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介绍(1899-1911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最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19世纪西欧思想文化的伟大成果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各国社会主义者实践行动的伟大思想体系，由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并用德、英、法等文字写成。马克思主义学说自19世纪40年代诞生后，不仅有众多的追随者，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诞生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种追随只发生在西欧、俄国及北美等地，与东方的中国似乎不相干。这一方面由于地缘阻隔，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另一方面则由于语言障碍：属印欧语系的德、英、法等语言文字和属汉藏语系的汉语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各自的语言符号和表达形式殊异，各自语言文字中所包涵的意义若要达到相互交流和相互贯通，需要经过精心的翻译和理解。
从19世纪上叶开始，随着欧洲一些国家随着机器生产的采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世界开始了全球化的最初进程，这使地球上各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但这种全球化是以服从资本的统治和殖民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也使得各国间的信息流通大大加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球殖民的时代，东方的中国被动地溶入了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这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国家，其传统的小生产农业的经济结构和皇权家族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开始遭到破坏，其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打破。
确实是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低廉价格的商品来开辟中国的市场、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时，中华民族所能经历的便是一个从仇视到屈服，从抗争到从属，从排外到师夷的过程。当时，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尤其是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朝野震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得到伸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开明的、有知识的朝臣疆吏开始睁眼看世界——主要是看西方世界。
1868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朝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先后共译书160种，所引进翻译的大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包括应用技术)和社会科学新书，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更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接着，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文化也被介绍过来了。1873年，江南制造局开始编译《西国近事汇编》，它汇集了从1873至1899年的西方各国大事。正是在《西国近事汇编》上，中国人最早知道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该刊的编者把它意译和概括为“欧罗巴大同之义”、“贫富适均”和“创为贫富均财之说”。这个刊物上也最早使用“康密尼党”、“康密尼人”来音译“共产主义者”。
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开始以出国考察的方式了解世界，这种考察也多多少少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例如，1871年初，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受清廷派遣率员赴法国，为1870年6月发生天津教案一事赔礼道歉。崇厚使法期间，正值巴黎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并建立巴黎公社，他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于日记中。
中国人所知道的“欧罗巴大同之义”、“康密尼党”、“康密尼人”、“平会”等，是西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在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及其他一些被贫苦民众一开始就进行了反抗。伴随着这些反抗运动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在这些思想中，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也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对西欧一些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当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时，尚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即使是民间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例如，也正是1871年3月法国巴黎工人举行起义并建立巴黎公社的时候，在法旅游的王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思想家)与另一位擅长外语的张宗良合作，即翻译、撰写了这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一组报导，将它们寄到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发表。可是，王韬与张宗良虽然合作报道这一伟大的工人运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像是在讲述发生在遥远西方世界的一个现实故事，也不会把它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书籍，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它译自英国人克卡朴著的《社会主义史》。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其渠道是上海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是继《西国近事汇编》之后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另一扇窗口，它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时，把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也介绍进来了。1899年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将英国学者本杰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译为《大同学》，其第1、2章在1899年2、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123期发表，其第8章在1899年5月出版的《大同学》一书发表。在《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第1章“今世景象”中，作者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该章接着援引马克思的话并加以发挥：“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人其手，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①于是，马克思这位“安民新学者”的名字便进入了中国的报刊，进入了中国人的眼帘。1899年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一书，其第8章“今世养民策”再次介绍了马克思及恩格斯，并将其国别作了更正：“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②自此，中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万国公报》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作为新闻人物而已。
