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花论文,西域论文,敦煌论文,唐五代论文,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五代敦煌是否有棉花种植，因为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印证，学者大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或根据吐鲁番地区的棉花种植进行推测，或从棉花传入的路线进行考察，认为棉花经中亚传入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注：参见陈祖规主编《棉》“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之一（中华书局，1957年）；袁庭栋《棉花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开的》，《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漆侠《宋代植棉考》，收入氏著《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尚衍斌《从茶、棉、葡萄酒、胡食的传播看古代西域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指出：“（棉花）是元代畏兀儿人经西域吐鲁番，由甘肃河西走廊向华北渭水流域传播”。（《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汪若海《白疊与哈达》指出：棉花“大约在纪元前后经葱岭、克什米尔传入新疆，又到甘肃，再到陕西。”（《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说，新疆“种植的系通过印度或阿拉伯传来的非洲棉（草棉），纤维质量较差，但生长期短，适于碛西和河西走廊以至陕甘地区种植，所以唐宋以后，在西北广大地区逐渐推广。”（《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指出：中国“西部的是一种草本，源于阿拉伯及非洲地区，自中亚由陆路传入……清末，在甘肃，即古代文献中称为‘河西走廊’的地区以及新疆，人们一直种植草棉。”并由棉花的传入提出了“棉布之路”的概念，认为“棉布之路的历史，比丝绸之路要更古老。”（余欣、陈建伟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106-107页））笔者以前也有相似的看法：“魏晋隋唐时期，吐鲁番已开始种植棉花了。由于敦煌与吐鲁番气候基本一致，交通又十分频繁，因此当时敦煌地区也可能同时种植棉花子。”（注：《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布”》，载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416页。）
对敦煌地区的棉花种植进行专题研究的，笔者目前所见只有郑炳林先生《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一文。（注：《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郑先生指出：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生产棉布的历史虽然吐蕃占领以前没有文献记载，然而河西地区植棉的历史可追溯到蕃占以前。因为P.2942《唐永泰年代(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中就有建康军开支緤布的记载，“由此表明河西地区至少在陷蕃前已开始种植棉花，敦煌属河西一部分，又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毗邻西州，故种植棉花乃其必然。”在吐蕃时期的文书中，多次出现有关“緤”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緤线”。“是证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开始，敦煌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棉花，生产棉线、棉布了”。到了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使用的棉布亦出产于本地区。敦煌文献记载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使用棉布非常普遍，记载棉布种类很多，敦煌文书虽未明确记载其中部分棉布生产于敦煌当地，但从敦煌文书记载到棉布征收方式等情况看，当生产于敦煌当地”。另外，“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生产棉布还可以由当时棉布在敦煌地区广泛使用看出。晚唐五代敦煌从官府至寺院，上至高级官员僧侣下至普通百姓、一般僧尼都使用棉布，棉布成为当时敦煌民众生活中的必需品，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使用的量也很大。普遍的使用及大量的消费，都说明归义军时期棉花、棉布均产自于敦煌。”
上述郑炳林先生关于敦煌种植棉花的研究，及其他学者关于棉花由新疆传入河西走廊的论述，基本上都属于推论。有关敦煌或河西走廊棉花种植的研究，也只是以文书中提到的“緤”为依据。而目前所有的研究，还不能确证唐五代时敦煌已有了棉花的种植，因为：
第一，不论是翻阅正史，还是其他史籍文献，都能找到有关吐鲁番种植棉花的资料，但我们目前还不能找到在敦煌种植棉花的史料。
第二，当传世文献没有敦煌种植棉花的资料时，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出土文书上。在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些有关棉花的资料。如大谷8078号《回纥年次未详（八世纪末以降）西州洿林界播种田簿》：（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565页。）
1.天可敦下洿林界园子曹庭望青麦叁亩，緤肆亩，小麦伍亩。
2.［］弥緤叁亩，青麦贰亩。曹纵纵糜叁亩，弟润那粟一亩。
