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变革中教师角色的异质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色论文,教师论文,异质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5)01-0035-04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困难越来越大的深水区，若要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如何提升教师的改革力”就成为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教学科对教师变革角色的影响，揭示影响教师参与学校变革的诸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提升教师参与度的建议。 一、研究过程 1.关于调查工具的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工具为自制问卷，问卷按照“教育改革中的教师角色”、“影响教师参与教育改革的因素”、“教师的改革愿景”、“教师抵制变革的方式”等四个维度来设计，本文所涉及的数据仅是问卷的第一个维度的统计结果。问卷正文的设计全部采用封闭式问题。就问卷的内容效度而言，笔者以文献、前人研究结果及学校变革的实践为参照，问卷的内容较好地覆盖了学校变革与教育角色的诸方面，所涉及的维度及内容均属于该研究应测量的领域。就问卷的结构效度而言，作者通过咨询3名相关领域的专家，确定问卷项目的合理性和同质性，以确保问卷的结构效度。经过效度分析，Bartlett值小于0.05，球形度检验显著，问卷的效度较好。经可靠性度量，问卷的信度值为0.885，问卷的信度较好。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关于教育改革中教师角色的划分，笔者主要参照了美国学者菲利浦·史克雷切蒂(Phillip Schlechty)和吴康宁等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变革角色的分类。菲利浦·史克雷切蒂将参与教育改革的教师划分为五种类型：开拓者(Trailblazers)、先驱者(Pioneers)、安于现状者(Stay at home)、抵抗者(Resisters)和破坏者(Saboteurs)。以吴康宁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将教师的变革角色分为“从参与改革的力量来看，存在着教育改革支持力量、教育改革反对力量及教育改革中间力量”[1]。结合已有研究，笔者在问卷设计中将学校变革中的教师角色分为先驱者、从众者、领航者、抵制者四种类型。每一类型下设四个子维度，以明确教师角色的辨识度(见表1)。
2.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以“国培”为契机，分别对贵州省、吉林省、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发放300份问卷，在对信息不完整、填写不完整和规律性答题为主要特征的无效问卷进行剔除后，回收有效问卷27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3％。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2。
二、研究结果 (一)不同性别教师在学校变革中的角色差异性分析 不同性别教师在作为学校变革的从众者上存在显著差异(P＜0.1)，女教师更倾向于做学校变革的从众者。当多数教师参与学校变革时，她们基本能够与同事合作，共同应对改革问题，但对改革本身缺乏敏锐的感受力。不同性别教师在作为变革领航者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5)，男教师更倾向于充当学校变革的领航者，当变革来临时，男教师更倾向于积极地投身变革，并能够为改革制定规划，为同事安排变革任务。而男教师和女教师在作为改革的先驱者和抵制者上并无显著差异。见表3。
(二)不同受教育程度教师的变革角色差异性分析 1.在充当教育改革的领航者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问卷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学历水平的教师在充当学校变革的先驱者、从众者和抵制者方面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充当教育改革的领航者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经过LSD多重比较后结果显示，高中/中专学历教师与大专和本科学历教师在充当学校变革的领航人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专和本科学历教师更倾向于在学校变革中担任领航人的角色，更倾向于为改革制定规划并分派改革任务。大专学历教师在充当学校变革领航人上与本科教师无显著差异。见表5。
2.受教育程度与教师对教育改革的抵制呈负相关
图1 受教育程度与教师抵制变革的关系 (说明：题目为“我不赞同学校常常改来改去，我从不因为改革而否定自己多年形成的教育惯习”。非常符合赋值-1，比较符合赋值-2，符合赋值-3，比较不符合赋值-4，不符合赋值-5) 从图1可以看出，无论哪一个学历层次的教师都承认学校变革的必要性，并没有顽固地持守教育惯习。虽然在这一点上，不同学历层次的教师并无显著差异，但图1显示，高学历的教师适应教育变化的能力较强。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在面临学校变革时越倾向于改变教育惯习，积极投身改革。 3.相同学历的教师在面临学校变革时的异质性较强 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教师在充当改革的先驱者、领航者及抵制者上差异较大，相同学历群体内部在选项上出现了大量的“1”(非常符合)和“5”(非常不符合)的两端值，表明在受教育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大专学历和本科学历的教师在面对学校变革时，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较高。教师即使拥有同一学历，在学校变革中的角色差异也较大。 (三)不同学科教师在学校变革中的角色差异性分析 1.在作为改革的领航者上，任教不同科目的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作为改革的领航者上，任教不同科目的教师存在显著差异(P＜0.1)。从图2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任教数学、语文、英语等传统意义上“主科”的教师更倾向于做学校变革的领航者和先驱者，尤其是数学教师作为学校变革领航者的倾向最为明显，而任教美术、音乐学科的教师在作为改革的领航者上倾向最弱。
