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本：性别视角下的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2)06－0048－07
1 引言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和地位变化的现象，是个体或群体从一个阶级、阶层和职业向另外一个阶级、阶层和职业转变的过程，其反映社会结构的动态改变过程。教育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技术更新、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进入国家政权系统或专业技术领域、实现社会经济地位转变的必要途径。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已经是密不可分。不同的教育层次使劳动力市场分成相应的领域，劳动力市场的用人标准也往往以学历制定。
鉴于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机制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学和社会学感兴趣的研究命题。尤其是在目前高等教育扩张、社会分化加剧的社会现实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理解也更为复杂和多元。一方面，对不同群体的人，教育对其社会流动的影响存有差异；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人力资本信号，其对个人机遇的推动却依赖与外部因素(比如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宏观劳动力市场环境、就业制度以及来自劳动力需求方的区别对待等)的交织与契合，此时，高等教育不再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充分条件。因此，在制度区隔多元化和个人资本异质化的双重背景下，研究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应因人而异，应纳入更多因素，其中，社会资本和社会性别制度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Portes,1998)。毋庸置疑，社会资本无论对教育机会，还是对个人社会流动，都非常重要(Bian,1997)。个人将社会资本用于社会流动的过程，但社会资本对男性和女性获得社会流动的支持途径和作用程度存有差异，从而影响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那么，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男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模式及程度存在何种差别？这就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2 文献综述
虽然学界对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并未完全取得共识，但是学者们也都基本认同高等教育是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和重要途径(胡振京，2009；李淼、王岩，2010)。即便是在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逐渐步入大众化阶段，其与个体社会流动的关系趋于松散化的今天，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相对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相对公平的社会竞争机制，在个体社会流动中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向冠春、刘娜，2011)。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其对个体“起点”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充分体现出来(胡振京，2009)。这里，我们定义的“起点”社会流动实际上是指个体代内流动的“起点”，是一个人一生中社会地位升降的“起点”。在现代社会，通常也就是个体完成学校教育，通过就业进入职场而发生的社会流动。换言之，从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中就能一窥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这种“起点”社会流动的影响要远剧烈于其他的个体代内流动，对其进行研究也更有代表性。
在对大学生就业所进行的诸多研究中，求职就业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又成为学者的关注热点。相关研究认为当前女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在我国已经呈现显性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长期存在且有增无减的严峻现实(戴明清、王克黎，2002；石春燕，2005；蔡昌淼，2007)。有学者甚至总结出，相对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更突出表现为高就业成本、高期望值、高依赖性的“三高”和低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低收入的“三低”特点(胡莹、商虹，2009)。在对现状进行总结的同时，不少学者也从客观原因(外在因素)和主观原因(内在因素)等方面剖析了妨碍女大学生就业的各种体制机制，进而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黄海群，2008；朱以财，2010)。
在分析大学生求职就业性别差异的既有实证研究中，视角往往更多地集中于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性别差异方面。文东茅(2005)通过对1998年和2003年两次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分析，总结出女大学生在学习成绩排名、英语学习水平以及毕业能否升学等诸多反映高等教育学业状况指标上均优于男大学生。岳昌君在其对高等教育与就业性别比较的实证研究中也揭示出大学生人力资本存量的性别差异，他认为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表现出“一好二少三低”的特点，这里的“一好”指的就是女大学生的学业表现要更好(岳昌君，2010)。这些研究基本都认为人力资本在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作用具有性别差异，较之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在人力资本存量上并不亚于男大学生。而针对在人力资本存量上具有优势的女大学生却没有在求职就业中相应地获得优势，学者一般将其归因于就业市场仍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
人力资本存量上的差异显然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求职就业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在人力资本存量差异之外，求职者显然还存在着社会资本存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容小觑。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就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个人的求职行为，一如其他经济行动，是深深‘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而绝非经济学所假设的依赖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因此，有更多的学者开始探究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人力资本状况之外的社会资本状况，社会资本的视角也成为大学生求职就业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视角。这些研究注重分析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以及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钟云华、应若平，2006；马帅旭，2011)。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侧重于理论分析，其不足主要在于实证的研究方法没有得到良好的运用，而且缺乏对大学生社会资本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根据“中国教育长期追踪调查”(CEPS)于2010年对北京15所高校2006级(时年大四)本科学生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从求职就业的行为、结果等诸方面对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呈现当前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求职就业时普遍关注的领域、采取的渠道和使用的方式等信息。由于近年来对大学生求职就业人力资本的性别差异已有相当多的关注，本研究的分析重点将放在大学生求职就业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这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大学生求职就业的供需现状有一个更为全面充分的认识。
