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研究（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货币论文,体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
“钱荒”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了重视，唐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会昌灭佛”，以图解决，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不减，而铜钱的铸造不仅没有相应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混乱，延续到了宋代。
唐中叶行两税之后，尽管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和动乱成为了主调，但在富于弹性的土地私有制作用下，经济仍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势头，商品流通日益兴盛，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持续增加，相应的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必要和必然的，在唐末五代期间，货币发展演变的情况，表明了对货币体系的需求。
货币体系的结构是价值较高的金属成为货币，价值较低的金属成为辅币，彼此相权，共同起交换媒介的作用。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所指，判断和决定金属的价值需要一个标准一个基点。自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之后，铜钱长期在货币行列中充任主角，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金属货币。唐中叶后绢帛也逐渐退出了，铜钱更是唱了独角戏。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货币体系，其依据金属价值高低的结构变化的基点自然是铜钱。
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价值不等的两种以上货币相权，而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对于唐中叶后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基点铜钱来说，在金属行列中，有价值高于它的金和银，也有价值低于它的铁、锡、铅，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就以铜钱为基点，按金属价值高低，向两边展开。如果黄金和白银加入货币体系，就作为价值较高的金属充任“货币”以和价值较低的作为“辅币”的铜钱相权；如果加入货币体系的是铁、锡、铜，那么这些金属就因价值较低而充任“辅币”以和价值较高的作为“货币”的铜钱相权。唐中叶以后货币体系重建尝试的演变发展，就是这样运动的。
严格说，长期以来，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并没有完全离开货币行列，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金银的货币职能记载。这里所说的黄金退出货币行列，是指从数量上说黄金已起不了曾经起过的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作用了。到唐代，在较长时期里，法令没有承认金银的货币地位，直到“钱荒”已较严重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诏书中还有：“银者无益于生人” 〔28〕的字样。但是，政权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控制经济，控制贷币。就象不能阻止绢帛退出货币行列还原为普通商品一样，政府法令也没有能够阻止金银进入货币行列发挥货币职能。“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在唐、五代、宋时期的一些场合表现为货币贮藏和支付手段，而且时间越往后推移这种情况越多。贵金属金银以十足货币的身份加入货币体系，〔29〕因其价值较高而作为“货币”以和作为“辅币”的铜钱相权。
除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加入货币体系和辅币铜钱相权以外，还有价值低于铜的其他金属，如铁、锡、铅加入货币体系和铜钱相权。铁加入货币行列较早，南朝萧梁时就铸行过铁钱。〔30〕唐代魏博镇管内亦铸行过铁钱。〔31〕锡钱亦在唐朝前期出现过。〔32〕两税法后，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增加，社会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货币行列中的铁锡铜钱也增多了，是时，经济较繁荣的“江淮多铅锡钱”，河东一带也有锡钱出现。〔33〕据两唐书食货志所载，唐政府曾用严刑峻法禁止铅锡钱的铸造和流通，但收效并不明显。到五代十国，割据者们为解决管内货币不足的问题，不但不禁止铁、锡、铅钱的流通，反而由官方铸造发行。楚王马殷曾铸行铅、锡、铁钱，其中铅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锡钱则一百文当铜钱一文。〔34〕割据闽的王审知父子也大量铸行铅、铁钱〔35〕南汉铸铜、铁、铅钱，其中铅钱十文当铜钱一文。〔36〕南唐铸行铜、铁钱，开始铜铁钱等价并行流通，结果不久铜钱就被铁钱逐出国境，于是南唐政府正式规定铜钱一文当铁钱十文，货币从而得到稳定。〔37〕后蜀政权也铸行铁钱，与铜钱兼行。〔38〕从史实可以看出，加入货币行列的铁锡铅钱和铜钱的比价一般是十文或一百文比一，铁锡铅钱是“轻币”，起“辅币”作用，铜钱则相对较重，成为“货币”。价值较高的金属铜钱和价值较低的铁锡铅钱构成一种新的货币体系。