3.［］如青麦陆亩。弟华子青麦贰亩，粟玖亩。
从此件文书可知，緤与青麦、小麦、粟、糜一样，是民户种植的农作物之一。在其他文书中，也有一些“緤X亩”、“种緤”的零星记载。
遗憾的是，在敦煌文书中，只有一些有关“緤”的记载，没有关于棉花的栽培、棉布的使用及棉籽等资料。而其中的“緤”，笔者认为是指毛织品，并非是棉花或棉布。
第三，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已被大量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如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晋墓和309号高昌时期墓葬中都有零星的棉布发现。在于阗县的北朝墓葬中也有零星棉布。而在喀什地区的巴楚县，不仅发现了棉布，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注：参阅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但在敦煌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还没有棉花种植的有关直接证据。1988-1995年的莫高窟北区石窟发掘，新发现洞窟243个，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几件棉织品，据发掘简报描述：如“北222:6，棉织物残件，白色，残长32、残宽21厘米。时代为隋末唐初”；“北63:2，蓝色棉布残片，质地略厚，残长16、残宽11.5厘米”；“北168:1，棉布袜，短统，小尖头，袜统高21、袜长23厘米，袜统上有二条棉布系带。与西夏遗物同出一层，因此该棉布袜时代也为西夏”。（注：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0期。）
另外，发掘报告第一卷包括北1-94号窟，其中在第9窟还发现了一块粗棉布。据考古报告称：“在窟内堆积中发现一块粗棉布。标本B9:1，白地上有蓝色条纹，经线较粗，纬线以三根细线组成，织法为平织。每平方厘米经线7根，纬线5-6根。一侧有边，似为布袋的残块。残长18.2、残宽5.5厘米”。并公布了该棉织品的彩色图片。至于该窟之时代，由于“石窟塌毁严重，也未发现可用来判断时代的遗迹或遗物，故时代不明”。（注：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2页及彩版3。）考古发现的这些棉布，只能证明敦煌有少量棉布使用，还不能证明它就生产于敦煌，或许是从外地流入的，因为目前敦煌还没有发现种植棉花的有关证据。
第四，敦煌除发现大批的文书外，还有许多文物，其中佛幡就有很多。如敦煌有棉花种植，且棉布的使用范围较广，那在敦煌发现的佛幡中就应该有棉布织品。但据学者的考察，在英、法所藏的敦煌佛幡中，目前还没有发现一件棉织品。就是以前不大为学界所知、收藏敦煌佛幡又较多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据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考察：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二百多件敦煌佛幡引起我们很大兴趣……这二百多件时代不同、整残非一的佛幡，我注意到它的质地面料全是麻布，无一件棉布制品。”（注：李正宇：《俄藏中国西北文物经眼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
一 “緤”字的发展变化
“緤”的一个意思就是棉花。故敦煌种植棉花论者，主要是从“緤”字开始探讨：“棉布，敦煌文书称作緤或
，分粗緤、细緤、立机緤、官布”。郑先生前引文中所述“棉布的种类”就是指粗緤、细緤、立机緤等，所说“棉布的征收”乃是指“官布”。因其设置的前提是緤即棉花，因此认为凡是敦煌文书中的“緤”都是棉布。而“緤”在晚唐五代的敦煌文书中使用又非常广泛，尤其在诸寺入破历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因此给人们的感觉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棉布的使用非常广泛。但这一感觉，与上面所指出的事实（即传统史籍、敦煌出土文书中没有见到棉花种植及棉花纺织、织布、棉籽等资料，考古发现中也鲜有棉纺织品）不相符合，故又促使我们不得不慎重地对待“緤”字。
“緤”原为疊，凡谈到新疆、敦煌，乃至中国西北棉花的种植，多据《梁书》中的记载。《梁书》卷54《西北诸戎·高昌传》载：当地“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疊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里的“白疊”，就是一般所说的棉花。因此，对棉花种植的探讨，也应以“白疊”、“疊”为起点。
1.白疊、疊
“疊”除了《梁书》中称“白疊子”外，《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中也有记载，如“哀牢人……知染采文绣。罽毲帛疊兰干细布。”《周书》卷50《异域下·波斯国》中也有“白疊”，即波斯国“又出白象……绫、锦、白疊、毼、氍毹、毹
……”另外，吐鲁番哈拉和卓99号墓所出《某家失火烧损财物帐》中有“白疊三匹”、“疊缕卌两”的记载。（注：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1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98页。）该墓既出有建平六年（442或443）的随葬衣物疏，也有北凉承平八年(450)的文书；（注：考证详见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又见同氏《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高昌延昌二年(562)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有“疊千五百匹”的记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1册，第145页。）同墓还出有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十八年(548)文书。这两件有关“疊”的文书与提到“白疊子”的《梁书》时间相近。《梁书·高昌传》中关于吐鲁番种植棉花（白疊）的记载，出土文书得到了证明。《隋书》卷83《西域·康国》中也记有“白疊”，即康国“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疊……出马……氍
