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地位论文,学术论文,三国志注论文,裴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6-0095-08
作为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注：其他三种为刘孝标《 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 十“《世说新语》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1183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三联书店2000年，第116～117页。)，就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而言，大致可分为如下 几类：
1.对裴注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性研究，如文字的校勘考订，词义训释，典故注释，史 事补充及地理诠释等。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形成裴注研究 在该领域的全面高潮，其研究取向波及并影响了民国以来的裴注研究。代表成果有周寿 昌《三国志注证遗》，卢弼《三国志集解》等。(注：关于这方面成果的综述，见杨耀 坤《陈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4～203页及第144页注①。)
2.对裴注的各种专题性研究，大致可分为三。
其一，对裴注所引书籍数目、种类与裴注所保存魏晋史料的研究。这一点，自钱大昕 、赵翼以来一直是裴注研究者们瞩目的热点之一。其后学者如沈家本、王钟翰、陈垣、 周国林、逮耀东、伍野春等(注：参见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48～250页；逮耀东《<三国志注>引用的魏晋史料》，见逯著《魏晋史学的思想 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94～412页。)，对此均有专 门研究。但确如逯耀东先生所言，裴注“保存了大批的魏晋史料，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1](p440，352)，这是裴松之当年注此书时所始料不及的，而且裴注的真正价值也不 仅在于此。因为裴注所引的书籍，就其对裴注自身的研究而言，除了反映裴氏作此书时 ，史料采择的广泛程度和对当时三国史研究成果的吸收状况外，在整个裴注研究领域并 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何况诸学者从事该方面的研究，又多注重从古代典籍的辑佚、 辨伪、考证等方面整理的角度考察，而不是裴注本身。
其二，对裴注撰著体例的评价与研究。这一点，自唐代史家刘知几以来，历代学者多 有涉及，但仅是片言只语。1939年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是“合本子注”，其后，王钟翰 先生《三国志裴注考证》、陈先生本人《徐高阮重刊洛阳伽兰记序》、逯耀东《<三国 志注>与汉晋间经注的转变》诸文(注：陈文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第143页；王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下)，1945年9月，第163～165页；逯文 见《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14页。) ，对此都有系统论述。这在裴注研究的专题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其三，对裴注所表现的裴松之思想的研究，有柳诒徵《三国志注义例》等。其中，关 于裴氏史学评论思想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有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 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等。(注：柳文，见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 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4～527页；逯、卢两文，均见许卓云等著《 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272，493～517页。)
3.对裴注及裴松之本人的全面考察与综合研究。
这方面当首推杨翼骧先生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杨先生此文，在广泛吸收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几乎照顾到了裴注的方方面面，成为该研究 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后之研究裴注者，无论其对杨先生的具体观点同意与否，都不能忽 视此文。其后，张孟伦先生《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文，对杨先生的部分观点提出质 疑，使裴注在该领域的研究趋于深入。近年伍野春先生的《裴松之评传》可以说是该研 究领域的代表性力作。伍著在杨、张诸文的基础上，扩展补充，对裴注中表现的裴松之 的个人思想及史识、史法等，都有不少发明。尤其注意的是，伍氏研究裴注所引书籍， 不仅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书目，还统计了所引各书的次数[2](p256～259)，为以后裴注在 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此外，逯耀东先生对裴注的研究，还独辟蹊径，从史学独立与汉晋间经注转变对裴注 的影响等角度，研究和考察裴注的出现及其在史学注释史上的地位，并进而论及裴注的 注释方式对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影响，大大拓宽了裴注研究的领域，开辟了裴注研究 的新天地。但由于逯氏认为裴注的学术渊源无法考证[1](p338)，使得其对上述诸问题 的论证犹有待发之覆。