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的当代转向及中国经验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当代论文,性别论文,意义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性别研究是对两性关系（主要是不平等关系）的起源、现状和对策等问题的探讨。自女性主义对性别关系的研究至今，西方性别研究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当西方的性别运动和研究传入中国，中国的性别研究经历了全盘借鉴西方理论及中国化的道路。本文拟在梳理西方一百年多年性别研究的内在历史脉络，同时探讨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最终指出当代中国性别研究的经验转向对世界性别研究所具有的意义。
一、当代西方性别研究的新格局
性别研究曾一度是流行理论在性别关系上的应用，西方性别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区分是和当代西方性别研究相对照而言的）就是如此。这从学界对女性主义流派的名称确定已经可以看出，比如通常有如下的叫法：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这些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附属于其他的社会思潮之上的，是其他的社会思潮在性别关系上的应用和投射。
西方性别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流行理论的应用和补充上，而是不断发展拓新，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性别研究话语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性理论家持续不断的批判主流的各种社会学说以及理论。他们开始使用性和家长制等概念揭露社会研究方法论体系和社会理论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立场和话语霸权，并提出建立一种“女性的立场”、“女性的方法论”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女性研究开始树立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并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比较早开始对社会研究中性别不平等进行批判的学者是沃德（Kathryn Ward）和格兰特（Linda Grant），在1974年到1983年期间，他们在社会学期刊上发表性别研究相关论文700多篇，提出以往社会研究有如下一些问题：对作为研究主体的妇女的忽视、对社会生活中男性占统治地位部分的关注、使用的范式、概念、方法和忠实于对男性的描述而忽视妇女的经验的理论、使用男人和男性的生活方式作为规范，以反对那些被解释的社会现象①。奥克利（Ann Oakley）明确提出，女性的经验是不同于男性的，性别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伯纳德（Jessie Bernard）在《女人的世界》一书中认为，当前的社会是单一的男性性别的世界，这需要用女性世界加以改变，女性世界在主观和客观上同男性世界不同，但其经验是不容忽视的②。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认识已经在性别研究领域取得相当的共识，提倡要为了女性而建立专门的学说已经成为一种呼声，女性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立场被不断应用，提出要寻找新的声音，即女性的声音成为一股影响力巨大的思潮。比如1988年，肖特尔（John Shotter）和洛根（Josephine Logan）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妇女运动必须在具有某种深度和普遍意义的家长制的文化中发展自我……家长制被禁锢在我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在我们定位及相互联系的各种方式当中，在我们所使用的彼此间都明了的各种资源当中……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到目前为止还没被认识的观点，该观点可以说出我们共同生活的本质。”③ 女性的声音被当作一种可以批判现有男性掌握学术话语的方式，进而，要用女性的经验和话语挑战整个社会科学理论本身。
那么，究竟女性的声音是一种怎样的声音呢？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和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特别强调女性气质是女性的优势，而不是她们的负担。那么，女性气质究竟是什么呢？两人都同时看到了女性的关怀道德以及对关系的强调对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指出，女性的道德和男性的具有差异：男性的道德观更多的取决于正义观，而女性的道德观则更充满人情味、强调关系、以关怀为中心，“根据关怀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来定义自己和声明自己的价值”④。女性对于自身的想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男性，女性认为自己与他人是相联系的，她们的身份取决于其他人而不是独立自主的，而男性则倾向于独立性和公正。两性的差异对人类社会而言同等重要：“我描述的不同声音不是以社会性别、而是以主题内容为特征的。……我主要是通过妇女的声音来追溯它的发展。……这里呈现的男性和女性声音上的对比是为了强调两种思考方式的差异。”⑤ 而诺丁斯在《关怀：一种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途径》一书中同样给与女性的关怀道德以高度赞扬。她认为女性是以与男性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道德问题的，她们总是将自己置于道德情境之下，用关心来表达行为，关心理论是一种女性的理论。法国女性主义者露西·伊利格瑞的“此性非一”也表达了要尊重女性这种区别于男性的声音，认为女性的解放必须尊重女性的这种差异。“在想象期之内，存在男性和女性各自不同的想象状态。”⑥ 要了解女人，必须知道“阴性女人”（feminine feminine），女人眼中的女人⑦。自此，认为女性有自己声音和特殊的道德风格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至于究竟这种声音是不是就是指女性关怀的、关系性的道德也许存有争议，继吉利根等人以后研究者仍然在积极的探讨此话题，但要寻找女性独特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并寻找新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性别研究共同的追求。
