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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论题最初是在哲学范围内进行讨论，后来扩展到宗教、伦理、全球化等诸多领域。近期这一论题被再次提出，学界各种观点激烈碰撞，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为集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普世价值的有无问题
普世价值的有无问题是学者们争论最多、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分歧较大，总结起来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世价值，因为一定时代的人们的价值标准总是植根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必然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价值标准和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价值观与道德观具有相同的一面，二者相互贯通、相互制约，因而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因此，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而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2008年9月19日举办的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价值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价值观念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永恒的、不变的、抽象的，全人类无差别的共同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立存在。（蒋旭东、孟令梅）有学者指出，普世价值是一个伪命题。在有阶级与宗教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对具体事物的价值认同与评判有很大的差异，自然也就没有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观。（汪亭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普世价值、普世道德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冯虞章）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但有相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一定“类主体”才存在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是人类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价值从来都是具体的，任何价值都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历史上不存在抽象的共同的价值，现在和未来也不可能存在这种价值。有学者指出，从方法论上看，把历史的、具体的某一类个别或特殊，说成是不变的、无差异的全人类的一般或普遍，并把这种所谓的“一般”或“普遍”解读为是由所谓先验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或“天赋人权”决定的，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普遍价值实际上只是一种所谓的“底线价值”、基本价值，即在高度发达的个性化基础上的、有限度的价值统一。（孙伟平）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有普世价值。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人性论的角度解释的。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普遍适用的、含有“根”的意味的价值，即符合人性根本需要的价值。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汤一介）从人类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与演变的历史考察，无论是宗教的追求还是人文的理想，其实在最高层面（或最高境界）上是共通的，即都是对于真、善、美的认同与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人类是有共通的普世性价值的。（吴光，2008年）否定和攻击普世价值，试图把“没有普世价值”的谬论当成普世价值，其实质是对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观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其目的是维护极少数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话语特权，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改革思潮。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认为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说明普遍伦理是存在的：首先，普遍伦理的建立具有利益基础。随着经济、技术乃至政治的全球化发展，以及人类生存困境问题的全球化蔓延，人类会产生某种利益的一致性或共同的利益要求。其次，普遍伦理的建立也有一定的人性基础和文化基础：人类具有同一的社会理性，不同民族在文化内涵上有共同认可的“价值基础”（如正义原则、人道原则等）。这些事实均说明了普遍伦理的存在。（高扬先）
上述三种观点中，赞同第一种观点的人数较多，他们认为对普世价值的宣扬是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渗入，应坚决反对和拒绝。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要融入世界，就应当接受某些政治含义不强的普世价值，但必须摒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普世价值。而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们在以各种方式证明普世价值的存在后，又进一步追问：普世价值是如何被认识的，或者说普世价值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如李德顺认为，“外推”与“内生”是证明普世价值存在的两种方式：历来关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外推式”（推己及人）的单一方向进行。所谓“内生”是相对于“外推”而言，即客观上人们共同活动和交往的社会关系结构、特定的活动方式及其条件等本身，提出了一定秩序或规则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维持这一社会系统或活动方式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并促使有关的人们在意识和行为中普遍地适应这些要求，从而产生了这一系统中的伦理道德。“内生”是任何现实的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方式、真实途径。“内生”必然是具体的、有限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具体的历史的无限性和普遍性。（李德顺）基于人类个体之间共同点的普遍价值，是自有人类开始就存在的，并且它的具体内容还将扩大和强化。
有学者则坚持普世价值必须以关系性价值的形式存在。因为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价值，它回答的问题是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新原则、新原理来处理新的关系，从而使人类得以同心协力，化解共同遭遇的种种冲突，克服共同面临的种种危机，使得人类能够更加合理地生活和安身立命。普世价值是一种关系性价值，而不是实体性价值、规范性价值或属性价值；它的客体不是“实体”、“规范”和“属性”，而是“关系”。（郭明俊，2003年b）并且，只有实践方式才是建构普世价值的唯一合理可行的方式，即在国际活动的实践中探寻和形成利益的共同点，正确处理当代人类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批判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张力中，即在一元和多元、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运动中建构普世价值。（同上，2003年a）
二、普世价值的理论表达
普世价值研究是价值问题研究的延伸，其本身也存在着理论表达的问题，涉及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实质等方面。在对普世价值内涵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哲学、道德、文化等方面的分析，学界对普世价值的实质也形成了一定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普世价值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问题，因而是一种政治表达。它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战略。以抽象形式包装的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所谓“普世价值”，并非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称之为“普世价值”。（周新城）其实质是企图改变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方向，按所谓普世价值即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废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经济制度方面，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企图釜底抽薪，搞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迎合西方敌对势力，支持配合藏独、台独等分裂势力，站在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对立面上。因而必须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是非，揭示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实质，抵制和制止普世价值思潮的泛滥。