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美国论文,缺失论文,宏大论文,曲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碎化”是美国史学重建面临的一大难题，史学“综合”是大多数美国史学家的心愿，但也有史学家提出，关键不在于史学“综合”，而在于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美国史学家多罗锡·罗斯(Dorothy Ross)在《美国历史写作中的宏大叙事：从浪漫到不确定》一文中指出，在当代美国史学中一种自信的宏大叙事的缺失几乎不是什么新闻。但她认为，宏大叙事的缺失仍然是一种积极的态势。（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51.）要理解这两句看似矛盾的断语，必须从分析罗斯的论文开始。该文详尽分析了宏大叙事在美国史学发展各阶段的典型特征和由浪漫到不确定的趋势变化，反映了美国史学家对于宏大叙事的具体认识和宏大叙事在美国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对二战后美国史学逐渐疏离宏大叙事的趋势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剖析。这种描述和剖析对于认识史学是否需要综合、为何要综合、如何综合等问题有所启迪。
一、“宏大叙事”的相关解读
什么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也译作“宏伟叙事”）？美国历史写作中的宏大叙事指的是什么呢？
从所获资料来看，可以总结出如下与“宏大叙事”相关的解读：有某种一贯的主题的叙事；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有时被人们称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叙事，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角度相对；题材宏大的叙事，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相对。
从本源上讲，宏大叙事这一说法大概来自后现代理论，与语言学关系密切，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联系密切。一般对于利奥塔与宏大叙事的关系的描述关键有这样几点：1.利奥塔将“后现代”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并以此凸显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利奥塔之所以如此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注：http://www.gmdaily.com.cn/O-ds/1998/19980722/GB/208%5EDS703.htm2002-3-27.）2.叙事方式，从表面上看，如果我们沿用利奥塔的概念，似乎全都是由“小叙事”构成，而缺乏整体的“宏大叙事”，构成小说的诸“小叙事”之间似乎缺乏有机的联系，因此从某种角度看，也可以认为它带有一些“后现代”特征。（注：http://www.cnet21.com/wenxue/column/xiyunshu/xys18.html2002-3-27.）3.《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著作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利奥塔拒斥宏观理论而推崇差异与悖谬推理，并且指责总体性、宏大叙事、共识及普遍性等。（注：http://dadao.net/htm/book/newbook/htm/010926/501.htm2002-3-27.）总体的感觉是，利奥塔反对宏观理论，解构了宏大叙事。《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是我们深刻理解利奥塔与宏大叙事的对立关系的有力向导。（注：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从基本精神来看，后现代理论与宏大叙事是两个对立的概念。
在论文注释中，罗斯对她所使用的宏大叙事这一概念做了解释。她说，她所用的“宏大叙事”这一词语在这里是指对于整个人类的叙述(the story of all humanity)，有开始、中间和结尾。这种用法与阿伦·麦吉尔在《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科》一文中的用法相同。（注：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in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eds.,Chicago,1995.）只是麦吉尔区别了“宏大叙事”与“主叙事”（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叙事），而罗斯则说明她要讨论的美国和欧洲的主叙事，与人类进步的宏大叙事密不可分，而且一般都暗示了人类进步的宏大叙事的存在。（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51,Note 2.）也即是说，美国史学写作的主叙事与宏大叙事密切相关，而且主叙事一般对宏大叙事都有所反映。
从麦吉尔在《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科》一文中的具体叙述来看，宏大叙事是西方历史编纂学中长久盛行的一种叙述。（注：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p.151.）麦吉尔说，他借用的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注：让—弗—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载于让—弗—利奥塔等著：《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午版，第2、10、11页，宏大叙事译者译为“宏伟叙事”。）中所使用的“宏大叙事”这一术语的概念，在保留的同时做了些修改。依照利奥塔在该文中的表述，宏大叙事可以表述为，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化”话语的合法化的叙事。在麦吉尔看来，“宏大叙事”这个术语最好被看作是指代一种无所不包的叙述(an all-embracing story)，按照开头—中间—结尾的顺序来布局谋篇是其最显然的意义。麦吉尔讲明自己在文章中打算运用宏大叙事的更加概括的含义，是指代一种连贯性的观点(a vision of coherence)，特别是一种概括明了、足以支持客观性的主张的观点。麦吉尔还认为，宏大叙事与认为史学具有善于吸收其他学科的有用的方式方法的特点的神话密切相关。“终极世界的统一”是这种叙述的基本假设之一。（注：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p.264,note 3,p.151.）
