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思想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历程论文,八十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4-0034-06
1921-2001：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如今，为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整整奋斗了80年。无数共产党人为此而献出了头颅，流尽了鲜血，贡奉了毕生的精力，从而创造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业绩。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完整的总体性历史。它也可以从若干方面去分别研究。从实践方面研究，写成中国共产党事业史；从理论方面研究，写成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从活动主体方面研究，则写成中国共产党人物史。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又各有侧重，独立成篇。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它在这样漫长时期内的思想历程，论明党在思想创造方面所获得的辉煌成果，思考和总结这方面的丰富经验，研究和写作“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对于今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动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创新工程，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中国共产党80年思想历程的分期展开
党的思想历程是同党的实践历程相应地展开的。但是，它又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因此，它的分期与党的实践历程还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根本性的理由是：党的思想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过程。思想历程的展开，显然是同这“两次飞跃”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根本性的理由是：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规定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据此，党的十四大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实践规定为“第一次革命”。“两次革命”的提法是对党80年实践历程的进一步的概括，同时，又与“两次思想飞跃”、“两大理论成果”的思想历程的概括相一致。按照这样的理解，本文把中国共产党80年的思想历程分成两个时期、四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第一次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在这一阶段中，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引导下，以五四运动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创建，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全党努力学习和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研究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探索中孕育生长。第二个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之前。遵义会议及其之后，党在思想上先后实施了四大工程：其一，认真总结前14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毛泽东更以深邃的眼光从哲学上从事这种总结工作，撰写了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之标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其二，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面向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体系。其三，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系统批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全面界定和论释“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随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党史讨论，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四，在1945年4至6月，召开了党的七大，通过了刘少奇的《论党》的报告，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写入党章。
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革命”时期。它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就其思想源可以追溯到党的八大。这样，从党的思想史来说，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第一次革命”成功了，具有全新主题的“第二次革命”的任务放在了党的面前。党重新进入了一个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拨乱反正，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成功地推进了新的四项思想工程：其一，坚持实践标准，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命题。其二，党对建国以后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于1981年6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三，在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引导下，全党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党务方面进行了探索，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谈话，建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四，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十五大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推进了党的思想创造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是随着实践的展开而分阶段推进的，又是按照客观的需要而多方面展开的。现在要研究的是：贯通在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思想领域、各门理论学科之中的总体性的主题是什么。本文认为，有相互联系的三个主题：
（一）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80年的活动，前期是革命，后期是建设，贯穿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主题是一个：这就是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80年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党的一切思想、一切政策、一切努力的落点。
（二）理论主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因此，党的思想创造工作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在内容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其运动，总结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规律，构成相关的科学理论。形式上则是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语言，陈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关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
（三）价值主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活动，过去侧重讲它的科学性、真理性，从现代哲学的视角去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活动，还有它的人文性、价值性。党形成了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为人类解放和自由而奋斗的价值观。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决断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地位，强调发扬人的个性，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充满活力。与此同时，党又明确了包容个人利益的人民本位的价值原则，制订了“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价值方针，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二、中国共产党80年思想历程的辉煌成果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实践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史诗般的进程；与之相应的思想历程是丰富多彩的智慧积淀的进程。围绕着对上述基本主题的解答，党创造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宝库，把中华民族思想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分阶段形成的指导思想的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汇合成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展开为相应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党的建设的思想。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命题的确立；关于“这种革命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特殊道路的开辟；关于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的中介性判断的建立，由此而导致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决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原则的三者统一的建设规律的发现。毛泽东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概括了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思想创造。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党的思想创造工作围绕着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生动活泼地展开了。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全党继续探索。在东北工作的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理论，此件经刘少奇、毛泽东修改补充，成为当时中央的共识（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对于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建国之初全党有比较一致的认识，认为“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形即转入社会主义。”（注：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此后，在不断变动着的实际情况下，中央又作了新的探索，综合各方面的认识，最后形成“逐步过渡”的思想，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针对后来发生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分简单划一”的错误，人们想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前前后后提出的许多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卓越的思想。