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刘书林）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宣扬普世价值的典型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近几年来，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将普世价值划分成不同的层面研究。不同层面的普世价值研究表达的内容和实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有学者认为，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存在着大众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在大众话语、学术话语层面探讨普世价值，是人们在有限的意义和情感层面的探讨，无可厚非。而在政治层面上普世价值问题就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也有很大的迷惑性。用“普世”来界定某种“价值”，如民主、自由等，来指谓、表达一种政治诉求，在学理上存在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缺乏事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普遍性、共性、一般性的存在，也不否认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存在共同的认识和理念，但明确否认存在着适合于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谓价值及其观念。对在政治上用普世价值来推行西方价值观念、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企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反对。（郝立新）有学者认为，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模式认同为普世价值这一现象说明，“西化”政治主张与“西化”学术倾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虽然前者是政治问题，后者是学术问题，两者的界限不可混淆，但有必要注意，不克服后者，前者就有土壤和市场。要克服后者即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仅从政治上批判、揭露其实质和危害是不够的，还要有针对性地从学理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真正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王一程）
第三种意见认为，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成果，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事实表达。有学者认为普世价值深入人心，是30年思想解放的伟大成就之一，普世价值和马克思主义核心精神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一致的。这种意见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入的看法指出，普世价值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普世价值也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因而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和相关性，普世价值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李民）
第四种意见认为，普世价值本身是合理的，但是“普世价值”的说法是错误的，必须纠正话语层面的错误，才能正确地表达出普世价值的真正内涵。普世价值就是建立在价值领域中的普遍主义这种错误理论上的一种言说，它是前启蒙时代的基督教一神论的产物，也是启蒙时代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产物。为了避免它带来的上述混乱和危险，也为了还价值现象的本来面目，我们应该放弃价值问题上的这种言说方式，改用不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的语言，比如，我们可以用“基本价值”、“核心价值”、“共享价值”或“共识价值”等概念，来代替“普世价值”概念。（马德普）还有学者指出，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文化的“普遍主义”区分开来。在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的同时，我们应努力寻求人类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的因素及其意义。（汤一介）以上所述不是元谓的咬文嚼字或简单的概念游戏，而是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实践效果的重大差异。这样的替代决不会和文明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相抵触，而只会减少它给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
三、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
在普世价值研究兴起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与普世价值的关系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文化的多样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发展模式等问题都涉及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研究，具体有以下方面：
1.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世价值。中国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同样面临着生态、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的共同问题。中国要使社会得到全面发展，首要的前提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而，生态辩证法所主张的人的主体性和自然世界的主体性互相依存的理论，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普世的意义。生态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价值的观点，是现代社会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重要思维方式。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迫切需要把人们的思维提高到自然生态辩证法的水平上，将“普遍联系”与“普遍价值”范畴高度凸显并统一起来。这要求人类高度重视自然界和一切生命之间的“普遍联系”，重视由于这种联系所必然带来的“普遍价值”。人类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自然界的一切存在，承认它们存在的权利，承担对它们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积极有效地创造条件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王珉）中国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重视人与生态环境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价值。
2.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文化发展意味着与自然、与天然状态相反，它是人为的产物。文化定义本身就意味着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普世价直与文化差异背后有其共性，普世原则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提供基准线：共同的价值基础保障各国文化免于陷入具有破坏性的冲突局面，各国得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自己的独特性。所以，对文化和价值的相对性的强调，只能在尊重普世价值及其相应公理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肖雪慧）就中国而言，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十分紧密。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健康的东西、正面的东西、美的东西；我们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要力求提供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认识，要特别注意展示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要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实践，要展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态度、生命情调、人生愿望和追求。（叶朗）
3.儒学的普世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包括国际著名哲学家都对儒学的普世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和谐、太和、中庸、诚信等等，是历经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为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是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例如，儒家的“仁爱”观念提倡“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是一种确立人的道德理性的普遍的爱。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中民为本，这就是肯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人民的自主权利；它是可以与现代民主思想兼容、接轨的。儒家的“太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而不同，这有利于人类的永续性发展。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历来以“诚信”为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或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人类永远需要的基本价值观与人生哲学。有学者认为，儒学价值观在本质上并非伦理本位主义的，而是强调道德理性、固守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吴光，2004年）
