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自述待诏翰林相关事由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由论文,翰林论文,李白论文,自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李白何以入京供奉翰林，其间行为及其后果，以及何以出京等情况还有很多疑点。其实研究李白的翰林生活，最直接的材料都出于其自述，至少在李白出京后到他临终前有三次向人介绍过相关情况，由于时代不同、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场景不同，所叙述内容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分歧。这三次叙述分别为：天宝十三载（754）魏颢“江东访白”时，李白对他的谈论；至德二载（757）请宋中丞推荐的自述；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临终前对李阳冰的口述，分见于魏颢《李翰林集序》、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和李阳冰《草堂集序》。研究这三次李白对待诏翰林情况的不同叙述，有助于人们探讨出京后李白思想、生存状态及其由此触及到的时代变迁对士人存在方式的影响。本文只是对这三次李白自述作一些考察、梳理和推断，进一步论述李白以道教徒或道教徒兼文学的身份供奉翰林的观点①。
一 天宝十三载（754）魏颢“江东访白”时，对魏颢的谈论
魏颢《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知章奇公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② 其中所言入翰林事当在魏颢“江东访白”时。听到的李白自述，时间在天宝十三载（754）③。我们可以理解为李白在和追慕者魏颢相处的日子里断续向其泄密私情，这是彻底的“真”，大致实处存真；但也不排除有狂饮后的大言，就又有了夸大或失实的“假”，大致虚处生假。综合考察，魏文中有些内容可能是后来作《李翰林集序》时回忆的错误，如说“白久居蛾眉”入京；有些内容是真实的，事隔十余年，李白更加迷恋道教，故不再忌讳入京身份了，直接说出能入京的原因：“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知章奇公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 贺知章在紫极宫见李白，呼李白为“谪仙人”，见李白《对酒忆贺监序》，文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李白这两处的自述大致相同。《旧唐书》卷九载，天宝二年“舂正月丙辰……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官，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封氏闻见记》卷一《道教》：“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二十九年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寻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宫。”贺知章见李白的地方应该是太清官，而不是紫极宫，因各州玄元皇帝庙皆称为紫极宫，李白一时随俗误称而已。但“朝廷作歌数百篇”一语，可能是夸大之词，既然有数百篇咏“谪仙子”的诗，且是在“朝廷”之上，何以无一首留存，实在使人生疑。“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大致是妄语。
其中“贵门邀饮”有些夸大，李白在京所作诗中无此迹象。李白在翰林供奉期间，有何社交活动，并无明确记载，李白诗歌中流露的信息表明，他不仅和贵门交游不广，就连和在朝诗人交往也不见有痕迹。李白在待诏翰林期间，应与在京任职或过往的诗人有唱和，比如王维、卢象、孙逖等，但从现存文献中得不到印证。李白和王维没有往来，让人疑惑。从王维常奉和应制看，他在京城确有大诗人的地位，他们有两点相同，一是诗，二是隐。后者的不同在于王维是佛徒之隐，富贵之隐，他得宋之问蓝田别墅，颇有经营；而李白是道士之隐，山野之隐。
另外，李白和玄宗关系也值得认真思考，李白诗中屡言“侍从”，如《侍从游宿温泉宫作》。就此也不能夸大和玄宗的关系，天子出行规模浩大，李白并非要臣和宠臣，只是以待诏翰林为随行中的一员，虽随行侍从，未必和玄宗有真正的接触。朝中文学近臣还数不到李白，故李白受“令制出师诏”，恐有不实。天宝元年王维在左补阙任④，有《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同时苗晋卿、李憕有应制和作。七月，裴曼献捷京师，玄宗置酒花萼楼，诏旻舞剑，乔潭作《裴将军剑舞赋》，颜真卿有诗赠旻。十月，孙逖扈从骊山，有《奉和登会昌山应制》。王维有和李林甫诗《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贺知章自秘书监迁太子宾客，孙逖行制。天宝二年，李林甫作山水画于中书省壁，孙逖作《奉和李右相中书壁画山水》。李白侍从游温泉宫而无应制诗，更无其他行制之文存世。
