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对象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史学学科划分上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即认为经济史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科学。正是由于这种学科划分上的误解，导致经济史学研究长期以来的方法论错误，也导致经济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所以，有必要对这个问题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阐明。
我们之所以错误地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主要是因为经济史学和历史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的历史或历史的经济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的确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经济史分为不同层面，在不同层面上考察经济史及其研究方法，就会出现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的区别。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研究经济史，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经济学和历史学并没有本质区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和表现我们研究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人类生命的现象。第一种方法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已经确立了的事实的比较研究来阐明一些一般的‘法则’；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他把这三种方法分别称为历史、科学和虚构。英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象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可见，在科学哲学意义上，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并没有本质区别。
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和作为历史学的经济史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从经济史的三个不同层面上来考察。经济史研究的三个层面，包括编年经济史、分析经济史和历史主义经济学。在这三个层面上，由于研究任务的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
第一个层面是编年经济史。这种经济史在我国已经比较发达，例如我们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经济史著作，包括经济通史和断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等。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经济部分，其任务是对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活动进行客观的描述，所以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历史归纳法。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观察和描述的方法上所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术语不同。历史学的经济史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理论、工具和术语，而经济学的经济史主要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术语。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的差别并不十分显著。
第二个层面是分析经济史。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经济规律，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溯因法。如果说在第一个层面上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的区别还不是十分显著的话，那么在这个层面上两个学科的区别就十分清楚了，经济史已经完全是经济学的经济史了。因为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所要发现的规律不是历史规律而是经济规律。在第一个层面上，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的区别，主要是观察和描述方法的区别，而在这个层面上，主要区别是分析方法的区别。就是说，历史学的经济史，是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的经济部分，经济学的经济史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的历史。更进一步说，这种区别是体现在所采用的不同的方法论上：经济学的经济史的方法论是经济学和经济哲学，而历史学的经济史的方法论是历史学的历史哲学。在这个层面上比较典型的经济史研究范例，包括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等，而年鉴派经济史学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方面做的也比较成功。
第三个层面是历史方法的经济学。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最根本的区别是在这个层面上。这里涉及到的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即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在这个层面上，是将历史的方法引入经济学。所谓将历史方法引入经济学，并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实来验证经济理论的各种假说，从本质上讲是将时间概念引入经济学，即创建一种历史的或动态的经济学。所以，在这里，经济史学已经是彻底的经济学了。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经济学研究一样，也要采用科学的抽象演绎法。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理论假说。在这里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等，而具体的研究实践，可以包括经济周期理论、非利普斯曲线理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等。
