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人生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实现人生幸福目标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十分注重修养及教育方法，并有其明显的特色，如突出主体作用，注重实践，强调道德践履等，可以为我们探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其明显的价值意义，有效地借鉴这些，有利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一、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形成，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
目前，我国社会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不仅使生产力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而且将使人们的精神面貌获得重大改观。它使商品生产者以独立、自主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出现，从而使人的自由得到发展，个性得到解放。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给人们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权利与义务均等的内涵，有助于增强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平等观和责任感；商品生产中的利益原则能够焕发人们的奋发精神和创造精神；同时，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人们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同时又是一场人文革命，它不仅带来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现代化。
但是，还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又是一种自发的盲目的力量。商品生产以物质需求和利润为追逐对象，它具有无限扩张和强力渗透的本性，这种本性力图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移到商品化的轨道上来，乃至人的价值也往往由物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促使人们过分关注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以人文精神加以引导和制约，商品生产的逐利原则就会导致人的物欲宣泄，使金钱拜物教盛行，商品生产者的人格独立性就会蜕变为极端个人主义，经济生活的等价交换原则也将演变为金钱交换良知、利益交换人格等现象。这样，人只能沦为经济动物和金钱信徒，生活呈现给人们的仅仅是由物质欲望和感性刺激构成的平板画面，而超越于物质满足之上的由人的自由、理想、情感、情操所构成的立体美景将不复存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也将离我们越来越远。
因此，为了减轻和避免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遏制并消除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负面影响开始蔓延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加强人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培育人文精神，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重的人文精神，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提倡德治，可以为现代人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若干方面的深刻启迪。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自我完善，反对人为物累，追求超凡入圣的人生境界。儒家认为完美的人生是在天人合一中实现的。儒家提倡君子“志于道”，道家主张圣人“合于道”，前者所谓“道”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最高真理，后者所谓“道”是人和世界的形而上学根据，尽管二者含义有所不同，但都是超越世俗功利价值的终极目标。儒家视“道”高于生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因此他提倡“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为了崇高道义连生命都可以舍弃，更遑论有限的财富。孔于还说：“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告诫人们“贫贱不能移”。道家主张，真正的幸福不是世俗人们所追求的感官声色的愉快享受，而是精神上不为任何外物所奴役的绝对自由境界。老于告诫人们：“其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拿。”（《老于》八十一章）庄子更是把个体的自由发展放到生命价值的首要位置，力图通过“心斋”和“坐忘”，达到对人世的利害、得失、祸福不容于心的超越，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他说：“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堕肢体黜聪明，高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把追求人生理想的艰苦努力过程审美化，提倡以苦为乐。’儒家以致力于仁道为最大乐趣，孔子自言在个人道德修养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要求人们好仁乐仁。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悦，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称赞他的得意弟子颜回：“一掸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主张人要以实现大道为己任，做艰苦的努力，发挥良知良能，进入与天道合一的境界，从而感受到人生的最大乐趣，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宋儒张载更进一步发挥儒家的道德理想，表达了崇高的苦乐观和不朽观：“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立法于成也。存，吾顺世；没，吾宁也。”（《正蒙·乾称》）把贫贱忧患视为磨练意志从而实现完美人生的必要条件。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苦乐观，则更真切地把握了儒家人生观的内在精髓。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不否认人的感性需要和情感满足，但主张把情感欲望与理性精神统一起来，或对功利价值进行扬弃。儒家肯定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合理性，但认为人的性情只有符合社会伦理才是美的，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孔子对《诗经》中表现男女之爱的诗不加删除，反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说明人的正常心理欲求可以化为诗的美感，其因在于思想纯正。孟子主张，饮食男女等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的正当欲望，但要做到“富贵不能淫”。他认为味、声、色等能给人以感官愉快，但同时更强调仁义礼智可以诉之于心灵的美好感受。道家反对放纵物欲而玷污纯洁的人性，老子提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并认为“难得之货，令人行访”（《老子》十二章），庄子主张“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证明道家反对人被物所支配。但道家却不主张对外物采取抛弃的态度，而是主张正确地处理人与外物的关系，就是要“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也就是说既不抛弃物，又不为物所支配，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扬弃，获得人的自由，达到精神上的愉快，实现人生价值。
从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形成和艺术人生的实现，主张超越功利的制约，正确地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使人呈现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同时，传统文化又主张正确的义利统一，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抵制和克服的作用。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把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自主意识、进取精神同远大的人生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培育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要求的人生理想和人文精神，从而实现经济的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的统一。这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虽不完全相同，但有相一致的地方，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大有裨益。
二、传统文化的人生态度以乐观主义人生哲学为基础，提倡自主精神，有利于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市场经济是富有效率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经济形式，它以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为前提，以竞争性为其保持活力的内在灵魂。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不仅意味着市场主体完全根据自己对价值规律的把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且培养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创造意识；市场的竞争规律不仅调节着商品价格的形成，刺激和推动着价值增殖，从而达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它打破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观念和小生产平均主义的美梦，培养了人们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需要有更旺盛的生命力、更坚定的意志、更强烈的进取心，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人生，特别在儒家思想中，处处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它崇尚自强不息，赞美生无所息的生命运动所体现的阳刚之美；推崇刚健有为，提倡独立于世、奋发有为的人格之美，这对于培养现代人独立自主、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它一开始就充分自觉和明确地从人内在的自我完善的要求出发，而不是从宗教神学的外在要求去考察人生追求，即它认为人完全可以靠自身善性和能力的充分发挥不断自我超越。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