同样，李白缺席送贺知章归四明的君臣唱和，也可窥见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间文学活动之一斑：
大宝三载正月五日，贺知章因病请度为道士，求归越，玄宗许之，御制诗及序送，又命百官饯送于长乐坡，皇太子以下咸就执别，各有诗作。《旧唐书·玄宗纪下》：天宝三载正月“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上赋诗赠之”。《全唐诗》卷三玄宗《送贺知章归四明·序》：“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鉴止足之分，抗归老之疏，解组辞荣，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迟暮，因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将归会稽，遂饯东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帐青门，宠行迈也。……乃赋诗赠行。”《会稽掇英总集》卷二载李适之、李林甫、褒信郡王璆、席豫、宋鼎、郭虚己、李岩、韦斌、李慎微、韦坚、齐澣、崔磷、梁涉、王浚、王瑀、康揵、韩宗、郭慎微、于休烈、齐光乂、韦述、韩清、杜昆吾、张绰、陆善经、胡嘉鄢、魏盈、李彦和、张博望、辛替否等应制诗，与玄宗诗同为五言诗。又别载姚鹄、王铎、何千里、严都、严向七言律诗各一首，为晚唐人拟题限韵之作。《李太白全集》卷一七有七律《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与姚鹄、严都诗同以衣、机、归、微、飞为韵，当亦晚唐人作。（详见《李白学刊》第二辑陶敏《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为伪作》）⑤
李白出于对贺知章的感激自然十分想参加这次送行活动，但他没有机会，其后李白在昭应县阴盘驿作《送贺宾客归越》诗就是明证。李白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他不在文学中心。所谓制诏事，包括李白陪玄宗游宴，作《宫中行乐词》和《清平调》等都有待重新考察。而“许中书舍人”的话最多是李白酒醉之时，炫耀给魏颢的张大之词。
有关“以张垍谗逐”一事，近来经学者考证，认为与张垍生平历职不符。张垍为张说子，开元中为驸马都尉、卫尉卿，李肇《翰林志》云：“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谨、张垍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⑥ 李《志》中“刘光谨”当即“刘光谦”之误，有关刘、张二人入院时间有不同理解，但魏序明言为“以张垍谗逐”，必亲耳接听于李白自述，其真实性较大。李白叙述中关于事情情节会有渲染，但其中所言及人名当不会有误。值得提及的是，魏颢拜访李白在天宝十三载，本年张垍受到杨国忠的打击，三月被贬为卢溪郡司马。故李白无所顾忌，直接说出张垍其名。反观李白刚出长安和杜甫相遇时，还是心有余悸的，他并没有提到被谗之事，更不敢提到张垍之名。至魏颢作序时，情形又有了更大发展，张垍兄弟并未随从，而张均做了安禄山的中书令，张垍则做了宰相，得到严厉惩处。天宝初李林甫专权，“尤忌文学之士”。天宝元年八月以吏部尚书兼右相加尚书左仆射，而在这一背景下，与其说李白以文学身份入京，还不如说李白以道教徒身份或以道士兼文学身份待诏翰林更合情理。
和魏颢面叙的前一年，即天宝十二载春夏间，李白自宋州赴曹南，独孤及作序送之。李白自曹南赴江南，有诗留别。此次李白和独孤及以及其后和曹南群官见面时间可能较短。李白似乎没有和独孤及谈论很多，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曩子之入京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谐公车，夕挥宸翰。一旦幞被金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与白云为伍。”李白有《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我昔钓白龙，放龙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挥手凌苍苍。时来不关人，谈笑游轩皇。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十年罢西笑，览镜如秋霜。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鞶囊。仙人驾彩凤，志在穷遐荒。”“凌苍苍”在李白诗中有得道后升天的含义，李白《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为君持此凌苍苍，上朝三十六玉皇。”“不关人”者，王琦注“犹云不由人也”，李白诗意谓本已修道成功，但“时来不由人”，出京后仍重操旧业，“炼丹紫翠房”。独孤及序谈到李白入京原因并无新意，多为俗套和想象之语。和魏序相比，李白在留别曹南群官诗中没有说出入京的隐私和细节，但他已不回避以“道成”而入京，出京后仍专心于“炼丹”的事实，独孤及见到的李白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序和诗不是同时同地而作，其所述为人们对一年后魏颢所作序之内容真实性的判断增加了理由和信心。
二 至德二载（757）请宋中丞推荐的自述