以铜钱为基点，货币体系的重建就这样向两边展开了。但是到了北宋，稳定的货币体系仍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其原因是数量问题。建立货币体系，需要适当的金属供给量，对于贵金属金银来说，唐中叶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其数量失之于少，对于贱金属铁锡铅来说其供给数量始终失之于多。唐中叶以后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贵金属数量却没有相应增加，因数量下降而退出货币体系的黄金自不必道，东汉以后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拿白银来说，唐宪宗元和初每年银矿课额仅为一万二千两，到宣宗时因银治有所恢复，课额较元和初翻了一番多，但也仅为二万五千两。〔39〕“货币天然是金银”，如果贵金属金银有足够的适当的供应量，稳定的由贵金属金银和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只是因为金银数量不足，这种合理的稳定的货币体系无法建立起来。铜并非贵金属，但和铁锡铅相比，还是算价值较高的，中国自古就有“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犬马，恶金以铸鉏、夷、斤、
，试诸壤土。”〔40〕的说法，“美金”指铜，“恶金”指铁，这里的美恶标准也包括了价值高低，作为“恶金”的铁被直接用于农业劳动，每一个农业家庭都用得上，用得起，数量是相当大的。把每一个农业家庭都用得起的铁以很细小的形状加入货币行列，其供应数量必然远远大于铜，铅锡的价值在古代也低于铜。就内部结构说，价值较低的金属铁、锡、铅成为“辅币”，价值较高的金属铜成为“货币”，二者彼此相权，共同构成货币体系，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作为交换媒介，货币存在一个和商品的比价问题，币轻而物重，币重而物轻，和货币体系外部的商品比，铁锡铅钱的比价就相当低了。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大困难。五代十国时期由于铁锡铅钱由官府发行，流通界低值贱金属辅币骤增，本来铜钱主要就是用于小额交易的，涌入流通界价值远低于铜的铁、锡、铅等低值贱金属铸币已没有更细碎的交换与之相适宜，于是在实际流通交换中就出现了交换媒介过多过重，不便携带的局面。如在宋代主要铁钱区四川：“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41〕如果宋政府能够完全有效地控制经济，控制交换媒介，供给数量大的铁锡铅钱还是可以被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上，这些低值贱金属就能够在货币体系中起到辅币作用，有效地用于日常小额细碎交易，北宋政府把川蜀划为铁钱区就有这样的用意。但事实上政府并不能完全左右货币，拿川蜀铁钱区来说，铜钱总是冲破封锁进入四川和铁钱相权，川蜀一带铁钱和铜钱的比价一般维持在一比十左右，铁钱的购买力总是很低，不得不用大数量完成交换，一匹罗的交易并不算大，却需用到两万枚铁钱，重达一百三十斤，〔42〕这怎么说也是不方便的。这样，由于铁锡铅钱供给量过大，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时比价太低，理论上能够成立的铜钱和铁锡铅钱相权构成的货币体系实际上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无法运转。
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即以铜钱为基点向贵金属和低值贱金属两极的运动没有成功。在两税法颁行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建立稳定而完整的，能够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体系的目的因金属供应数量的不合适而未能 达到。但货币体系的重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到北宋，纸币出现，缓解了这个问题。
七、纸币与货币体系
纸币肇始于唐之飞钱，形成于北宋时的交子，以后南宋、金、元、明均有所发展。一般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交换日趋发达是纸币产生的根本原因，此确为不替之论。但我们还可以以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角度观察，以期对宋、金、元、明时期以纸币为主要内容的货币运动有更明晰的了解。
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这一点，在纸币的最早雏形“飞钱”与铜钱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唐后期出现的用于汇兑的飞钱，是钱荒的产物。当时因流通中货币不足，政府颁行禁铜出境的法令，各地效尤之，纷纷划地为牢，富商大贾采用汇兑方式以避之。“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43〕分析一下这段记载。能到较远的“京帅”、“四方”做生意的商贾，资金肯定不少，他们把大数量的钱（当然是指铜钱）委于诸道进奏院及富家后方“轻装趋四方”，如果钱少，用不着取“飞钱”便已经“轻装”。这说明自起始飞钱就和大数额货币有关。从宋代交子的面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
交子产生前最直接原因是体大值低的铁钱给交易带来不便。自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交子改由官办后，交子的面额有所规定。起初交子的面额还是临时填写，有一定等级，自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并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十贯的，两成是五贯的。到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六成为一贯的，四成为五百文的。〔44〕交子面额大的达十贯，小的也有五百文，没有数文、数十文面额的。这表明，蜀地交子是用来代替大数额铁钱的，作较大数额交易之用，并没有代替小数额铁钱。细碎的日常交易，仍然由铁钱充任。从货币体系的结构角度看，交子代替了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而铁钱则是作为价值较低的金属用作“辅币”。
