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国际秩序的演进
孙兴杰 鲁 宸
摘 要：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互联互通不仅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也具有国际关系的本体论的含义。互联互通深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是国际关系演变的动力。互联互通构建了“天-地-人”的互动网络，其广度、深度和密度界定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及其交往方式。互联互通塑造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推动了政治空间的革命，也改变了国际秩序。互联互通可以分为功能型和价值型两个类型，功能型的互联互通依赖于交通和通讯技术，“消灭”了距离，“压缩”了空间，扩大了国际体系的容量；价值型的互联互通增强了人心交流、宽容与理解。互联互通实现了国际关系从结构向过程的转变，互联互通建立了多层次的“人类之网”，互动交流使人类之网密集化、包容化，最终迈向“全球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互联互通；“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以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形成区域大合作a 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年9月8日）。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提出，“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b 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2014年11月8日）。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强调，“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c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4月25日）。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中也从“五通”总结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丝路精神”：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d 习近平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2017年5月14日）。 “一带一路”倡议从区域合作的政策倡议变成了全球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历史事业，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实质就是互联互通，不仅是实践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更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五通”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更展示了互联互通在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活力。本文拟从互联互通与国际秩序演进的角度探讨互联互通的历史基础与理论内涵，互联互通带来了一种范式的转变。互联互通不仅决定了国际体系中的单位的形态，也决定了国际体系的运转方式和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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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的历史就是一个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画家的欣赏与憧憬。那技近于道的艺术让人叹为观止，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等数不胜数的旷世名画。
1 互联互通的理论意涵
美国作家比尔·波特在《丝绸之路》的开篇这么描写：人类从直立行走的那天起，邻里之间、部落之间就开始互相走动，时间一长，人们走出来一条条的小路。然后，他们又发明了轮子，驯服动物，于是，新型交通工具出现，小路随之变成大路。古罗马的亚壁古道和洛杉矶的交叉高速公路成为人类修建大路的经典之作。然而，前任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条大路，那就是一条更老、更长、也离我们更远的路——丝绸之路（波特，2013［1］）。“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中国游历并且写出了成名作《中国》。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本书也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框架。在旅行日记中，他写道，“中国经北路跟俄国、经南路跟土耳其斯坦有着重要贸易往来。主要贸易品是苏州的丝绸，湖北、湖南等地的茶叶，还有糖（李希霍芬，2016［2］）。”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通道，包括一南一北两条线路，“丝绸之路”本身就是相互联系与互动的代名词。
1)市内电源方面，相继建成了外高桥、宝钢、吴泾、化工区、漕泾、石洞口等一批超超临界煤机和闸北、石洞口、临港、崇明等一批燃机项目。基本形成了五大发电基地和若干个调峰与热电联产电厂相互配合的电源格局。
互联互通，这个概念最初是用于电信网络领域，是指运营商的网络与不在该网络的设备或设施之间的物理链路。它包括设备间的互联以及网络间的互联，互联互通也是“政府实施电信监管的焦点和难点”，存在着拖而不联、通而不畅等问题（唐守廉和季婷，2004［3］）。互联互通是电信网络的关键，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作为一个概念的“互联互通”具备了扩展性和更强的解释力。
2013年5月10日中午时段，东营天气晴朗，无云，气温32℃，使用数字万用表的电流量程测量太阳能电池组对电动车蓄电池组的充电电流，测试数据见表2。
互联互通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能够在众多生物竞争中胜出的根本原因。马修·利伯曼的研究表明，“当我们的社会连接（social connection)受到威胁时，经过进化的大脑马上就能以体验身体疼痛的方式体验这些威胁。通过激活特定的神经回路，大脑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肉体上的疼痛，而社会痛苦激活也是同样的神经回路”（利伯曼，2016［7］）。人天生就是社交的动物，如果至关重要的社会联系断裂之后，比如丧失至亲，其痛苦不仅是心理的，同样是生理的。在社交的过程中，语言产生了，而人类语言的交流多半都是“闲聊”，因此，社交和交流就是人的天性。“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获得了以生命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交换和交流新信息的能力。这一革命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发现了规模经济的成就：一同工作的我们，付出同等的个人努力，能够获得更多的成果”（韦斯特，2018［8］）。反过来，语言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合作的智慧结晶。