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泽学[1]2002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以建设先进文化为宗旨，立足初级阶段的文化国情，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问题。 初级阶段文化国情呈现以下特征：初级阶段文化在总体上、本质上、内涵上摆脱了传统文化，已是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未达到现代化的水准；在规模上是总量富有，人均贫困，教育水平落后，文化产业化程度低；在发展水平上，城乡、地区很不平衡；在文化格局上是多元文化并存。这种国情要求初级阶段文化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实践层面要稳步推进；在内容层面要与经济、政治发展相协调；在操作层面要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认识上要重视对精神产品生产的管理和引导。 初级阶段文化建设在方针上，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贯彻“双百”方针，既要重形式，更要重内容；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战略上，为适应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改变缄乡文化的二元结构，坚持“两手抓”，都要求我们把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文化“精品”生产和文化与经济的协调互动提到战略高度来对待，使我国文化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是纵向的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整合和横向的对外来文化整合的统一。对民族文化的整合是创新的基础，对异质文化的整合是文化创新的催化剂。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特质的内在要求，是初级阶段主导文化的品格，是时代的呼唤，同时它在我国也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要破除妨碍综合创新的陈旧观念，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弘扬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吸纳西方文化的创新品质，树立全球意识，加强跨文化交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文化失范和文化矛盾。疗泊文化失范之症，关键在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主旋律，加强法制和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推进文化创新，树立时代文化权威。解决面临的文化矛盾，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为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既提供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我们要应对挑战，抓住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而审慎地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吸收一切国家先进的文化成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完善文化保护政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切忌盲目追随与国际接轨而迷失民族自我，要始终把握文化建设的大方向，与时俱进，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夏以群[2]2004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消费学的消费类型看，是从生存型消费为主的总体小康向以发展型消费为主的全面小康转型时期。完成这个转型，不仅需要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也需要一个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发挥先进文化对经济的引导作用，对于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也能满足人们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培养人们高尚的品德，高雅的情操，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从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消费文化、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围绕上述主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的阐述：第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的概念，主要通过定义消费、文化、消费文化，分析消费文化的类型、特点、功能来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的内涵；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的叁个重要意义；第叁部分主要分析当前我国消费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存在问题进行特点分析和原因透视；第四部分是针对现实，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总结国内外对消费文化各种理论、流派的基础上，结合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文化的概念并进行界定，认为社会主义初级消费文化应该涵有先进性、个性化、大众化、开放性、人本化、市场化的特征，是适度消费、协调、发展与享受、科学、法治、信用、公平的消费文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首先对现阶段的消费文化存在的问题、特点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现阶段消费文化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消费观念落后、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改革成本增大、消费环境滞后，是现阶段传统与现代消费理念的冲突、中西方消费伦理价值观的冲突、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冲突以及理性与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冲突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认为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发展教育文化产业、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力，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发展消费者教育、转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史衍朋[3]201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叁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叁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杨春贵[4]2000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研究的可喜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评介》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研究,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于幼军在其新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一书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就其性质说,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就其发育水平来说,又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的社会主义文化。
刘一凡[5]2006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依据中共中央文献和中央领导人着述,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同时针对一些学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某些观点进行商榷,阐述了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 绪论,简要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综合介绍了学术理论界的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主要方面,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情况。 第叁部分,分别就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过渡时期、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并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同于过渡时期,以及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等看法进行商榷,阐明了自己在上述问题上的学术见解。 第四部分 结束语,对全文内容进行了简短的归纳和总结,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程程[6]2014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叁十多年前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代表着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作出了科学的历史定位,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尚属首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成为了日后正确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对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早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叁大报告就曾经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的根本依托。本文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方针和政策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政方针与谋略。它集中地体现为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和以“五位一体”为内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或者可以说,党的基本路线和“总布局”集中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这一基本方略,规定了我国发展的正确方向,勾画了我国未来的宏伟蓝图,谋划了我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和当今世界国际环境下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成果的最鲜明体现。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思想基础,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现实依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为研究中心,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之间的关系,论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实施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除引言、结语外,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背景与缘由。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失误、我国前叁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教训叁个维度来论述。第二章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重要意义叁个维度来论述。第叁章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主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的角度来论述,即阐明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符合国情实际的指导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第四章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关系。主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规划和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根本依据的角度来论述,即阐明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容的总布局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实际的合理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部署,实现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夏斌[7]2017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改革开放,主流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忠实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强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借助传播学、统计学等多种手段,以1978年至2012年《解放日报》的理论报道为样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双重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梳理规律、提炼共识、思考完善路径。首先,重点梳理《解放日报》在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叁个重要理论传播阶段的案例,具体分为改革开放启动前后的理论传播、邓小平理论形成与成熟阶段的理论传播、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的理论传播、"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传播、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传播五个章节。此外,专门辟出一节梳理有代表性学人的理论贡献及其与主流理论传播的互动关系,以弥补单纯线性概括的不足。其次,基于上述素材,深入分析不同阶段传播的内在联系,总结传播的特性、效果和规律。通过层层分析和研究,本人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尤其是主流纸媒传播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呼应与阐释并重,理论化和大众化共生;(2)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3)提供各种观点讨论平台并主动引导。达到了如下传播效果:(1)把握主流舆论阵地和话语权;(2)文本、解释和构建渐次推进;(3)与时俱进、与民俱进、与世俱进。本文还初步提炼造势与传播的周期性、共识与生命力的倍增效应、"反复互动"与升级转化的良性循环这叁大基本传播规律。再次,通过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宝贵经验的借鉴,结合新时期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传播媒介的优势和不足,对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展开思考、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着力推进理论创新,明确创新底线;推进大众化,用发展的理论诠释新问题;创新传播话语系统,应对"消解"和"怀疑"思维,并注重精准投放;优化传播流程,合理把握议题设置关和传播节奏。最后,结合新时期社会思潮变动和舆论工具、业态的深刻变化,在上海报业媒体融合的初步成果分析基础上,就提升主流舆论吸引力、影响力予以展望。其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现代传媒体系将继续朝着复杂化、社交化、移动化等方向加速演化,而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必将带来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传统主流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如果不能与互联网进行技术的融合、产业的融合、消费形态的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就难以承担起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任。