不仅交子如此，南宋和金的纸币也是大面值的。如会子，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增发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45〕孝宗时会子价值较稳定，零星小额交易，用的是贱金属铸币。南宋的一些地方性纸币也属于这种情况，如始用于湖北路，后通行于湖广的湖会分一贯和五百文二等；流通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铁钱会子，分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三等；用于两淮的淮交面额分四等，和会子相同。金朝发行交钞，分大钞小钞两类，和辽、宋旧钱及后来金自己发行的铜钱并行。金的大钞分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这些，都说明了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用于大数额交易，纸币在货币体系中起到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的作用。宋金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都有铜铁等价值较低的金属铸币与之并行，铜铁等铸币起“辅币”作用。纸币和贱金属铸币共同构成货币体系。
元代的纸币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面额的，这和宋金纸巾面额大体一致。元代纸币面额和宋金不一致的是发行了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上文的小钞，甚至发行过五文、三文、二文的厘钞，这些小面额的纸币，自然是用于小额细碎文易。考虑到元代使用纸币的程度很高，其主要币制中统钞、至元钞都是纯纸币，这种安排是必然而合理的。元代的这种纯纸币结构，使人基本上无法看出货币体系，因为这样的货币结构，表明所有金属，不管价值高低，都从交换媒介行列中退出了。
最能说明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作用的是大明宝钞。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钞面以钱文计，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一百文六等。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曾加印过五十文至十文的小钞。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复设行钞时罢废的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并具体规定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46〕洪武十年所作的钱钞兼行规定是宋代以来最完善的钱钞结构。从大明宝钞制的具体规定来看，纸币在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充任的是“货币”，而铜钱则担任“铺币”的角色。这里需要说明，从洪武八年实行钞法，停止铸钱以后，直至孝宗弘治中的约一百二十年间，一直很少铸钱，〔47〕洪武二十二年加印的小钞，是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有回复到纯纸币的趋向。
根据上述，如果说萌芽于唐，形成于宋的古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一开始还不那么明朗，那么清晰的话，那么发展到明代的大明宝钞制度所作的钱钞兼行，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的具体规定就明确了纸币在新形成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纸币和贵金属的关联中进一步证实。
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表，而用作货币的金属又因其价值大小有贵贱之分。我们知道，贱金属辅币和贵金属货币之间有相权关系，小数额贵金属等于大数额的贱金属铸币，这样，主要用于代赞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纸币自然会与贵金属相关联，这在历朝历代的一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北宋时因四川是铁钱区，交子的面额单位和实际使用只能直接表现为铁钱。南宋会子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和白银的比价，但孝宗时一再用银、钱回收会子以保持其价值，说明纸币和贵金属白银有内在的联系，虽然会子的面值单位是钱而不是银。纸币制度在金朝有较大发展，这一情况也表现在纸币和贵金属的关系上。据《金史·食货志》所载，金代发行的几种纸币已直接和白银联系，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发行“贞祜通宝”，规定“通宝”四贯，值白银一两；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发行“兴定宝泉”，二贯当白银一两；金灭亡前数月发行的“天兴宝会”，面额已经完全以银计，分一钱到四钱共四等。金朝交钞和贵金属白银的直接联系还只体现在后期发行的几种纸币上，元朝的纸币则一开始就和贵金属联系，如“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钱，以两为单位，丝钞二两值白银一两；“中统元宝钞”二贯等于白银一两，十五贯易赤金一两（后改为二十贯易赤金一两）；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发行“至大银钞”，更直接地规定了纸币与白银之间的直接联系，面额均以银两计，自二两至二厘共定为十三等，同时铸造铜钱并行流通。〔48〕明代大明宝钞制规定，钞面以钱文计，钞一贯等于银一两，四贯等于金一两。〔49〕以上史实，说明随着纸币制度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纸币和贵金属的联系日益紧密，纸币日益表现为贵金属的价值符号。