这首先表现在对裴注学术渊源的考察，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学 术发展(分野)史，尤其是经注与史注的双重变奏中，便不难发现其学术史地位与学术渊 源所在，即：当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时，史注也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 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 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 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 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 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一 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前的史著撰述和史书注释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一度是以经学附庸的身份出现的。作为鲁国编年史的《春 秋》，位列五经之殿，自不待言。就是在汉代人的学术视野中，史学还是经学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点可以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显地看出：“太史 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 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子何敢让焉。”[3](p3296)接着他引用董仲舒谈论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的一段话，并 论述他自己关于《春秋》《易》《诗》《书》《礼》《乐》六经各经功能的看法，并含 蓄地指出，他这部《太史公书》(《史记》)是兼六经各经的功能而有之的，尤其是《春 秋》“拨乱世反之正”[3](p3297～3300)的功能。因此在司马迁看来，他的这部《史记 》更多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协厥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通经 致用”的经学性著作，而不仅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西汉成、哀时，刘向、歆 父子校理中秘藏书，并对当时的全国图书进行分类，在其编成的《别录》和《七略》中 便将《史记》、《国语》、《世本》等史书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4](《艺文志 》)。东汉班固修《汉书》，对这种分类方式加以承袭，未作太大更改。而他本人自叙 其作《汉书》意旨时，也透露出此书浓厚的经学色彩(意蕴)：“穷人理，该万方，纬六 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旁贯五经，上下治通”。[4](p4271，4235)
另外，据逯耀东先生研究，直到东汉中期许慎《说文解字》成书时，“史”的定义与 应用还保持着史的原始功能，偏重在文书方面，即手执书写工具会写字的人，史的独立 观念，即具有后世历史意识之“史”还没有形成。[1](p32～36，51)这是史学不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而以经学附庸身份出现和《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的根本原因所在，与 阮孝绪《七录》以来所认为的由于当时史著数量过少没有太大的关系。[1](p31～32)
清代学者钱大昭对经注与史注的区分，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注史与注经不同， 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 无益也。”[5](p68)陈垣先生将其简括为“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6](p665)。执 钱、陈所论“注史”的特点以视裴注以前的史注，就会发现一个近乎矛盾的现象，即这 些史注大都以音义训诂为主，几乎全是“以明理为宗”的经注，而以“以达事为主”的 史注则较为罕见，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 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但都不外音义 、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7](p342)。考所以致此之由，就在于既然史学被视作经 学的一部分，史学研究和史书注释，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经学研究和经书注释，这 种经学研究视野下的史注研究，自然要遵循这些经注研究的各种规范，即以音义、训诂 、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为主，甚至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后，史注仍难以 突破经注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的一句话得到 印证，它说：“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8](p992)考其所著 录的《史记》、《汉书》的解释(即研究)著作，大都是音义注解，如《史记音义》(徐 野民撰)，《史记音》(邹诞生撰)，《汉书音义》(韦昭撰)，《汉书音》(刘显撰)，《 汉书音训》(服虔撰)等等[8](p957)，这些注释与汉儒注经训诂名物几乎相同，并且这 种史注还形成“家法”，并“相传”。这种注经范式视野下的注史，到唐初史家修《隋 书·经籍志》时还得到他们的称颂、赞赏，而对更适合史学本身发展的新的史注体—— 裴松之《三国志注》，则仅著录而未置一词。
二 史学的独立和史学研究范式的初步确立
史学逐渐摆脱经学成为独立学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 朝史学发展的几个特点》一文，周先生从目录分类及史官制度等方面加以论述。见周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4～388页。)在目录分类上，这 一过程始于西晋荀勖《晋中经新簿》，他将著录的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 丙部有史记、旧事等，这样史学便从经学附庸地位摆脱出来，开始成为与经学并立的一 门学科。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把《史记》等列入乙部，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基 本确立。(注：此后阮孝绪作《七录》将《纪传录》列为第二，仅次于《经典录》，见 《隋书·经籍志一》，并参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史部之形成”一节，商务印书 馆1956年，第7～11页。)到唐初史家修《隋书·经籍志》时，列经史子集四部，将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仅次于经学的地位真正确立，并固定下来。
