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石器的造型艺术与汉代石器防鬼阶段_洛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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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在洛阳以北孟津县老城乡油坊街村西约500米,西北去汉光武帝原陵(俗称刘秀坟)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件巨大的石辟邪。当时该村在这里修筑黄河渠至下河图南北走向的暗渠,挖至距地表约5米许,蓦见堆积有不少古代石刻,经清理得知有石阙构件残段以及石兽的残躯和残片等。孟津县文管会闻讯后,即派员将其运至光武帝原陵左侧的光武祠内,并进行对接复原。辟邪高1.9米,通长2.9米,基本完整(图一)。1993年3月,为配合《洛阳文物精华展》,又将石辟邪运到洛阳博物馆。

这件石辟邪系用完整的一块石灰岩雕成,石质细密坚硬,为青灰色。石辟邪作奔走姿态,四肢分立于长方形石板上,左肢在前,右肢在后,前肢稍短。其形态为昂首挺胸,张嘴伸舌,怒目竖眉,头微向左侧,长颈后倾,脊背自然弯曲,臀部蹶起,长尾曳地,整体呈倾倒的S形,犹以向前俯冲状。辟邪双眼几呈菱形,眼上竖雕蝉形双眉,两小耳张开斜立,嘴叉两边鬣毛上翘,仿佛羽翼,头顶正中似有一角,长舌垂于胸前。辟邪颈部与胸部突出雕饰排列有序的筋腱,两膊雕饰向后卷翘的双翼,翼下微微显出几根肋骨,脊背隆凸七个骨节,其两侧延及长尾和后肢股部平雕流畅对称的卷云纹,后腿间显睾丸,以示为雄性。辟邪的四足各有四爪,其中前肢左足抓一小兽,小兽作仰卧翻滚状,且用前足抓住大兽用力啃咬,其臀部亦露出睾丸,整个姿态好像极力挣扎着意欲站立起来。

从出土情况看,这件石辟邪显然是因某种缘故被移动位置推进了深沟,其原位想必距此不远,是否为刘秀原陵神道石刻尚不得而知。石辟邪的不少部位因被撞击而遭到损坏,如头部的独角、右耳、上唇、下颌及长舌下段,还有左翼及尾都程度不同的有残缺,左前足下的小兽背及头部也被碰坏。

汉代的雕塑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它在“百家交融”新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热情奔放,大气磅礴,粗犷纯真,充满生机的好作品。孟津出土的这件石辟邪便是其中之一。

图一 孟津出土石辟邪

这件石辟邪以躯颈和四肢五个S型组成整体造型,又以四肢和曳地的粗壮长尾形成五个支撑点。S型弯曲,是力量迸发的前奏;五个支撑点,给人以稳定矫健之感。辟邪的头部仿狮形,大轮廓以曲线形成不规划的方形,且比例较大,用以增强威猛的气势。身躯颀长瘦劲,亦似善于追逐疾驰的雄狮。整个形象,浑厚凝重,华美典雅,生机盎然而又神态威猛。它虽作奔走之势,却又蕴涵着一跃而起的力度。在汉魏六朝石雕中,动作幅度之大,又如此神完气足,当首推此石辟邪。

一件石刻作品,如果缺乏精湛的雕刻技法,便不能达到造型的完美和神态的生动。孟津出土的这件石辟邪,雕刻技法极其娴熟,圆雕、平雕、线刻自然融汇,点、线、面、体结合天衣无缝,细腻具象写实,粗犷抽象夸张并用。如颈部的筋腱和两翼下的肋骨皆用圆刀法,显得十分逼真。而四肢的后部则大胆地运用平齐大写意的方刀法,如同刀劈斧砍一般,益见其粗壮劲健。棱角突出,有一种无比的蹬力。两翼用平斜刀法刻出弧曲的扉棱,虽未谨悉微毛,却极象鸟羽。脊背与后腿上的卷云纹以平雕手法,尽管寥寥几片,强烈的装饰之感已跃然而现,且不使人觉得多余。其精制工巧,在汉魏六朝石雕中为所仅见。

石辟邪菱形的双眼与蝉形的双眉,是雕刻匠师运用夸张浪漫手法,特别对审美客体神韵、气质的追求,因为这是增强其不可遏止气势的关键。辟邪左前爪抓一小兽(辟邪幼子),并非意欲吞噬,而是在游戏玩耍,且口吐长舌,似欲爱抚地去舔小兽。这种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动作,不唯体现了雕刻巨匠苦心奇巧的构思,也是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又一典型例证。