经济史研究三种方法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存在一种上下对流的交互关系，即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整个经济史科学实现发展：在第一个层面上即编年经济史研究层面上，经济史研究主要是归纳和描述。归纳就是收集更多更可靠的历史事实。在归纳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最基本的关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就是汤因比的所谓“历史”。在第二个层面上即在分析经济史的层面上，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这就是需要通过不同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找出因果联系并总结出规律或“法则”来。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必须采取溯因法。这个层面上的研究结果就是汤因比所谓的“科学”。在第三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推理，采用的是抽象演绎法。抽象方法的本质是推测，即利用通过观察得出的规律性解释，来进一步推测出未经考察的领域。这就是汤因比所谓的“虚构”。在编年经济史和分析经济史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抽象，得出某些经济概念和假说，并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反过来，这些系统的理论，可以作为方法和工具，来进行编年经济史和分析经济史的研究，这就是经济史家的“史观”。在经济史研究的这个阶段，经济史家可以采用所谓的“虚构”方法，即在提出假说的基础上，经济史学家利用经济史实对这些假说进行验证。这样就又回到了分析经济史。在假说和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史家利用新的“史观”对经济史实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并做全新的描述和写出新的编年经济史。这种研究事实上是对人类过去的经济活动的推测。但是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的任务，一方面是推测过去，另一方面是预测未来。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史推测过去的目的，还在于预测未来，即利用对过去的推测得出的规律性的“法则”来预测未来，预测未来的人类行为和这种行为的可能结果。这是所有科学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史科学的最高境界。
二、经济史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实证科学，经济史是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事实上，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始终离不开经济史。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而“史家的技术好比是经济分析这辆大公共汽车上的乘客。”这就是说，经济史不仅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它对于经济学来说更具有实证主义的意义。
马歇尔指出：“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和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布坎南也指出：“在经济学上可见到一种很有趣的发展，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在扩大，这种发展包括经济史学家运用过去年代的资料来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是说，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实证材料的归纳提出假设，而另一方面是利用实证材料对经济学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这种验证即包括证实也包括证伪。美国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指出：“在实证分析中，人们对结论或预言所关心的是检验的可能性，即通过观察达到证实或证伪的可能性。当然，对假设中的术语的解释形成了一种联系纽带，通过这种纽带使观察与表示结论的陈述发生联系。证实或没有证伪都表明所使用的假设从整体上看是正确的。而证伪表明，至少有一个假设对于‘解释’与结论有关的现象来说是不恰当的。”通过这种验证，我们可以得到更加可靠的理论假设，从而推动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
实证主义方法包括经验实证方法和逻辑实证方法，经济史对于经济理论的验证属于经验实证方法。在经济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经验实证与逻辑实证分别发挥重要作用。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那里，采用的方法既包括经验实证也包括逻辑实证，就是说，既采用历史方法也采用逻辑方法。不过这种传统到李嘉图就中断了，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演绎方法逐渐占主导地位。当然，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在德国历史学派那里曾经实现一个顶峰的发展。但是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后的时代，抽象演绎法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改变。然而，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的这种发展，也达到了必须矫枉过正的程度。目前，经济学的因境在于不愿接受实证的或经验的检验，特别是不愿接受经济史的经验检验，而进入一个循环论证怪圈或唯美主义的误区：为了求得逻辑上的完美无缺，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历史的现实视而不见，试图从一个或一些不变的前提假设出发，进一步演绎和论证，得出现实主义的结论。经济学的这种现状，迫切需要重申经济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呼唤经济史意义的重新发现。
一般来讲，理论经济学主要研究短期的经济现象，即现行的经济现象。这些经济现象当然是比较真实可靠的。但是，这些经济现象是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所以是不稳定的。经济史的优势在于，它所研究的经验是长期的事实，所以比现实的短期经济现象更加稳定和可靠。例如，经济学理论包括许多公理性假设。越是公理性假设就越是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但事实上，越是公理性假设就越是需要长期的观察和归纳，越需要经验的验证。而经济史就是从长期的经济现象中进行观察、归纳和验证。所以，经济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或假设，要比一般的短期观察所得出的假设可靠得多。事实上，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不可能离开经济史。经济学的理论假设都是从实际现象中归纳得出的。但是，在直觉上，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主要来源于现行的经济现象，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而不是经济史上的现象。事实上，经济学中的任何一个前提假设，都隐含着对经济史实证经验的观察和归纳。经济理论中这种经济史的经验验证，之所以是隐含着的而不是直接的，是由经济现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似乎是一种无需验证的事实。正如贾林·库普曼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机会对经济学的假设所涉及的这些事物进行直接的观察，使理论的假设具有非常直观的显明性。这就使我们误认为经济史的验证是多余的。但事实上这种假设既包含了大量的现实经济经验，更包括了大量的经济史经验。例如，经济学中最常用的经济人假设，事实上是通过经济史上大量现象的归纳而得出的。这种公理性假设，绝不可能从短期的经验中得出，而必须从对长期的经济史经验的归纳中得出。