但是，这一过程异常地缓慢迂回。据逯耀东先生研究，史学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始 于东汉末年。这时，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被称为《史记》，而史记原来是对太史记录 的普遍称呼，现在转变为对司马迁个人著作的尊称，这象征着史学打破经学的藩篱，迈 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同时也说明，这时史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以往无组织、无系统、 单纯文字记载范畴的记录之史，具有了后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1](p37～41，p25 5～256)
魏晋之时，出现了“三史”之称，其含义与唐以后特指某三种史书不同，它泛指一般 的史学著作，与当时的五经或六经并称，若省略而言，就变成了“经史”。此后，“经 史”并称的现象非常普遍，它标志着经史对立观念的形成。说明史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 ，而且还上升到和经学一样，成为专家之学，具有了教授对象的地位。然而，此时的史 学虽然脱离了经学，却又与文学相结合，形成“文史”合称，这在两晋时已很普遍。不 过，这时“文史”的含义与两汉时偏重于实际的文书工作不同，它不仅包含了文学和史 学，还成为一般学术的代名词，即“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南史 》卷五九《王僧孺传》“史臣论曰”)[1](p41～48，p256～257)。
文史界限的划清，是在南朝梁时。萧统编《文选》，认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是 “褒贬是非，记别异同”的，应该和文学著作加以区别(《文选·序》)，因此将史学著 作摒弃于《文选》之外。就在此时，阮孝绪的《七录》撰成，《七录》列“记传录”“ 文集录”，区分史学和文学。这两种极不同类的著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却共同划清 文史界限，正说明史学的完全独立。而此前的元嘉十五年，宋文帝设玄、儒、文、史四 馆集徒教授，这四馆的设立，实际上是官方对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认可。[1](p51～52，p257)
揆诸史注的前后变化，便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学术分野上来说，在 史学逐渐摆脱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史注也开始打破训诂名物等经注研究 范式，探索更适合其本身特点的注释体例，进而形成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式。
张孟伦先生说：“注释史书，到了晋朝，已由训诂分向各方向发展。”[9](p227)考诸 史籍便会发现，实际上，西晋挚虞注释赵岐的《三辅决录》，便在注中“多举书中人物 的字与籍贯仕历”；陈寿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杨戏和陈寿所作的小传，附于每 人赞词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先开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人事迹”。[10](p40 8)这些，开始打破此前史注多是训诂名物的经注研究范式。而仔细考察魏晋以来的史学 发展状况也会发现，不仅史书注释，史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史学研究方面，三 国时蜀人谯周利用当时所存的古籍文献，纠正司马迁《史记》中的谬误(《晋书》卷八 二《司马彪传》)[11](p77)，写成《古史考》，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考史专著， 也是第一部史料学专著”[12](p135)，创立了史考这种史学研究范式。干宝著《晋纪》 立有凡例，开创了历史编纂的新天地，并为其后史家竞相效仿。(注：如刘宋范晔《后 汉书》、北齐魏收《魏书》、隋李百药《北齐书》等皆有序例，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 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及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 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史学评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何琦《三国志评论》 、徐众《三国志评》[11](p120～121)等对某部史书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就时间序列来说，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和史注打破此前的经注研究范式，二者是 同步的。《晋中经新簿》成书于280～289年间[13](p41)，李充的《晋元帝书目》成书 于322～350年间[13](p48)，而就现有史料来看，第一部打破史学训诂名物的经学研究 典范并综合运用和吸收前人成果、初步建立史学研究典范的是东晋孙盛的《异同评》。 据张孟伦先生研究，孙盛在此书中除训诂外，还综合运用了“补阙”、“惩妄”、“论 辨”三种方法。而此前这三种方法只是分别地在某部著作中出现(注：“补阙”如西晋 挚虞注赵岐《三辅决录》，“惩妄”如东晋徐广《史记音义》，“论辨”如谯周《古史 考》、王涛《三国志评》等，参见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24～225页。)，孙盛则是“第一个首先综合多种方法，而集其大成的人”[9](p 225～227)。孙盛的生活年代是302～373年[14](《孙盛传》)，即至迟在孙盛49岁时， 基本奠定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晋元帝书目》已经修成。而孙盛《异同评》的成书则标 志着史学研究基本摆脱经学研究的范式，初步形成其本身的研究范式。但这种研究范式 真正确立的标志则是裴松之《三国志注》，因为孙盛的《异同评》并不是以史注形式出 现的，而裴注则找到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载体——史注，它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学术 发展(分野)史上，继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独立学科后，史学研究范式 也打破此前经学研究范式的藩篱，形成了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
