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策略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发端于对“文革”十年浩劫的反思，发生在全球化浪潮起伏跌宕、风云变幻的时期，面向的是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处于经济高速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中的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社会，相伴生的是因为“文革”的冲击而把经济利益作为主导价值诉求、政治兴趣被边缘化的社会心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得以初步分离，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肯定和强化，公民社会正在孕育成长，体制外的民主因素开始萌动，体制内的民主因素被逐步激活。这一切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负重与希望，也塑造和决定了中国必须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政治技巧渐进地推动政治发展。
一、在方式上：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之中
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他将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总目标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并采取了“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页。)，即“寓政治发展于经济改革之中”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为了避免党内极‘左’习惯势力的竭力阻挠，又防止海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要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理性地推进政治发展，而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压力与挑战中，采取的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注：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是治国手段的重要更新。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由于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和革命党的政治思维的错位(注：张定淮、涂春光：《两种政治思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酿成“文革”十年浩劫。这是因为毛泽东以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逻辑起点的治国理论过分重视生产关系(注：曾德盛：《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致使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自然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手段，从而导致“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失误。
邓小平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中凸显了生产力问题，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并把经济建设上升到治国手段上来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的政治智慧是对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手段的根本超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以经济建设为治国手段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共十六大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以经济建设为治国手段的理论，对保证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历史责任的履行和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2.中国改革全局切入点的战略权衡。
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不同特点来看：稳定的政治改革，其周期长、见效慢，而且 政治改革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全局性利益格局大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分配，甚至 是对既得利益的剥夺，因此蕴藏着诸多不稳定性，充满着变数和不可预期因素；而经济 改革的周期短、见效快，通过对生产方式的革新能够迅速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实现全 社会的共赢，因此具有稳定、持续、长效性。
从社会心态来看：经历了“文革”后，中国的社会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保持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了社会的主要价值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把政治改革作为改革的主题无疑与社会厌恶政治的心态相悖，而将其寓于更符合社会心态和需求的经济改革之中显然是一种既可对社会需求做出积极回应，也可适时推进政治发展的最为妥当的战略。因此，邓小平远见卓识地断然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这充分展现了中国改革的 高度智慧。
从当时的动力源泉看：改革只有尽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较快的发展速度，使社会在改革中迅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才能为改革的深入和政治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把经济改革作为全局的切入点，把政治发展寓于经济改革之中。
3.经济改革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改革。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高度融合，并“通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使政治和行政权力几乎垄断和控制一切社会资源，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行政化、社会生活政治化，形成了一个以执政党和政府等广义的政治权力为中轴的社会组织体制”。(注：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第30页。)即使今日，只要市场经济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状况就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存在不涉及政治改革的任何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道路是从政府放松经济职能开始，由表及里，逐步深化，对国家权力结构体制进行相应调整，从而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如转变执政党在行政体制及经济实体中的角色，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使执政党从经济建设的操作层面退出，厉行“党政分开”，并从“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的战略角度出发，进一步下放权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显然，中国经济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高度融合的传统集权体制中将两者进行剥离，并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和刺激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4.经济建设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诉求手段。
建国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一种政治伦理上的合法性，是一般革命党所通行的天然合法性：作为“救星”，人民感激她，其执政地位具有合理性，但是缺乏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法理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显著的经济绩效来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这是对天然合法性的根本超越，但是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执政效果之上，是一种不成熟的合法性诉求。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永远持续高速，高峰与低谷相伴生才是经济发展的辩证法；而且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其基数越大，实现高速度发展就越 困难；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球经济跌宕起伏，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 ，危机发生的系数大大增加，制约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因此 ，这种合法性诉求手段天生不可靠、不稳定。
第二，通过经济发展的执政绩效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容易陷入“政治犬儒主义”。这是一种社会制度良莠评价理论，即：评价一个社会好不好，主要看它的政治制度，制度好 ，则一切都好；制度不好，则一切都坏。它认为好的政治制度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而一切社会弊病都是由不好的政治制度引起的。这种思维定势极易在经济发展不可避免 的低迷时期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因此，对现代意义的执政党来说，实现合法性获取途径的制度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注：张定淮、涂春光：《两种政治思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
当然，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之中并不意味着把政治发展湮没于经济改革中，它不过是一种发展战略，而决非要抹煞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基于此，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 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二、在目标序列和切入点上：从党内到党外、从基层向高层逐步推进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目标体系充满着多元性、复杂性、甚至冲突性，既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政治稳定的可持续性，又要扩大政治参与，扩大直选范围。在这种复杂情境中，通过对政治发展目标序列和实现策略的权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把切入点放在了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上，从党内到党外、从基层向高层逐 步推进。
1.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