经济学抽象方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学科分割或“学科孤立主义”倾向。长期以来，经济学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将大量社会现象抽象掉，研究纯粹的经济现象，标榜一种“纯粹经济学”。这事实上是一种“学科孤立主义”。20世纪初，历史学家“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的研究方法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批评。但经济学中的这种学科分割现象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经济学中的“学科孤立主义”比历史学要严重得多。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的疆界具有明显的缩小趋势，而这完全是人们有意造成的。”他还指出：“今天，市场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探索这些形式带来的后果，但几乎不去注意它们的历史变迁及其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我们把这些交给了经济史学家或其他社会学科去研究。”所以，同过去相比，“今天经济学家所运用的变量更加数量化了，定理更加严密了，研究成果更加准确了。虽然准确性有所增加，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分析的范围缩小了，不那么‘丰满’了。”
但是，现实的经济不可能是经过高度抽象的经济，将一系列条件抽象掉的经济也绝不是真实的经济。现实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多因素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指出：“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货殖学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的政治科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所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强调多因素的经济分析方法。
熊彼特指出：“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就是说经济史研究可以训练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的训练，有助于打破经济学这种学科分割或“学科孤立主义”状况，从而提高经济学分析的真实性和实证性。
三、经济史与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
“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马克思还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英国历史主义经济学家克利夫·莱斯利则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乃是长期进化的产物，在这种进化中，既有连续也有变动，经济因素只是这种进化的一个特殊方面或侧面。经济规律必须被视为历史的产物，是一般的社会规律和社会进化的产物。美国经济学家雷诺兹也指出：“实际存在的经济是历史的产物，是各种不同控制原则的大杂烩，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混合物。”既然社会经济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的产物，那就必须从历史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它。
事实上，经济学一开始就具有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传统。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在采用抽象演绎法的同时采用了历史描述法。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指出：“斯密不仅在对经验的强调上，而且在那贯穿于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的随自然发展阶段而发展的主题思想上，都是一位历史经济学家。”但是，亚当·斯密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传统并没有为经济学所继承，经过所谓的“李嘉图革命”，抽象法成为经济学方法的主流，历史传统被抛弃了，历史方法则被丢进经济学历史的工具箱。在庸俗经济学以后的时代，尽管经济学一直标榜实证主义，但是作为历史方法本质的经验实证方法往往让位给纯粹的抽象演绎方法。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学不愿接受经济经验的验证，从而使实证主义成为一句空话。在经济学家看来，产生经济学几个公理性假设的事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发生变化，所以并不需要重新检验，仍可以作为经济学演绎推理的前提。这就是非历史主义的经济学。
关于经济学的非历史主义方法，早就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最早来自马克思主义，以后又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的熊彼特以及美国的新老制度学派等。马克思指出：“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熊彼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指出：“在《国富论》中，一般的自行调节模型都是基于广泛的历史、心理、制度研究的，并由此得到补充和加强。但是，自从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的方法论‘革命’以来，‘框架’或‘范式’通常只去探讨较为简单、较为抽象的最大化自行均衡模型。无疑，这种探索已取得了一定的有用成果，并且仍将是有用的有效的，应当极其谨慎地通过教科书讲授这些原理。但是，由于使用了李嘉图引入的极端并且武断的抽象，使得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一直非常昂贵，或许在很长时间里几乎都不能通过日益减少的收益予以弥补”。
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其理论具有历史相对性。从经济思想史来考察，没有永恒不变的经济法则和永远适用的经济理论。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熊彼特指出：“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不是唯一的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哈奇森指出：“经济学家不应打算或认为自己提出了‘适合于’所有时间和地点的一般或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不应该把其他经济学家或前辈的理论（不管他们如何标榜自己）说成是一般或普遍的理论。历史相对论的观点还暗示着，经济理论史中的持续因素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意义的，研究主体或‘注意力’的变化才是本质上更加重要的变化。”“某一主张提出时可能是有效的概括，或者是它表达了一个暂时的趋势，但由于历史上或制度上的变化，这个主张仍可能为人们所抛弃。”所以，“当今的经济学家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应当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创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应集中精力去发现‘符合’历史变化的理论。”
当然，经济学也不能排斥抽象演绎方法，真正正确的方法必须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改造，发展了辨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时，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创立了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采用这种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