三 裴注的出现及其学术渊源
裴注的出现是史学这门学科本身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可以从裴注的学术渊源 上得到证明。逯耀东先生说：“关于裴松之的学术渊源无法考证。”[1](p338)其实， 如果案诸裴注本身，便不难发现其学术渊源之所在。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此书的撰著意旨有概括的说明：“其寿所不载，事宜 存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 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 ，颇以愚意有所论辨。”[15](p1471)简单地说即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如果能考 得这四种方法的学术渊源，裴注的学术渊源也就自然而明。那么，其学术渊源又是什么 呢?
从直接渊源来说，首先是对魏晋以来史学研究和史书注释成果的承袭和总结，并集此 方面研究之大成。
《四库提要》将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类析为六 端，其中有一端为“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正是对挚虞注《三辅决录》“多举书中 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及常璩《华阳国志》“先开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事迹”体裁的 继承与发展。裴注引《三辅决录》注共9条，引《华阳国志》19条。此外裴注中还引史 学评论中的专著徐众《三国志评》共9条。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的四种方 法有发凡起例作用，而裴注中便引立有凡例的干宝《晋纪》达25次。在裴松之以前已经 综合运用补阙、惩妄、论辨三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于一书的是孙盛《异同评》，而孙盛 对裴松之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考裴注引其《异同评》达12条，说明裴松之对此书是 很熟悉的。除此书外，裴注还引用了孙盛另外的四部著作，分别为《魏氏春秋》(共引 用55条)、《晋阳秋》(共引用21条)、《蜀世谱》、《魏世谱》至少一次。(注：以上数 据参见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258页。)可见裴氏 对孙盛的著作是非常了解的。又《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曹操)答 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15](p18)裴松之对此批评说：“凡孙盛 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15](p19)他这句话，很明确地表明了 他受孙盛的影响。“凡孙盛制书”，一个“凡”字说明裴松之对孙盛所有的著作有系统 的掌握，甚至遣词用字也莫不推详之，所以他才说“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 ”，并且还“如此者非一”，更说明他对孙盛的著作沉潜很深，并且研究得很仔细。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注释体裁——集解。如何晏《论语集解》在引 用他人注解时，便都标明了注者的姓名。[16](p112)这可能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引用他人著作时，不但标明了作者，还写明了所引之书。
就裴松之个人来说，他所以能在此时完成这部集魏晋以来在史书的内容、体例两方面 之大成的著作，和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从客观条件上说，这与晋室南渡以后，南方图书资料的恢复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注： 关于南朝政府藏书的恢复与发展情况，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 84年，第48～50页。)尤其是417年刘裕平定姚秦，从长安获得藏书4000余卷，这种以战 争为形式的图书流通，使南方政权在短期内获得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图书资料，其中必然 有其所没有的藏书和北方学者的新近著作。这为十多年后(元嘉五年，即428年)裴松之 撰写《三国志注》时充分利用北方藏书和北方学者三国史研究的成果，创造了条件。加 上裴松之是受宋文帝之诏作注，因而在利用当时的政府、皇室及私人藏书方面，都较为 便利。
从主观条件上来说，裴松之撰写《三国志注》时，在55岁左右(注：杨翼骧先生认为裴 注的撰写，始于元嘉三年即426年，说见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逯耀东先生认为最早不会始于元嘉四年，且是在助 手的协助下完成的，说见《<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许卓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262页；此处取逯氏说。)，这对于年寿80岁高龄 的裴松之来说，正是其个人著述的黄金时期。加之他对此前的史书有过系统的研究，并 形成带有索引性质的纪传体史书专科目录——《史目》，而且这部《史目》对后世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一百多年后的开皇年间，杨松珍曾续作此书，以至北宋初年依然存在， 甚至有了北宋人的增订本。(注：张守节《史记正义》在《五帝本纪》下曾引《史目》 ，相关研究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70～71页。)从后 人对它的态度，可见此书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反映出裴松之个人对此前史书内容 及体例方面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深度。