大致看来，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用麦吉尔的话说，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惯性和统一性。文艺理论批评中，经常使用这个词语。史学借用这个词语，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
史学中的“宏大叙事”这一概念与历史认识论息息相关，与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紧密相连，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罗斯这样写道，“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53.）这里的“政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国家及社会治理的政治内涵，更是后现代主义者所阐释的强调一种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以强凌弱的权力政治的内涵。因此，史学宏大叙事往往与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
可以这样认为，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设想，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形式。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反而常常会遭到现实的打击而破灭，因此，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另一方面，宏大叙事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它的产生动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总要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宏大叙事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构想。
二、宏大叙事在美国历史写作中的曲折反映
根据罗斯的叙述，美国历史写作中的宏大叙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考察。（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p.651-667.）
第一阶段，19世纪以班克罗夫特和斯劳恩为代表的浪漫派史学家构建的宏大叙事，特点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进步的叙事”。这种宏大叙事是以一种“进化哲学”为基础的，这种哲学揭示了一切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使得历史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构建19世纪美国史学的宏大叙事，由紧密交叉的两部分组成。一是西方进步的叙事，是对商业发展、政治代议制、知识的发展与传播的叙述，对按计划重塑整个世界进程的自由叙事。第二种就是对美国例外主义的自由的／共和的叙事，这种叙事将世界的进步寄托在美利坚民族身上。班克罗夫特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宏大叙事铸造成一种传奇，一种对美国天定命运的叙述，以清教徒传教士入新英格兰为起点，以1882年革命胜利和从欧洲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为结束。
第二阶段，19世纪以后比尔德等人对浪漫派以美国为中心的进步的宏大叙事的重塑，增加了讽刺的成分，在讽刺与浪漫之间徘徊，但最终仍然归为浪漫。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的名著《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成为这一时期宏大叙事的典范之作。与浪漫派的神话不同，比尔德的宏大叙事更接近于自然主义。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中，进步既是一种有规律的叙述规则，同时也是一个必须明确提出和予以回答的问题。比尔德夫妇将美国的历史刻画成喜剧。它不仅是对美国天定命运所取得的成就的叙述，而且是美国社会为进步而斗争的故事。事实与理想之间是有差距的。比尔德通过讽刺的修辞手法将不好的因素、破坏性的经济力量排除在美国之外，从而跨越了不完美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完成了美国历史文明进步的浪漫神话。与浪漫派不同的是，比尔德相信进步而又怀疑进步。他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否是一种进步的叙述产生了迷惑，几年以后，这种迷惑转变为怀疑史学家能否知道历史的形式。也许这种怀疑正是比尔德史学相对主义思想的根源。尽管如此，在二战后美国史学“碎化”严重，史学“综合”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比尔德夫妇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常常被作为人们惊叹缺失了并期待出现的综合性著作的典范。