、锦疊。”卷83《西域·波斯》“土多良马……锦疊、细布、氍、毾、护那、越诺节……”《北史·真腊国传》曰：真腊国“王著朝霞古贝……常服白疊。”《西域传》说康国“其王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疊。”《南史》中有好几处都有关于“白疊”的记载，如《海南诸国传》曰：呵罗单国元嘉七年遣使献“天竺国白疊、叶波国古贝等物。”
以上《后汉书》、《周书》、《隋书》、《北史》、《南史》中所说的“白疊”、“疊”，应是指《梁书》中所说的“白疊子”，即棉花或棉布。
2.疊、
《梁书》、《周书》、《隋书》中所说都是“白疊”，而新旧《唐书》中则“疊”、“ ”混用。如《旧唐书》卷198《西戎·高昌》说，高昌“有草名白疊，国人採其花，织以为布。”而卷197《南蛮、西南蛮·林邑》则是“”，如林邑国“王著白古贝……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又如卷197《南蛮、西南蛮·骠国》载：“其衣服悉以白为朝霞”。《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说高昌“有草名白疊，撷花可织为布。”而卷40《地理志四》讲到西州的“土贡：丝、布、氈、刺蜜、蒲萄。”而高昌就是西州，两者所述显系一物，可见这时已疊、混用了。
从新旧《唐书》可知，疊、混用，两者相比，“”的使用频率更多，并逐渐过渡到由“”取代“疊”，如《唐会要》卷97《吐蕃》曰：开成二年吐蕃来朝，其贡品就有“金银器、玉带、獭褐、犛牛尾、朝霞”等。
3.、氈
疊，《汉语大字典》注释曰：细毛布、细棉布。《玉篇·毛部》：“，毛布也。”《字汇·毛部》：“，细毛布……今文作疊。”（注：《汉语大字典》第3册，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2008-2009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揭罗喝国”中“复有佛僧伽胝，上玅细所作。”（注：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7页。）《大唐西域记校注》卷2“那揭罗曷国”之“醯罗城”的记载基本相同，即“如来僧人伽胝袈裟，细所作”。其史源应为同一。但据《大唐西域记校注》：“《方志》作氈。”为毛织品，《三藏法师传》与《大唐西域记》所言的“细”应指毛织品而言。《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1《波剌斯国》有“衣皮褐，服锦”，校注曰：“《径山本》作氈”。可见此“”在《径山本》上为“氈”，有可能“”、“氈”混用，或在古人看来，这里的就等于氈。而氈、褐都是毛织品，这也与《大唐西域记》的其他记载相合，如卷12《活国》“衣服氈褐”；《钵铎创那国》“多衣氈褐”；《屈浪ｎá(16)国》“多服氈褐”；《达摩悉铁帝国》“衣服氈褐”；《商弥国》“多衣氈褐”；《曷盤陁国》“衣服氈褐”等，（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39、963、971、973、974、980、983页。）由此可见，、氈相同，而氈褐又常连用，都指毛织品。
《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记西州贡赋曰：“开元贡毛，剌密，干蒲萄”。而校勘记对“毛”考证曰：“官本作‘氈毛’，恐误，六典、新、旧志俱与此合。今按：新唐志作‘氈’。‘ ’即‘毵’，与‘氈’同，见《玉篇》”。（注：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4页。）
4.、緤
当“”逐渐取代“疊”后，又出现了、緤混用的情况，如吐鲁番阿斯塔那327号墓《唐永徽六年(655)赵羊德随葬衣物疏》第三行有“细疊”；阿44号《唐疊布袋帐历》第一、三行有“疊布袋”。而哈拉和卓39号《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帐后□苟户籍》则是“緤布”；阿35号《唐垂拱三年(687)西州高昌县杨大智租田契》、（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5、71、53、493页。）阿230号《唐西州高昌县史张才牒为逃走卫士送庸緤价钱事》、阿224号《唐西州蒲昌县户曹牒为催征逋悬事》（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第85、388-389页。）又都是“庸緤”，可见这里是“疊”、“緤”混用。
关于、緤混用的情况，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文书中使用更多。如P.2942号《唐永泰年代(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是唐文书集录，共有各种文牒46件，其中第11-14行为一件，其内容是：
11.建康尚书割留三百段，称给付将士，不具人姓名。
12.分给緤布，不具人名。既无节约，悬称用尽。事涉瓜李，
13.法在根寻。准状，牒建康并牒董芳兰，切推问给赏事
14.由上。如相容隐，当别书科。（注：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20页。）
这是一件唐代中期的公文，其中已经是“”、“緤”混用。另如P.2049背《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1-5行：
1.净土寺直岁保护
2.右保护，从甲申年正月壹日已后至乙酉年正月壹日已前，众
3.僧就北院算会，保护手下承前帐回残，及自年田收、园税、梁
4.课、利润、散施、佛食所得麦粟油苏米麺黄麻麸渣豆
5.布纸等，总壹阡叁伯捌拾捌硕叁斗叁胜半抄。（注：《释录》第3辑，第347页。）
这里的“”，在同卷文书，即P.2049背《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中却被写成“緤”，如：
1.净土寺直岁愿达
2.右愿达，从庚寅年正月一日已后至辛卯年正月一日已前，众
3.僧就北院算会，愿达手下承前帐回残，及一年中间
4.田收、园税、梁课、散施、利润所得，麦粟油苏米麺黄
5.麻麸滓豆布緤纸等，总壹阡捌伯叁硕半抄。（注：《释录》第3辑，第369页。）