从间接学术渊源来说，是史注在突破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 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
其一是以事解经。经学研究在先秦、秦汉之时，以事解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左 传》解《春秋》便是用“以事注史”的方法。直到西汉初年，伏生口授经义，作《尚书 大传》，其中叙事仍占八成。[9](p223)当史注突破其所隶属的经注，探索适合史学这 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时，以事解经的优势便凸显出来，加之有《左传》解《春秋 》这一成功先例的存在，使得这种研究模式成为首要的继承对象。而裴注在这方面的实 践最为出色，《四库提要》称赞其注文“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 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17](p403～404)。可以说颇得《左传》解《春秋》之遗意 ，也是对《左传》“以事注史”传统的回归。《宋书》本传说他“学通《论语》、《毛 诗》”，并且“博览坟籍”[18](《裴松之传》)，虽然没有明说他对《左传》有多大的 研究，但从他批评孙盛“多用《左氏》以易旧文”来看，《左传》应该是他所“博览群 籍”中的一种，并且还颇有研究，以至孙盛在写书时“用《左氏》以易旧文”便被他发 现，并被指出“如此者非一”。而《左传》解《春秋》正是“以事注史”的典范。
其二是以义理解经。这种模式的典范是《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阐发微 言大义。这一传统一直为经学家们所继承，直到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郑玄，除却其在 名物训诂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外，据缪钺先生研究：“郑康成注经，多针对当时实情 而为议论，应以史事与注对读，方合。”[19](p14)可见其在注经时个人情感的流露。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便融入了许多个人的情感，这一点前人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注：参见柳诒徵《三国志注义例》，见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4～527页；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建荣《 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均见许卓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第257～272，493～517页；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287～302页。)他这种在注释中融入个人情感的作法，究竟是受《公羊》、《谷梁》 以义理解经的启发，还是欲撰“成一家之言”的专著而未就的残余?非起松之于地下， 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在注中倾注个人情感的作法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裴注对后世的影响
裴注这种史注研究范式对后世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南朝梁刘孝标《 世说新语注》对裴注的继承与发展，刘昭《后汉书注》“侧重于说明史事的异同，类似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20](“出版说明”)；更表现在裴注中“备异”“惩妄”及史 注中融入个人情感对后世的影响上。尽管裴注作为史学研究范式标志的出现，并未被当 世人意识到，甚至到盛唐的刘知几时仍用经注的研究范式来审视史注，将训诂、名物等 以注经方式注史的裴、李、应、晋，训解《三史》”，称为“儒宗”，而将裴松之《三 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讥为“好事之子”(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 通释》卷五《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2页。刘知几对史著与史注，有严 格的区分，并对史注存有极大的偏见，他说：“大抵传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 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第133页)。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苛责古人，因为朱维铮在1996年写《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增订版前言”时便说：“在十五年前，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传统典 籍的校点注释，都不算‘论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没有走出史学尚未摆脱经学附庸地位时的学术视野。但从 裴注在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刘知几此处论述的虚妄，和裴注作为 史注研究范式标志的丰碑地位。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由于“备异”、“惩妄”两种方法的运用，使史注打破了经 注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反过来对经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注的研究范式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注(传)不破经”。