第三阶段，二战后，美国史学对宏大叙事的重申和逐渐疏离。疏离宏大叙事并不代表没有主题，一致论、美国的独特性成为这时美国历史著作中广泛的主题，不过一致论中隐含着极大的讽刺。一方面，美国的独特性仍然是美国历史著作的主题和轴线。大卫·波特的著作《丰足的人民：经济富裕与美国特性》(1954)就是典型范例。波特选择了国民性格为叙述的主题，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国民特性被描绘成无所不包、永恒不变的。另一方面，美国的缺陷也成为这时美国历史著作的主题之一，带有讽刺意味。宏大叙事的难题之一就是“宏大叙事的讲述是冒险的，因为未来的事件会疏离所讲的叙述路线。”（注：Allan Megill,"‘Grand Narrative’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p.156.）因而一旦史学家认识到某一主题的宏大叙事面临着诸多的不可能性，那么他就会放弃这一主题，而选择另外的主题。二战后的宏大叙事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二战后，美国享受着战争胜利、成为世界强国的喜悦的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出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而对于传承下来的宏大叙事来说，较为棘手的正是这种楷模的局限性，这威胁着以美国的独特性为核心的宏大叙事的普遍完成。因而，许多史学家更多地是寻找美国的局限性作为他们历史著作的主题，更多地采用了讽刺手法。在这些叙述中，美国历史、美国自身不再像浪漫派和比尔德派所设想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世界典范，它们也有自身的瑕疵。但史学家们并不怀疑美国作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和谐的国家的独特性，也不认为美国的缺陷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所固有的问题的产物，而是归因于令人遗憾的“文化影响”。
此外，二战后宏大叙事的疏离还表现在叙事在历史著作中地位的下降，分析史学逐渐取代宏大叙事的统治地位。根据罗斯的分析，这种趋势的产生源于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的认识。美国胜利背后隐藏的黑暗一面为未来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阴影促使美国史学家不再盲目的乐观，而是开始沉重的反思，反思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同时相伴随的也许就是对于历史的连贯性的部分否定。这种否定使得历史的叙述开始分裂为以结构为中心的描述，分析逐渐取代叙事在历史写作中的地位，社会科学理论开始部分地填补进步哲学所留下的空白。分析史学取代叙事史学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战后美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趋势和特征。（注：1972年，巴尊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分析心理史学的缺陷的时候，也讲到叙事在史学乃至文艺界中逐渐被一种分析的风格所取代的问题。Jacques Barzun,"History:The Muse and Her Docto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7(1972),p.63.）由此，美国历史著作侧重分析而不再是完整的叙事。但正如罗斯所说，“长期培养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宏大叙事的希望没那么容易从美国史学中被禁绝”，“关于美国独特性的主叙事仍然完好无损”。（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p.659,662.）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从一致论走向多元主义。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史学家不仅反对一致论制造的公众神话和错误意愿，而且反对一致论本身，多元主义、平等主义、反权威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历史著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60年代中期诞生的新社会史和80年代产生的新文化史的史学实践中。
60年代中期诞生的新社会史在方法论上被定位为“自下而上的历史”。新左派的加盟强化了新社会史探索“无声”人群（如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妇女——那些在美国历史上被边缘化和剔除出史学的人群）之历史的礼会—文化史的性质。这种社会文化史改变了美国史的中心主题，使共从美国政体本身（它的独特性，日益增长的自由或民主）转向这些边缘化的群体（注：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New York,1988,chapter 13.），从而恢复了历史主体的多样性。总体上看，这些历史描述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受到民主平等主义和反独裁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推动，社会—文化史学家想给予他们的研究对象以无条件的重视，决定那些（以某些标准来看）在生活中消失了的不能在史学中消失。
80年代产生的新文化史，其最新成分（后现代文学理论和后现代哲学）加强了其反权威主义和多元政治的动力。文化不是这种新史学的唯一焦点，但它在其民主策略中是一种重要工具。文化分析的一条线索是用以拯救大众文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史释放出巨大的创造能量，产生了大量有关劳工史、妇女史、种族群体史和大众文化史的作品。多元主义的社会文化史促生了人们对史学“碎化”更加强烈的伤感：这些个别独立的故事没有与以前的史学成果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有关美国或西方的整合统一的历史。这种抱怨通常被当作一种“综合”的问题，即如何将美国史琐细的各个部分拼凑在一起的问题。罗斯则认为，关键不是综合而是连贯叙事的问题，是将社会文化史所构建的研究对象与植根于遗传下来的宏大叙事的情节结合起来的问题。
三、当代美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建构想
战后美国史学对于宏大叙事的疏离不是放弃，其中包含着许多艰难和可能性。事实上，由于史学“碎化”问题的凸显，美国史学家们在呼吁史学综合的同时，也试图重建美国史学的宏大叙事。
