，马克思必然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维尔默说：“正是由于青年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是带有实践目的的批判，因此它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方法必然导致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颠倒，历史的哲学意识被置于‘理性形式’之中。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获得了有效的基础。”（注：Ibid.,p.85.）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维尔默还是承认，马克思为意识形态批判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从而也为自由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基础。但是，在马克思后来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失误：马克思的思想由于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而失去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
二、从意识形态到科学：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丧失
维尔默强调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重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假意识的揭露。维尔默认为，对于无产阶级进行启蒙教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延伸。他说：“无产阶级的‘启蒙’，只能被看作是实践解放的延长了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已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开始了。在其中随着虚假意识的化解，人的态度、行为方式和能力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启蒙、实践的解放和解放活动之间的联系意味着，如果革命标志着将来的社会自由的实现，那么，在革命运动的组织形式及其原则之中，社会自由的某种要素必定已经实现了。”（注：Albrecht Wellmer,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1971,p.88.）按照他的这种理解，自由的要素不仅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而且在无产阶级的启蒙教育中表现出来。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产阶级的教育状况所决定的。应该承认，马克思的理论中确实包含了意识形态的批判，确实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的作用。但是，维尔默却试图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模式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按照他的看法，马克思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实际上强调了思想上的交往作用。他认为，按照马克思对于历史过程和意识形态作用的解释，马克思的理论中包括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集体的启蒙过程只能在自主的规范概念以及‘无干扰的’交往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注：Ibid.,p.89.）。在他看来，如果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一个启蒙的过程，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深入说明将要实现的政治自由是什么。而这个过程的实现要靠人们自己自由的交往和自由的讨论，要靠对于资本主义现状的深入分析和把握。按照他的看法，只有这样，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才能对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产生意义。维尔默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依赖于一个革命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实现个人幸福的自由已经或多或少地与那种由无强制的、可以相互自由交往的公民所建立起来的公共政治领域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与公共自由和公共的幸福联系在一起，青年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才能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注：Ibid.,p.87.）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维尔默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在思想资源上是与传统的自由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基础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第二，只有按照自由交往和自由讨论的模式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个理论才有可能成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维尔默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当然包含了这样的要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重新解释中放弃了这个重要思想。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为科学的历史观所取代。
维尔默认为，当马克思开始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时候，他不再把意识形态的概念理解为对于虚假意识的揭露或者对于虚假意识的消解，不再把消解虚假意识看作是通过交往的行动或者反思中介作用而实现解放的过程。因为，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把意识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生产力的发展过程的结果。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不是相互交往中的启蒙，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的意识的进步。维尔默说：“马克思因此默许了把历史过程本身看作是革命群众的将来的正确意识的保证。”（注：Ibid.,p.90.）按照他的看法，马克思实际上认为，历史过程本身能够保证革命群众会产生正确的意识。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思想的发展。维尔默认为，本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理性的意识，是用来为统治辩护的颠倒了的乌托邦的意识，或者说是黑格尔的那种自由意识，但是，这种自由意识是颠倒了的意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揭示这种思想上的幻觉。但是，在后来，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统治，是为统治辩护的统治意识。这里，维尔默引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观念上的表现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由此，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把各种不同形式的统治归结为生产力的统治。按照这样的解释，“道德的辩证法”被归结为“生产的辩证法”（注：Albrecht Wellmer,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1971,p.92.）。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不过是生产力的副产品，或者说是次要的生产力。按照这样的历史观，历史就成为一种生产力的进化过程，成为科学技术的进化过程。维尔默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重新解释，当然与那种把历史看作是阶级斗争史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不一致。”（注：Ibid.,p.94.）按照他的看法，把历史看作是阶级斗争史，那就是遵循对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把历史看作是生产力的进化史，就是要对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为了掩盖这种矛盾，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
维尔默认为，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这两种解释是相互冲突的。按照他所理解的科学的历史观，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机制的结果，而阶级斗争不过是历史进步的中介。而按照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也总是被理解为受压抑的个人对其合法性受到质疑的统治形式的反抗，以及对这种统治形式所施加的剥夺和重负的反抗，人们感到这种剥夺和重负是任意的和不公正的”（注：Ibid.,p.96.）。维尔默对于这种冲突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是压抑人的社会。人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人从这种压抑中解放出来。维尔默认为，要实现这种解放就必须首先使人们对于自己的受压抑的需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破除由需求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虚幻认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使人们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社会冲突是‘物质生活’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是基于真正的需求的可能的满足和实际的压抑之间的差异。但是，只是通过使他们的需求合法化以及对他们的需求的解释，社会成员就会使自己与传统的对现存的统治关系的解释和合法化方式发生冲突，它们（真正的需求和可能的满足——引者注）才成为冲突。”（注：Ibid.,pp.96～97.）按照他的理解，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需求的可能的满足和需求的压抑之间的冲突。但是，要使这种冲突真正成为可能，就需要人们对于自己的需求有新的认识或者新的解释。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工作是发生于物质生活领域的社会冲突的一个部分，即交往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相互冲突的结果。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化呢？维尔默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感觉主义的影响，从唯心主义走向了唯物主义，从实证的、经验的确定性出发成为马克思的根本的思想方法，这促使他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批判方法，而采取一种实证的科学主义的方法，并致力于为历史找到客观的基础和根本的规律。他认为，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中所说的理论的真理性在于实践性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