这一点在杜预《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 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 之所重。”[11](p9)即传无论是“先经”、“后经”还是“依经”、“错经”，但有一 个前提总是不变的，即只能从正面解释经文，而不能怀疑否定经文。但“备异”、“惩 妄”则不同，所谓“备异”，是指“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 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所谓“惩妄”是指“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15](p1471)这样无论“备异”还是“惩妄”，与它所注释的文本便发生了冲突， “备异”将与其所注释文本的不同内容列出，直接动摇了所注释文本的权威性、一致性 ，引起人们对所注释文本的怀疑；“惩妄”则将矛头直指所注释的文本，对其所注释的 文本加以否定、批判，这便大大拓宽了注释的范围和功用，为后世疑经、改经，发现伪 经，在体例上创造了条件。
北宋刘敞撰《七经小传》，《四库提要》说他“好以己意改经”，并罗列出其所改的 经文，如“《尚书》‘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烝也无戎’当作‘烝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 ’”，“《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后，移其次序”。[17](p270)。而所谓的传，刘 知几说：“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可见，盛唐之时的刘知几在考察传与注名称的演 变时，便发现在其所处时代所认为的中古之时，传就被名为“注”了，而且在刘知几那 个时代的人看来“惟此二名，其归一揆”(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 《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1页。又，关于“注”“传”名称的转变及历 代对“注”不同称谓的研究，可参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六“经解之名”条；张舜 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69页；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 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1～343页。)。传与注在盛唐时人的 心目中就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了，更不用说北宋之时的刘敞了。因此，他的《七经小传 》正是用“传”(即“注”)这种体裁来对原典经文加以怀疑。尽管只有三卷，但也是《 七经》“注”的单行本。关于这一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订伪《 古文尚书》的大作——《古文尚书疏证》，用的便是“注”(疏是为注作注释，即注的 注，可以说也是一种注)这种体裁。尽管从具体内容来看，其体例先是写下一段论断， 然后低一格，用按语的形式加以证明，而没有用写下经文再注疏的形式。但从其名称来 看，正是对传世《古文尚书》进行的疏证的单行本，只不过没有将其散入《古文尚书》 各篇之下，合编为一书而已，何况此前也有注文与所注典籍分别单行的先例。(注：叶 德辉说：“注疏皆别本单行，南宋而后，刻书者始合注疏于一本。”(《书林清话》卷六)另，段玉裁《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241～242页)对此均有研究。)
在注中融入浓厚的个人情感，在后世看来，似乎更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特殊的历 史时期，它成为志士仁人表达民族气节、个人情操的一种体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抗 日战争时期，可以说就在此时，南北朝时融有个人情怀的史注获得了时代新生。
宋末元初，胡三省用注《资治通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个人情操，对此 陈垣先生曾颇有感慨地说：“《通鉴注》成书后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 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至于他的爱国思想和治学精神，很少 有人注意。”[21](“内容提要”)援庵先生就是在日伪统治北京的黑暗境遇之下，对胡 三省当年遭遇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方撰成《通鉴胡注表微》发其蕴涵。陈垣先生在回忆 写此书的经历时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 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 ，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 至痛哭。”[21](p411)在陈垣阐发胡三省《通鉴注》所寓含的意蕴的同时，有的学者正 用注释的形式，将自己的个人情感寓于对古人的评论之中，这便是余嘉锡先生的《世说 新语笺疏》。据周祖谟先生说：“作者注此书时，正当国家多难，剥久未复之际。”即 日伪统治时期，“用意在于砥砺世节，明辨是非”[22](p3～4)。可以说，这正是史注 的新生。
五 余论
当我们再次从学术分野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学术的发展时，就会发现一个近似规律性的 现象，即经史关系的变化。周予同先生说：“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 经，而等于经，以致现在的经附于史，有其一定的过程。”[23](p695)周先生此言确有 见地，关于史由“附于经”到“次于经”的转化，可以从上文所论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 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看出。不但如此，在此期间，史注也同样经历了 由经学视野下以注经方法注史的经注研究范式，逐步探索形成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 点的史注研究范式的过程。