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开始有了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寻找救国出路有关。中国的“戊戌变法”遭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的扼杀而失败后，与变法有牵连的梁启超等人逃到了东邻日本。这时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日本知识界和劳动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比中国也早了许多。早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开始在日本的书刊中出现。1878年6月，日本学者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将Socialism一词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继之被人延用。1901年，日本学者有贺长雄在《近世政治史》论及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时，在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中这样写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所谓统筹全局，百为一人一家计也。中国古代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③有贺长雄在该书中还称：“社会党本分麦克司及拉司来(即马克思和拉萨尔)二派，后合为一。”④同时，有贺长雄还在书中使用了“共产党”一词。⑤
日本学者对社会主义有关宣传和介绍的著作，很快传到了中国。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一书，该书从经济、政治、道德、教育、社会团体、妇女、宗教以及理想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但日本学者用汉字意译的“社会主义”一词在中文书刊中使用开来，其首功在中国著名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因为梁启超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8期发表《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论述进化论时提到了马克思。梁启超认为，日耳曼人“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⑥并引述了马克思嘲讽斯宾塞借生物学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的一段话。不过，梁启超虽然认为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为当时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之一，但更推崇颉德的学说。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本上又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他在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櫽栝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⑦梁启超在引述马克思以及拉萨尔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的话后，进而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等人的“此等言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⑧这里，梁启超与当时中国许多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一样，也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均田减赋的主张混为一谈，在理念上把社会主义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这里，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外来物，而与中国社会有了实际联系。
在改良派谈社会主义的同时，当时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党人也在谈社会主义。1903年2月，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兴中会会员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在比较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时，说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国人圣西门，极盛于德国人拉萨尔、马克思。“由圣西门以降，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发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由家仆变为雇工。由是观之，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⑨
更有甚者，革命党的著名领袖孙中山在旅欧期间，于1905年初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要求接纳兴中会作为第二国际成员。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时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辞”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试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并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种宣传，在客观上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零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更晚一些。并且，在汉字文化圈内，“哲学”一词也是由日本学者创制并转传输入的。中国古籍上虽然有“哲”字(如《尚书·皋陶谟》中有“知人则哲”等语)，但没有哲学概念。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入华耶稣传教士艾儒略在其所著《西学凡》一书中介绍欧洲大学的学科设置时将其分为六科，其中的理科即“斐禄所费亚”。该书同时将“斐禄所费亚之学”意译为“理学”，称“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而另一名入华耶稣会传教士傅汛际与中国士人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1628年)中，将Philosophia意译为爱知学，称“爱知学者，西云斐禄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11)可惜这些译名没有流传开来。日本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日本学者西周从荷兰留学归来后，在东京讲学时开始使用“哲学”一词，他于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论及学科分类时，明确地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1877年日本东京大学成立即设有哲学科。哲学一词传入中国，最早似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年撰定，1895年初刻)。该书在列举东京大学校的学科时提到“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学科”。(11)而蔡元培对哲学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较大的作用。1897-1898年间，他开始阅读并翻译了明治时代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的一些著作，1901年根据井上关于哲学的定义撰写了专文《哲学总论》，称“哲学为统合之学”，它“以宇宙全体为目的，举其间万有万物之真理原则而考究之以为学”。(12)自20世纪初叶起，以“哲学”命名的日文书籍大量译为中文出版，如井上园了著、罗伯鸦译的《哲学原理》1902年印行，德国科培尔著、下田次郎日译、蔡元培中译的《哲学要领》1903年印行，等等。这些书籍及其他相关书籍的流传奠定了哲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的基础。1914年，北京大学建立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从此，哲学便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享有了自己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与国外诸种哲学理论一同传播到中国的，最初传播的时间在20世纪初，其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主要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结合在一起。与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是改良派人士、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党人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先于共产党人。