史学家赫伯特·古特曼设想进行一种包容并超越新史学的新综合，使对黑人、工人阶级和妇女的新理解能够影响“美国史”。（注：Herbert G.Gutman,"The Missing Synthesis:What Ever Happened to History?" Nation,November 21,1981,p.554.）如罗斯所说，古特曼的设想夹杂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并未在古特曼的美国史写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劳工史中，古特曼未能构建一种关于美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
某些自由派的宏大叙事也存在类似难题。托马斯，本德(Tomas Bender)提供了一种自由的谋划，想借助在美国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将新社会史的成果综合成一个单一的历史过程。罗斯认为，选择了公共文化，就使本德假定的综合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还与当代试图重建一种社会民主自由主义的举措联系在一起。本德建议，公共领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一致论的座席，而是“社会中文化利益斗争的竞技场及其斗争的产物”。罗斯对本德的美好设想表示质疑。她认为以公共文化为主要对象的叙事不可避免地会牺牲其社会文化成分以达到公共的结果。许多质疑本德的批评家想给予个人和公众的声音以无条件的重视而不管他们在历史中的参与情况和命运。应该“用谁的声音”进行叙述，以何种“声调”来讲述？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历史被描画为一个单一的“核心”与一个必然从属的“边缘”？（注：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3(1986),pp.127,131;Thomas Bender,"A Round Table: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4(1987),pp.118-119.）罗斯最终指出，问题不是“综合”而是谋划一种自由的叙事，它使得社会史的对象不受损益。这种自由的叙事如何实践、具体有哪些内容，罗斯没有描述。
如何化解这种以国家为核心的宏大叙事的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有的史学家想到了与跨国史的结合。约翰·海厄姆就是典型的例子。就在本德坚持构建“公共文化”为核心的综合叙事之时（注：Thomas Bender,"‘Venturesome and Cautious’:American History in 1990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81(1994),p.995.），海厄姆声明从总体上放弃将新社会文化史包括在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框架中的努力。相反，他将国家史学一分为二：将社会文化史分配给跨国的／国际的历史，在这种叙述中，叙述的因果链和文化轨迹沿着国家的边界而行；另外是一种国家的叙述，这种叙述将以美国史的统一主题为核心。作为跨国史中的工人或者妇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将保持它的完整性，但它们将成为国家史中民族化力量的参与者。不过，海厄姆的这种做法难以排除例外主义的嫌疑。
社会文化史的主题是美国史学家重建宏大叙事的重大主题，有的史学家试图突破这种社会文化史的框架。戈登·S.伍德的著作《美国革命激进主义》(1992)就试图复活以美国的独特性为核心的叙事，使之疏离社会文化史的主题。伍德的故事是根据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自由进步的宏大叙事而构架的，这种叙述使美国革命和美国民主成为一种世界上永远更具包容性的自由民主的中心，包含着极端的浪漫主义色彩。（注：Dorothy Ross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72.）
种族问题是美国史中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如何将种族问题很好地包含在以自由民主为主题的宏大叙事中更是难上加难。黑人史学家内森·休金斯(Nathan Huggins)在他的美国史著作中将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完全包括在内，动摇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叙事框架。休金斯建议美国史的撰述应该全面地面对“不可逃避的悖论：一个受到人权法案鼓舞的自由国家，不得不依靠奴隶制……奴隶制和自由、白人和黑人在处于不利地位时结合起来。”休金斯还主张，一部完全包括奴隶制在内的美国史，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派讽刺的语言修辞。他建议有些主题可以同时适用于白人和黑人，因为每个人都寻求在新土地上发现希望，每个人都遭受到了迁移的痛苦。如果美国不再能以自由为特色，它的白人也不会是自由人，这个联合的故事，要求对美国历史进行“一种新的结构上的理解”（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72.）。
四、史学宏大叙事重建的难题
宏大叙事需要一个中心，多元主义需要各方面并重，这是当代美国史学重建宏大叙事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从整个宏大叙事的框架来看，美国史学家构建的多数宏大叙事还是以美国史为核心，偶尔像海厄姆那样构建的跨国史学还有美国例外主义之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可以说是全球性宏大叙事的典范，但也没有离开西方这个中心。
