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草明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现象论文,工业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真正的工业题材小说，产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而女作家草明则是工业题材小说的肇始者之一。
草明写作工业题材小说的历史几乎与解放战争进程和共和国工业化进程的脚步同步：在北满解放区写发电厂，沈阳解放后又随军来到沈阳铁路工厂，写下长篇小说《火车头》。解放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她又扎根于中国第一个钢铁基地鞍钢，并于1959年出版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文革”结束后，又写作和出版了以“文革”动乱时期的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此外，草明还写作了一些反映工厂和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与散文。从《原动力》、《火车头》到《乘风破浪》和《神州儿女》，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堪称为40至70年代文学形象化的中国工业发展史，其工业小说的开创性、独特性以及在内容和艺术上存在的缺陷，既有作家本人的功力因素，更是中国现当代工业发展道路的时代性与复杂性、现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发展的时代性与局限性分不开的，是现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几乎都具有的现象和问题。“草明现象”在现当代工业题材文学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
作为经历过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作家，草明与很多来自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一样，其身份首先是体制内的党员和干部，然后才是作家，或者说是党员作家和干部作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政治家、革命家与文艺家的主次关系地位和身份意识已经完成转换的政治化作家。由此，这样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写作时，往往会同时带来三方面特征：一是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世界观、文学观已然形成；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决定的主题先行，即在写作之前或初始已经具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主题，而文学写作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通过叙述和描写生活现象并转化为文学形象以表达主题，显示结论，完成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文学完成的诉求；三是如此写作和完成的作品总体上都属于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文学和服务文学。这里说的政治文学并非贬义，因为从清末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以来，启蒙、救亡和革命的时代主潮一直要求文学的配合和服务，中国近现代文学本质上大都属于“载道”的政治化文学。
因此，当草明在东北解放区开手写作中国现代第一步真正的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之际，《讲话》要求的将文学表现对象由知识分子和市民转为工农兵(革命现代性工程确立的政治和历史主体)、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鲜明意识，以及东北解放区政治领导人的指示，使得草明写作《原动力》的主旨和目的非常明确：通过描写工人修复被日伪和国民党破坏的发电厂机器、给城市重新送来电力和光明、给解放战争和革命带来动力的行为，表现和揭示工人阶级的伟大先进即他们是革命和历史的动力与主体，文学化地呼应和传达草明参与和为之奋斗的革命在理论上确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和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理念，同时描写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历史主体阶级的工人，其先进性和主体性必须体现出与政党和政治的联系，先进政党对其先进性的唤醒、培育与领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原动力》的这种描写“大写的”的工人及其阶级先进性的理念和诉求，在小说中得到了基本成功的体现，这是这部小说作为工业题材文学的着力点和文学史“亮点”所在，当然，从人物形象、个性描写、场面与内容的丰富等小说艺术的角度看，这部小说还是相当粗线条的，叙述与描写的功力显然存在不足。