以发展党内民主来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既定方针。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过去民主的传统“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页。)，视民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表达了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 途径。”(注：江泽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报告)。)江泽 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 展”(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十六大 也坚持了这一思想，重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 用”(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 报告)。)。
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特殊国情和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①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先声。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的程度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②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③党内民主对社会具有不可比拟的垂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发展了、健全了，全国人民就会学习、效仿，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会随之大大提高。
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在于：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集团，成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高，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成本是最低的，风险也是最低的”(注：黄卫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4页。)。第二，通过党内民主来发展人民民主的战略，事实上是试图通过充分发挥现有体制的最大张力，把现有体制内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得到很好贯彻的民主原则现实化为切实的民主生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体制内的资源，使“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的政治实践。
2.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以逐步推进高层民主。
基层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形式，它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进程息息相关，是市场经济所催生的民间的民主冲动激发出来的将公民权利现实化的政治要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伴生的经济形态，个人价值依附于集体。尽管党在执政之初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明确地写入宪法，但在实践中却流于“虚无主义”(注：张定淮、涂春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底下要求立即实行，对于中国人民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合，因而也是不能完全采用的。”(注：《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市场经济 的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重新肯定了个人价值和人的理性精神，促进了独 立政治人格的形成，同时从市场经济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了现代自由平等观念，迫切需 要政治民主的保护和规范。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要求予以了积极回应。党的十三大提出：“今后 应当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注：江泽民：《沿着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明确要求：“加强基层民主 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注：江泽民：《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更详细地指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 ，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对干部实行 民主监督。”(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胡锦涛则进一步强调：“我们进一步扩大农村、城市和 企业的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 己的幸福生活。”(注：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农村乡镇党政领导直选的种种改革尝试，是执政党在农村维权和地方治理的双重压力 之下，为了缓解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利益冲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推进乡村 治理的重要步骤；在城镇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催生的一大批活跃于体制外的 中等收入阶层，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注：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 的呼吁下，其依法维护自身政治权利的自觉性空前高涨，最终演变成2003年区级人大竞 选风潮。
更为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积极推进培养了公民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需要在现实的利益博弈中学习和培养的能力，它讲求交易和妥协。中国基层民主的各种实践教授公民以现代民主精神，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成熟，不断推动中国的民主向更高阶段发展。
三、在内容上：从边缘向核心逐步深化。
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目标体系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和配套性，一个目标的实现往往是以相关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而政治发展核心目标的实现更是以一系列目标群的实现为条件。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内容上可以说是一个攻关的系统 过程。
1.从操作层到制度化层的深化。
政治体制属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实体部分，主要分为两大层次：其一，操作层，即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指政府机构的社会职能，政府的社会调控机制，以及国家人事制度等；其二，制度化层，即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主要包括执政党的产生方式与执政方式，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限的划分及相互关系，国家基本的选举制度和决策制度。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多局限于行政管理体制这一操作层面，主要着眼于精简机构和提高机构效率。这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尚相去甚远，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 程度后必须向国家权力结构体制层次深化，要求国家权力结构体制做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同时只有国家权力结构体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做出积极响应，才能为政府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证和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平台。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深化，已经逐步深入到党和国家权力的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其中蕴含着尊重宪法和限制党政权力的宪政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并没能摆脱传统的“人治”，“文革”更将其推向极至，对“文革”的反思促使人们开始在理论上逐步向现代“法治”治国方略探索。邓小平推行“民主与法制”建设；江泽民更把宪法和法律放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认识，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党的新领导集体在执政之初就重申“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注：江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一点具有深刻的现代宪政意义：第一，它确立并充分体现 了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是对长期以来一切国家事务依据“政策”和“个别领导人意 志”进行的一种反动；第二，它确认了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的价值，法治的精髓是治理 者首先“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注：江泽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十三大报告)。)，换言之，党的权力不是没有上限、不受制约的，也必 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为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徇私枉法等提供了制度 保证。
2.“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从边缘向核心迂回发展。
中国政治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带有根本性重大目标的实现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所谓“休克疗法”所能奏效的，这需要中国的政治家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从大局着眼、从全局入手，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以一种短期次优与长期最优相统一的策略和积累式制度创新的方式迂回发展，从边缘目标着手向核心目标循序渐进。
起伏跌宕的中国政治所走的，往往是当核心目标不能马上实现时，则另辟蹊径，绕道前行，并最终创造条件促使核心目标达成的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围绕着“党政分开”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
中共十三大深刻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注：江泽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报告)。)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症结所在。党政不分的后果是：把党放到了具体的操作层，在事实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羁绊于庞杂具体的工作中而耽于抓自身的建设；使党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甚至处在矛盾的焦点。