包括毛泽东在1956年冬提出的，要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实行一段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也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如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指出的，在这一段党史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则是‘左’倾错误的发展倾向”（注：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412页。）。两个发展趋向交织起伏，展示了探索的曲折进程。党在思想创造上的成果从正确趋向中来，错误趋向使党付出代价，然而，它也是正确思想的前导。就毛泽东而言，他这一段时间中的思想创造，一是写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书中的基本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二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关于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思想。在中央工作的其他领导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奉献了重要的思想成果。张闻天是值得特别提出的理论家。他反对了当时党内的“左”倾不良趋向，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见解。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的关系都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先驱。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宣告“左”倾路线的破产之后，邓小平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两个文明共进论”等一整套科学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相应的方针、政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贯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相结合的原则，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理论创新工作，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逐步发展的哲学思想的成果
党在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创造出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和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党的思想史中最有意义并且是长久起作用的成果。这一哲学成果集中地表现在一系列哲学理念的建立上，其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是：
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求取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关键地位。毛泽东写了《实践论》，这是党的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借助于实践论原理，我们党才真正懂得：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来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也才彻底清算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观察和解决改革、开放、建设问题的崭新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他历史性地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推进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创造性地强调实践的真正本质是谋得人所需要的客观效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尺度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尺度之统一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引导了伟大而艰难的探索进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实践的双重功能——创造功能和检验功能，要求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的过程中，发扬“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同时要“每年”“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好路”（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正是依靠这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党才一步一步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论为中心的哲学。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集中地陈述了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如果说毛泽东强调实践的具体性，邓小平强调实践的效用性，那么，江泽民则强调实践的创新性，这是适合知识经济新时期的哲学思想。江泽民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继续前进，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也要不断地继续下去，永远不能停滞”。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过程，“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注：200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说得既适时，又准确，值得我国哲学界和党史学界把它当作我党哲学理念的新宣示加以研究。
以正确处理“辩证矛盾”为核心、实现社会矛盾诸对立面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理念。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实践，同样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关系。毛泽东写了《矛盾论》，这是同《实践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哲学著作。依赖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我们才真正懂得：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也就是由处理特殊矛盾的具体实践，达到对各个具体实践中的普遍矛盾的理论认识；再以这种理论认识为指导，去认识和处理新的特殊矛盾，达到新的具体实践的成功。《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这样的统一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同基础。而矛盾共性、个性的道理正是矛盾学说的精髓。这个“精髓论”要求人们认识和处理具体实践中特殊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的关系，从中提炼出关于对立面之统一的规律的原理，再以此为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新的又同一又对立的特殊矛盾。
邓小平是又一个辩证法圣手。如果说毛泽东的辩证法主要是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强调矛盾同一性的转化意义，也指明了统一战线内部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那么，邓小平的辩证法主要是建设的辩证法，强调实现对立面的统一和矛盾诸方面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展现了它的全部面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其中的矛盾关系，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崭新篇章。江泽民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国理论界称之为“论十二大关系”），是以“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主题为纲，全面分析这三方面的若干矛盾的诸方面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借以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篇实践辩证法的杰作。
以“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为基本内涵，达到依靠人民群众和为了人民群众之统一的唯物史观理念。
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强调人民或人民群众的作用。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96页。）。前一句话是毛泽东的科学历史观，得出的规范性结论是：一切依靠人民；后一句话是毛泽东的一贯价值观，得出的规范性结论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二者结合，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
需要指出的是：党在确立和运用上述哲学理念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关于“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的学理，关于高扬主体能动性与尊重实践条件客观性相统一的学理，关于认识总规律的学理，关于矛盾共性个性关系是矛盾学说的“精髓”的学理，关于就一时说，矛盾同一性是绝对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相对的，就永久说，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学理（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中介环节的学理，关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主体性认识公式的学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理，关于两种生产关系的学理（注：参见《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158、218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关于人民群众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对生产关系形式具有选择性的学理（注：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关于把经济范畴分成“制度性范畴”和“非制度性范畴”的学理（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党因为有自己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体系而倍感自豪。
（三）融入中华民族灵魂的优秀文化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按现代要求改造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人又超越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向中华民族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结合的新文化灵魂。在前一方面，他是传承者，在后一方面，他是创造者，从而逐渐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形态。其基本内涵：
一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的人文精神的统一。