不过，作者的主观动机和诉求是一回事，能否完全落实和体现于小说文本则是另一回事。生活现象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往往会使作家先在或先行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目的未必同步和完满地灌注于具象的描写，传统文艺理论用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和对世界观进行纠偏与超越来解释这一现象。不管用何种理论解释，在《原动力》中，我们的确看到了该小说在鲜明的政治时代性主题下，内含和呈现出了一些更复杂和深刻的、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有所偏离乃至颠覆的东西。《原动力》描写的北满玉带湖发电厂，在东北光复后共产党已经来到此地建立政权、但还没有进驻发电厂之前，以老孙头为代表的工人群众就开始自发地、不计报酬地保护和维修机器，主动地找到县里的军代表要求恢复生产。然而，军代表拒绝了工人的要求，甚至对工业和电力表示蔑视，认为过去没有工厂和电力一样干革命。随着根据地的建立，新政权派来了几位干部。可是这些党的干部却有两种致命的缺陷：政治上缺乏对工人阶级先进性和主人公地位的认识与辨别好坏、敌我的能力，一度好坏人不分，未能依赖工人群众却任用坏人，致使工人对干部和新政权也产生疏远隔膜；业务上缺乏领导工业恢复与生产的能力，缺乏现代性工业文明的素质。在这样的描写和对比中，人们看到的是天然具有生产积极性的工人群众，与落后于工人、缺乏领导和管理工业能力的干部之间的矛盾(与暗藏的敌人的斗争则是另一条主线)。老孙头等工人在日伪垮台、国民党接收大员劫掠之际，能自觉智慧地保护机器，自发地修复机器并盼望恢复发电，是工人先天具有的阶级先进性——自身存在的“原动力”的自然体现。而作为在理论上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新政权和新干部，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惯性思维和工作方式，使他们缺乏对工人阶级先进性和工业的足够认识，反而成为工人阶级先天的原动力不能发挥且造成挫伤的重要原因，客观上一度与暗藏的敌人和破坏者共同构成了对工人身上的“原动力”的破坏，对工业生产恢复和工业建设的拖累。解决干部对工业和工人的认识与领导能力、清除小生产意识、深刻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让工人以主人翁和领导者身份参与企业管理，是恢复、弘扬和解放工人阶级原动力的重要因素。小说也以大团圆式的结尾，描写经历了事实教育的上级领导意识到了在干部使用、发挥工人阶级先进性和积极性方面的错误，采取了更换干部和依赖、提拔先进工人的措施，使工人阶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他们的工作不仅使电厂重新发电带来城乡社会的光明，更为新社会新政权提供了革命与建设的“原动力”。
据此，小说实际上在正确鲜明的政治性主题中、从工业恢复和建设的角度，也思考、触及和表现了新政权在理论上对工人阶级先进性的认识和实际工作中的一度不对等，表现了在缺乏现代工业的农村长期进行以革命夺权为目标的“革命现代性”在遭遇工业现代性时的一度不适应和自我调整，以及工人阶级先进性、工业现代性与革命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形成和形成的曲折过程。先进的工人与落后的干部、需要被帮助和领导的工人却教育和帮助了干部与新政权，影响、带领和促使后者了解工业文明和工人阶级的价值，走向“成熟”和掌握领导工业的能力，这是草明最早在工业题材文学中提出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与她原初的表现新政权和党干部如何唤醒和焕发工人阶级原动力、领导工人承担革命性与现代性双重任务的创作理念和在此理念下所要构建的叙事模式——党、干部是领导者、引路者和“圣者”，工人阶级虽然天然具有先进性，却是被领导着走向历史主体的“成长者”和被帮助者——相背离之处，更是这部不甚完美的小说的独特价值。一个在延安文艺整风后完全遵从《讲话》精神、力图以小说贯彻和体现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成的先在主题、完成文学的政治工具和武器作用的作家，却在具象的文本中表现出对先行的政治化主题和模式的偏离、背离、超越乃至颠覆，这种矛盾、断裂现象一直存在于草明及其写作中。
如果说，在《原动力》里，工人阶级先进性与主体性同新的政权和政党“谁教育谁、谁帮助谁”的关系，还比较朴素和“原生态”，本欲表现革命政党政权对工人的唤醒与引导、对其阶级先进性的理解认识和依赖爱护，使得工人成为工业电厂和革命大业的原动力，而实际上却是先进的工人阶级带领着政权和干部前进，小说的叙事功能与目的发生了内在的对调和自逆，那么，在时代背景是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的长篇小说《火车头》里，小说力图继续深化表现工人的先进性和主体性与党干部的领导、革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主次和依存关系。“火车头”在小说里是一个包含多重意蕴的现实形象和隐喻能指，其“所指”首先是描写获得解放的大城市沈阳的铁路工厂、工人维修和生产物质的火车头”、为在关内进行的解放战争和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提供现代化工业化动力设备，这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和情节；第二，通过将工人的劳动创造与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之间关系的描写，继续表现和讴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他们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第三，通过引用马克思“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话语，意在表现和强调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火车头的工人阶级，需要作为革命发动者和领导者的革命政党的驾驭与领导，革命政党是火车头的引路者和指导者。接受了《原动力》出版后被指出的没有写好“党的领导作用”的批评，草明在这部小说里极力追求“政治正确”——表现新政权和党领导者对工人阶级先进性的“育成”作用，即新政权和党干部如何发掘、调动和培养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与先进性，进而恢复生产、开发技术、修复机车、扩大产量，并由此实现新政权和干部从工业生产的外行向内行的转变，从革命性向工业现代性的转变，凸显革命性政党的领导作用与工人阶级先进性和工业现代性之间的历史性融合，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由此转化成的物质生产力——机车与工业化，是被革命政治和党领导者“助燃”和指引的。