至德二载李白在浔阳狱，得崔涣和宋若思之力，脱囚出狱，后遂参谋宋幕，并请求宋若思的推荐，《为宋中丞自荐表》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时在至德二载（757）⑦。因急于功利，这是有选择的叙述，故粉饰之词较多。和魏序比较，最大的改动有四处：第一，提到李白入京供奉翰林的原因和魏颢序大不一样，魏序云“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都是“名动京师”，但原因不同，《表》中所述“名动京师”的原因是“五府交辟”而又“不求闻达”，“五府交辟”正是适应了安史乱起各方招揽人才的大势；其中提到“亦由子真谷口”，由，同“犹”，如同也。《华阳国志》卷一○下：“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征，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世号谷口子真。”“玄静守道”也隐含了李白隐居学道的事实。第二，省去贺知章赏识之语。第三，将作《大鹏赋》和醉草制书的细节抽象化了，概括为“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第四，将指名道姓的对手怨家虚化了，换成“贱臣诈诡”。这些改动隐含如下意思：第一点说明用人标准变了，玄宗崇道用道教修练功夫深厚又能故弄玄虚者，而现在国家动乱正是用贤人君子之时，以收“献可替否，以光朝列，则四海豪俊，引领知归”之效。第二点和第一点有关联，贺知章其人嗜酒好道不适合现在用人标准，而“谪仙人”的李白在玄宗时有魅力，在现在同样不受欢迎。第三点，魏序中的形象描述，难以取信于人，改为抽象概括反而合理。第四点，称玄宗朝有“贱臣诈诡”不影响当今皇上的录用。朝中关系复杂，如指名道姓就有可能牵扯上不知深浅的朝中关系而误了大事。应该说《为宋中丞自荐表》中的言辞颇讲策略，从审慎的态度中看出是字斟句酌的。《为宋中丞自荐表》是正式公文，和随兴而谈的魏序载录必然有区别。《表》对了解李白待诏翰林事很重要，文本本身传达的信息，包括说出的和未说出的两个方面。说出部分是如何说出的，未说出部分为何不说出，值得深入思考。
三 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临终前对李阳冰的口述
李阳冰《草堂集序》：“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时在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乙酉。这是李白临终前口述人生经历，李序云：“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作序。”李序所述比较严肃，内容和魏序及《为宋中丞自荐表》有些表述不同。其一，写到玄宗初见李白的兴趣，“降辇步迎，如见绮皓”，而且“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这就不是迎接一位诗人的态度了，以殊礼相待。绮皓，绮里季，商山四皓之一，汉初隐士。这里用“如见绮皓”取代了魏序中“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其二，写到玄宗的赞语，称赞李白“素蓄道义”，这里的“道义”不是指儒学，也不可能指佛教，应指道教精义以及付诸实践的修道功夫。玄宗先已听到玉真公主的推荐之词，现在又看到面前的李白一副仙风道骨的神采，就如同魏颢见到李白，为其“眸子炯然，哆如饥虎，或时束带，风流蕴籍”所折服一样，自然喜形于色。其三，简要叙述李白在京的杰出表现：“问以国政，潜草诏诰”，正因为和李白实际情况有些不相符，叙述时就技术性地用了“人无知者”巧妙作了掩饰，禁中之事，谁能作证，玄宗皇帝也已经于宝应元年四月去世。“人无知者”不仅是本序精采之笔，也是对李白过去叙述此事的必要交待和完美补充，也有可能是在回应朝野多年来对李白受命草诏的质疑。《唐会要》卷五七兴元四年：“陆贽奏曰：‘学士私臣，玄宗初待诏内廷，主于应和诗赋文章而已，诏诰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学士也不能草制诏诰，何况只是翰林供奉。其四，在受到谗毁到放逐之间加了一节作为过渡，即有了玄宗疏远一事。其中没有说到“张垍”，而是和《为宋中丞自荐表》表述相似，“丑正同列，害能成谤”，且定性有所改变而减轻。因为此处谗毁结果只是让玄宗“疏之”而已；如直指张垍，其结果应是遭至玄宗放逐。其五，保留了魏序中贺知章赏赞其为谪仙人和歌数百篇一节，加了“多言公之不得意”的诗歌内容归纳，为李白体面出京张本。其六，添写了纵酒和酒中八仙之游一事。这是对魏序中“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更为浪漫传奇的改写。其七，始言“还山”时有玄宗“赐金”的优待，和杜甫“乞归优诏许”相呼应。