宏大叙事的构建不仅是美国史学研究中的难题，也是整个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世界史学研究的难题。这一难题难以解决的原因除了上述所说的缺少可以以一贯之的圆满主题之外，还在于缺少圆满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这一点罗斯的叙述中鲜有述及。宏大叙事面临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或者说根本性的难题也许是后现代理论的瓦解作用。宏大叙事的构成是以对于历史的全面形态有确切的把握——这种确定性为基础的。后现代理论为宏大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同时也瓦解着宏大叙事的基础，结果增加的是不确定因素。罗斯申明，后现代哲学和语言理论否定史学家有能力了解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否存在，更不用说知道它的形状如何。然而，给予后现代理论以尖锐刀刃的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怀疑，还包括一种判断宏大叙事是一种高压理论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歪曲了现在和未来可能具有的创造力。宏大叙事能够使历史变化和历史多方面的可能性更加连贯。连贯性是宏大叙事的根本特征之一。然而，对于后现代理论来说，这种连贯性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为此，罗斯建议：当今史学的问题不是复活一种难懂的宏大叙事或使之适合于社会文化史的主题的难题，而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宏大叙事对想象力的高压控制来撰写历史的问题。（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73.）但是要在史学实践中把握好罗斯所讲的这个“度”谈何容易！无疑，后现代理论彻底解除了宏大叙事对想象力的高压控制，使史学家的想象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史学建构因而呈现出色彩斑斓、多元竟存的局势，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后现代理论的作用使得像罗斯这样的史学家意识到宏大叙事的缺失和重建宏大叙事面临的种种难题。
后现代理论质疑宏大叙事的本质是什么，是质疑宏大叙事的形式本身，还是反对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内容？无疑前者有之，后者亦有之。一项关于后现代理论对于史学的意义的研究表明，在将宏大叙事列为质疑对象的同时，史学家拒绝宏大叙事或将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常规的、启发式的或讽刺的原则。（注：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p.157.）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反映了美国史学家重建宏大叙事所面临的困境。史学家已开始设想和构建在语言上质疑宏大叙事的历史。这种修辞战略反映了试图使历史著作反映历史形态的不确定性的努力，带有后现代史学的特征。“宏大叙事”这一词语在某些著作中的出现仅仅是出于讨论问题的需要。民俗学家亨利·格拉兹(Henry Glassie)在《美国历史杂志》上撰文建议，不能勉强将历史变成一种单一的范式：一连串的因果变化甚至是渐进的变化是存在的，但这些变化并不能决定整个历史。“每种叙述，都显然有其不完美之处。在对各种叙述进行考察时，必须将其作为一种技艺、一种某种意志的矫揉造作的东西，总是可以质疑的。”（注：Henry Glassie,"The Practice and Purpose of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81(1994),pp.964,966,968;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75.）历史写作的过程是一种权威叙事的建设和重建的过程。历史是复杂多样的，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叙事也是复杂多变的。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和史学的复杂性，宏大叙事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结语
总起来看，想给美国史学宏大叙事和历史研究下一个最终结论为时尚早。宏大叙事依旧存在，不过是以疏离的形式。当代美国史学继承了各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关于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关于民主资本主义进步的自由派叙事，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民主叙事，以美国为中心的上述三种叙事形式的变种。这些叙事在历史中向前发展，受到神话般希望的力量的支持，达到一种幸福的结局。鉴于自比尔德时代以来人们对解释所提出的认识论方面的怀疑，这些宏大叙事鲜被充分论述，但史学家们继续有意识、无意识地使用它们作为构建他们的叙述的历史一政治框架。然而，罗斯断言，无论对自由派史学家还是左派史学家来说，结果都是宏大叙事的力量已经不确定了。（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67.）
不过，宏大叙事仍是史学家们赖以参照的一种叙事。如罗斯所说，“作为一个将要达到或者予以避免的范例，斯劳恩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进步的故事仍然给予当代史学以活力并萦绕着当代史学。”（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51.）因此，罗斯才会指出，在当代美国史学中一种自信的宏大叙事的缺失几乎不是什么新闻，同时指出宏大叙事的缺失仍然是一种积极的态势。