为此，小说描写的来自老区的党干部、工会主席方晓红，就是体现“党”的正确领导的优秀党务干部。她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革命现代性话语认识清楚，虽然也是来自革命老区的红色干部，但由于参加革命前在南方受过大学教育，所以对新解放区接收的现代化联合企业、对工厂和工业风景不仅有政治理性上的正确认识，也有对工业和现代的情感与审美欣赏，对工人阶级予以高度的政治肯定，又肯于了解和尊重工人的生活与创造。但是，方晓红的所作所为所体现的工人阶级先进性与党的领导和培养教育的关系，在小说里仍然显得单薄，好的政党干部的作用在小说中，大都是关心工人生活、深入工人家庭访贫问苦、支持工人技术革新等生活和生产的琐事，仍然外在于工人的真正生活和工业化管理与生产的细致过程。换言之，革命性与现代性之间仍然有点隔膜和游离。所以小说第一稿因为没有充分写出党的领导作用，出版后受到批评和作者自己的自责，在修改时力图把这一所谓“不足”加以弥补和强化。不过实际看来这样的强调和“强化”在修改后的小说里仍然显得薄弱，有理念大于形象之弊。一个长期从事农村革命的政党进入城市和管理工业之时，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真正的“进入角色”，才能把宏大的政治诉求与现代的物质化工业事物有机地融合与显现，而草明写作《火车头》之际，这种融合显然还未完成，所以指出她没有写好政治领导与工业文明的关系是容易的，但写好其实是极其艰难的，直至今日，所谓工业题材小说在这方面还鲜有成功，这也是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软肋和难题甚至被称为“陷阱”。
在描写和凸显先进性的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干部的关系中，小说的另一情节主线是描写来自农村的革命干部进入城市和工厂之后遭遇的“转型”困境，即农村革命经验与企业和工业管理之间、乡村革命性与城市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不适应，这成为小说中更具有历史意味和文学意义的母题，也是草明在中国现代工业小说中最早提出和表现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发现和表现，在小说里是通过铁路工厂的厂长刘国梁的形象完成的。在延安和老区当过县长、领导农村工作得心应手的“老革命”，到东北担任有上万人、有二十三个“协力厂”的现代化大型联合企业厂长后，遇到了艰巨的挑战和新问题：不懂得工业生产和管理，不懂得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不懂得领导工业与工人和领导农村与农民的差别，这些“不懂”归根到底，是“刘国梁丝毫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工业对他提出的新问题”，只是以过去在延安和农村领导学校和农村的经验管理工厂，因而整天忙乱的结果是工厂管理混乱，客观上成为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工厂的生产和“历史火车头”前进的障碍。
应该说，刘国梁这样的以外行领导内行、以农村工作经验领导大型企业、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的干部，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明”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工业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重要现象，也是革命政党从革命性向现代性、从革命夺权向工业建设转型普遍面临的问题。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即将从农村和窑洞进入城市接管城市之时，中共对如何进入和接管城市具有清醒的认识，从政治上、组织上、认识上、学习上做了相应安排。小说也以引述的方式记述了主管工业的中共领导李富春的报告内容：“工业，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的东西，不好搞，错误和缺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厂矿的管理必须科学化和民主化，认真转变工业里农村作风，和认真肃清官僚主义”。但是，由于长期的农村革命方式和大批干部没有管理城市和工业的经验，所以在进入城市后他们普遍面临着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工作方式的断裂与转型，必然出现转型的阵痛。而这种革命起家的农村干部在城市和工业战线上遇到的问题，所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性价值和意义的社会现象，深刻地描写这种转型的阵痛和过程，挖掘其中蕴含的政治与文明对接和碰撞涉及的各种有意味的社会、心理、价值观、思维与生活方式的问题，在多元矛盾、阵痛和纠葛中立体地描写文明碰撞的阵痛和阵痛后的变化，对现当代工业文学而言，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开拓和贡献，也是可以大出彩头的文学天地。草明敏锐地发现和看到并描写了这种现象，并把它作为小说中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予以描写，这是《火车头》和草明的工业文学叙事中非常可贵的地方。
不足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以及作者自觉遵从的、来自以延安整风以后解放区文学的大团圆和将悲剧正剧化的方式，使小说描写了“组织”对刘国梁的批评帮助、工作调动和他从“党性差”、“硬搬农村经验”、缺乏“有创造性的科学的管理方法”、以“保守的凌乱的农村式的工作方法”管理现代化联合企业等角度对自己犯错误原因的总结，总结后的“转变”以及“组织”与同志们高度政治化的谅解与宽宥，没有更深入丰富地表现出两种文明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以及人物思想转变的复杂性。
由此，小说描写和揭示出的拥有技术和能力的先进的工人阶级、现代性的工业文明，实质上教育和改造了来自农村的老革命并促使他们向现代性和工业文明转型，本来是要体现党和政治对工人阶级先进性的“育成”作用，但实质方晓红等优秀正确的“党干部”也被工人感动和教育、被工业文明启蒙，在党领导者与工人的关系中，《火车头》总体表达的是党领导者若要真正领导和驾驭城市与工业，需要理解和尊重工人，需要学习技术和管理，进行思维、身份、能力的转型，进行工业文明的补课和重新学习。《火车头》敏锐揭示和表现的这种关于党工作者如何领导企业和工人、党的政治性与工人阶级先进性如何互为主体和互相融合、来自于农村的革命性如何与工业现代性融合与转化、工业化和工业文明对红色专家和权威的需求与呼唤的叙事和主题，不仅以更广阔的工厂生活场景继承和深化了《原动力》提出和表现的问题，而且也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创作理念与诉求的更大的超越和“解构”，是真实的生活现实对先行理念的纠偏和冲击后形成的“现实主义胜利”在草明工业小说写作中的又一次显现。