关于这件石辟邪的年代问题,目前认识颇有分歧,有的认为系东汉晚期遗物,有的认为可能是北朝作品。笔者通过与各地现存及出土的石雕、铜、陶天禄、辟邪的比较,觉得还是断为东汉时期遗物为妥。兹将其由赘述如次。

现存南阳汉画馆有天禄、辟邪(图二)①二石兽,这两件石兽原系南阳城北汝南太守宗资墓前之物。《后汉书·灵帝纪》中唐李贤注云:“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宋沈括《梦溪笔谈》也记述颇详。今二石兽右翼前所镌之字虽已漫漶不清,但于宋代收进了欧阳修的《集古录》中,证明二石兽确为宗资墓前之物则无可置疑。此二石兽的嘴和四肢虽有残缺,但基本形状尚且完好,其造型风格及装饰雕刻手法,与孟津出土之石辟邪几乎无所不同,胸前也残留有长舌的痕迹。只是前者背上的卷云纹为浅浮雕,后者背上的卷云纹为减地平雕;前者的双眉加饰阴刻眉毛,后者的双眉平素无纹;前者雕工微显粗略,后者雕工比较精细罢了。因此后者的琢刻年代理应与前者相当。宗资任职于东汉桓帝时,卒于延熹九年,故知其墓前石辟邪当刻于公元166年左右。那么孟津出土的石辟邪也应是桓帝时期遗物,或略早于这个时期,即顺帝后期。

图二 南阳宗资墓前石辟邪

至于有人认为这件石辟邪是北朝作品,那是因为它确与南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前的石麒麟(图三)②在造型、装饰及雕刻手法上有相似之处。不过石麒麟的头部圆润,身躯较直,前肢较长,两翼亦较平直,不向上翘,整个风格滚圆而无明显棱角,这些都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大相悖逆。再与南梁安成康王萧秀、吴平忠侯萧景、南康简王萧绩、建安敏侯萧正立等墓前石辟邪③比较,虽均吐长舌,但皆作虎头,四肢直立,身躯更加平直,整个风格益愈滚圆简括,这也都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大相径庭。既然与南朝石辟邪、石麒麟相似之处甚少,那么孟津出土的这件石辟邪诚不应为北朝作品。

图三 南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前石麒麟

图四 洛阳孙旗屯出土石辟邪

图五 伊川彭婆出土石辟邪

还需要说明,孟津出土的这种石辟邪与1955年洛阳西郊孙旗屯出土的石雕天禄、辟邪(图四)④及1970年在伊川彭婆出土的一件石辟邪(图五),在造型、装饰和雕刻手法上也略有差异。这三件石雕作品在形态风格上基本雷同,以孙旗屯出土的石辟邪为例,其作狮头虎身,张口露齿,颌下垂一束挽结的胡须,两翼及尾两侧细雕羽毛,脊背骨节突出,两侧浮雕长带。形貌矫健优美,神态机警活动,风格逼真写实,手法简洁明快。艺术发展的规律,往往是由简及繁,由写实到夸张,由具象到抽象,由形似到神似。孙旗屯与孟津两地出土的石辟邪,尽管都没有纪年,但从艺术风格来看,显然有先后承袭关系。即由前者写实的狮头、平直或上翘的羽毛,发展到后者夸张的狮头,概括而卷翘的两翼;由前者脊背两侧各有一条长带,发展到后者脊背两侧流畅活泼的卷云纹;由前者挺直的长颈,发展到后者向后倾斜的长颈;由前者小幅度S型弯曲的体躯,发展到后者大幅度S形弯曲的体躯等等。至于伊川彭婆出土的石辟邪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比较也是类似。所以推测洛阳孙旗屯和伊川出土的石辟邪,均应早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即为安帝以前遗物。

1988年,在淮阳北关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石雕天禄承盘(图六)⑤,其状为一狮形,头生双角,昂首立于圆形底座上,且张口露齿,颌下垂长须,膊生双翼,长尾曳地,尾梢卷曲。天禄背上立一圆柱,柱头饰斗拱承托圆盘。此墓考为安寿亭侯刘崇之墓。刘崇于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被封为陈王,立五年而卒。故这件石雕天禄承盘当为刘崇卒前之物,即永建元年(公元125年)以前安帝时期遗物。就这件天禄的造型风格而言,则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也有相似之处,故二者的年代亦应接近,或者略晚于前者,更说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为顺帝后期遗物。