长兴二年净土寺算会牒与同光三年的算会牒格式完全相同，且属同一寺院，中间只隔了五年，一个写作“”，一个写作“緤”。从其内容、格式各方面观察，“”等于“緤”。
我们说“”“緤”相同，在同卷文书即P.2049背《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找到了证据，（注：《释录》第3辑，第401-436页。）在该文书第516行记前帐回残时写作“”，即“叁佰叁拾肆尺”。紧接着在第517行记自年新附入时又写成“緤”，即“伍佰柒拾伍硕九斗叁胜麦粟油麺黄麻麸渣豆布緤褐等自年新附入”。另如P.2049背《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在分类账中都写成“”，而在第440行现在总账中又写成“緤”。再如P.3352(11)《丙午年（946年）三界寺提司法松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1-6行：
1.三界寺招提司法松状
2.合从乙巳年正月一日已后，至丙午年正月一日已前，
3.中间一周年，徒众就北院算会，法松手下
4.应入常住梁课，磑课及诸家散施，兼承
5.前帐回残，及今帐新附所得麦粟油麺
6.黄麻夫（麸）查（渣）豆布等，总肆佰贰拾六石四斗六升九合。（注：《释录》第3辑，第333页。）
这里是“”，在分类账中又是“緤”，如“一百一十尺緤”，“贰丈贰尺緤”。在四柱结算的各分类中，前残部分写成“緤”，新收入部分又写成“”。而P.2697《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比丘僧绍宗为亡母转念设斋施舍放良回向疏》则是“施细緤壹疋，粗贰疋”。（注：《释录》第3辑，第89页。）更是緤、相同的最好例证。可见、緤二字相同，并且可以互换、混合使用。
二 、緤的另一含义——毛布或毛织品
“疊”除了棉花、棉织品外，还有毛织品这一含义。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有“榻布皮革千石”，裴骃释榻布为白疊，而唐司马贞以为非白疊，乃“粗厚之布”。引《广志》云：“疊，毛织也”。由此可知，“白疊”古亦指毛布。
当“”取代“疊”后，其毛布或毛织品的涵义更为明确。如宋本《玉篇》卷26：“，徒叶切，毛布也”。（注：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农政全书校注》引张勃《吴录》曰：木棉“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曰毛布”。（注：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59页。）《正续一切经音义》引《大宝积经》卷89：“白，音牒，《考声》云：毛布也，草花布也”；引《妙法莲花经序品第一》：“，徒协反。《切韵》：细毛布。今谓不然，别有花，织以为布，其毛所作诸褐罽是”；引《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埤苍》云：，细毛布也。《考声》云：亦草花布也”；引《佛般泥洹经上卷》：“《字林》：，毛布也”；引《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第二》：，“《切韵》：细毛布也”。（注：释慧琳、释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卷，第18页；第27卷，第16页；第34卷，第9页；第52卷，第25页；续第5卷，第15页。）
《吴录》、《考声》、《字林》皆三国六朝时书，由以上引述可知，三国以来，就有了毛布这一含义。当然，毛布并非的惟一释义，大约在刘宋或萧梁时，就开始指棉花、棉布。如《正续一切经音义》引《持菩萨经》卷4：“帛，西国撚草花絮，织以为布，其花如柳絮”；引《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398：“白，西国草名也，其草花絮堪以为布”；引《金光明经卷第六》：“白，西国草花，絮撚以为布。亦是彼国草名也”；引《转女身经》：“者，西国木棉草花，如柳絮。彼国土俗，皆抽撚以纺成缕，织以为布，名之为”。（注：《正续一切经音义》第30卷，第14页；第4卷，第13页；第29卷，第9页；第33卷，第17页。）
既可以指棉布，也可以指毛布。如《正续一切经音义》引《曼殊室利菩萨阎曼德迦忿怒真言仪轨经》曰：“《埤苍》云：，毛布也。字书作
，经本作緤，音先节反，非经义”；引《大威力马枢瑟摩明王经卷上》释曰：“《切韵》：白也，西域所尚也。经文从系作緤，俗用，非也”；引《菩萨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第二》释曰：“徒协反。《切韵》细毛布也……经文作緤，俗用，非。”（注：《正续一切经音义》第40卷，第13页；续第5卷，第7页；续第5卷，第5页。）
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不仅引用《韵英》、 《考声》、《切韵》以释其音，引《说文》、《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以释其义，而且还兼采前人玄应、慧苑、云公、基师等诸家音义，对群经进行了音训。由上引《一切经音义》可知，在唐人的观念中，已有了棉花、棉布和毛布两种含义，而且在释棉花、棉布之义时，所引述的资料只有西国草名这一条，其史源也应是前引《梁书》中的记载，由此可知，在唐代，棉花或棉布还是非常稀有之物，在内地应该还没有种植。否则，释慧琳就不会以这样单薄的材料来释棉花、棉布了。
“緤”的本义为拴、缚，或指绳索。在先秦经典中，緤多作绁，音泄，如《诗经》、《左传》襄廿六、《论语》公冶长等篇。仅《楚辞·离骚》、《礼记·少仪》作緤，义皆为绳索之属，并无緤布之意。再如“长兴四年，回鹘来献白鹘一联，明宗命解緤放之”，（注：《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回鹘》。）也是指绳索而言。但当緤与混用后，就有了新义，即指棉花和棉布。但一定要特别注意，当“緤”与“”混用后，“緤”除了棉布这一涵义外，还有另一含义，即毛布。如慧琳和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解释，其中除注明为《梁书·高昌传》中，西国草花絮，可织为布这一含义外，更多的则是“毛布”、“细毛布”。但由于许多论者都预先设置了前提，即疊等于緤，乃棉花也，故忽略了“毛布”、“细毛布”这一解释。
我们说“緤”是毛布或毛织品，还可以从緤、