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深的层次看，对方晓红和刘国梁形象的描写、对来自农村的革命老区干部在城市和大型企业的境遇与问题的揭示，实质内含和潜隐地表达出当时环境下中共追求的政治革命性与工业现代性的“复合”诉求：既需要对工业文明、对技术和管理熟悉与驾驭的内行和专家的出现，需要他们管理和领导现代企业与工业，也需要让政治上属于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的工人参与管理和领导，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企业生产和管理、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这样的双主体性的存在和融合无间，这就是小说一再提到的工业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含义，也是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早的文学表达和陈述。而这种对于工业化与民主化关系的强调，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工业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刘少奇在他关于工业化建设的著述中一再强调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关系：“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又要大大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①显然，这里的“民主化”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基础、即革命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历史主人公地位决定的全面参与工业管理和发挥主体作用，是民主化的本义和主旨，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社会主义的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工业化的实现又会加强和巩固革命性——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权。党领导工业的政治革命性、发挥工人阶级的生产力主体性(民主性)、建立工业理性为基础的权威性与现代性——草明小说反复描写和叙述的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深层内含的就是这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于革命政治性与工业现代性的诉求和意蕴。
《乘风破浪》是草明以她生活和供职的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钢为背景写作的政治倾向性鲜明、但内蕴和潜在话语又比较复杂的长篇小说。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来源于草明经过延安文艺整风后形成和坚定不移信仰的“配合”意识，即对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紧密配合，并以小说予以形象演绎和反映，甘愿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在紧密配合和反映政治与政策之际，作为信仰单纯的作家，草明并不完全通晓和了解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之间对于工业化、现代化和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等重大问题，其实存在争论和不同认识，存在着后来“文革”时期毛泽东所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把它们上升到阶级、政治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因此，草明在《乘风破浪》里最直接追求和所要表现的，依然是此前小说表达的主题之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人公意识和创造精神，在“反右”和“大跃进”的大背景下如何同专家和权威为代表的技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同工业主义的规章制度产生矛盾。不仅如此，小说在描写和揭示工人的生产热情、革命干劲、技术革新与以技术和管理权威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矛盾这一最显性的主题之际，还极力把这一矛盾与政治大环境联系起来，将其上升到与“反右”、“大跃进”等时代性政治斗争具有内在关系的“路线斗争”的高度。不同于《原动力》里的落后于工人和看不到工人阶级主体性和先进性、属于思想和能力低下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火车头》里刘国梁代表的由农村作风、工作方式和工业文明盲造成的官僚主义，《乘风破浪》里描写的围绕跃进与反跃进展开的工人与技术官僚的矛盾，既与迷信技术与管理的成规、思想和工作方法上不相信“无知”群众、丢掉群众路线这一“革命法宝”以及由此滋生的技术精英主义有关，也与政治上更宏大的问题——对“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的认识不足，甚至与政治上的这种“思想路线”错误具有精神同源性和同构性，已经具有了工业生产与政治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味道，即工业战线存在强化党对工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了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描写任何领域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学的基本模式。