从维尔默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过程的分析，实际上就是要否定马克思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否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根本否定。当然，他的分析还是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工人阶级对于自己地位的意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我们应如何看待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所一再强调的要用实证方法，甚至像物理学那样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说法等。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趣现象：维尔默注重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注重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国的阿尔都塞则强调马克思的后期思想，认为马克思的后期思想使马克思的思想从意识形态走向了科学，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强调了马克思思想前后期之间的差别，而忽视或者说不够重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进化和革命、自由和必然：马克思后期理论中的矛盾
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解释中，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和科学解释的向度，在马克思的后期理论中虽然没有抛弃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强调无产阶级自觉革命的重要性，但是，科学解释在后来的思想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而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只具有某种附属的地位。然而，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于进化和革命、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不同理解。
在革命和进化的关系问题上，维尔默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方面，他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里，他大量引证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对于人的解放的重要性的论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引入生产过程中，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间缩短，劳动不再以直接的形式成为财富的来源，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也会日益提高，个人成为社会的个人。维尔默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那种总是有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伴随着的质变，现在被整合到理性化过程的单向前进方向中。在这个过程的终端，社会生活的过程被完全按照同样的技术理性原则组织起来，这种技术理性在今天已经极其广泛地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注：Albrecht Wellmer,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1971,p.109.）。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来克服私有制，其结果只能是更加广泛的技术理性的统治。而这种技术理性的统治，就是后来的技术精英统治的理论基础，也是极权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发现，马克思也曾经批判过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系统的奴隶，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他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把异化劳动不再看作是资本的属性，而看作是机器大生产的结果。他说：“现在决定异化劳动的似乎全都是自动生产过程本身的那些东西。”（注：Ibid.,p.112.）他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按照他的看法，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不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本身了，而是批判机器大生产中所生产的异化过程。他说：“论证路线的这种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这种变化，马克思否定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一直坚持的观念。按照这个观念，解放必然意味着自由领域和必然领域之间是一致的：最初，这就是‘超越异化劳动’所意味的一切。而新的观念是，即使在解放了的社会，异化的痕迹必定可以在社会必要劳动中发现。”（注：Ibid.,p.113.）按照他的看法，马克思承认机器大生产中具有不依赖于资本的异化特性。他发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异化是理性地组织劳动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异化劳动，实现社会解放，就不是一个通过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是一个通过技术的力量不断实现社会进化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的问题。他说：“现在，马克思认为，被解放社会的基本的决定因素是生产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化管理以及削减劳动时间。”（注：Ibid.,p.113.）在维尔默看来，这种解放就是要靠民主的公共的生产，而这只能通过启蒙和集体的解放才是可能的。而要实现启蒙和集体解放就需要人们自由的相互讨论和交往。这样他就把马克思的社会解放思想，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加以改造。在他看来，生产力发展本身是解决不了人们的受压迫的地位和状况的。
然而，维尔默还是遗憾地发现，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的情结过于深厚了，他虽然发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不能克服人的受奴役和受压迫的状况，而要进行革命，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脱形而上学的影响，他的解放理论最后还是诉诸生产力的发展。他说：“依赖于启蒙和政治实践的解放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工人的解放过程所取代，而这些工人仅仅出现在异化劳动本身的氛围中，可以说是异化劳动的补充。”（注：Ibid.,p.114.）工人在这里作为社会的个人，指导和管理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管理的情况下，依赖于市场交换的生产形式崩溃了。但是，在这种社会化管理中，人的异化劳动的特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在这里，马克思仍然局限在生产过程本身来考虑人的解放问题。他认为，在这里，马克思的自由王国仍然与必然王国捆绑在一起。
维尔默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的模式来构想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由王国仍然是必然王国的延伸。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力的领域是属于必然的王国，而自由的王国在这个必然的王国的彼岸。马克思说：“在这个必然的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注：同上书，第927页。）从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自由王国的实现必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或者说，由于物质需求的强制所决定的劳动停止了，人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的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没有认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的必然延伸。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王国的出现只有在两个必然性停止发挥作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就是一方面要克服物质的需求的强制所产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克服社会关系的强制的必然性，显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地产生自由王国。维尔默在这里实际上误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虽然维尔默对于把自由王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不满意，但是，他还是发现了马克思思想中对他自己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造就是要用联合起来的个人掌握生产资料和控制生产过程，或者说，马克思强调的是，要重建个人所有制。那么，这种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是什么呢？维尔默说：“如果‘联合起来的个人’要在自由讨论中解决他们在技术上所能够做的东西和他们在实践中所想做的东西之间的辩证法，那么，要解释‘共同管理’所必然意味的东西，就是要解释在被解放的大众的政治视野中所发生的东西。”（注：Albrecht Wellmer,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1971,p.117.）这就是说，在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交往的维度，他们试图在这个维度内进行共同管理。但是，他又遗憾地发现，马克思忽视了他自己所提出的这个重要思想。马克思主要是从控制自然和发展生产的角度来理解“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从自由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思想。马克思与他自己提出的真正的人的自由的思想失之交臂，在这个问题上又跌入了科学主义的陷阱中。
维尔默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理论中存在着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这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可能被人们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马克思的关于自由王国的思想被某些信徒们按照科学主义的模式来加以理解，自由王国被看作是共同的管理，共同的管理又被理解为“普遍的理智”的管理。于是，人们认为，技术的精英自然成为管理的代表，生产中的计划体制就被看作是最好的管理方式。显然，维尔默误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这既与维尔默对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关系的误解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有关，或许还与他自己的阶级立场有关。我们认为，他的那种否定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历史联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那种把自由王国看作是必然王国的延伸，把自由王国看作是技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也同样是对马克思的自由思想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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