图2 不同学科的教师在充当学校变革领航人上的差异 (说明：问题为“当改革来临时，我能够为改革制定规划，并合理安排同事的变革任务”。非常符合赋值-1，比较符合赋值-2，符合赋值-3，比较不符合赋值-4，不符合赋值-5) 2.在作为改革的抵制者上，不同学科教师并无显著差异 通过对问卷进行分析发现，任教科目对教师在充当学校变革的抵制者上并无显著差异。从图3可以看出，虽然在作为学校变革的抵制者上不同学科的教师并无显著差异，但是美术、音乐教师更贴合“符合”界值，当学校变革来临时，他们更倾向于持守自身的教育惯习，不愿作出改变。而英语教师在参与学校变革时更倾向于积极地改变教育教学惯习，具有较强的融入学校变革的倾向。
图3 任教学科与教师抵制变革行为的关系 (说明：问题为“我不赞同学校改来改去，我从不因为改革而否定自己多年形成的教育惯习”。非常符合赋值-1，比较符合赋值-2，符合赋值-3，比较不符合赋值-4，不符合赋值-5)。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认识提升：充分重视学校变革中教师群体的异质性 面对学校变革，教师群体的异质性非常明显。虽然不同学者对改革中的教师角色有多种不同描述，多方位展示了改革中教师的群像，勾勒了教师具有的多重面相：他是个保守者，是习惯的护卫者，是改革者……但是，这种定位容易把改革中的教师脸谱化。在参与学校变革这一问题上，教师之间的个体差异较为明显，教师很难被群体地定性。有的教师有能力反思变革的手段、过程和目标，他们投身变革并期望通过变革实现学校发展的理想愿景；有的教师出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在观念上抵制变革，在行动上拒绝变化。面对学校变革，正是教师群体呈现出的异质性，昭示了学校变革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 以往将教师对学校变革的参与状况归咎于变革本身的一些因素，如改革设计是否合理、教师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理念是否契合、是否有足够的利益诱因促使教师参与变革等。改革自身的因素对教师变革角色的扮演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看到性别、任教学科等教师自身因素在决定他们变革行为中的作用，不同学科、不同性别、不同学历背景的教师在作为学校变革角色上的差异有时十分显著。 (二)组织努力：重视学校变革过程中的教师合作，提升教师改革力 教师合作是学校发展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迈克·富兰指出，“合作是学校成功的必要条件”[2]。无论是宏观领域的教育改革，还是微观范畴的学校改进，都需要创造充满合作精神的文化环境。只有当学校中每一个个体的情绪、情感、心理活动向他人敞开时，才能赢得相互间的信任，进而在具有不同背景、观点和动机的多样化群体中分享隐性知识，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使之被组织内部各个部分所认同和采纳。如此，就为学校形成较为一致的改革目标提供了前提，并且能够使每个成员积极地通过自身的教育活动变化朝这一目标努力，使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一股变革的力量。 学校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教师都有可能在心理上产生压力和顾虑，而教师间的合作可以缓解改革压力，提升教师的改革力。韦伯也曾对共同体对行动者的行为影响作过阐述，他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是理性存在与非理性存在的统一，是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载体。在此人性论基础上，韦伯诠释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在韦伯那里，社会行动(包括不作为和容忍的行动)可以指向他人过去的、现在的或未来预期的行为。社会行动的根本要件就是对他人行为的关涉性。这一要件表明，人必然要与他人发生联系，人不能脱离他人存在的整体环境而孤立地存在。这表明，人为了利益的动机或者情感的需要总是倾向于一个团体或共同体[3]。已有研究也佐证了韦伯的发现：教师组织中的个人连带密度越高，持续参与的意愿就越强。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使教师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从而消除对改革的顾虑。教师间的合作一旦建立，可以使有共同信仰和利益的个人自我组织起来，有效地解决教育问题，应付共同面临的教育状况和挑战。 (三)方式转换：确立人性化的学校变革模型 学校应在改革中充分重视教师权益，充当教师利益的保护者角色，充分维护教师的利益，确立人性化的学校变革模型。比如，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学校在推行变革时要尽量排除一刀切的做法，在变革的内容和方式上要尊重教师的学科特点。 此外，改革的不断进行和方向的多元化，使教师的教育经验和信仰不断得到颠覆。当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教育新理念、新方法、新模式，也在不断挑战着教师的教学惯习。教师适应教育变化的能力与教师的学历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提升教师的学历水平无疑是提高教师对学校变革参与度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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