然而，由于相关配套的制度建设尚未跟进，“全党同志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没能立即成为现实。其主要原因 在于：第一，对“文革”的反思不彻底，还局限在“个别领导人的失误”，并没有从权 力监督等宪政内容上加以思考；第二，计划经济的集权性反映到上层建筑必然要求高度集权；第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尚未分开，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倾向严重；第四，大批 政工干部的利益集团化，是党政集权的既得利益者，是党政分开的现实阻力。
因此，党政分开的目标由于相关配套制度建设的滞后而在实践中遭到挫折，并似乎从 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事实上，这一探索并没有止步，仍在中国政治发展舞台上以更理 性、更实际的迂回发展策略有步骤地朝着既定方向继续进行着。
第一，党的十四大明确地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战略目标，其深刻结果是：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开始分野，政府的公共权力逐步从经济领 域收缩退出，政府职能也开始从“划桨”向“掌舵”转换，从而为党政分开创造了现实 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二，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对治理者的监督和制约提出了要求，其潜台词就是“依法治党”，为党政分开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证。
第三，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 政”，“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 体的关系”(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十六大报告)。)，并意味深长地指出“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 作用”(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 大报告)。)，从而更科学、更严谨、更成熟地表达了“党政分开”的思想。
四、在发展模式上：渐进调试
渐进调试的发展策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和优点，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这一策略既有利于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稳定，又能够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逐步打开思路。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政治调整与变革实际上是要打破旧有的平衡，重建新秩序。特别是对于曾经采取全能主义控制的国家来说，政治体制的改革意味着要放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必然会给社会留下相当的权力真空，因此“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则孕育了不稳定”(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长征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而如何使失衡范围、程度处于可控状态，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全局性 问题。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 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高价值。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必须谨小慎微，必须是一种不 断探索、不断调适的渐进过程。
1.“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在走我们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换言之，改革允许去探索、尝试，通过“撞击反射”不断调整自己的路向，有好结果就推行，没有好结果则另谋他途。“摸论”为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选择困境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工具，对指导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推进具有重要的工具理性价值。
那么，究竟中国政治发展的“石头”是什么呢?
第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首要的“石头”。经济变革的目的是要找回社会的积极性，而政治变革则是要实现和巩固这个找回来的积极性。
第二，摸清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脉搏，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动力和可能性空间出发来推动政治发展，而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否则就会陷 入丧失动力的状态，流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状况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石头”。人们在生活水平提 高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以其“经济存在”对“政治存在”提出相应的要求，促请扩大政 治参与；另一方面，政府在放松控制时，其向社会所出让的权力的合法接受者是否已经 成长到可以接受这些权力的程度，也是制约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必须对大多数人民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承受能力保持清醒的认识，社会的政治心理规定和制约着政治发展的步伐和可能程度，是政治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指示器，任何漠视行为都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2.政策的策略性传承发展，通过积累式制度创新来突破旧体制。
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历来注重保持与传统政治话语系统的策略性调适，在坚持传统政治话语的同时，实事求是地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内容对其内涵加以丰富和发展，使之永葆青春活力。这种智慧是出于“决不能过分挫伤党的权威，以免受到党内的反对而遭受致命的打击，或者更糟的是，使党丧失维护秩序的能力”(注：黄卫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Ⅰ》，第9页。)的全局性策略考虑，是中国共产党“原则的坚持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动表述和再现，对中国的渐进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在改革政策推行的初期，采取“不争论”的迂回策略，回避极“左”势力的干扰，避免与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教条发生正面冲突；第二，在改革政策初见成效时，设法以弹性和灵活的方式赋予原有理论话语以新的时代内容，使之适应改革深化发展的要求；第三，在改革政策的成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时，不失时机地把改革成果用党的决议和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和巩固，并使之融入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如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把市场经济等于 资本主义，视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 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再到党的 十四大明确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注：江泽 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四大报告)。)中国政治发展的智慧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休克疗法”，而是在改革的 渐进发展实践中，通过与传统体制的策略性调试来规避改革发展的可能阻力，通过积累 式的制度创新来突破旧体制的制约，为政治改革的突围创造条件。
3.短期次优与长期最优的统一，通过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以时间换空间。
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改革本身在某种 程度上就是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再洗牌过程，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 和阻挠。因此，改革方案的确定往往不是“比优”而是“比劣”的产物，是当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的理性权衡，是短期次优与长期最优的高度统一，是退一步进两步的迂回发展 策略的生动体现，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政治智慧的高度表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曾一度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后，共产主义社会就只争朝夕了，号召举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由于缺乏现实基础，共产主义被庸俗化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并在实践中遭到了极大的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通过提出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共产党不仅化解了极“左”教条主义的责难，也拓展了根 据客观实际进行理论和政策调整的空间，更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 机统一起来这一史无前例的问题。
这一认识在实践中得到了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发展。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而“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 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注：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这种“其志虽在大 同，其事却是小康”的政治智慧，使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为实事 求是地立足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时俱进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奠定了理性 和务实的基础。
五、结语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一个希望和风险同在、压力与期待并存的系统工程。其发展既需要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选择适合中国国情、兼顾各方的发展战略，也需要以谨慎的政治态度、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采取适当的发展策略。这些战略和策略的运用，既能使中国保持稳定，也能为改革打开思路。对其的梳理和总结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帮助人们把握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洞悉中国政治发展的奥秘，并对其基本发展方向有一个前瞻性的认识。
标签：政治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党政分开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江泽民论文; 党内民主论文; 时政论文; 政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