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香港论文,启示论文,图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图书出版业始于1843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的三次重大发展，现已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位居世界前列。其历史发展与经营现状，可供中国迈向世界出版大国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几次重大飞跃
1.第一次飞跃：母体文化的导入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最初兴旺，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大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和出版机构迁港，而导致这些精英云集香港的主要原因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对进步民主人士的迫害。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鉴于局势严峻，遂有计划地把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者与民主人士从各地疏散到香港。这批精英到港后，使香港的文化生活有了变化，也给香港的新闻与图书出版业带来了生机。当时的新知书店与文化供应社合办南洋图书公司，由吉少甫主持，翻印出版解放区和大后方的书籍与杂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合作开办光夏书店，由邵公文负责。《华商报》的出版部出版邹韬奋的《抗战以来》，万人争购，几个月内印了五次。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真正兴起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的。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驱使大批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再次流亡至港，又一次使香港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49年至1953年初左右，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携带大批书籍及纸型，来港开设出版和经销机构。
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先后出现了人人出版社（以翻译世界名著及出版现代作家的文艺作品为主）、友联出版社（综合性文化机构，集研究所、出版社、印刷厂与发行所于一体，出版刊物、文艺作品、青年读物及电影文艺作品等）、高原出版社（出版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及青少年课外读物，名作家徐速的长篇文学创作便在1953年由该社开始出版）、亚洲出版社（以出版文学、翻译、学术书籍及人物传记等为主）等几家著名出版社。至50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兴起， 著名作家梁羽生、金庸相继在报章刊出新武侠长篇，风靡一时。1955年，伟青书店首先出版新武侠小说（也出其他读物），三育图书公司、环球出版社跟着大量出版武侠小说，并出版《武侠世界》月刊。新武侠书不仅畅销香港，而且远及世界五大洲有华侨的地区，其中尤以泰国为销量之冠。50年代下半叶，香港经济不断发展，引起社会各类行业的良性互动，文化教育带动社会进步，出版事业也随需要而节节前进。图书出版业渐具规模，开始走向阔步发展的道路。
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图书出版业能够在此“文化沙漠”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祖国文化的适时导入。
2.第二次飞跃：本地市场的占领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人口、经济和中文教育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本地出版物的迅猛勃兴。中文出版物日益增多，逐步占领市场销售的主导地位。
60年代中期，由于东南亚各国纷纷采取以当地语文为主的政策，中文书籍的销售重点遂从东南亚移回香港。到60年代后期，中文书籍的销路日益增加，香港出版物逐渐代替了长期占绝大比例的外来（国内）书籍，不仅品种数量增加，而且印制质量也不断提高。随着出版物的日益增多，图书的流通便出现了新的难题。于是，第一家专营代理发行书籍的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应时于1966年1月成立，担负大部分繁重的发行工作，成了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的桥梁，对推进出版、发展文化起了积极作用。至70年代后期，该公司已把发行范围拓展至亚、美、欧、澳的10多个国家20多个城市的中、外文书店，初步达成了把“中华文化推到世界各地，让海外华人保持并延续优秀的中华文化，也让外国人认识中华文化的精髓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的企业理念。从此，出版与发行开始分工，既可节省经营成本，又能发挥推销效力，互助互利，把图书出版业推向新的、更有利于发展的途径。
60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内地来港图书几乎绝迹。可是，香港社会文化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这样，香港的出版机构便大量出版各式各样的实用书籍，以满足这方面读者的需求。本地出版物占领了主要市场。同时，台湾出版物也趁此时机打进香港市场。
3.第三次飞跃：国际空间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不但工商各业、进出口贸易以及地产建筑业的发展登峰造极，而且已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经济、科技的革命性振兴，更使香港的图书出版业有了划时代发展，一跃而成为全球性的三大中文出版基地之一。此段时期，香港出版事业更加繁荣，图书市场更加活跃，图书经营范围已扩展到港版、内地版、台湾版及世界各国出版的图书。香港的图书市场除满足本地读者需求外，也面向海外。据统计，每年图书出口值达几十亿港元。另一方面，随着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及香港确立了在亚太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许多国家财团及世界性的大出版企业，也纷纷来港设立机构，使香港图书出版业逐步迈向了国际化。
80年代末期，一种便于携带的“口袋书”在香港大行其道，其内容不论为消闲或实用，均普遍受到读者欢迎；其后，系列性的书籍多走这条道路。
进入90年代，以出版多样化读物的聚贤馆文化公司和以出版财经小说著称的勤＋缘出版社相继登场。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子科技的高度发展，光盘印刷技术的出现与Internet这个最大的国际电子网络的急速普及，一个崭新的电子出版行业已在香港稳步形成。