互用中得到证明。关于，虽然在《正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鉴新编》、《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及《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字书中未收，但从敦煌文书的零星记载中，可以见到緤、互用的情况，如P.3155背《唐天复四年(904)神沙乡百姓僧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注：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7页；《释录》第2辑，第26页。）中有“捌综壹疋，长贰仗（丈）伍尺”。另外Дx01322《孔安信借契》提供了绝好的材料，为便于探讨，现将其转引如下：
1.为着甘州充使［］
2.日细
叁疋各长贰丈柒尺，又［］
3.［］柒尺，壹疋长贰丈肆，共［］
4.［］堪煑练使用后，衣绢壹疋须长肆
5.［］在推迟之限，其不问卖得不得，准
6.［］平章为定，□□取绢，若安信身上有甚
7.［］男兄弟边取绢□
8.［］上好细壹疋
9.［ ］后凭
10.［
］孔安信（押）（注：《俄藏敦煌文献》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0页。、应为一字，乃是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将“世”改为“云”。据陈垣先生《史讳举例》说：“世改为代，或为系，从世之字改从云，或改从曳。”（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本件文书虽残缺不全，但其意明确，共出观“”字三次，其中第一次（第2行）有明确的尺寸，即“细叁疋各长贰丈柒尺”，（注：本件文书不知其确切年代。另外，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923?)平康乡百姓沈延庆贷布契》（录文见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183页）也是“贷緤一疋，长二丈七。”）与前引P.3155背文书中的一疋长二丈五尺基本相同。从“”从毛这一点推测，这里的“”应是指毛布或毛织品。
据郑炳林先生《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一文统计，敦煌文书中“麻布每匹40尺至45尺，官布每匹只有24尺至25尺，与緤的长度一样”。并以此作为官布、緤属于棉布的证据，即棉布的长度与麻布不同，每匹长24尺至三5尺，并非40尺。
在史籍文献中，只能见到绢四丈为一匹，布五丈为一端的记载，但棉布、毛布几丈为一匹，却不大明确。而《契丹国志》的记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启示。在“诸小国进贡物件”中的诸小国，是指“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在进贡的物品后专门写明：“已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注：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契丹国志》中的毛织品“以二丈为匹”，敦煌文书中的“”约25尺为一匹，官布、緤也是24-25尺为一匹，由此亦可推知緤、互用，而官布又属于緤类，它们都属于毛布或毛织品。
当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将白疊是毛布这一涵义挖掘后，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牧羊业非常发达，既有官营牧羊业，也有寺院和个体牧羊业。为了加强对其管理，归义军政权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羊司，并有专职牧子承担放牧任务。牧羊业的发达提供了大量的羊毛，从而带动了敦煌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当将緤作为毛织品来看待时，也就能理解此时期敦煌文书中緤的数量之多了。
三 官布是棉布吗？
主张敦煌棉花种植的学者除了将“緤”等同于棉布外，还有一个论据，即在緤布类还有一“官布”，而官布在诸寺入破历中又归入緤类，敦煌文书中有按地亩征收官布的《官布籍》，因此，“官布按地亩征收，同地子、烽子、柴草一样，为归义军政权例征赋税。既然官布为附着于土地的例征税目，那么它必然以出产于当地为主，官布为緤布，属于棉布类，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征收緤布。”（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官布”之名，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材料是《晋书》卷69《刘隗传》：“建兴中，（宋）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另外，《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云：“竟陵王子良启曰：‘……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其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刻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这里的“官布”，显然是指上缴官府之布，即“入官好布”，并没有确指“官布”的质地属性，即麻布、毛布或棉布。
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所见之“官布”，也是指上缴官府之布，或官府所有之布，它与“官柴草”、“官马坊”、“官仓”、“官渠”的涵义一样，仅仅是指归官府所有罢了。