这种对女性独特话语的追求促使性别研究开始形成自身独立的话语体系，并试图建构独特的理论学说以质疑或批判以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各种传统，尤其是一直占据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传统。他们提出，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可能比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男性更容易选择一些没有歪曲人类社会经验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女性更容易介入到一些非官方的、私人的、不被看见的领域中深入调查和研究，女性田野工作中特有的敏锐和对话有益于避免男性的霸权和单一视角，为我们了解一个更加隐秘的、非主流话语的世界具有积极的价值。虽然，性别研究领域的这种探求至今仍是存有争议且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而且不同学者也借鉴着不同的理论学说，但至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性别视角逐渐成为了一个人们无法忽视的视角，对潜藏的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也为更多的研究者所重视和公开化，以至于社会学者特纳在梳理社会学理论时也不得不专门开辟专栏撰写性别研究的成果以及其影响力。这说明，性别研究从依附于女性运动和社会流行理论，在经历了百年的发展演变后开始具有了独特的话语和天地，性别研究的一些概念、术语和观点开始越来越多的影响到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及学说，而不是被影响。
二、中国性别研究的历史与实践
近代中国对两性关系的专门探讨与西学东渐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各种西学的涌入，西方性别关系的各种新的思想学说逐渐进入中国，从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大众。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思想不断冲击甚至瓦解着传统中国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理念，学界对两性关系尤其是对妇女的专门研究也得以展开。
自19世纪至今，西方性别研究的各种成果不断影响中国性别研究的历史与实践，并引导了中国的妇女运动。1898年，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在上海诞生，各种新学开始影响到人们的性别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各种女性运动，其基本主旨是争取妇女权利、培养女性独立的人格。一些受西学影响较早的人最早开始了反缠足运动，比如郑观应。甲午战争以后，国内部分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此运动，甚至后来清末新政也得到体现。一些外国传教士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和国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一起反对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约束。比如胡适就曾在1919年《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发表《美国的妇人》一文，提出要“超越贤妻良母”，依靠教育培养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女性要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和能力。罗家伦在《妇女解放》一文中倡导自由恋爱。此时，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倡导的各种自由、平等权利的理念影响了中国的性别实践和观点，并构成近代中国整体的社会改良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西方性别关系的新学说以及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最终影响到了当时的性别研究。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开始提倡女性参政等权利。1912年徐天啸写《神州女子新史》，以传记的形式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女性做出描述，并与西方杰出的女性进行对比，激励女性自强独立。1923年段碧江撰写《新女子职业教育》一书，对女性职业教育提出建议。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提出的中国女性“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因此要鼓励女性冲突旧的束缚，投身到自身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中来。1927年罗家伦等人撰写的《妇女问题讨论集》，继续倡导女性的解放。1928年邹敬芳译的美国人纪尔曼的《妇女与经济》、1930年张佩芬写的《现代思潮与妇女问题》、1933年吕云章撰写的《妇女问题论文集》、1934年金仲华撰写的《妇女问题的各方面》、1935年郭一箴撰写《中国妇女问题》，等等。这些著作以女性为探讨中心，倡导女性的解放和新的两性关系，影响巨大。其倡导的核心观点可以算做早期西方性别关系理论的一种中国应用，主要是反对传统，要进行新性别关系的建构。而影响较大的是陈东原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此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性别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造成的，在中国两性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是宗法制度。全书论证了作者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⑧。这等于是鼓励妇女起来反对传统、反对制度的宣言书，其实也是西方新学说影响下对中国性别关系历史重新梳理的代表性作品。