草明在小说中力图紧密配合时代政治、并自以为自己的描写和反映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上述倾向和主题，确实内含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两条道路”模式的矛盾及一系列内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而对这些矛盾和矛盾性质的不甚清楚的认识与理解，只追求“传声”和配合并把它们反映在小说中，就构成了《乘风破浪》文本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看似简洁明晰的描写和叙事背后，其实包含或隐含着更复杂的东西。
首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内含的结构性和背反性矛盾，即革命政治性与工业现代性的矛盾。草明的工业小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仰视视角：表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主体地位和先进性，因为这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规定的。所以从《原动力》、《火车头》到《乘风破浪》，工人阶级总是高于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人物，而名义上是工人上级的干部总是被工人教育和改造。但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又具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工业主义的逻辑，它需要高深技术和严格按照工业逻辑建立的规范管理，需要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需要权威“统治”。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曾阐述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组织性、复杂性需要权威的合理性，批驳了“有些社会主义者”反对权威原则的肤浅与幼稚，指出“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须的”②。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则把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上的科层管理和官僚制度，和由此导致的必要的官僚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性的标志和代价。而这样的工业主义逻辑即权威与科层制度又必然性地使得政治上居于主人和领导地位的工人，在具体的企业生产和管理流程中居于被领导和服从分工与管理需要的位置。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这是当然的企业组织结构并由此构成社会结构，成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表征。但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中，这样的结构却是互相矛盾和背反的，由此构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在矛盾。在描写工业生产恢复的《原动力》和《火车头》里，这样的矛盾还不突出，《火车头》甚至描写日本人留下的联合企业性质的“协力”工厂里，信任和依靠工人与需要内行和专家型干部领导企业的双重必要性，表现出一定的对工业主义权威的呼唤。而到了《乘风破浪》里，这种内在矛盾却在工人与专家型领导之间不断爆发——优秀炼钢工人李少祥的技术革新、跃进热情和创造积极性，与信奉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的厂长之间几度发生矛盾，后者以科学、技术和规章压制前者，这些构成小说的基本情节和内容。在草明的前几部小说中不断提出和粗略表现的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发挥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在这里演化为集中突出的工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与技术官僚的保守主义、权威主义、规范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技术和管理，需要工业文明和工业主义衍生出的规范，但是又必须发挥工人的领导地位和主体性，不能将工人边缘化和被动化，因为那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背离。在革命成功后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这是必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之圆融统一，是执政党和草明都碰到的问题。而草明给出的解决之道即小说结局是正剧性的：工人的生产热情、技术革新和创造精神使得看似不那么科学和规范的钢铁“大跃进”的目标顺利实现，并以事实教育了墨守“科学”和规章制度的技术专家和厂长，也即具有政治优势和献身精神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力量——工人的思想和实践战胜和改造了工业理性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工业现代性被革命政治性所教育和改造，来自老区农村和革命家庭、文化程度不高的炼钢工人李少祥，以实际行动教育和帮助了念过大学、留学苏联、参加过革命的专家厂长宋紫峰，这样的叙事已经构成了对草明此前工业小说的颠覆，表现了特定时代革命政治性与工业现代性的矛盾与紧张。