既然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进而和贵金屈货币相联系，那么很自然纸币就能够代替贵金属“货币”和贱金属“辅币”相权，共同构成货币体系，事实上纸币产生后的货币体系就是这种结构。从形式上看，由铜铁等贱金属铸币和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是完整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合乎规律S的。如果纸币和它所代表的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之间的比价能够按规定保持得住的话，那么纸币作为“货币”同用为“辅币”的铜铁等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也就能够稳定下来，从事实角度看这种新结构的货币体系也就证明能够成立。但是，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象征，“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发生作用。”〔50〕纸币作为宋、金、元、明的主要交换手段，受到自身规律的制约。事实上自宋至明，历朝历代的各种纸币制度无一例外地在膨胀中崩溃，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这种情况，给这一段时期的货币流通带来新的波动。
马克思指出：“在（纸币这种）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51〕在掌掘纸币发行权的政府把纸币发行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和市场需要相适应的量上时，纸币价值是稳定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从而能够存在下去。历史上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如南宋孝宗至宁宗的数十年间，会子价格大体保持稳定；〔52〕元中统钞初发行时的近二十年“钞法无少低昂”。〔53〕但这种情况毕竟太少。“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54〕由于纸币相对没有价值，“以无用为有用”，〔55〕超量发行是解决短期财政危机立竿见影的有效方法。总的说来，纸币是无法按市场实际需要量发行的，纸币因膨胀而崩溃在所难免。如果说北宋和西夏的战争是四川交子膨胀的原因之一；蒙古骑兵南下促使金交钞、南宋会子迅速崩溃：而执政不得人是元代纸币制度短期内瓦解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大明宝钞制度则是在明初相对平静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环境中因纸币膨胀而很快解体。实践证明，新的，由纸币以贵金属价值符号身份充任“货币”以和铜铁等贱金属“辅币”构成的货币体系无法长期稳定，常因纸币的瓦解崩溃而解体，货币体系的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本解决。
但在自宋代纸币产生至明中叶开银禁的四百多年中，纸币毕竟作为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的代表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商品经济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当然，纸币带来了新的波动.形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的冲击。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用品，从纸币名称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其与金属的关系。纸币唐代称“飞钱”，北宋称“交子”、“川引”，南宋称“关子”、“会子”，金始用“交钞”之名，元代省“交”用“钞”，明因之，“钞”字最终成为纸币的定称，沿袭至今。“钞”字原只有掠夺和誊写的含义，用作货币名自纸币始，而且成为专门用字，原有的掠夺、誊写之义渐渐湮灭。从“钞”字的结构看，从“金”从“少”，形象地表明，因“金”过“少”，纸币才代表金属加入货币行列。
经过由宋至明的四百多年实践，稳定的货币体系没有形成，一旦纸币膨胀，由纸币和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便告瓦解，并给货币本身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波动。然而商品经济仍在发展，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日益增加，货币受到的需求压力有增无减，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客观要求依然存在。到了明代，一些情况起了变化。
八、货币体系重新建立
在自北宋至明中叶的约四百年中，纸币以金属货币代用品的身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压力，但是纸币相对没有价值的天然缺陷造成了货币新的波动。金、南宋、元的灭亡都伴随着纸币的最后崩溃，纸币恶性膨胀成为这些朝代垮台的促进因素之一。事实证明，纸币并不是构成货币体系的合适币材。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贵金属白银成为了主要货币，其在货币行列中的地位终于稳定住了。这样一来，黄金退出后造成的应由贵金属充任的货币体系缺环终于由贵金属白银填补上了。
明代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开始时间，一般定为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这一年明政府解除银禁，并将南畿、浙江等地田赋折征银两。实际上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只不过是在法令上承认了民间“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56〕的现实。但是应当看到，明初白银生产并没有突出的增长，国外白银的输入也还少，白银之所以能够在正统年间正式成为主要货币，主要原因在于经过长期积累，社会中白银数量已达到和社会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规模，〔57〕这一事实导致明初大明宝钞的大幅度贬值，另一原因则是明初铸钱的极度不足，其中宣德以后的五十年里完全没有铸钱。明初两种主要货币既然已难以承担交换媒介的作用，百姓才不得不冒犯禁之险用银，白银遂成为主要货币，贵贱货物均用之。山于明初没有很充足的白银在市场上流通，所以银价颇高。据彭信威教授考证，以米价为参照，明代十六个年号中，（泰昌仅一月余，未计入）银价最高就是弛用银之禁的正统年问。〔58〕以绢价为参照，明代白银购买力最高是十五世纪前半，也就是正统前后〔59〕。以后随着国内银产量的增加，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特别是白银的不断积累，白银才算最后解决了数量问题， 银价也随之回落。