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与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和现实，这样反复接触，反复检验，才能提出科学的理论。所以，科学的历史方法和科学的逻辑方法必须同时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能有任何一方面的偏废。这两种方法都是科学的思想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一样。马歇尔指出：“我们希望这两派——分析派和历史派——永远存在；每派彻底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每派都利用另一派的工作，这样，我们就最可获得关于过去的正确的概括，并从其中得到对于未来的可靠指导。”
四、科学经济史学以及经济史学家的现实任务
关于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关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讨论涉及到科学的定义，以及社会科学的特殊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自然现象是反复发生的，所以可以进行实验，而社会现象是不可重复的，所以不可实验。这种传统观念导致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极大局限性。事实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从来都把社会经济的历史看作自然史，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能说经济史与自然史有什么根本区别。如果说自然现象是可以重复的，那么社会经济现象也是可以重复的。当然，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进化和发展。不承认社会现象的重复性，就不能承认社会历史规律，同样，不承认社会经济现象的重复性，就不能承认经济规律。所以说，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历史规律性的经济史学，也是一门科学。
但是，承认经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并不是经济史科学的最终目标。美国哲学家威拉特·奎因认为，科学“是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的工具”。美国经济学家雷诺兹指出：“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其主要目的是解释和预测经济事件。实证经济学是这门科学的核心。因此，检验有用性的主要标准是解释力和预测力。”所以，作为经济学组成部分的经济史学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历史上人类的经济活动，而是从经济史中发现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预测未来，指导人类的行为。
承认社会现象的反复性和重复性，也就可以进一步导出历史科学或经济史科学的目的，即研究反复发生的经济现象，从中发现规律，并进一步预测未来，告诉人们现在如何行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他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可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要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预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景，以及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强调经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指出的：“我们现在应该大大地发展我们的‘历史头脑’，因为历史可以补充我们知识中的缺点，而且它还可以促进合理的进步。从来现状一直是过去的心甘情愿的奴隶，现在我们要捩转过来，要利用过去来谋取福利的时候了。”这就是说，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要解决现实问题，而决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
在经济实践层面上，经济史必须给人们提供历史的经验借鉴。而现实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证明，这种历史的借鉴或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是非常必要的。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指出：“几乎用任何标准来考察，在很多时候都会发现，人们可能会，现在也正在不好好地行动。还要更多地理解人们是如何行动就意味着最终人们可能会选择改革他们的制度以约束他们常有的冲动。历史应当告诉经济学家过去时代的令人悲哀的错误将来是不需要重演。历史应当给它提供希望。”也正如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困难同过去有怎样的关系，并且我们还要知道沿着怎样一条路线我们可以前进，去解决我们所感觉到的和所选取的主要任务。”
这些年来，经济史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学界的短视和急功近利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经济史家对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的错误理解有关。这种错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经济史研究中“为史而史”的学术倾向，忽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是我们对历史的时间概念的错误理解，即将历史划定在一个远离现实的时间范围以外，这样就使我们的研究严重地脱离现实，远离现实经济问题。但事实上，“经济史造成了当前的事实，也包括当前的事实。”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给经济史研究划定一个时间范围，凡是已经发生的经济事实，都是经济的历史，都应该是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同时，“经济史不仅要解释过去的经济实绩，而且要为现代社会科学家提供有关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中解释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实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史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一种注重历史，注重现实的历史主义经济学。
目前我们经济史学家所要做的最为迫切的工作，是要从经济中研究的角度关注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融入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主流，与理论经济学家一道完成经济学范式改革的任务。具体一些说，经济史学家所要做的工作包括：第一，用经济学的方法改造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学真正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第二，对日益脱离经验实证的演绎经济学进行矫正，恢复经济学的历史传统；第三，将注意力集中于现实问题，运用经济史的经验。为社会经济实践提供有用的指导；第四，通过建立经济史学的统一范式，形成经济学的历史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