邓俊丽[8]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着力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机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替代率、收益率、养老金发放等方面;研究焦点集中在缴费率是否高、替代率是否低、国家责任如何承担、个人责任如何体现等方面。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研究则比较少,整体系统性研究就更少。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基础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即价值取向优势和制度立场全覆盖优势,实践性优势即多主体责任共担、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优势,系统分析了优势的形成、现实形态、影响优势发挥的因素及优势充分实现的路径等基本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构成,共22万字。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创新与不足进行了基本说明。正文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本文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对象,分别对养老保障制度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制度优势分析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维度作了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及每一个进程中的实质性进步作出了概括和总结,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的基础知识框架。第叁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和实践性优势进行了深入论证,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其本身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方向以及未来制度建设和改革任务都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探讨部分,论证了制度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下充分的实现路径。结论部分对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整体性总结,并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研究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制度、实践形态方面的创新和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发展观等都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表现提供了逻辑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都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逻辑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理性认识过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型下不断探索和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具体制度的科学实践过程,就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推进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从其历史渊源看则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程中,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宪法、劳动保险条例、养老保障制度及机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框架,两者一脉相承、前后相继,逻辑而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新世纪以来老龄化的不断加重,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制度缺失的弥补任务,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一体化的升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优势逐渐清晰化并不断得到强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建构过程秉持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吸取借鉴了西方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迭模型理论、代际正义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关于制度优势分析的合理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养老的科学思想,弘扬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敬老养老的思想精华,借鉴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运行的基本经验,改革了建国以来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被影响的表现,才能合理分析影响优势发挥的原因,才能科学规划制度优势充分实现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张传能[9]2010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文中认为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研究新时期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为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党的建设史等方面的研究,还可以对未来党代会报告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将历史和逻辑有机地统一起来,采用比较研究、定量分析、微观分析等方法,把新时期六个全国党代会报告放在改革开放叁十年多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环境之中,结合改革开放现实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探讨其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分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正文共分五章。引言主要介绍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并界定相关的概念,说明研究的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正文以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线索。第一章回顾党代会报告历史,作为研究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的铺垫。第二章概论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第叁章至第五章围绕线索展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在这一道路上指导党和人民前进方向的理论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形态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一章首先概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个党代会报告,从报告的产生、地位的演变、主要内容叁个方面展开,再从报告的产生、主要内容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五个党代会报告作概述。这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历史背景。第二章是总论,是对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进行的总体的研究,得出的以下结论也是本文的一个独到之处。这一章指出,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从产生来看,都是先确定报告的总体设计;起草工作都是在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自中共十叁大开始,报告的修改都历经较长时间并数易其稿,报告征求修改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和党外,修改的内容全面;报告的宣读和通过方式上逐步走向规范。从文本来看,其框架和结构都是以对历史及成就(问题)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为起点,内容上围绕报告的主题,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统一祖国、外交、党建等方面展开,报告的各个部分分别用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标题揭示各部分的中心内容;报告的语体是多重风格统一;在语言表达方面,选词凝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词语主线,富有时代气息,有着独到鲜明的风格特征。从作用上看,党代会报告根据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规定国家发展的方向,它首先具有引领中国发展走向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施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载体;对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第叁章阐述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变化的历程,分析认识转变和深化的原因,并指出,对国情的正确判断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确立和发展的根本依据,是制定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国情是动态、发展的,需要不断重新、反复、深入地认识。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和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在实践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化建设、和平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第四章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概述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关于党的基本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分析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之处,指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启示是:必须要清除思想障碍,必须坚持“结合”这个基本方式,必须要解决掌握群众问题。第五章从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看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和发展,指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在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前后初步提出,经过中共十二大前后的探索,正式确立于中共十叁大报告,并被中共十四大报告贯彻和坚持。中共十五大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贯彻和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演变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全面地、发展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内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结语部分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怎样更好地发挥党代会报告的作用及其应该改进的方面提出的以下见解上。如提出了创造党代会报告发挥作用的外在条件的新观点:确立党代会的权威、解决党代会报告与其它报告如政府工作报告等的关系;提出了改进党代会报告产生方式的新主张:党代会报告的起草以上一次报告为蓝本,征求意见必须面向全体党代表,并扩大范围;在有换届选举的党代会上使用两个党代会报告,由原总书记作内容上侧重总结过去的报告后,再由新当选总书记作一个内容上侧重规划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完善党代会报告内容结构的新看法:增加论述面临的问题以及民情、民生问题的内容;党的建设部分应该体现法治精神、包括党建现状分析。结语最后指出,这些改进可以更好地发挥党代会报告对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和方向上的指导作用。
张瑞岚[10]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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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研究[D]. 刘一凡.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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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D]. 张传能.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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