其次，《乘风破浪》所描写的这种革命政治性与工业现代性的矛盾、权威专家主体还是工人主体的矛盾、工业主义的管理逻辑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的矛盾，实际上是时代语境中涉及到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模式及社会主义阵营和制度内现代性之间的矛盾等重大问题。由于中国整体工业的落后，所以在建国后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之时，只能学习和模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不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经济学家陶大镛，都强调学习苏联工业化经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③。建国后实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后，不仅陆续多年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留学，同时也邀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进行工业化建设和管理。《乘风破浪》里的炼钢厂长宋紫峰，就是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被选拔派到苏联马格尼托格斯克(亦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马钢宪法的诞生地)钢铁联合企业实习从而成为技术权威和管理专家。在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工程中，虽然出于苏共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性质他们也强调工人的历史主体性和先进性，把他们作为“大写的人”予以歌颂，如苏联电影《炼钢工人》，但同时，苏联的工业化又非常重视和强调科学、技术、专家、权威的重要性，技术理性、科层分工、权威管理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价值认同和接受，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制度加电气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时代性表述)等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在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得到发扬光大，一般性的工业主义逻辑(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权威)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业化制度之间并无抵牾而是适应融合，因此，像电影《工程师》和描写厂长与各种技术专家权威性的文学，在苏联的工业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苏联的强调厂长专家的工业化和管理模式以“马钢宪法”为代表(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厂长权威制和一长制管理方法)。而在50年代强调各个方面特别是工业化建设方面都要走“俄国人的路”和“全面学习苏联”的中国，一方面确实重视专家与权威的作用，承认工业主义的独特逻辑，大批苏联专家在中国5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和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我们一直承认④，另一方面，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使得5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又很快开始形成中国特色，出现与苏联不尽一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模式与逻辑。
这种模式与逻辑的权威阐释和法理代表是草明的《乘风破浪》出版一年后问世的毛泽东《鞍钢宪法》。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中，正式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内容的“鞍钢宪法”，抛弃“大跃进”以前以苏联“马钢宪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业管理的圣经。毛泽东认为鞍钢给中央的“大跃进”和反右倾报告“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而认为鞍钢创造的鞍钢宪法，标志着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联系草明的《乘风破浪》的全部内容，可以鲜明地看出，《乘风破浪》几乎就是以对“大跃进”时代大型钢铁企业的文学描绘和叙事，具象地展示和呈现了毛泽东总结的“鞍钢宪法”的诞生过程。
因此，《乘风破浪》表现的工人李少祥与宋紫峰厂长的矛盾，群众式、跃进式、运动式工业管理与规范化、技术化和权威化管理的矛盾，不仅包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性与一般的肇始于西方的工业现代性的矛盾，还包孕了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化模式——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的矛盾，即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工业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部矛盾。草明小说实际上通过老区革命农民出身的工人与留学苏联的专家厂长的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形象地演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与模式(鞍钢宪法)的产生与出现——中国工业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的亮相与集大成，表达了对苏联代表的另一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性模式的否定与扬弃。而在这种对鞍钢宪法为表征的中国工业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的肯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和现代性的否定中，内含更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现实中苏中两党两国的政治关系和国家关系开始破裂和分道扬镳，因此对中苏两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性的肯定与否定，深层里还包含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解释权、话语权的争夺，对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权、正宗者地位的争夺。