敦煌发现的《官布籍》共三件，即P.3236《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P.4525(8)《官布籍》和Дx1405、1406号《官布籍》，关于这三件《官布籍》的校录、时代、征纳标准等，笔者已在《P.3236号〈壬申年官布籍〉时代考》、《P.3236号〈壬申年官布籍〉研究》、《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布”》中进行了探讨，（注：载《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柳存仁等著《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但对官布的属性，即棉布、麻布抑或毛布，则取谨慎态度，未敢断定。上述三文发表于1996年，近年来，对官布的属性虽一直有所考虑，但总是找不到答案。
官布是归义军政权据地征纳的赋税之一，它与地子、税柴和税草一起，构成了归义军政权地税的主体。其中地子是地税中交纳粮食的部分，每亩约8斗；税草也是据地征收，每亩约为2-3束；税柴的征收虽然以土地为据，但由于柴并非土地上的生产物，故由“枝头”、“白刺头”将5人或3人组成一小组，携带工具，外出为归义军柴场司砍伐树枝，刈割白刺。（注：参阅拙著《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关于归义军政权税草征收的两个问题》，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唐五代“税草”所用计量单位考释》，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归义军政权税柴征收试探》，载《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丽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作为据地征收的官布，其属性是棉布吗？
官布据地征收，基本上是每250亩或300亩征收一疋，由“布头”代为收缴。按照唐王朝的赋税政策，应该是“随乡所出”、“任土所宜”，（注：童丕据此提出“官布”的属性为麻布，亦不大符合实际。详见拙著《童丕〈敦煌的借贷〉》（书评），载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而唐五代时期敦煌还没有棉花种植，因此将官布定为棉布在理论上是无法说通的。
“官布”除了在“緤”类中大量存在外，还与“褐”等毛织品一起作为纳赠品，如P.2842背《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
1.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
2.石社官紫褐八尺，白细褐二丈五尺，土布壹疋。
3.武社长生褐三丈八尺，非（绯）褐内接二丈九尺。
4.高录事白生褐三丈七尺，又生褐四丈二尺。
5.高山山立机二丈三尺，生褐二丈五尺，又生褐四十五尺。
6.罗英达非（绯）褐内三接□丈□尺，□非褐［］
7.郭席录白褐二丈，立机二丈，白官布二丈四尺，又生立机二丈
8.王清子
9.樊虞候非褐二丈，紫褐七尺，白生褐一丈二尺。
10.游流住白绵绫三丈，白生褐四十四尺。
11.王再庆生官布一丈七尺，生褐二丈。
12.王骨子白生褐四丈，罗［］（注：《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62页。）
本件文书中的“紫褐”、“白细褐”、“生褐”、“绯褐”、“白生褐”等“褐”，显然是指毛织品，与其并列的“土布”、“立机”、“白官布”、“白绵绫”、“生官布”等，虽不能说全是毛织品，但也绝不能说这里的“白官布”、“生官布”就是棉布。
我们说“官布”是毛织品，P.4887《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提供了绝好的证据，现将该件文书转引如下：
1.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
2.吴法律 白斜褐贰丈八尺。
3.赵社长 白昌褐壹丈三尺。又斜褐壹段，长壹丈三尺。
4.何社官 谈青褐又内接白斜褐内接，长三丈。
5.史友子 白昌褐壹丈九尺，又白昌褐二丈一尺。
6.侯定残 白昌出斜褐内壹接壹丈，斜褐壹丈二尺。
7.吴押牙 白细褐壹丈六尺，又白斜褐壹丈壹尺。
8.阎苟儿 官布昌褐内接三丈。
9.僧住千 谈青褐壹丈九尺，淘花斜褐壹丈三尺。
10.［］［］白斜褐［］（注：《释录》第1辑，第364页。）
本件文书中的纳赠品“白斜褐”、“白昌褐”、“斜褐”、“谈青褐”、“白细褐”、“淘花斜褐”等“褐”，显然是毛织品。而第8行阎苟儿名下的“官布昌褐”，则明确指出，阎苟儿纳赠的是“官布”，其质地为“昌褐”，显然是毛织品无疑。
说官布是棉布的主要论据，就是在敦煌的分类账中，官布属于緤类，而緤是指棉布，所以官布也自然而然就是棉布。实际上，前面已经作了论证，緤除了棉花、棉布这一涵义外，还有毛布这层意义。因此，当将緤是毛织品这一涵义挖掘后，官布的属性也就好理解了，即官布应该是毛布。因为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牧羊业十分发达，如据P.2484《戊辰年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统计，（注：《释录》第3辑，第590-595页。）杨住成等16个牧羊人共放牧羊4778只，平均每人近300只。（注：参阅拙著《归义军土地制度初探》，《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牧羊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剪毛纺线、织布，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剪羊毛的记载，如前引P.2049《后唐同光三年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就有“粟一斗，马家付本剪羖羊毛用”；“油一升，拔羊毛用”；“面一斗五升，剪羖羊毛用”；“面二升，剪羖羊毛用”的记载。而S.0542背《戌年沙州诸寺寺户妻女放毛簿》，（注：《释录》第3辑，第394-400页。）则是沙州寺户妻女纺毛的登记簿，该文书虽前残后缺，但还是保存了曹仙妻安等20人各放（纺）毛半斤的记载，对探讨沙州的毛纺业有一定的帮助。P.2703背《壬申年(972)十二月故都头知内宅务安延达等状》则是归义军西宅、北宅、南宅从内宅司领取羊毛的状稿。（注：《释录》第3辑，第616页。）从此件归义军当政者之宅官从内宅司领取羊毛的状文可知，当时羊毛的用途较多，用量较大。但从一般常理及西北地区衣服穿着考虑，羊毛的主要用途当是用来纺线织布，而“任土所宜”，据地征纳的“官布”自然也应该是毛布。