3 数据及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常规调查项目“中国教育长期追踪调查”(CEPS)。该调查利用北京市教委提供的北京市行政范围内所有教育部直属、其他中央部委或北京市所属非民办大学中的2006级和2008级全日制本科生学籍数据库作为抽样框，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的方法抽取5100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并于2009至2011年连续三年开展了个人追踪调查。
调查共获得2006级在校大学生2056名，其中，男大学生1058名，女大学生998名。表1的统计数据显示，受访的男女大学生在生源地、户口类型等基本个人特征和班级排名、就读专业等人力资本特征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生源地来自北京和户口类型为非农的女大学生所占比重均高于男大学生。对于人力资本特征，女大学生的平均班级排名更为靠前，波动也更小。大多数(69％)男大学生在理学、工学和医学等专业就读，而女大学生聚集于社会科学类(38％)，以及人文科学类专业。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专业结构上的差异在引致大学生人力资本的结构性差异的同时，也会造成社会资本的差异。
4 实证分析
4.1 大学生求职性别差异
大学生求职结果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临近毕业时，62％的男大学生(除考研出国外)已经确定工作，比女大学生高出4个百分点。在已经确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无论是在就业单位类型还是职业分布上，男女均存在明显差别。男大学生进入央企以及其他国有/集体企业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女大学生，这类企业普遍福利待遇较高、工作更为稳定；而女大学生进入民营企业(三分之一)以及外资合资企业的比例则相对较高。从职业类型上来看，女大学生聚集于一般办事员、新闻文艺和体育工作者及教学人员等职业类型，而男大学生选择研究/开发人员、技术工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等技术、管理性岗位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就业单位及职业的差别直接导致男女大学生就业薪资的差别：男大学生平均起薪为2506元，比女大学生高出270元。
4.2 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作用的性别差异
4.2.1 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使用渠道差异
本文所定义的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的社会资本不但包含先赋性社会资本，也包含自致性社会资本。先赋性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血缘、遗传等先天性因素，其与自身亲属规模密切相关，存量不易改变；自致性社会资本更多依赖于自身努力以及各种类型的投资等后天性因素，这与自身非亲属规模关系密切，而其存量也可随自身社会网络的扩张而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较之西方社会，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中的内容和形式显得更为复杂，地位和意义也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制度场的构建尚不完善，差序格局依旧发挥支配作用的当今社会，在求职就业中，社会资本的开发和利用也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更不例外。
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社会资本的运用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比起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运用社会资本频度更高，男大学生通过正式化渠道获得就业机会的比例远高于女大学生，而女大学生更有可能动用自身的社会资本，依赖社会人情网络这种非正式求职渠道的作用更为突出，一些正式求职渠道的作用反倒被削弱。
图1 分性别大学生就业单位类型比较
图2 分性别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使用渠道比较(％)
此外，我们通过分性别分析大学生获得现有工作采用不同渠道的差异能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男大学生使用“公共社会资本”获取工作机会的比例远高于女大学生，而女大学生就业支持渠道相对局限于“私人社会资本”。对于男大学生而言，“专门面向毕业生的招聘会”是其获得现有工作人数最多的求职渠道，高出女大学生13个百分点；而对于女大学生而言，“家长、师长或朋友私人介绍”是其获得现有工作人数最多的求职渠道，高出男大学生5个百分点。而关于获得现有工作过程中是否获得他人的帮忙这个问题，选择有人帮过忙的女大学生所占比重为42.99％，高过同类男大学生所占比重36.68％超过6.3个百分点。这就反映出在求职就业市场上，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借助非正式手段获得相关职位，从而减小求职的难度和阻力。
4.2.2 不同社会资本类型对男女大学生就业影响的差异
男女学生在就业时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之所以存在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女大学生受到性别歧视等的心理暗示，在求职的心理认知上不具备男大学生的心理优势，更倾向于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来获得就业岗位。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在社会资本存量及结构上存有差异。那么，先赋性社会资本和自致性资本在对男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作用上究竟存在何种差别？
对于先赋性社会资本，本文选用的衡量指标为父亲职业类型、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父亲平均月收入。一个人的职业、收入以及其受教育程度对其所处社会分层与社会网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职业类型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代表着子女先赋性社会资本存量的水平。自致性社会资本不但指个人建立、积累及拓展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还包括动用有关社会资本的能力。对此，本研究选用的指标为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参加实习经历等。
