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民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注：早见雄次郎（速水佑次郎）和佛农·拉坦：《农业发展：国际前景》，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3年。），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式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于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注：浦善新等：《中国行政区划概论》，知识出版社，1995年。）。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首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注：参见由陈吉元、何梦笔、胡必亮主编的八卷本丛书：《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禺）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房、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匆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目前不少人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收入问题的背后，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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