安徽阜阳城郊赵王营出土一件铜铸辟邪形器(图七)⑥,辟邪亦为狮形,作奔驰姿态,头生独角,尖圆耳,张口露齿,颌下垂长须,嘴两侧有鬣毛,膊生双翼,背有方筒、圆筒各一,以备插物。该辟邪的造型风格,灵巧活泼,飞动洒脱,比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土的石雕天禄(承盘)更加生动传神,也更加接近孟津出土的石辟邪,估计其铸造年代当晚于石雕天禄,则早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即为顺帝前期遗物。

另外,在四川雅安东北姚桥高颐墓前边遗存一对石雕天禄、辟邪(图八)⑦,据石阙题记可知墓建于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亦当为石雕天禄、辟邪的雕刻年代。其中石辟邪造型突出强调狮子的自然形态,两翼平直,装饰简约,四肢分立,浑厚质朴。1954年雅安点将台汉墓出一件青砂石辟邪插座(图九)⑧,辟邪虽作伏卧状,长尾由后腿下向上盘卷至背上,但也能看出与高颐墓前遗存的石辟邪风格完全一致,因此二者当同属东汉建安年间作品。把它们与孟津出土的石辟邪和南阳宗资墓前的石辟邪比较,显而易见年代较晚,风格上是从繁到简的发展趋势。当然繁简的不同和体量的大小,也可能与墓主的身份及地方特色不无关系。

还有一件陕西咸阳出土的陶辟邪(图十)⑨,亦作伏卧状,头部非狮非马,胸前垂须,四肢粗壮,脊背两侧简洁堆塑双翼,极富象征性。背上有一方孔,可知用以插物。这种陶辟邪诚非辟邪的原始形态,它是早期辟邪的变异,塑造手法明显表现出晚期的特征,故也应为建安年间遗物。

通过以上的鉴别分析,我们姑且将所见汉代的石雕和铜、陶天禄、辟邪,按早晚关系,排列如下:

“成奴作”石辟邪,高109厘米、长166厘米,东汉安帝以前,1955年洛阳孙旗屯出土,现藏洛阳古代艺术馆。

石雕天禄,高110厘米、长166厘米,东汉安帝以前,1955年洛阳孙旗屯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石辟邪,高114厘米、长172厘米,东汉安帝以前,1970年伊川鼓婆出土,现藏洛阳古代艺术馆。

石雕天禄(承盘),高约19厘米、长22厘米,东汉安帝延光四年,1988年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土。

铜铸辟邪(插座),东汉顺帝前期,安徽阜阳赵王营出土。

石辟邪,高190厘米、长290厘米,东汉顺帝后期,1992年孟津油坊街西出土现藏洛阳博物馆。

石辟邪,高165厘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南阳城北宗资墓前遗物。现藏南阳汉画馆。

石辟邪,高110厘米、长190厘米,东汉献帝建安十年,四川雅安东北姚桥高颐墓前遗物。

石辟邪(插座),高26厘米、长43.5厘米,东汉献帝年间,四川雅安点将台汉墓出土,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陶辟邪(插座),高20厘米、长28厘米,东汉献帝年间,陕西咸阳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辟邪是一种祥瑞之兽,世间本无此物。按唐人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云:帝王陵前置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而臣僚墓前置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以作为坟垅的表饰。而事实不仅帝王陵前置石辟邪,臣僚墓前也往往置石辟邪。相传西汉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云:“聚窟洲有辟邪、天禄”。这是见于最早的文献记载,但至今尚未发现西汉有辟邪、天禄。不过,上述东汉宗资墓前二石兽上分别镌有“天禄”、“辟邪”的铭文,故可以设想《海内十洲记》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然而对于天禄、辟邪的形状,在汉以前的著述中均未见言及,只有曹魏时人孟康在《汉书·西域传》中关于“乌弋山离国(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有桃拔、师子、犀牛”的注说:“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但《后汉书·西域传》载: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遗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孟康注“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未知何据。明代周祈《名义考》卷十又诠释道:“桃拔、符拔当作桃祓、符祓,以是兽能祓除不祥也;祓误作拔。曰桃曰符者,犹度朔山桃梗之意。”以上解注,未详所本,显系牵强杜撰。桃拔乃一兽名的译音,以无定性词“或”将其析为二物,诚是一种估计,且言似鹿,而未言有翼,其状与现存汉代天禄、辟邪差别甚远,故此说不确。桃拔既是外来语的灵兽专用名词,本无它意,而明周祈却望文生义,根据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黄帝乃作礼……立大桃人……以御凶魅”的记载,将桃拔之桃生硬地解释为桃人、桃符、桃梗之桃,一为灵兽,一为植物,实风马牛不相及也。且将拔错改为祓,以寓意除岁求福祭祀,从而得出桃拔“乃取祓除永绥之意”,这实是一种改弦易辙的考证。