“实事求是”古已有之，经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阐释和在革命建设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已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圭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之类的整体主义观念自来就有，经过党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随着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人民”概念的外延日趋广泛，这一价值原则越来越具有新人文主义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不朽灵魂。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涌现了许多具有这种新文化精神的典范，世人尊敬的周恩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同普通工人农民的亲密关系，他对知识分子的体贴关怀，他对统一战线中朋友的真诚态度，证明他具有崇高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周恩来“作为具有领袖才能的思想家，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注：参见《周恩来研究文集》，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作为总理，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公仆。
二是解放思想的批判态度与建设新社会的创造风格的统一。
中华民族因其古老，背负着传统的重担。因循守旧，恪守中庸，是文化中的消极力量。中国共产党与这种教条主义作了长期的斗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精神。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把这种批判精神提升到现代水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活动，开辟了全新的救亡兴国之路，不但造就了创新精神，而且把握住了进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科学方法论。这种精神在新经济到来的当代，更得到了继续发扬的新基础。批判态度与创造风格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大特征。
三是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与立足当代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懂得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进程，判明了中国解放和振兴的前进道路，从而确立了崇高的理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但在革命时期鼓舞着战斗者，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不灭的熊熊火焰。同时，党又是现实主义者，深知“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228页。）。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的错误时，把强调客观效果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注入党的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崇高气质。
三、中国共产党80年思想历程的宝贵经验
作为一部工人阶级政党的整体性思想史，特别是作为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正在胜利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党的思想史，凝聚了如何进行党的思想创新、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维护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思想统一的丰富经验。
（一）思想的创新依靠哲学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把哲学工作放在党的思想创造活动的中心地位，致力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把握住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从而促成了党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活动在后发的革命、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它又是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这就要求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学习的是它的哲学，“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党在“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陷入困境，挽救革命于危局，引导革命走向前，首先抓的是哲学。毛泽东以解决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问题为主旨，进行了哲学的创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陈云评价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注：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邓小平担纲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为了拨乱反正、开辟新路，同样是首先抓哲学，支持和领导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解决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思想创造中心是抓哲学创造，这是党80年思想历程中基本经验之一。
（二）思想的创新依靠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风
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按照“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和“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创造出正确描述客观规律的理论；进而以理论为指导，“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创造出称为“实践指导规律”的决策；再在决策的实践中，创造出革命建设的业绩，检验理论和政策之是否正确，并构成“理论—决策—实践”的新的循环（注：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关于这种循环的论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就这样，党的思想创造工作不断得到推进，并获得辉煌的成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反映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之规律的深刻理论，产生出一项又一项创造性的、洋溢着共产党人智慧和谋略之光的生动决策。
（三）思想的创新依靠党内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思想矛盾的正确处理
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具有鲜明的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的区别的思想矛盾，这种矛盾的最尖锐的表现是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导致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右的或“左”的政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互相排斥、争夺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党处理这种矛盾的经验：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来分清是非，克服错误，进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正确路线取得指导地位；二是对犯有思想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则，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要以理服人，帮助他们真正分清是非，改正错误。
另一种情况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方面没有原则分歧，在面对新的实践的时候，大家都去积极探索。由于实践经验多寡的不同、理论水平高低的差别，观察问题视角的歧异，导致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对于这种矛盾，则必须在共同走着“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路线的过程中，逐步统一思想。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区别这两种情况。决不能对不同意见任意上纲，对持有正确意见的同志扣上政治帽子，妄加批判；也不能搞思想批判开路，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认识的问题，借以用政治压力推动工作。在处理党内思想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当年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实践是成功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处理党内思想矛盾中更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创造了适合新情况的正确做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不同意见，邓小平把握住了一切正确思想的建立依赖于实践基础，一切错误思想的克服依赖于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形成了著名的“不争论”的原则。他用通俗语言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来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深刻主张。
（四）思想的创新依靠党的理论队伍的建设和思想家群体的造就
党是思想创造的主体，而为了成功地进行这样的创造，必须在三个层次上加强主体建设。第一个层次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的加强、理论水平的提高、理论素质的增进，这使党的思想创造工程成为全党同志参与的工程。第二个层次是党必须建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党的80年思想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理论家、李达、艾思奇、胡乔木、胡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在进行党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工作中，都有理论家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层次是党在人民群众的集体奋斗之中形成在中央工作的思想家群体，造就兼具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素质的领导核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都是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正如有的同志所介绍和评价的：“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就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成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虽然当时没有这样的称呼，但事实上，他们被公认是党的三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石仲泉：《张闻天：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5页。）而毛泽东在他占其一生大部分时间的辉煌阶段，就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能力、中国优秀文化的积累、理论创新的智慧、洞察事物本质的识见、进行战略决策的谋略而言，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因而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国古往今来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他展现了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罕见的政治家智慧，开创新理论、新道路、新局面的卓越才能，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同样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在他的周围，有陈云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辅佐，他们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度的理论修养，对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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