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唐王朝的乡里制改为部落——将制，设置了好几个部落，其中就有一“丝绵部落”。论者多认为，所谓“丝绵部落”当与棉花的种植有关，因此吐蕃时期敦煌就有了棉花的种植。对此，藤枝晃先生早就指出，丝绵部落当与丝绸制造有关。（注：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日本《东方学报》第31号，京都，1961年。）而郑炳林先生前揭文则认为：“当然其中很［可］能包括棉布的生产。”实际上，藤枝晃先生的解释是正确的。这里的“绵”，乃是指丝绸类而言，因西域有些地区，“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注：《周书》卷50《异域下·焉耆》。）纩者，丝绵也。在吐鲁番文书中，有许多关于“绵”的资料，但都是指丝绵，而非棉花或棉布，因此，唐长孺、韩国磐先生皆指出，这些“绵”乃是指丝绸类而言，（注：详见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 《出土文献研究》，第146-151页，又收入同氏《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年；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高昌的丝棉织业》，收入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9页。）并非是指棉布。姜伯勤先生更明确地指出，在八九世纪之交吐蕃管辖敦煌时期，有专门“从事丝绢生产与销售的丝绵部落。”（注：详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因此，不能以“丝绵部落”的存在，作为敦煌在吐蕃时期就已经种植棉花的论据。
四 唐五代时内地还没有棉花
唐五代时，内地应该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是稀有珍贵之物。而一些论者常常所引用“唐朝诗文中的棉布似乎更多地是指一种流行的新奇之物，而不是指古代所熟悉的东西”。（注：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史籍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也说明唐代时棉布乃是新奇之物，如中唐时，贾昌在长安，“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疊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法用帛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注：《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太平广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994页。）可见“白疊布”在当时非常珍贵，“持重价不克致”。由于棉布稀有，在人世间很少得到，故在梦幻中出现，如李重在大中五年罢职后，一夕病中不起，“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窣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疊衣，在其后”。（注：《太平广记》卷351《李重》，《太平广记》第8册，第2777页。）蔡行己及穿白疊衣之人还与李重一起饮酒、算卜、诊病。当李重从梦幻中醒来时，“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门外，扃键如旧”。另如《唐百济国金山寺真表传》，真表开元年中在深山中，求法成佛时，每经过七宵，就会有一大的进展，法成之后，“持天衣，执天钵……草木为其低垂覆路，殊无溪谷高下之别。飞禽鸷兽，驯伏步前……有女子提半端白覆于途中，表似警忙之色，回避别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无慈不均也，适观缕间皆是豨子，吾虑伤生，避其悮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贩买得此布也。”（注：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4《唐百济国金山寺真表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339-340页。）真表所见持白者，更是一种虚幻，但不论李重，还是真表，他们在虚幻中所见到的穿白疊衣及持白者，应是人世间真实生活的反映。由此可见，当时棉布还非常稀少珍贵，内地也应无棉花的种植。
唐五代时内地棉花稀缺珍贵，还能从周边民族地区及外国的贡品中反映出来，为便于说明，现将唐后期五代宋初有关进贡棉布的资料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的西北棉布贡地，主要是新疆地区，除于阗两次外，大多为回鹘。这里的“回鹘”主要是指高昌，《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载，因高昌“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而沙州曹议金和曹元忠也各贡一次，但明确标明为“安西白”，即新疆地区的棉布。如果当时敦煌（沙州）已种植棉花，纺织棉布的话，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和曹元忠为何还要以“安西白緤”入贡呢？另外，王延德从太平兴国六年(981)西行，雍熙元年(984)返回京师，其一路所见，但只有高昌有“白”。
至于《资治通鉴》卷159所记梁武帝“身衣布衣，木緜帛帐”，胡三省注，：“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种之。既生，须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时不薅，则为草所荒秽，辄萎死。入夏渐茂，至秋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其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緜，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疊巾”。胡三省乃宋末元初之人，他的注解虽然确指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纺织，但这段注文是根据北宋史炤《通鉴释文》中的话写成的，存在以宋、元情况释古之嫌，（注：参阅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52本（1981年），第203-233页；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而不能以此来说明南北朝时内地已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