我国银产量原来并不丰富，到了明代，这一情况有一定好转。明初的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政府的矿冶收入只有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四十年后的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达到了三十二万零二百九十七两，〔60〕增幅不小，绝对量却不能说很大。云南等地的开发是明代白银生产增加的重要因素，如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云南银课额为十万两有余，占该年全国银产课额的一半以上。〔61〕明政府对白银生产的控制管理不是很有效的，很多地方的银产无法用银课来衡量，“奸民”生产的白银当不在少数，从明代抗矿税斗争力各朝之冠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明政府管理控制不到的矿山所生产的白银最终还是进入流通，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白银数量。国内产量的上升和社会中积累量的增长是明代流通领域白银增加的首要原因，占第二位的原因就得算海外输入量的迅速增长了，这一点跟世界形势有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随着美洲丰富矿产的开发，大量金银到了欧洲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辗转运到东方，在换货贸易中为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作为世界货币流人中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有出超优势，如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第一次来中国的收获是“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62〕据彭信威教授估计，仅马尼拉一地，自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开港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概约合四千多万库平两。〔63〕大量白银流人中国，加上国内产量上升，积累量增加，流通中白银数量持续上升，使得以米、绢、布、金、铜、铜钱为参照的银价自正统后呈下降之势，〔64〕尽管明代持续发展的商品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
“货币天然是金银”，和黄金一样，白银是合适的贵金属币材。自两税法后，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货币所受到的需求压力不断加强。深入看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货币体系中不可少的“货币”上，这应由价值较高的贵金属充任。货币体系需要建立，但最适合的贵金属币材即金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远不足。货币受到的需求压力不断增大，使得货币本身长期波动。在需求压力的驱使下，铁、锡、铅钱以及纸币一一登台，试图和稳定的铜钱一道构成新的货币体系，但这些不正常的货币体系结构总不能长期稳定。到了明代，贵金属白银解决了数量问题，明初铜钱铸造量小的情况也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恢复铸造起得以改变。这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最终建立起来。与两税法后曾经出现过的几种货币体系，即铜钱和铁、锡、铅钱，纸币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结构相比，这种由价值较高的贵金属白银和价值较低的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结构是正常的，从而在货币运动中要稳定得多，便利得多。主要用于大额交易的白银和主要用于小额交易的铜钱遂成为明中叶以后及清代的基本货币。
明清两朝商品经济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情况保持了商品经济的上升势头。由于海外白银的不断输入，保证了货币的投放量，明中叶以后的货币体系波动很小。明末清初曾出现过“银荒”。“银荒”出现的原因明清各有不同，明末的主要因素是“三饷”等加派均以银计，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对白银的需求，白银所受压力骤然增大，价格从而上升；清初的主要因素则是实行海禁使白银输入剧减，这也导致银价的上升。明末清初的具体情况使得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出现一些波动。康熙中叶以后，随着经济和财政的好转，特别是随着海禁解除，国外白银重新大量流入中国，“银荒”消失，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又稳定了下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纸币，清入关初曾发行过纸币，但随着军事行动大致停止，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停止了纸币发行，并吸取前代教训，在以后的近二百年中坚持不发行纸币的政策。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侍讲学士蔡之定因奏请行楮钞而获罪；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吴县诸生王鎏著《钞币刍言》，主张行钞，虽轰动一时，但仍未实行。直到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因镇压太平军的需要，方才发行纸币，但仅维持了十年便因局势的变化而废止了。清朝之所以能把行之多年的纸币废而不用，其货币方面的原因是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已经建立并正常运转，纸币已无存在的必要。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明中叶以后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建立后纸币实际上就已经不起交换媒介作用了，只不过明朝把大明宝钞作为祖制保存了下来，清朝不受此约束，故能干净利落地废止了纸币。除跨入近代受欧美币制影响外，清朝的货币体系由贵金属白银和铜铸币构成。