那么天禄、辟邪究竟是什么样的瑞兽呢?笔者以为,它们既非依桃拔而来,也非本于师、鹿,而是依据我国传说中的翼兽发展而来的。如《山海经·海内北经》载:“穷奇,状如虎,有翼。”晋郭璞在《西次三经》中注:“或云似虎,毛,有翼,名曰穷奇之兽。厥形甚丑,驰逐妖邪,莫不走,是一名号曰神狗。”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的中山王墓中出土一对错银铜翼兽(图十一)⑩,就同穷奇的形状十分契合,故而推测辟邪、天禄的造型是从翼虎穷奇演变而来。况且穷奇又能“驰逐妖邪”,辟除不祥,此后依其寓意和功能便演化成辟邪的名称。把它作为陵墓前的表饰,也正合乎死者亲眷祈祭墓主幽灵永绥安乐的意愿。如其说这是表示其子孙的孝道,不如说是在显示其殷富豪奢、尊贵显达的一种方式。不过后来的雕刻匠师们又以丰富的遐想,吸收外来的因素,揉进了狮子的某些特征,使其神态更加威猛而不可侵犯,所以辟邪、天禄便出现了似狮若虎的造型。

图十一 河北出土铜错银翼兽

综上所述,汉代雕刻的天禄、辟邪,在审美情趣,艺术风格,造型特点,表现方法,雕刻技法等方面,虽然都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11)的风格,但先后之间尚有些微或较大的差异:即安帝时期及其以前的天禄、辟邪,写实古朴,浑厚凝重,背及两翼均较平直,在整体造型上往往无超越现实生活的装饰。如洛阳孙旗屯和伊川彭婆两地出土的石雕天禄、辟邪皆然。顺帝至桓帝时期的天禄、辟邪,夸张豪迈,华美典雅,大幅度S型弯曲,两翼卷翘,体躯颀长,整体造型圆中有方,富于理想色彩。如安徽阜阳出土的铜铸辟邪(插座)、孟津出土的石辟邪、南阳宗资墓前遗存的天禄、辟邪就同属于这种风格类型。灵帝及献帝时期的天禄、辟邪,粗壮雄健,质朴无华,简洁概括,整体造型平直浑圆,刚柔并致。如四川雅安姚桥高颐墓前遗存的天禄、辟邪和雅安点将台汉墓出土的石辟邪(插座)、陕西咸阳出土的陶辟邪,便是大体如此。

总之,东汉的天禄、辟邪是当时雕塑艺术中的瑰宝和佼佼者。它体现了一种生机盎然,奋发向上,充满自信和自豪感的精神面貌,因而富有永恒的魅力,其造型特点和雕刻技法,不仅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不无借鉴之处。

(关于孟津油坊街村西出土的石辟邪,承蒙孟津县文物旅游局潘天仓、张钦波同志提供出土情况资料,值此特致谢忱。)

注释:

①宗资墓石辟邪参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八七,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②南齐景帝修安陵石麒麟,参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3,魏晋南北朝雕塑图四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③南梁萧秀、萧景、萧绩、萧正立墓前石辟邪,分别见《中国美术会集》雕塑编3,魏晋南北朝雕塑图四七、四八、五○、五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④孙旗屯出土石辟邪,参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九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⑤淮阳出土石雕天禄承盘,见《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4期。

⑥阜阳出土铜铸辟邪形插座,参见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插图第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⑦⑧⑨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石辟邪、雅安点将台汉墓出土石辟邪插座、咸阳出土陶辟邪插座,分别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八八、九五、一二九,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⑩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错银翼兽,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图版八八,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参见《鲁迅书信集》下卷8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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