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地理性聚集考察——以上海出版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世界各国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雷同现象，出版业呈现严重的地理性聚集。例如，伦敦拥有1850个出版企业和7000个学术杂志社；东京拥有全日本4400多家出版社中的3400多家，占全日本出版社总数的78%；美国18%的出版产业从业人员工作居住在纽约市。同时，考察国内出版业发展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1843年至解放初期中国出版业聚集于上海的事实。显然，在出版业聚集现象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经济规律，这种规律导致了出版业聚集的形成和繁荣。本文借助于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产业聚集理论，通过分析上海出版业聚集这一现象来揭示其背后的出版经济规律。
一、上海出版业聚集过程之历史考察
上海出版业聚集形成、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以下阶段。
1843年11月，上海被迫开埠，麦都思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其后，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益智书会、格致书室、广学会等国外教会出版机构先后在上海成立。
1897年夏瑞芳等7人创办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陆费逵等创立中华书局。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中共中央先后在上海建立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店等出版机构。上世纪20年代，一批文化人和出版商创立大东书局、世界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现代书局等50多家中小书店。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集中了大约250家出版社，全国出版物的十之八九是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次聚集形成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业聚集现象有增无减。1946年全市共有出版机构（含书店）258家，到1947年上海比较主要的出版机构尚有70家左右，上海出版业再度呈现生机与盛况。
上海解放初期，出版业的聚集现象达到顶峰。1950年，上海的出版社已增至368家（经营出书约250家），出书5388种，占全国的44%。到1952年8月，上海私营出版业更达到了391家，创造了上海出版业聚集的最高峰。
二、上海出版业聚集成因之理论考察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出版业的地理性聚集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中国近代出版业会聚集于上海，而不是同样租界林立的汉口，或者文化底蕴更深厚的北京？
（一）独特的资源禀赋
产业聚集的形成、发展和变迁本质上是生产资源或生产要素在地理范围内的聚集和再聚集，出版业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看，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技术资源，而当时的上海恰恰具备这一独特的出版资源禀赋。
1.信息资源
出版业从诞生之日起，本质上就与信息、知识密不可分，信息、知识构成了出版的内容。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其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列强的乐土，并带来了各色的“西方文明和思想”，和传统的东方文明和文化相比，本身就带有异质信息、知识的特性，这种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碰撞、融合，萌发了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为上海出版业聚集的形成、繁荣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知识资源。
2.技术资源
现代出版业的形成直接依赖于印刷机械的发明和机械印刷技术的使用、传播。上海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起源于西方传教士办的书馆，这些书馆购置新式铅印、石印设备，形成并促进了机械印刷技术的聚集和传播。
3.劳动力资源
当第一家出版机构，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现以后，引致了对印刷工人、编辑人员乃至作者的大量需求。有资料表明，到1932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职工人数已达4500人，居中国出版界之首位。而上海城市的发展和海派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的职业工人和文化人士，例如，商务印书馆拥有一流的编辑和作者，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如叶圣陶、胡愈之、茅盾、郑振铎、竺可桢、周建人等都在该馆工作过；许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是在商务出版的，如：鲁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怀旧》、老舍的最初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冰心的第一部小说集及诗集等都由商务出版。这种对出版人力资源的大量需求和供给形成了无形的出版专业技能劳动市场，反过来又引致大量的出版机构的出现，促进了上海出版业的进一步聚集。
（二）行业的外部规模经济
马歇尔将规模经济区分为两类：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单个企业内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企业的产出以更大的规模增加，从而使单位产品的成本相应下降；外部规模经济是指整个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会给产业内单个企业带来成本的好处。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是上海出版业聚集的最重要因素。
1.外部规模经济使产业内单个出版企业获取最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中间品
大量的出版企业聚集在上海从事性质相近的编辑、印刷和发行活动，在区域上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劳动需求：作者、编辑人员、印刷工人、书刊零售以及各类管理人员，此外还产生了对纸张、印刷机械等生产中间品的需求。这种地域上的接近性产生的相同需求导致了出版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出现，并足以保证区域内的出版企业得到高品质的中间产品和低成本的劳动力的供给。特别是先期进入的商务印书馆等规模较大的出版企业为后进入的出版企业提供了足够的外部性，如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的供给渠道、书刊批发零售的模式等，从而使后入出版企业获得利益，这种充足的外部性促使更多的出版企业聚集在优势企业的周围，进一步加速了出版业的区域聚集。
