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地区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渐进式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预言了发展的收敛性——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将会赶上富裕国家或地区。这个模型告诉我们，由于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减缓，不发达国家则相反，增长速度较快，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一国储蓄率为多少，也不论该国的起始人均资本存量或人均GDP为多少，各国的人均GDP的最终增长率都为零。初始条件或当前扰动（储蓄倾向或政府政策的变化）对于产出和消费水平没有长期影响，在没有外生给定的技术变化下，人均产出应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值。
然而，来自于发展研究的经验事实却表明，经济增长的收敛更容易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而不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发生，巴罗利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跨国数据，证实了收敛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生。而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新古典模型的问题在于其假定国与国之同差别仅仅在于其起始的资本水平。因为在实际的世界里，经济体之间还存在着其它方面的差异（如技术、政府政策、人口增长率等），如果不同经济体之间具有不同的技术和行为参数，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稳定状态，这样新古典模型的结论就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于是，当我们考虑经济体之间的异质情况，去掉经济体相同的参数，我们便可修正一个新的概念——条件收敛，即一个经济离其稳定状态值越远，增长越快，拥有相似结构特征（如人力资本、储蓄倾向、人口增长率、政治稳定和民主化程度等方面）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收敛。巴罗等沿着新古典模型的思路引入了条件收敛概念表明：新古典模型与实际数据相一致，为指导收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只要所有经济具有相同的稳定状态，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是一致的，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在技术、偏好以及制度上的同一性使得地区收敛更容易发生。
二、我国地区发展与增长理论的分歧
但是，与国际经验相反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国的地区差异指标却在不断上升。从GDP总量的地区构成和东、中和西三大地带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来看，1978—1996年东部地区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尤其是1994年以前，东部地区上升的趋势和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94年以后，中部地区的增长相对加快，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27.43％提高到27.89％，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也由0.76上升到0.78。东部地区的比重略有下降，相应的指标值分别由58.05％降至57.92％，1.42降至1.41。西部地区的相对地位继续下降。总而言之，伴随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地区间的差异呈扩大趋势。
表1 东、中、西比较（当年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三、渐进式改革对于地区差异的影响
对于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许多文献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地理优势说（认为东部沿海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得较快的发展），观念差异说（认为西部发展落后主要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等等。当然，不可否认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在回答为什么我国的地区差异为什么会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不断拉大似乎显得不太具有针对性。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给出的一个解释是正是我国所推行的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直接导致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异不断拉大。
众所周知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选择一条从局部改革过渡到整体性推进的渐进式的转轨策略。这种策略的理论基础在于：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当然这有利于稳妥地推进全面改革，但在客观上也从制度层面上帮助沿海地区扩大了在经济上的领先优势，进而拉大了我国地区之间的差异。
（一）渐进的对外开放战略，使得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1979年7月，国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扩大了这两省的经济管理权限，所增财政收入大部分留给省里安排。同时，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这些特区参照国外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经验，采取了一些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1984年4月，国家决定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并批准除北海、温州以外的其他城市，可参照经济特区的办法，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2月，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5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我国对外开放在沿海地区开始由线向面推进。1988年3月，国家决定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北方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其他沿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同年4月，国家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开放地带。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比照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并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从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沿海各省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并且成为乡镇企业的摇篮。这些乡镇企业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对于内地，整个八十年代国家几乎没有出台任何扩大内地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虽然许多内地城市在1994年也最终对外开放，但是时间上的滞后使它们在吸收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绩大大逊色于沿海城市，内地城市也因此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也就在这段时期，内地和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分化。结果，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别加深了整体差异，成为地区间差异的最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它们对外开放的时间先后的直接反映。
表2 1985年以来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二）渐进式改革造成了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反向输血
改革开放前，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就相对偏轻而内地相对偏重，这与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有关，也与建国后国家重视中西部地区资源类工业的建立和三线建设的布局有关。1978年，全国轻重工业产值比为42.7∶57.3，其中沿海地区轻重工业产值比为38.7∶61.3，因而在80年代初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旨在振兴轻纺工业的政策中，沿海地区先行受益。在80年代后半期我国转入重化学工业化阶段以来，沿海地带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代表着高资本投入高技术聚集高附加价值和标志着高加工度化方向的以耐用消费品为主要产品的工业产业的发展上捷足先登，很快便形成产业优势。1994年，沿海地带上述3种产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9.22％，78.16％和83.51％。中西部地带只是在资源开采类工业（如煤炭、石油、木材采伐）等工业部门和个别加工工业领域（如烟草加工）具有优势。在工业产品的价值随着加工程度的增大而大幅度递增的状况下，这种产业结构的地带分布格局明显地有利于东部地带产值与利润的生成而不利于中西部。可以说，东部沿海地带的机电工业发展代表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中西部地带资源采掘与重型初加工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品价格基本上放开了，而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仍然要求保持在“计划内”。所以，就能源原材料同其他工业产品的价格差来看，“剪刀差”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其次，率先开放的地区的优惠政策不仅对外资而且对中西部省份的资金、高素质人才、及其他资本要素的吸引都是十分强的。政策倾斜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用脚投票，内地本就短缺的人才、资金和技术大量地向东南沿海开放、开发地区流动，沿海地区因而获得了充裕的资金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经济必然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而内地则因“失血”过多而发展缓慢，这种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反向输血的状况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样，经济总量愈大，经济发展水平愈高，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交流愈多，地区差异则会愈大。
（三）渐进式改革使得国家投资侧重于沿海发达地区
所谓渐进式改革，本身也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资策略也由原先的注重地区间平衡发展变为以效率为根本导向。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1979以前，国家对东部地区的投资一直在投资总额中只占有一个较小的比重。但是到了1979年以后，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沿海地区取代中、西部地区成为了国家投资的重点。在1979—1990年间，国家对东部地区的投资达到了几乎一半，比中、西部的总和还高出了6.7个百分点；而“八五”期间，东部地区所获得的投资比例更是高达52.9％，比整个中、西部的总和多了大约38.5％。
表3 沿海与内地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比重（％）
资料来源：1990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刘国光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我国各地区的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资金是普遍稀缺的要素。可以想象的是，国家将原本投向中、西地区的资金转而投向的东部地区，考虑到东部地区本来就较好的发展基础和投资的乘数效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这样一进一出。其结果必然是我国东部和中、西部间的差异迅速拉大。
此外，我国所推行的放权让利的财政政策也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8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是放权让利，以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比较而言，沿海地区的受益程度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因为在上缴中央财政基数基本不变的体制下，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财政资金中地方支配的比例相应增大。而对于享受定额补贴的落后地区而言，中央补贴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趋于下降。加上物价上涨的影响，不发达地区在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份额相对下降。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异不断拉大的原因除了改革初期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所不同以外，更为重要的在于制度层面的因素，即渐进式的发展战略使得国家在对东部地区进行倾斜投资的同时，还对沿海地区赋予了相当的优惠政策。这也从反面为增长理论中的条件收敛提供了佐证，即使在一国内部，也可能由于制度层面的差异而使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趋于发散，而不是收敛。因此未来我们的努力方向也必然应当是致力于缩小地区间的制度差异，并且消除地区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如改革户籍制度等，力图实现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