至于史学由“次于经”到“等于经”的学术发展则在明代中叶，这一点，可以从此时 及此后学者们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证明。王阳明说：“五经亦史。”王世贞曰：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胡应麟云：“夏商以前，经即史也。”何良俊言：“史之于 经，上古原先无分。”顾炎武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 ”(注：参见钱仲书《谈艺录》八六“六经皆史”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263～264页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第90页。) 这些都是那时的学者群体，关于史学上升至与经学同等地位的认识。尽管在当时的官方 意识形态中，经学仍处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但在学术界内部，学者们却发出了经史 平等的共同心声。
伴随着史学上升至与经学平等的地位，史学研究的方法也逐渐渗透到经学研究中，为 经学研究者们所采用。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了清康熙间学者阎若璩的一则故事，最 能反映这一情况。“昆山徐乾学问曰：‘于史有徵矣，于经亦有徵乎?’若璩曰：‘案 《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 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殁，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殁 ，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片正其亲在时也。 ’乾学叹服。”[24](p9)。阎若璩这种“于经亦有徵”的治经方法正是史学研究中的考 证法。至于徐乾学“于史有徵矣，于经亦有徵乎”的问语，也表达了他本人想用史学考 证方法来治经的心愿和企图。而阎若璩用“于经亦有徵”的治经方法研治《尚书》的大 作——《古文尚书疏证》，其学术价值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更不待言。
“经附于史”的过程明显地表现在晚清民国以来，学术界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 发现和重新解释上。尽管章氏提出“六经皆史”说时，有其个人“通史致用”的深意( 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实斋”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余英时《论 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及浙东史学的学术背景。[23](p716～725)但晚清 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学人在解读这一学说时，却并不作如是观，而是将六经视为历史，周 予同先生在1936年甚至明确主张“六经皆史料”之说，并号召“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 [23](p622)。20世纪40年代，胡朴安先生就是受章氏此说的启发，撰写了《周易古史观 》，证明“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 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25](“自序一”，p7)他说：“六经皆史，章实斋尚是一 句空言，必如是实实在在证佐出来，与人共见，始得与人共信也。”[25](p13)经学地 位急剧下降到这样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当然与戊戌维新以来的科举改革，清末新政中 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等政治改革和“五·四”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有关 。但考之中国学术发展的分野变化，也会发现经学地位渐趋下降，逐步成为史学附庸的 发展轨迹。钱穆先生曾考察过晚清道、咸以来经今文诸儒的治学方法，他说：“治经终 不能不通史”；“龚定庵、魏默深为先起大师，此两人亦既就史以论经矣。而康长素、 廖季平，其所持论益侵入历史范围。故旁通于史以治经，筚路蓝缕启山林者，其功绩正 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这正透露出晚清今文经师治经方法的变化，即“旁通于史”。 而他们判断经书及经书所载之事的真伪时，就考诸史书，把史作为判断和衡量的标准， 即“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26](p6)。这正是经学在学术发展中附属于史， 成为史学附庸的表现。
仔细考察经学成为史学附庸后经学研究范式的变化，就会发现不仅经学研究被纳入史 学研究的视野之下，经注研究范式也成为史注研究范式的附庸。钱穆先生于1930年发表 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可以说是史学研究视野下经学研究的代表作。而胡朴安先生的 《周易古史观》则完全是用注释的形式出现的，就其注释内容来看，其所遵循的研究范 式主要是史注研究范式而不是经注，这是经注研究范式成为史注研究范式附庸的显例。 不但如此，就连经学史的研究，也开始采用史注的研究范式。如周予同先生研究经学史 ，其成果就是用史注的形式注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并“通过注释，在实际上改变 了原著的取向，将它由经学著作变成了历史著作，变成了具有经今文学倾向的中世纪中 国经学史的著作”[23](p3)。
综观中国学术发展分野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当经史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其研 究范式也随着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时间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发生序列(即先后顺序)却 是相同的，即当经史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其研究范式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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