2.外部规模经济还引致以无形资产为基础的规模收益递增
外部规模经济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致出版业向上海聚集还体现在聚集所带来的无形资产的影响上。大量出版企业聚集在同一区域，扩大了产业活动的规模，同时创造出一个规模化的需求市场，形成了一种行业内的良性的无形资产，使得区域内的每一个出版企业，不论大小，都能享受这种良性的无形资产带来的好处，即外部规模经济。
20世纪30年代，随着南京路繁华商业街的形成，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一段）成了上海书业的中心，聚集了广益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19家出版机构。在福州路上，有开明书店、现代书局、大东书局、生活书店等30多家出版机构，形成了所谓的上海文化街。虽然众多的出版企业聚集在上海文化街，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但由于上海文化街在出版业乃至文化界的极大影响，创造出的需求市场也很大，充足的需求市场给区域内企业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远远超出了相互竞争的负面效应。
（三）知识或技术外溢
马歇尔认为技术或知识外溢是产业聚集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专业分工所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又加速了知识积累和生产效率的进展，有利于聚集在同一区域的行业内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边干边学，有利于一些新的行业技术和新的知识在相近的同类企业间传播。这样，新思想、新主意的传播、应用或技术外溢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的地理性聚集。
在上海出版业聚集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新思想、新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或技术外溢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商务印书馆。首先，商务印书馆十分注意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利用，民国时期中国几乎所有的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都由商务印书馆率先引进，然后才被印刷界逐渐传播、推广。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事业的新纪元。其次，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思想、企业组织、经营管理模式被模仿、复制。例如，成立于1912年1月1日的中华书局，其创办人陆费逵曾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的企业组织形式基本上和商务印书馆雷同，其出版业务也始于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
（四）企业家精神
影响产业聚集形成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制度是一系列的规则，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社会习惯、价值观念等，其中的企业家精神等非正式制度对产业聚集起的作用较大。
上海出版界不乏思想活跃、见解独到的编辑家、出版家，同时，也活跃着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能大胆创新出版企业新组织、并能持续使之盈利的出版企业家，这种出版企业家精神保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上海核心出版企业的持续发展、壮大，使得出版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充分展开，为其它出版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树立了模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出版业在上海聚集的形成和繁荣。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张元济的出版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商务印书馆仅仅出版了16种外语读物，1902年，张元济受邀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时值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各类新式学堂缺乏适应新学制的新式教科书，张元济以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作风及时调整出版业务的方向，推动商务印书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编订自成体系的教科丛书，辛亥以前，商务共出版课本375种，商务发行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业务量大增，利润急剧上升，为新馆的建设和企业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二是革新出版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精神，夏瑞芳被刺后，商务印书馆原有的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平行机制难以协调运作，商务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紊乱之中。张元济接受陈叔通建议，于1915年10月设立总务处，以协调三所。总务处的职责是定期召集总经理、经理及三所所长开会，讨论决定公司大事、协调三所关系和制订规章制度。它的设立，改变了以前三所各自为政的局面，标志着一个集中的、分层次的管理体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三所的协作和整个公司各种业务的顺利运作。商务一处三所的企业组织形式为上海出版企业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三是有容乃大、广纳百川的人才观，张元济对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不同的学术流派采取宽容的态度和对话的精神，在张元济等人的努力下，商务编译所人才荟萃，群贤毕至。这些人才来自不同的领域，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张元济始终本着宽容的文化态度和对话沟通的精神，与他们和平共处，共同推动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商务印书馆注重出版物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严谨编辑风格。
综上所述，出版产业聚集是出版业发展过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只要给定相应的条件，这种依靠市场机制形成的出版产业地理性集中就会发生。近年来，数以千计的文化工作室、文化传播公司等潜出版企业以及大量的民营书店向北京聚集，也正是这种出版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现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