首先，儒家认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完全在于自身努力，只要不懈发挥自己本有的良知良能，就可以克服自身的不足和外在的障碍，达到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境界。孔于所说的“为仁为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虽是就道德自我完善而言，但由此所表现出的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人生追求这一人生态度来说，则不仅限于道德生活领域，而是对整个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孟子更是从发挥人的主体意识这一点出发，提出“反身而诚”和“尽心、尽性”的要求，认为人们只要自觉发掘内心“仁义礼智”的本性，并加以养育、扩充和发散，形成充满阳刚之美的大丈夫气概和刚毅超拔的品格，就能自我把握，独立于世，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种强调主体意识的人生态度，正为我们今天这个提倡自主精神的社会所需要。
其次，儒家的人生观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生观。它以其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为基础，把在现实人生中辅助生命运行辅助万物化育，从而获得自我有限生命的无限生发和扩展作为崇高追求。所以，儒家思想富于生命创造意识，凸显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刚健进取、生有所为的精神、一直体现在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孔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孟子特别重视人格主体坚忍不拔的情感和意志，提出“存心”和“养气”说，要求人们通过心理训练和生理训练相结合培养刚强、宏大的“浩然之气”，形成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巨大力量，体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他还认为，人的崇高志向往往是在极端困难的人生处境中得以培养和激励的，因此不可自暴自弃，而是把不幸的境遇视为天对人的造就，要以大丈夫的坚强意志和情感去迎击人生的挑战，实现人生的抱负。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孟学说中的创造精神并光大之，形成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宋代朱熹和明代王阳明等视生命不息和日益更新为“仁”的运行，并在这种生命的创化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情感享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命创造意识，王阳明提倡焕发人的蓬勃朝气，乐观地做人，主动地做事，实现自由自在的美好人生。
当代社会，竞争十分激烈，自主精神和竞争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为适应这样一种充满竞争活力的社会生活，人们需要培养自主精神和竞争意识。继承和发扬儒家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对于克服惰性、僵化、消沉等不良心态，培养健康的竞争意识，造就一个有生机的社会，都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自然，培养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培养健康的自主精神和竞争意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三、传统文化在道德修养上，肯定主体自觉，强调道德践履，值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不仅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还要加强法制建设，更要加强道德建设。正如江泽民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在道德建设方面，要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转化为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良心，一方面要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靠道德修养，要靠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修养的合理内核，确有其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修养思想有三大特色。
首先，肯定主体自觉，尊重人格价值。强调向内扩充人性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成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修养可能，从而树立自信心，开启道德的自觉意识，发挥修养个体改过迁善，成就“内圣”的自觉能动性；在具体的修养过程中，无论是儒学的“心斋”和“坐忘”，还是禅宗的“顿悟”，都认为要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无需外在的拯救，只需要内心的自觉和觉悟，就可以修炼成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途之人皆可以为禹”，到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肯定主体自觉，树立主体自信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传统文化肯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还与尊重人格价值相关联，即以人为本，人是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荀子也说人“最为天下贵”。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高于一切，所以种种修养都必须注重人格的完善、人生价值的实现，都必须把人生修养与担当道义联系在一起。
其次，传统道德修养思想注重修养实践，强调道德践履。一个人仅仅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并不算有修养，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算真正有修养。“履，德之基也。”（《周易·系辞下》）荀子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朱熹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也。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朱子语类》）这些论述，都是强调耍把道德伦理、道德意识见之于道德践履中。在行知关系中特别强调行知的辩证统一，并把“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以其“知行合一”的思想，突出“躬行”的态度，反对在道德修养上“茫茫荡荡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的态度，体现出传统道德修养论中勉励践履躬行的良苦用心。传统文化注重道德践履，还特别强调实际修养过程中的“重上磨炼”。所谓“重上磨炼”，就是在艰难困顿中体现道德精神、锻炼人格素质。孔子教人在具体事务中锻炼才干，磨炼意志。孟子认为实际事务甚至痛苦境地的磨炼是人担当大任的先决条件。“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宋明理学提倡“极高明而道中庸”，更把事上磨炼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王阳明说：“人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王阳明全集》卷——《传习录上》）传统文化认为，事上磨炼比书本所得更真实、更深切，事上磨炼既做了实事，又能在其中体验人生，增进修养。
再次，传统文化更重视修养程序，讲究操作方法。提出了立志、存养、克治、力行等一系列修养方法，而且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如在“克治”中就有慎独、自省、改过等不同的具体方法。慎独是指一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要谨慎地注意自己的内心和行为，防止有违背道德的思想或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中庸》中说“君子慎其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强调君子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自己言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慎独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修养方法，它体现了严格要求自己的道德自律精神。自省是指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曾参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于也说过“内自省”，孟子则提出“反求诸己”的思想。自省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自我批评，是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一个重要的修养方法。要求人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辨察自我意识和言行中的善恶是非，严于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过错。改过是指改正错误和过失。一个人有了错误，就应当努力改正。《尚书》中说“改过不吝”。《周易》中说“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左传》中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则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有错要改，知过必改，欢迎别人批评自我的过错，不仅是我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修养方法，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重要美德。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方法很多地方都需要在今天发扬光大。肯定主体自觉，尊重人格价值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主意识、自主精神是一致的。强调道德践履，而今依然能够启发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境界。事上磨炼的修养方法，对于身处科技发达、资讯神速、交往频繁、文化生活日新月异时代的现代人来说，能够指导我们在现实生活的大潮中去实践、磨炼，去寻找、获取精神生活启示和道德生活体验。至于如“慎独”、“自省”、“改过”等具体方法，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在今天仍然不失为可贵的修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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