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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接触隋唐史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愿意把我这些年对中国大陆隋唐史研究的一些感受介绍给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介绍是很不全面的。港台和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情况，本文也没有论及。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张国刚《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黄正建《唐代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论著。
一 20世纪隋唐史研究走过的基本历程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唐朝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传统史学过渡到接受西方史学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传统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可以看作是早期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1957)、岑仲勉《隋唐史》(1957)、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1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第2册、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初唐史》(1961)、汪篯《中国史纲要》第2册隋唐部分(1966)，以及这个时期发表的众多论文，反映了广大学人把传统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走过的弯路。没有他们的努力和经验教训，就没有今天隋唐史研究的新局面。
由于50年代研究隋唐史的学者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也主要是围绕教学展开，所以这个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教科书形式出现。不论是论文还是教科书，主要都着重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基本方面的研究。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教学带动研究的时代。60年代，随着对教条主义和“以论带史”批判的展开，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生机，也出现了一批建立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论著。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学术研究上是一个空白。80年代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发展。
80年代初，随着科学研究春天的到来，对国外和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现状了解的增多，结合对50年代至70年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首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
90年代以后，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的研究仍然是重点之一，但是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多迅速展开，包括社会史、妇女史、礼仪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都取得了许多成就，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和论文。在历史文献的整理上，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碑志石刻材料的整理、文献材料的补遗，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为隋唐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陈寅恪、吕思勉、岑仲勉等先生有关隋唐史的一系列著作，王仲荦先生在80年代最后修订完成的《隋唐五代史》，唐长孺等编的《汪篯隋唐史论稿》，唐长孺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论著，是老一辈历史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继承。
随着研究人员的新老交替和人才的流动，隋唐史研究的重镇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隋唐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在原来几所高校和研究所了。一批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充满活力，眼界开阔，基础扎实，和国内外学者有着广泛联系，已经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生力军，正活跃在隋唐史研究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改变着隋唐史研究的面貌。
二 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问题，是一个关系隋唐历史的全局性问题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有一些学者触及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充分展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又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具有学术意义的论著有，陈寅恪的《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金宝祥的《唐代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唐长孺的《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第1章第2节《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人民出版社，1959)、胡如雷的《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汪篯的《唐太宗·唐太宗所处的时代》(1962)、《关于农民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问题》(1965，收录于《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等。
这些论文和著作，都认为唐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的时期。有的就唐朝本身，有的从汉魏到唐，有的从唐到宋，有的从土地制度，有的从社会结构，有的从社会等级，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长时段全方位论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对于隋唐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论述的重点不同，着重的时段也不尽相同，如汪篯的从豪强地主到普通地主说，唐长孺的士族门阀说，侯外庐的社会等级再编制说，胡如雷的巨大变革论。但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代表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认识价值。我们现在研究隋唐在中国中古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如果离开了这些具有经典性的著作，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起点，要走很多弯路。
80年代，隋唐史学者多埋头于具体问题的研究。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唐朝的历史。国外学者也就唐宋社会变迁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最近几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先后召开了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唐宋社会变迁、汉唐盛世、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等主题的学术讨论会。2004年的中国唐史学会年会，也以“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冠名。这些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的不断举行，反映了主持者急于提高隋唐史研究总体水平的良苦用心。2005年，《史学月刊》并刊登了一组《“中古社会变迁”笔谈》的文章。
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说明隋唐史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们从更广泛的角度对中国中古社会变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有的学者提出，北魏均田制是在国家要将普遍存在的为大族所控制的乡村组织纳入国家体制之内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标志着北魏社会的转型和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成熟。有的学者提出，商品经济发达条件下区域经济网络的形成，是唐宋之际重要的社会变迁。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古历史变迁，诸多生态环境因素亦曾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了重要的触发和驱动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由于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主要是贯通得不够，对于经济史敬而畏之，或者不屑一顾，不敢或不肯下功夫，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因此在参加这种讨论会的时候，甚至连发言权都没有，只好拿一些论述具体问题的文章当入场券。对于一些年长的中年学者来说，由于他们成长时期所处的时代，工作以后任务的沉重，以及必须快出成果的压力，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受的诸多影响的结果。
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问题的研究，从研究的时段来看，有的对唐朝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而只是直觉地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论述。有的是对魏晋南北朝有深入的研究，对唐朝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是对宋史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唐朝还只有一般的了解。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历史和唐朝历史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而通贯这三个朝代的还没有，甚至把这三个时期通贯起来进行思考的也很少。我们如果要正确把握隋唐时期的历史，仅仅研究隋唐时期是不够的，必须上溯秦汉魏晋南北朝，下连宋元明清。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方面更是必须要有深切的了解。否则，不论在做出长时段的概括，或就具体问题做出具有理论性的结论时，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陷入臆断。
从考察的内容来看，在主张唐宋变革和封建社会的前后期的学者中间，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都是衡量的重要标准。而对于研究社会变迁的学者，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往往成为重要的根据，他们往往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经济则往往注意不够。社会风貌、百姓生活情况和思想文化等是我们了解历史最直观的几个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我们进入历史、体味历史的起点。而土地制度、农业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耕作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手工业、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才是决定社会风貌、百姓生活情况和思想文化的基本因素。因此，仅仅注意文化方面，对这个时代的考察是不够全面的。这些现象，虽然也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但是触及到的还只是时代变化一些方面，不可能准确地描画出整个社会变迁的轨迹，也不能深入揭示造成时代变迁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三 关于唐朝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史上地位的研究，一个普遍的情况是，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唐宋之际，而对南北朝隋唐之际则注意不够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中国学者来说，是与对于“均田制”的认识和对于士族在唐朝地位和作用的估计有密切关系。
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以来，士族门阀在唐朝继续存在，并且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便成为一种定论。士族门阀是两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存在的，既然唐朝仍然存在，这就正好说明南北朝隋唐之际没什么大的社会变化。因此人们把注意力放到唐宋之际，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五六十年代，唐长孺和汪篯两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南北朝时期的豪强士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但是，陈先生的看法在学术界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阻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新的探索。
80年代以来，在士族问题上，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对于当时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但是在总的看法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存在分歧，一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一些学者在史料的收集和解读上存在着偏差。很多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唐朝后期士族后裔做官情况的统计上，而对于唐朝初年唐太宗所说的山东旧族“名虽著于乡闾，而身未免于贫贱”则没有下工夫进行解读。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从更长的时段，更加全面地来看待和分析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我们只有比较准确地划分出发展阶段，找出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和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勾画出士族从发展到衰落的发展轨迹，才能判断士族在唐朝的地位和作用。但有一点已经为学者们所注意，那就是士族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不能套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去研究士族问题，而忽略发展过程中质的变化。
“均田制”也是影响人们对唐朝历史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50年代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展开以来，不少学者都主张“均田制”是国有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也就从土地国有制转变为土地私有制。这样，从南北朝到唐朝前期都实行均田制，都是土地国有制。这不也说明南北朝隋唐之际没什么大的社会变化吗。因此，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也多把注意力放在中唐。
以上是就着眼点和注意力而言。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由于对中晚唐研究一直停留在几个具体的问题上，相对要薄弱一些。而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订，还是各种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都要充分得多。特别是近年来何兹全、唐长孺、田余庆和他们的弟子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为我们研究南北朝隋唐之际的社会变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对于中晚唐的研究，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全面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