由贵金属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符合货币规律，从而能够长期稳定。清朝的货币较之前几朝较少波动，稳定得多，这一情况，成为清代政局的稳定因素之一。
结语
马端临曾对元朝以前的货币及货币体系作过概括：“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末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是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有用矣。”〔65〕马端临谈到上古之世由珠玉、黄金、刀布构成的货币体系，也谈到了由于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数量太少，使得铜钱长期在交换媒介中唱独角戏，这就是货币体系的破坏。对于后来纸币加入货币行列马端临是反对的，他虽然认识到“五金”都可制币，但仍主张以“可贵而适用者制币而通行”，也就是要建立结构正常的货币体系。马端临的见解是正确的，虽然他未及见明中叶后形成的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货币体系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在这漫长时期的两头，都存在完整的货币体系，即由黄金和铜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这两种货币体系的结构是正常的，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自魏晋至明中叶的十二个多世纪中，货币发生极大的动荡。从货币体系角度入手，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背景的变化，可以在二千余年货币的动荡、变化和恢复稳定中理出一条线索，有利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
注释：
〔1〕〔2〕〔3〕〔4〕〔5〕〔6〕〔8〕〔10〕〔50〕〔5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第98页、第99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11页、第153页。
〔7〕〔9〕〔18〕〔29〕参见拙文《对马克思货币职能观的探讨》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11〕〔40〕《国语》：《周语》、《齐语》
〔12〕〔13〕〔14〕〔15〕《管子》：《山至数》、《轻重甲》、《国蓄》、《轻重乙》
〔16〕〔17〕《史记·平淮书》
〔19〕《宋书·周朗传》
〔20〕〔21〕〔28〕《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
〔22〕《困学纪闻》卷十六
〔23〕《通典》卷二《食货·田制下》
〔24〕〔25〕〔26〕〔27〕李埏：《再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载《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0〕《隋书·食货志》
〔31〕《天工开物》
〔32〕《旧唐书，食货志上》
〔33〕〔39〕〔43〕《新唐书·食货志四》
〔34〕《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
〔35〕《十国春秋》·《闽太祖世家》、《景宗本纪》、《天德帝本纪》
〔36〕《十国春秋》·《南汉高祖本纪》
〔37〕《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38〕《十国春秋》·《后蜀后主本纪》
〔41〕《宋朝事实》卷十五张若谷、薛田语
〔42〕《宋史·食货志下二》
〔44〕明·曹学铨：《蜀中广论》卷六十七《六物记》第九《交子》
〔45〕《宋史·食货志下三》
〔46〕〔49〕《明史·食货志五》
〔47〕参见《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明·钱》
〔48〕《元史·食货志一》
〔52〕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四《官会折阅》
〔53〕《元史·刘宣传》
〔54〕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七《铜楮之币下》
〔55〕〔65〕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56〕《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57〕关于白银积累问题，参看拙文《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58〕〔5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页、第711页
〔6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银》
〔61〕《明史·食货志五坑冶》
〔62〕（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一章《旧的对华贸易》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63〕〔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第二节第四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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