如果说解放前中国的性别研究主要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解放后至改革开放的集体时代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别观的应用时代。无论是理论学说还是实际的妇女运动，都直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性别观的指导。纯粹的研究作品极少，只有几本翻译的著作，一是1955年周炽亚翻译的苏联别梁斯基卡娅的《母亲与孩子的权利》，另一本则是1956年，于山翻译的苏联奥尔利柯娃等人撰写的《妇女问题/妇女教育/妇女劳动》，也是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在实践上，女性此时积极的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强调绝对的男女平等观，以男性为标准，女性开始了走上一条去女性化的实践，其目的是要通过经济上的男女平等而最终实现妇女的解放。它对中国两性关系影响深远。
三、当代中国性别研究的经验及其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性别研究，尤其是女性研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首先表现在妇女/性别研究开始为各学科所重视，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或是历史学等领域都开始了专门的女性/性别研究专题。与此同时，学界从关心具体的女性问题而走上纯粹理论化的探索之路，应用性的研究和学术研究并驾齐驱，同时，从强调价值无涉的中立立场而开始转向女性视角的特殊性和价值关联。性别研究开始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从少数比较著名的女性人物开始转向社会底层的普通妇女。此一阶段的研究突破了单纯寻找历史上的著名女性进而探讨她们对于历史的贡献的传统思路，开始更多的关注普通女性的生活与实践。很多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把目光集中于女工、女性打工者以及村落中的女性，不仅关注她们的命运，也关注她们的能动作为。学者们认识到“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全方位的（应该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但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妇女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全体——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她们的思想轨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⑨。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调查，并在民族志的表述中由单纯依靠观察转到重视倾听。一些学者把女性作为叙事的主体，通过她们的声音来“发掘或恢复其身份认同和自觉意识，并重建其主体性和自我肯定的历史过程”⑩。在实际访谈中强调带有感情去聆听女性的叙述，从其所处的特定语境中理解她们，重视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重视运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女性，强调通过妇女口述历史来给女性赋权，通过倾听女性的声音，来弥补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缺憾，从而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把目光集中到女性行动的意义阐释。
在经历了对象和方法上的这种转向的同时，中国的性别研究在理论上开始突破很长时期对西方理论学说的照办和借鉴。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研究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方法的著作或文献几乎同时被引入进来。但此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中国自身的社会性别实践中汲取营养，重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实的独特性，并开始形成性别研究的中国话语和经验。比如郭于华对陕北骥村女性的记忆进行研究，提出“心灵的集体化”，潘毅对女性打工者进行研究提出“抗争的次文体”，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女性经验的概括、总结，已经不是简单的西方性别理论或是流行理论的照搬，而是富有创见的提炼出中国女性某方面的特点，在观点上也已经突破简单的男女平等或不平等的单一界定。
这种转变，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契机，即，当西方性别研究开始从附属于别的流行理论转向逐渐独立而确立自身独特话语权时，中国的性别研究也处在相同的机遇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女性独特的自我以及女性自己的话语。性别视角开始更多进入别的学科的研究之中，影响到相关的研究结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中国女性特有的经验，她们的自我，以及中国性别关系特有的历史和现状，并由此建构中国性别研究特有的话语和理论学说，这不仅对中国性别研究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同时也必将对世界性别关系以及性别话语和理论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注释：
①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60～261页。
② Jessie Bernard:“The Female World”.New York Free Press,1981,pp.12～15.
③ John Shotter,Josephine Logan:“The Pervasiveness of Patriarchy:On Finding a Different Voic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pp.69～70.
④ 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1982），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⑤ 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1982），第37页。
⑥ Lu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28.
⑦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⑧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
⑨ 杨善华：《理解普通妇女——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5期，第66页。
⑩ 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