此时，原有的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除了出版大批实用书之外，还进入出版中学教科书的行列；三联书店也不断推出各类新书；中华书局则跳出框框，不再以古籍书为主；现代教育研究社除小学教科书外，同时出版一般性学生课外读物；新亚洲出版社除小学课本外，也出了有分量的文学书；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了一系列最新英文辞典及一些中文学生读物和中文课本；其他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等，都竞相出版中文课本。而1988年9月1日成立的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统领20几个出版、印刷、唱片、报馆及置业公司等，成为香港最大的出版集团。由于大出版社的刻意经营，注意培养人才，加上图书出版业渐趋国际化、多元化，吸引了不少文化界专业人士加入此业。经营企业化，管理科学化，既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又提高了产品质量，对推动图书出版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香港图书出版业的第三次飞跃，实现了该产业国际空间的最大程度的、空前的、全面的发展。
香港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至今，已非常发达。它不仅是全球三大中文出版基地之一，也是世界文字传媒中心之一，还是世界第四大印刷中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它拥有近500家出版社、近5000家印刷厂和数千家图书进出口商、图书批发商以及以售卖图书为主的零售商。香港每年出版图书万余种，仅中文图书销售额就达26亿港元。所出版图书，80％～90％为中文出版物，10％～20％为英文出版物。中文图书主要满足本港需要，也销往香港以外的华人地区；英文图书主要进口外国原版书，专供出口外销。
香港的中文图书市场由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争雄，与一定的营销机制密切相关。香港图书出版业的营销机制可分为三种。第一，在港出版机构自主营销。现在香港的图书出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台湾在港开设的“香港书城”、“集成”、“无华”等出版社，这些出版机构除以弘扬中华文化、普及民智教育为宗旨，还发展成为兼出版、发行、读者服务、展览等多元化业务的综合性文化机构。
第二，出口和转口出版物的营销。香港现有书刊进出口代理商100多家，主要经营外国出版物的进口和转口业务。英、美等出版大国的出版集团在港设有子公司，经营向亚洲销售出版物的业务；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出版机构亦在港设立分支部门，从事出版书刊的进出口业务。香港出版物的主要进口来源是英国、美国、日本和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中国其他地区，主要销往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省。
第三，灵活多样的零售营销。香港图书的零售主要是通过分布在全港的数以千计的大中小型书店和图书销售点进行。大型书店的面积一般为1000平方米左右，常年流通图书品种约在5万～7万种。特别是大型连锁书店，以其丰富的图书品种、较大的阅览空间、完备的企业化管理，在香港独树一帜。中小型书店亦称独立书店，一般专营某类或某几类图书，以特色取胜，有的还兼营文具，在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图书销售点则指设于地铁站的连锁便利书店、超级市场或百货公司中的商场书店以及遍布街头的书摊。另外，“二楼书店”在香港也十分流行，装修简单，但品种特别丰富，常年都有折扣。近年来，随着香港高新技术的发展，图书营销已进入网络时代，网上书店亦在港蔚然兴起。
二、香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启示
香港的图书出版业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飞跃式地发展，快速步入世界强手之列，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确属奇迹。不过，这个奇迹的出现与香港特有的政治背景、经济体制、地理环境乃至文化氛围是密不可分的。其一，香港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条件，与世界经济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互动关系，已成为一个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聚散场所。它的交通通信设施完善，法规健全，国际语言通行。香港人勤奋工作，有优良的职业训练，他们拥有诸多手段和能力来适应现代社会多方位的要求。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在香港能很快得到反映。这些都是香港图书出版业成功的要素。
其二，香港拥有非常优秀的印刷设备及技术力量，印刷质量精良，许多国家的出版商都到香港印书。日本还在香港建立了现代化胶印厂，将业务扩展至大陆。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华商务印刷厂无论规模上、技术上和产品质量上，都享有国际盛誉。香港的印刷业很发达，其印刷产品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如何借用香港经验，促使内地印刷质量上一个台阶，值得内地出版界认真思考。
其三，香港地方虽小，但它的发行网络健全，具有优越的运输条件，图书流通快捷。香港书店将经营门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北美洲的纽约、华盛顿、温哥华等地，开设分店，逐步建立全球性行销网络格局。香港出版集团新书资料库建立较早，将内地每年出版的10万种新书选出2万种， 编出书目，供读者在网络上选购，效率甚高。
其四，香港举办过多届书展，促进海峡两岸和香港图书出版业的交流；组织同业参加台北、新加坡、意大利等书展，推动图书出版业扩大海外市场；联络内地出版工作者举行“华文出版联谊会”，在出版贸易信息等方面进行有益的交流。香港有充足的出版信息及业策企划手段，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又有较丰富的与国际出版交流的经验，懂得运用科学方法去探索消费者的需求，能使出版物满足世界的读者群。他们有规划市场的经验，满足供应不同地区的需求，还懂得发展财产权的边际效应，结合不同行业，共同创造利润。这正是内地图书出版界的薄弱之处。
其五，香港图书出版业主要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因此，追求图书的精美、新颖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嗜好。其出版的图书无论从选题、编辑、封面设计、纸张选用到印制装订，都十分考究。港版图书在封面设计上多使用一些广告性语言，有的加上醒目标题，有的引证权威人士的推荐，十分引人注目。另外，为便于读者携带，出版者还设计推出了大量可放入衣袋或可在车上阅读的不同版本的“新潮”读本。这些都值得我们的内地图书出版同仁学习。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与政治背景，香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保护居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因此，香港的出版商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经营观与意识形态观。他们往往视获取经济利益为第一动力来发展自己的出版事业，可以接纳不同政治倾向、文化背景和人生信仰的出版物。除对淫秽、不雅书刊有明确禁令外，政府一般不干涉出版业的运作“自由”，事实上，对影响“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及有损国家尊严的出版物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色情、暴力等不良出版物的极度泛滥，严重影响了整个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形象与健康发展。这种不良现象，则是内地出版产业应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