在表2中，就父亲职业类型这一先赋性社会资本特征来看，随着父亲职业类型从初级劳动人员(这里主要是指农民和产业工人)到管理人员这一职业层次的逐步提升，男女大学生的就业率却大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女大学生下降得更快也更低，男女之间就业比例的差距也随之扩大。一般来说，对于父亲职业层次更有优势的大学生而言，其先赋性社会资本存量通常也会更高，然而他们的就业率并没有随之升高，这主要是由于其在职业选择中获得家庭背景的支撑而显得更为从容，其对这一社会资本存量的开发和利用也暂时较为有限，女大学生对这种家庭背景的依赖更为突出。
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性别差异也进一步印证上述论断。男大学生的就业率会随其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而提升。女大学生的这种提升则是有限度的，甚至在超出这一限度之后，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就业水平却有所下降。父亲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代表大学生更高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存量，其对大学生求职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当父亲受教育程度高过某一水平，在找寻更高层次的工作时，家庭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就开始减弱，男女差距更为显著。
对于政治面貌这一自致性社会资本特征可以发现，求职的大学生中，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就业率水平差异不大。但是相对于普通群众而言，这两类政治面貌没有对男大学生求职就业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女大学生求职就业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担任学生干部经历和参加实习经历，具备这两种经历对女大学生求职就业的促进作用都要比男大学生显著得多。科尔曼曾经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科尔曼，1999)。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两类政治面貌以及学生干部经历、实习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维护与发展，大学生可以由此获得相对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具有这些社会资本存量的女大学生可以在与同性大学生的求职就业竞争中获取一定优势。
自致性社会资本对女大学生求职就业的作用更为显著，不在于其在女大学生中更为稀有，相反采用t检验对自致性社会资本特征指标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男女大学生在学生干部经历(t统计量的值为－2.4271，P值为0.0076)、参加实习经历(t统计量的值为9.7680，P值为0.0000)具有显著差异，在政治面貌(t统计量的值为1.9058，P值为0.0567)方面不具有显著差异，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在这些自致性社会资本特征指标上具有优势。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于这些自致性社会资本特征的各个指标而言，女大学生在各水平下的就业率普遍都低于男大学生。换言之，这种自致性社会资本特征的优势也仅仅是潜在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女大学生求职就业相对于男大学生的现实优势，也没有弥补女大学生求职就业相对于男大学生的“性别劣势”。
5 结论与讨论
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存量水平的高低正是大学生求职就业的竞争力所在。其中，社会资本存量及使用程度正是我们对大学生求职就业差异进行探究的切入点。大学生群体虽然在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相较于就业市场中的其他人口队列，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非常相近。因此，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非常相近、差别并不显著的群体①而言，社会资本存量水平高低以及其开发利用在大学生的求职就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研究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本文发现女大学生潜在的社会资本存量并不低于男大学生，她们对于这些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并不弱于男大学生。但为什么社会资本存量上这种的“女不弱于男”却换来求职就业之中的“男远胜于女”？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女大学生对潜在社会资本的使用渠道和效益不如男大学生。这其中存在的女大学生主观原因当然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并没有为女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有效使用社会资本创造外部环境。社会为大学生就业提供的公共社会资本渠道主要是提供信息来源、促进供需双方实现匹配。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大学生却难以通过公共社会资本方式实现就业，只能诉诸私人社会资本，通过个人额外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机会。这说明公共社会资本(例如招聘会、学校政府组织的招聘等)并未能在传递信息、润滑供需的同时，纠正来自雇主的性别区别对待，女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也难以受益，而逐渐形成了对私人社会资本的高度依赖，以此来提升自身在求职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这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旦形成了对私人社会资本的高度依赖，女大学生也会更加注重积累和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从这个角度理解，女大学生相较于男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存量优势其实是其公共社会资本缺失的无奈之举。
社会发展时至今天，仍然无法在就业市场中完全破除“男女有别”的性别“桎梏”。长期以来，我们对就业市场中受教育层次较低的女性弱势群体社会资本支持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对受教育层次相对较高的女大学生群体却有所忽视。但事实上，或者是由于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或者是基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就业市场上，女大学生求职就业还是面临着男大学生所不具备的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使得女大学生所具备的人力资本存量得不到完全承认，而其社会资本存量更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例如，社会对于同样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男女大学生的认知中，对前者肯定褒扬的成分为主，而对后者却是质疑否定的成分居多。
身处就业劣势地位，女大学生往往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以促进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但事实上这并不是打开问题症结的关键。唯有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破除“男女有别”的制度性歧视，给予女大学生求职就业更多的社会支持，才能打开问题症结，实现科学发展。
收稿日期：2012－06－14；修订日期：2012－10－17
注释：
①虽然人力资本存量在大学生群体中差别相对较小，但是专业类型和高校类型仍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对其求职就业的结果产生影响，这一点同样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