在激烈的生物竞争过程中，人类攀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依靠的并不是人的生理特长，而是集体的智慧，而所谓的“集体”意味共存与合作，自私的基因并不妨碍人类的合作，因为合作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存竞争中形成的策略。“人类之所以成为我们这样的合作性物种，是因为在实行合作的群体中，合作对其成员极为有利。我们可以建立社会制度，以便最小化那些拥有社会偏好的成员在与同群体成员的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并且加强社会偏好带来的高水平合作所造成的群体层面的优势。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扩散，是因为采纳它们的群体能够确保高水平的群体内合作，而这种合作反过来有助于群体在面对环境、军事和其他类型的挑战时，能够作为一个生物学和文化实体而存在。（鲍尔斯和金迪斯，2015［9］）”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一种区域性贸易形式“库拉”，在西太平洋的小岛之间形成了一个库拉圈，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臂镯和项链，在每个岛和每个村落里都有少数男人参与其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收到这些物品，保留一段时间之后就传给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长期占有一件物品，库拉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其规则就是“一次在库拉，终身在库拉”。臂镯和项链只是“炫耀性”的物品，部落或者村落的首领通过这些物品增加自己权威，而这些物品的流动也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礼物的形式进行，其中伴随着非常多的仪式。“库拉是礼仪性礼物的赠予，受赠者必须在一段时间里赠送等价的回礼，可能是几个小时之后，甚至是几分钟之后，有时赠送和回赠之间可能相隔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马林诺夫斯基，2016［28］）。”我们看到，库拉形成了一个范围比较广、多层次、复杂的互联互通的共同体。“归根结底便是混融。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其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莫斯，2016［29］）。
交通通讯技术的革新大大拓展国际体系的广度，增加了密度，但国际体系中主导单位的边界依然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族群、宗教、部落的边界依然强固，身份政治在一个既广且密的国际体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并非身份政治再度崛起，而是说国际体系的广度和密度的扩展速度要远远快于深度，所谓的深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宽容与亲密程度，也就是人心的交流。
边界的出现带来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也是部落等小型共同体的萌发，而多元共同体共存的事实表明边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边界的稳定性只在很少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或战略条件，它是它所分开的共同体相互间关系的结果”（阿隆，2013［14］）。边界并不意味着隔绝，而是界定了互联互通，只有尊重和承认边界内外的“彼此”才存在交往，“社会权力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交往，因为它可以维系人们之间的合作。交往使得众多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还使得人们将自身最擅长的技能专业化（麦克尼尔和麦克尼尔，2011［15］）”。极端的“文化扩散论”就认为，“全世界的文明都来自一个源头。在建造人类最伟大成就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并因此而创建了其基本体”（史密斯，2017［16］）。造纸、冶铁、车轮等影响人类进程的发明并非重复发明，而是逐渐扩散。在陆地上，“贝加尔湖向西，经过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直到乌克兰的中央欧亚草原之道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开通，游牧民族经由这条草原之道向西方迁徙。像这样的游牧民族西移，在之后的各个时代中也不断发生”（冈田英弘，2016［17］）。欧亚大草原就是东西两端互联互通的通道，也构成了文明传播和演进的主轴线，“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的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传播发挥了作用”（戴蒙德，2006［18］）。在海上，1492年的大航海运动开启了跨洋交流的大幕，“先前分开了的人群恢复了联系，且这种联系将世界带到了一个关节点上，即地球上的每个人几乎都适应于一个联系、沟通、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网络”（阿梅斯托，2013［19］）。互联互通实现了不同地区、人群、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塑造了新的文明形态，朝着全球文明的方向迈进。“我们面对的这个新的世界正经历持久、深刻的变革：各种边界重叠交织在一起，各个文明的轨迹持续不断、无可避免地啮合在一起，令文明边界模糊不清、从前相互独立地历史不再存在，这样一来，若人们希望超越各个独立、‘纯粹’的文明看待历史进程，比较文明史就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难题”（本特利，2010［20］）。
2 互动网络与时空变革
就外商投资流向区域而言，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珠三角、长三角一带。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实际外资吸收额约占总外资的87%，中部地区约占10%，西部地区仅占 3%。其中长三角区域约占44.5%。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收纳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虽有所提升，但仍仅占外商在我国实际投资金额的4.3%。
互联互通的程度形成了边界，但是在一个互联互通程度越来越高的空间中，边界却越来愈模糊，体系与单位之间近乎相互转换。我们在一般的平面地图上看到的是不同国家的拼图，同时每个国家的边界都是非常清晰的（除有领土边界争议的之外）。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世界，全球1.5%的土地面积生活着六分之一的全球人口，创造了世界50%的GDP，从互联互通的角度而言，国家只是最重要的单位之一，而城市是互联互通最为重要的节点。“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城市化和人口增长”（麦克尼尔和麦克尼尔，2011［15］）。帕拉格认为，“最稳定的单位、最稳固的单元以及最强大的影响力的来源，以五个C来表示，国家（countries)、城市（cities)、国家联盟（commonwealth）、社区（communities）和企业（companies）”（康纳，2016［11］）。互联互通构建了多层次、多功能、立体化的开放互动体系，建立了复合式的人类之网。