在同盟会的重要人物中，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等人当时在日本发表的一些文章不仅是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献，也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如前已提及的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把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放在一起比较时同时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宣传。他这样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况之合也。”(13)马君武认为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学说不同，甚至以为马克思“之思想华严界之类也”，(14)但他又认为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在政治发达、道德发达、交际发达，人群相与康乐和亲与竞争等方面有相通之处。在推荐社会主义“党中巨子所著最有名之书”时，马君武特地推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并说“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15)
朱执信曾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这些小传从1905年11月起以笔名蛰仲在《民报》上连载。小传的第一篇即是介绍马克思(他译为马尔克)。朱执信在传中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时，也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和《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些理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而马克思“所取救济之策则有两方：一为《共产党宣言》中所举十条；一则为农工奖励银行之设置也。”(16)朱执信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17)“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赀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然而将欲望生产力之增到无穷，则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权也。”(18)因之，马克思“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19)以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人民。
廖仲恺以渊实为笔名在《民报》第7号发表的他所译柏律氏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在概述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五大时期时，初步涉及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该文说，柏律氏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观察之点“不无少有异同”。若考近世社会主义之起源，则有如颉德Kidd所著《社会进化论》云。“爱他心之冲动”是实立于社会主义之背后，而初发其神髓者。“故社会主义者为人道而运动”。(20)“德意志之社会主义虽云物质的，然麦喀(马克思)、拉萨尔、巴枯宁其所传社会主义之哲学”则发源于黑格尔和费希特。而社会主义之乃新登世界之舞台，“其机会则与产业革命纵横并起”。社会主义者，即于过去百五十年间自产业上大革命所生意外之结果也。而社会主义运动所含分子有三：“有以个人自由为目的者；有欲组合产业上之协助同志会为可能者；有欲扩张此协会，举全社会之兄弟为完全康乐和亲之一组织体者。”黑格尔、马克思等是“发展此理想的国家者也。”(21)后来，廖仲恺仍以渊实为笔名在《民报》第12号发表他所译柏律氏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文章在提及马克思和巴枯宁时，亦从哲学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认为社会主义者“善自思维，以为吾人入世，必生长于一种族、一社会之中。无论何人决不能外此事实而生存。故社会主义者自此事实之认识而出发，改良其制，驭此社会组织者，而与人以自由。彼无政府主义者，徒抹此事实”。“社会主义者为欲得自由宜利用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则欲废绝国家。”(22)这里的阐述虽不大准确，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观点。
同盟会的另一重要人物宋教仁，1906年6月以勥勇为笔名在《民报》发表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该文是译自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并略加修改而成)一文，在介绍第一国际的历史和第二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时，也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其意义。文章说，“现世界之人类”“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与平民之二种也。”富绅“独占生产之机关”，平民“以劳力而被其役役使”。“资本与劳力”，“其不平等之极”。“一若涉天堂，一若居地狱”。于是“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人两阵之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23)
比革命党人稍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1908年1月，从同盟会分裂而归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了《天义报》，开始宣扬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天义报》第15号上，刊登了笔名为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作的序言的一部分，刘师培在编者按语说：“《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16至19卷四册合刊上，发表了根据日文本译成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资产者”和“无产者”。该册还刊载了齐民社同人翻译的《社会主义经济论》首章，译者还对马克思阶级斗争观点进行了评介：“自马尔克斯为古今中外各社会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社会主义者始得新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该册还有文章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哲学作了比较，以示区别，肯定马克思“以科学为根据”，黑格尔“涉于空漠”。(24)
注释：
①②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载《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第33页。
③④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译书汇编》第2期，1901年1月28日。《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第41页。
⑤原文是：“工人会党年报共销五万部，无论何地，必散布此等新闻纸以广传社会主义，意欲使无恒产者与资本家相抗而为平民与政府中反对。更表扬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共产党流血之徒——”(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译书汇编》第2期，1901年1月28日。《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⑥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⑦⑧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本，1904年2月14日。《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第218页。
⑨(13)(14)(15)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2年第2号，1903年2月。《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106页；第105～106页；第106页；第114页。
⑩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2～413页。
(11)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6～418页。又见[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12)《哲学总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宗高书房1980年版，第359页。
(16)(17)(18)(19)蛰仲：《马尔克》，《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239页；第234页；第234页；第236页。
(20)(21)(22)渊实：《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265页；第265～266页；第271页。
(23)勥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报》第5号，1906年6月26日。《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244页。
(24)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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