总之，天宝十三载（754）魏颢“江东访白”时，李白对魏颢的谈论可信度最高，如果说李白初识杜甫时因刚离京城心存余悸不敢吐露真言，现在事隔十余年，远在江湖之上，和一个追慕者可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第一次道出进京供奉翰林完全是出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并且是和著名道士元丹丘同时入京⑧。而此后的相关自述中不断有了修饰，服从了“实用”的原则。至德二载（757）请宋中丞推荐的自述最为粉饰，文字推敲痕迹也最重。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临终前对李阳冰的口述，最为详尽，多重细节。“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这是“赐金还山”始出之处。除了以上三次自述外，李白还有两首诗自述在翰林供奉的情形，其一《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其二《东武吟（一作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白日在高天，回光烛微躬。恭承凤凰诏，欻起云萝中。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人新丰。依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人咸阳，谈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这两首诗中所反映李白在翰林的心情尚属正常，前首说到被人指责为“褊促”，褊促者，心气不宽、性情急躁也。后首说到出金马门后受人冷落，“一朝去金马”、“宾客日疏散”，也是常见的世态炎凉之意。这两首诗中并未夸大李白“被谤”的因素，和杜甫诗中所表达的意思相近。另外，诗中提到“黄绮翁”和玄宗一见李白“如见绮皓”也相关联和呼应。
李白当以道士或道士兼文学身份入京待诏翰林，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李白生平和思想研究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李白入翰林，正逢玄宗大崇道教之时，玄宗并非以文学之士征召李白。唐代帝王崇重道教，而天宝元年前后玄宗特重道教，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而有效的动作，提高其地位，始置崇玄学，令生员习四子。在玄宗重道教的背景之下，李白由玉真公主来推荐，无疑李白入京与道教密切相关⑨。李白《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诗云：“吾祖吹橐钥，天人信森罗。归根复太素，群动熙元和。”显然，李白是认老子为自家祖宗的。因此，玄宗召李白入京在道教统绪上也会得到舆论的支持。道教神仙如此受宠，那么道士可否进入翰林院？傅璇琮先生《玄宗朝翰林学士传·尹愔》作了阐释：“《新唐书·百官志》一，只说‘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实际上唐代的翰林供奉，范围是相当广的。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有记，谓：‘上（指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翰林》条，据两《唐书》，记唐列朝工艺旧画之徒，及僧人、道士、医官、占星等，均人‘待诏翰林’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尹愔于开元中后期虽为道士，但也入翰林院为供奉，他之编注《五厨经气法》，可能也是受命而作的。《全唐文》卷九二七载丁政观《谢赐天师碑铭状》，中云：‘敕内肃明观道士尹愔宣敕，内出御文，赐臣师主。臣跪奉天章，仰瞻宸翰，以惶以喜。’此也正可证尹愔虽为道士，实在宫中任居，即翰林供奉。”⑩
尹愔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或稍前，他任翰林学士大约只两年(11)。疑尹愔卒后玄宗拟挑选一人充任尹愔这样的角色，正好有玉真公主的推荐，李白天宝元年入京待诏翰林。事实上李白并未能承担尹愔在玄宗前的相关责任，更不及尹愔“识洞微妙，心游淡泊，祗服玄言，宏敷圣教。虽浑齐万物，独谙于清真；而博通九流，兼达于儒墨”（孙逖《授尹愔谏议大夫制》）的才能和修养。
只要结合时代氛围，可以看出李白在天宝元年以道士或道士兼文学身份入京待诏翰林真是顺理成章。毫不夸张地说，天宝元年前后由于玄宗的喜好和纵容，朝廷上下笼罩在浓厚的崇道求仙的气氛之中，甚至出现荒诞的传奇。《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二年：“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恒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庚寅，，至东都，肩舆入宫，恩礼甚厚。……张果固请归恒山，制以为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厚赐而遣之。后卒，好异者奏以为尸解；上由是颇信神仙。”胡注云：“明皇改集仙为集贤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则颇信矣，又至晚年则深信矣。”如果没有宗教的迷妄，稍有常识者都不会相信张果已活数千岁，并且尸解。《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