通常的说法是，棉花是通过南北两路传入中国的，南方是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中国的海南岛、两广地区，经缅甸传入云南地区；北方是经中亚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棉花确实是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了新疆，但我们找不到宋代以前在河西及西北地区种植棉花的记载。就是内地的棉花，也不是通过西北，而是通过南线传入的，如方勺《泊宅编》曰：“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杆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绵，特其细紧者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注：方勺：《泊宅编》卷3，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18页。）这里所说的白叠，显然是指南方的棉花种植，因“《泊宅编》所记多是宋元祐到政和年间(1086-1117)之事；作者方勺，家居浙江湖州西溪，对福建省的情形，似乎很熟悉”。（注：《农政全书校注》，第981页。）“尽管商人不断经由丝路将棉织品由中亚带往中国，棉花的种植与纺织却直到大约十三世纪才传入中国内地。而且，二者所需要的先进技术都从中国南部而非西北，传入长江下游地区”。（注：盛余韵：《中国西北边疆六至七世纪的纺织生产：新品种及其创制人》注16，《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漆侠先生考证，“棉花之于宋代逾岭表而至两浙、江东，宋末又逾长江而至扬州，并及于淮南，棉花之由南向北传播告一结束”。（注：漆侠：《宋代植棉考》，收入氏著《探知集》。）
西北地区棉花的种植，从元朝开始才见于记载，但也非常笼统。如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曰：“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这里说木棉本“西域所产”，现在“种于陕右”，“与本土无异”，但没有说明传入的路线。赵冈据此认为“棉花的种植直到十三世纪前不久，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陕北一带”。（注：赵冈：《唐代西州的布价——从物价看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幼狮月刊》 （台北）第46卷第6期（1977年），第5-6页。）王祯《农书》记载曰：木棉“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似乎是说“陕右”的棉花是从南方传来的。明代中叶的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22《贡赋之常》中说：“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
早在南北朝时，新疆就开始种植棉花，但为何棉花在新疆的种植地域有限，种植的量也不大。与吐鲁番气候相近，交通又十分便利，经济贸易往来非常频繁的敦煌，为何迟迟没有种植棉花呢？从元代开始，虽有了陕右种植棉花的记载，但新疆的棉花通过河西走廊传入西北，再到内地的路线，为何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据沙比提先生介绍，新疆发现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乃是草棉，即非洲棉的种籽。（注：参阅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载《文物》1973年第10期。）这种棉耐干旱，适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气候，且生产期短，只要130天左右，因此种植棉花并不难。于绍杰先生《中国植棉史考证》一文认为，“由于草棉的产量低，纤维品质差，只东传到甘肃；一说曾到陕西西部，但未能继续东进”。于绍杰先生的研究，主要是肯定华南是中国植棉最早的地区，中国棉花是自南向北发展的，北传迟的原因是北方麻和丝织品发展很早，已基本能供应中原人民的需要，不急于引种棉花。而对西北地区棉花的种植、传播基本上没有着笔，且属推论。赵冈先生于前引文中认为，此棉种的棉丝与棉籽附着坚固，脱籽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去籽是一道很费时的工序。而草棉纤维过短，只适于织粗布。再加上西北边疆的气候过于干燥，湿度很小，织布时棉纱易断。如果一定要生产高级的细布，就要有特种设备，并增加室内的湿度，才能纺出细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唐代西北边疆的棉布生产，成本甚高，无法与内地生产的丝绸麻布相抗衡。
笔者认为，赵冈先生的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正是由于新疆地区种植的草棉品种较差，织布成本高，所以在推广中受到了局限。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种植，也自然就没有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至于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应该不是原来新疆种植的草棉，也不是经河西走廊传入的，而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