追求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使命的草明，在《乘风破浪》中如此这般地把时代、政治、革命、工业化、现代性等复杂内容熔铸到小说里，并力图以工业化生活“配合”“反右”、“大跃进”等时代宏大话语，表达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诞生与特色，既扬弃一般的工业现代性模式和逻辑，也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这样的叙事和诉求不仅构成了对她此前工业小说的叙述颠覆和背离，使得草明工业小说文本之间的矛盾和互斥，即在《乘风破浪》同一文本内，也出现了矛盾和互斥现象。小说写到强调工业特殊性、否定党委干预企业的市委工业书记被批判免职、专家型厂长被批评教育改正“错误”后，企业一度出现不遵守所有规章制度和工人自动废除一切规章制度的现象，认为所有的老规矩都是束缚工人热情的绊脚石，结果给生产带来损失，企业出现乱象。不仅受到批评的宋厂长对此焦急，连先进的工人也对这种“光有运动、热情，没有制度”和“连老规矩都不要”的混乱局面感到不满，认为是“宋厂长来了以后没有过的现象”。虽然小说以新来的党委书记的睿智和“辩证”，以“新晴天主义”式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强调“热情要与科学结合”和尊重群众热情与尊重规章制度的双重必要性，但是这种正剧化和大团圆式的解决方式，其实只是一种文学化的遮蔽和“想象的解决”，作者的被“整风化”的政治立场和文学态度使她必须如此处理和描写，可作为长期生活于大型企业的草明又在内心里知道专家、权威、技术、规范对于工厂管理和生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知道苏联式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当时的先进性(小说对苏联专家的描写都是正面的)，因此，为政治服务和尊重生活真实的纠结，就这样导致草明在这部小说中对革命政治、时代话语与工业现代性的矛盾与困惑，这矛盾必然带来小说文本上述的裂痕。
这样的态度和矛盾也出现在草明最后一部工业题材小说《神州儿女》中。这部草明晚年写作的以“文革”前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工业小说，其描写的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企业的爪牙的罪行，主要就是对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即对一般的工业现代性的全面破坏，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技术工人和红专兼具的革命干部的迫害，对工业生产的破坏。而代表正确路线的好工人与好干部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努力坚持生产、研制新产品并维护规章制度和秩序，并在“文革”结束和“四人帮”倒台后重建工业秩序和实现工业现代化。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马钢宪法”代表的“修正主义”模式的所谓管、卡、压制度，即建立在权威和科层管理制度基础上的工业主义逻辑，成为先进工人和好干部在动乱时期十分怀念、期望恢复的大善，而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制度，成为好工人好干部与造反派和历史上叛变革命的坏干部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成为判别好坏善恶的分水岭之一。这种表达重建工业生产秩序和制度、重建工业现代性和权威性的历史诉求的叙写，显然又构成对大跃进时期的《乘风破浪》的叙事否定，是对小说中一度描写的秩序、权威和规范管理的现代性与必要性的承续，也是对《原动力》和《火车头》表达的对工业文明及其价值呼唤主题的回归与发扬。
纵观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出从呼唤懂得工业和管理的专家型权威、体现出对一般性的工业主义逻辑的认同和对中国工业化模式的思索，到质疑和颠覆一般性工业主义逻辑、展示中国式工业发展模式与道路优越性、再到重新呼唤工业主义与现代性诉求的三个阶段，这种政治革命性、工业现代性之间曲折变化、互相矛盾的表现和嬗变，既表现了草明及其工业题材小说写作的主观努力、能力与矛盾，也叠印着现代中国革命建国、工业建设、现代化转型和诉求的复杂历史过程和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当代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中饶有意味的“草明现象”。
①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55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参见陶大镛等著：《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几个问题》，中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④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刘人伟：《永恒的记忆：苏联专家基列夫的中国情节》，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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