4.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研究不仅涉及文化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而且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密不可分。2008年4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演中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明确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胡锦涛，2008年）在对待普世价值问题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学者们较多的关注。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但我们正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选举、监督、参与，这是共同的东西。我们也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实行民主选举，要加强权力监督，要扩大公民参与。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俞可平）
四、几点思考
综上可见，国内学术界对于普世价值的研究，思想解放，各抒己见，不同观点激烈碰撞；学者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阐明了各自对普世价值的看法。这些研究对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普世价值、正确看待普世价值，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些问题值得继续追问和深入思考：
第一，在普世价值的研究中，某些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普世价值，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依此得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反对普世价值的结论却显得不十分妥当。因为，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曾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7页）胡锦涛总书记也曾指出：“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胡锦涛，2006年）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观念都具有普世性。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是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具体分析普世价值，将普世价值中国化的最好例证。因而，将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划清界限，是否过于片面并容易走向极端呢？
第二，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学者们对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对于推进普世价值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否定还是肯定，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偏颇。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令人担忧：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俞可平）事实上，肯定普世价值也不等于全盘地肯定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而是支持中国化的普世价值，或者说适合中国国情的普世价值。而完全否定普世价值便等于无视全球化发展中的价值共识，无法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因而，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也不能忽视人类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既不能完全肯定西方的普世价值，也不能忽略民主、法治、公平等世界普遍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第三，在关于普世价值的实质的讨论中，无论是将普世价值研究划分成不同层面，抑或是单纯否定话语权中的普世价值，都似乎存在着缺陷。因为，单纯从政治领域来分析西方所提倡的普世价值，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渗入，会陷入一种“普世价值虚无论”。而将普世价值划分为不同的话语层面，或是赞同普世价值的内容而不赞同普世价值的说法，虽对防止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可能会导致普世价值研究流于表面，难以深入。这也容易给一些有政治企图、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将普世价值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地继续向中国推行和渗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从而既不利于深入地研究普世价值，也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在关于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价值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大力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郑一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主流价值，处于主导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有学者进而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反对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或许存在一定偏颇。事实上，从涉及的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处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层面，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方针、政策以及法律规范中。而普世价值则是处于超越国家、阶级、制度等界限的层面，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我们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导地位，也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从形成过程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吸收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与普世价值互有交叉、互补互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都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因此，为何一定要二者择一呢？
第五，就普世价值研究与全球化的关系而言，肯定普世价值存在的学者提出了普世价值存在的形式，但却止步于抽象的理论层面。如以人类普遍的、一般意义上抽象出来的实践为基础，提出在国际活动的实践中构建共同的普世价值，但缺乏这种构建的具体方式和限度。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持续借鉴了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因此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一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关键词。但是，这些价值理念是生发于资本主义的土壤，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它们是“外推”给我们的，对于中国的国情不一定适用。笔者认为，我们迫切需要从本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发扬属于我们内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相契合的价值。这也涉及到中国以何种方式融入全球化的问题。因而，今后普世价值研究的重点之一，应是如何在全球化中发掘并释放我们中华民族的强大内核，推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
第六，在普世价值的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属于中国文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普世价值。学者们在提倡儒学的普世性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在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儒家文化居于基础的地位，如“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核心思想，诚信、正义、民本等基本理念，长期在中国居于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近年来普世价值研究的兴起为发扬儒学起到了推进作用。并且，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能够为促进儒学的普世性提供有效的途径。然而，虽然儒学的普世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现实中却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的局限，故仍需深入研究和探索可行的途径。这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发扬民族传统、将全球化与民族化结合的主要方向。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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