罗斯认为，这种情况（态势presence）产生的难点在于政治意图和叙述的可能性之间的交叉点上。事实上，宏大叙事从一开始就是由主题和叙事手段两方面组成。而历史主题特别是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前瞻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关怀联系在一起。一种宏大叙事的框架的形成既要考虑政治因素，又要考虑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进行叙述。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宏大叙事才能形成，像班克罗夫特和比尔德的著作都是围绕着一个政治主题（或具有政治性的社会主题）来展开叙述的。二战不仅摧毁了大量的世界物质，而且对于世界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学家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对于进步哲学、科学、现代性的滥用、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危害的恐惧，使得远离政治主题的完满叙事成为美国历史编纂学甚至是世界历史编纂学的趋势。再者，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人们对于宇宙万物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更加有意识地关注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整体性。这些都造成了战后美国历史编纂学宏大叙事的疏离。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后现代理论与宏大叙事的关系。宏大叙事在当代美国史学研究中的缺失和疏离，表面上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想横扫一切史学正统观念，使史学丧失了赖以构建宏大叙事的、具有确定性的观念。比如，历史的连贯性、统一性、真实性的观念等，这些都是构建宏大叙事的基本观念，结果被后现代思想消解掉了或者变得不确定了。这些观念的消解和变得不确定甚至危及到史学自身的存亡。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连贯性、统一性、真实性持怀疑或犹疑的态度。因此，新的宏大叙事难以建构。但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本源上讲，当代美国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的缺失和疏离，有其更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后现代理论的产生也可以追溯到同样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
也许应该这样来看待二战后美国宏大叙事的这种转变。宏大叙事最本质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叙述从头到尾一贯的主题，在二战前这种主题基本上是以西方的进步为主题的；二是完整的叙事的表现手法，在二战前无论是班克罗夫特还是比尔德的宏大叙事的典范之作都是一种完整的叙事。二战后，宏大叙事这两方面的内容逐渐受到认识论的怀疑主义的侵蚀。这种侵蚀使得此后的美国历史著作呈现出疏离宏大叙事的趋势：一是主题不再具有宏大的一贯性和完整性，在二战后的历史著作中无论是以美国的国民性为主还是以美国的局限性为话题，整个著作的构成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态势，主题的论述往往被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而不是一种完满的结局，60年代以后主题的多样性更是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宏大叙事的根基；二是历史著作的表现手法不再是完整的叙事，而是结构的分析，这使得一个主题往往体现为多个层面、复杂多变，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叙事。引起这些改变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来源于一战、二战的接连打击，摧毁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线性进步理论、甚至是历史的科学性、现代性的优越性的信仰。当然，这种摧毁不是荡涤一切、不留痕迹的。在这种打击之中，史学家们还保留着对于历史进步的一丝希望，因此，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进步的宏大叙事并未在战后美国的历史著作中完全根绝。在所谓的史学“碎化”问题严重之时，有人认为“碎化”问题与分析史学的方法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倡导叙事的复兴。
宏大叙事在美国史学中的曲折反映还可追根溯源于史学职业本身的特质。史学家面临的永远是这样一种处境：他们的历史解释面向的对象永远是现在的人们，因此，他们必须运用现在的语言来向现在的人们解释过去的事物。于是，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时常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代代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改变了历史，而是新一代的史学家往往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呈现历史的范围。因为随着社会和历史的不断前进和发展，老的问题在新的背景下似乎又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因此，史学的发展不断处在重建的状态之中，以致让许多史学家怀疑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特别是对于未来没有把握。也许这就是宏大叙事的症结所在。
对于美国史学来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一种全球史、跨国史的远大眼光的要求更增加了宏大叙事的难度。后现代理论开拓了史学家的思路，使他们不必局限也不能局限于以往的构想，但这种理论并没有提供任何肯定的回答，它所给出的多数是否定的答案，这更增加了史学家们的困惑。因此，关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前景如何，只有将来的美国史学家能够回答。也许麦吉尔关于宏大叙事的构想可以给他们以启迪。（注：Allan Megill,"'Grand Narrative'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pp.16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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