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二月，辛卯，上享玄元皇帝于新庙。……改桃林县曰灵宝。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间一岁，清河人崔以清复言：“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东京留守王倕知其诈，按问，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投机者皆能明白可以借老子和道教升官牟利。明知其奸，而玄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在“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的大判断下，地方官吏仍在哄骗皇上，以厌玄宗之欲。《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二年：“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为先天太皇……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萧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楼观新潭。坚以新船数百艘，扁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陕尉崔成甫着锦半臂，鈌胯绿衫而裼之，红袹首，居前船唱《得宝歌》，使美妇百人盛饰而和之，连樯数里；坚跪进诸郡轻货，仍上百牙盘食。上置宴，竟日而罢，观者山积。”所谓《得宝歌》，据胡注：“先提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成甫乃更《纥体歌》为《得宝弘农野》，歌曰：‘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邪？潭里舟船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其俚又甚焉。”
时风如此，李白是以真道士，还是沉溺道教的方外隐士，甚或是假道士入京供奉翰林，当年会有人去追问吗？如以李白两入长安计，李白第一次煞费苦心想入朝，结果无功而返；天宝元年李白得玉真公主推荐能顺利入京待诏翰林：其遇与不遇，真可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人们总是在回忆中叙述过去，通过回忆的叙述又往往是有目的地选择过去而造成回忆缺陷，伯恩海姆云：“回忆录中每多注重于行为之动机，少叙述事实之处，亦有仅限于动机及感想之记述者。此外则回忆录之用意，在证明作者自身之政治活动或其所属党派之政治活动之合理者，亦屡见不鲜。即使无有此项用意参入于其间，但回忆录既由一己的经验出发，其闻见自有限，偏见处自不能免；且夸耀一己之长，忽于自己之短，此亦人之常情，即此一端，已足发生偏见矣。余如不完全或错误之记忆，亦可杂于其中，则尤为极常见之事。”(12) 从方法论意义上说，本文的写作既是受伯恩海姆观点的启发，也是在印证伯恩海姆的观点。
注释：
① 参见戴伟华《唐代文学综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3—127页。用“道教徒”而不用“道士”称李白，是从实际考虑的，也是袭用李长之先生的用法。实质上李白为道教徒也不能以天宝四载受道箓为界，李白天宝前究道理、炼丹药，齐州高天师授道篆只是给他一个名分而已。至少开元后期李白与胡紫阳高谈混元，受玉诀金书，就炼丹了。罗宗强先生认为李白早在少年时期曾行过人道仪式，且一生中不止一次（参《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见《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530页）。
② 本文所引李白诗文及相关材料均据《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 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92页。
④ 均参《唐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
⑤ 《唐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778页。
⑥ 《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 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第30页。
⑧ 关于李白和道教的关系、和元丹丘等“结神仙交”的情况，可参见李长之《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之轮廓》（《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89页）。
⑨ 戴伟华《唐代文学综论》，第123—127页。
⑩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11)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第195页。
(12) 转引自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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