人类定居之后形成了无数个小型共同体，在几千年时间里，人与空间的关系是比较固定的，形成了族群的意识和边界。“作为族群的同一组织成员，另一人的认同暗示着评价和判断的标志是一致的。因此这种认同还必须包括一个假设，即他们两个人基本上‘玩的是同一种游戏’，这也意味着他们两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可能多元化和扩展至最终覆盖了活动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作为陌生者、作为另一族群的成员的二元化的他者则意味着对共同理解的认可是有限制的，在价值观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差异，有可能具有的共同理解和共同兴趣的互动方面存在约束”（巴斯，2014［27］）。共同体代表着一种身份的认同，同时伴随着复杂的仪式，进而形成比较亲密的关系。
互动能力界定了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马的驯化、马镫的发明、帆船的使用、蒸汽动力的开发、电磁学的进展都极大的提高了互动能力，改变了人与空间的关系，这也是地缘政治空间的革命，从陆权到海权，从天空到太空，再到互联网空间，现在则是一个多重空间混合的复合型空间。互联互通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密度，重新塑造了传统的行为体（比如国家），制造了更多元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非政府组织等）。
互联互通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人在空间中的移动，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经过上万年的扩撒，人类覆盖了地球的表面。即便在交通工具比较落后时，人类利用自然能和体力实现了广度上的扩张。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与农业革命和之后工业革命不同的是，在采取物质和能量方面，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并没有带来重大突破，因为所有社会依然还在使用可再生的太阳能。这次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把所有现行生产模式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贸易网络，只有极少数参与者控制着这一网络（斯皮尔，2017［13］）”。从广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从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一个全球性的互联互通体系建立起来，虽然它是稀薄的，也是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在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扩张过程中，国际体系的广度得到释放，各个欧洲列强竞相殖民，瓜分“太阳底下的土地”，最终制造了一个闭合的空间。麦金德在一战结束之际已经看到了国际体系的巨大风险。他说，“你是否意识到，迄今我们已经绕了世界一周，每种体制都是闭合的，如果不变更一切事物的平衡你就无法改变任一事物，已经没有荒无人烟的海滨，可供不完备思想的漂泊物在此处容身”（麦金德，2016［24］）。
在一个闭锁的空间难以解决的脆弱平衡问题，通过密度得到了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革命改变了空间的内涵以及人们的空间感，卡尔·施米特说，“人有一种空间意识，这种意识受制于巨大的历史变动。不同的空间对应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同一时间里，对于日常生活实践而言，每个人的空间意识都受制于各自不同的职业（施米特，2006［25］）”。交通运输技术带来“距离的消失”，在19世纪中后期，铁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空间感，几十英里的时速已经让乘火车的旅客感到了“脱嵌”，从原有的时间-空间环境中被抽离出来。“运输技术是潜在可能性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旅行者空间-时间感知的物质基础。如果在某个社会文化的空间-时间连续体中，某个必要部分发生了变化，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结构；我们对时间-空间的感知，也同样失去惯常的方向”（希弗尔布施，2018［26］）。从铁路运输革命开始之后，飞机、高速列车等等交通工具压缩了空间，甚至消灭了空间。“我们人类除了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的长短计算之外，没有其他测量时间的方法”（冈田英弘，2016［17］）。原先乘坐马车几天才能走完的路程，现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就能实现，时间的缩短等于增加了空间的密度。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实现了对广度的覆盖之后，国际体系的扩展主要体现在密度上。最典型的就是基于产业合作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构建。“由于日益增长的全球贸易网络，工业技术不可能在第一批工业化国家内部长期独存。大量的模仿导致了工业技术的全球扩散。交通技术的重大创新，尤其是货运卡车和集装箱船，使得大量商品以低成本在全球范围内移动。因此，现今许多产品都是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斯皮尔，2017［13］）。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已经远远不仅仅是士兵与国王，更多的是商人、学者、工人等等，国际体系内涵的网络越来越多元化，即便有冲突和战争，在高密度的互联互通形成的国际体系网络中，断裂是暂时的，犹如抽刀断水。
3 基于互联互通的国际体系
本区土壤中全磷含量略微偏低(表5)，在土壤全氮养分地球化学等级中，仅发现有四等和五等土壤全氮量养分等级，其中四等土壤占调查区面积的8.82%，全磷含量介于0.455～0.464 g/kg；五等土壤面积约占调查区面积91.18%，全磷含量介于0.14～0.385 g/kg，略低于中国土壤全磷含量。由此可知，本区土壤全磷主要处于较缺乏状态。
互联互通植根于人性，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同样也是人类发展的追求。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而言，互联互通是国际体系与主导单位双重建构的动力，历史的发展以及国际秩序的演进的动力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通过接触与互动，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形态，部落、城邦、帝国、现代国家，都是这些网络上的节点。“历史是人类不断提高自身控制能量能力的故事”（菲尔格里夫，2016［21］）。人类任何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而控制能量的能力也意味着互联互通能力的提升，而背后则是国际体系主导单位以及国际体系本身运转方式的巨变。美国学者帕拉格·康纳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connectography”来解读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互联世界中，世界各国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和人口规模等国内因素，也取决于其国际互联程度”（康纳，2016［11］）。
互联互通的内涵丰富，与国际关系中常用的互动（interaction）算是补充概念a 巴里·布赞与琳娜·汉森在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时，为安全这个概念找到了平行概念（如权力）、补充概念（如威慑）以及竞争性概念（如和平），以更好地理解“国际安全”丰富的内涵。参见：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Barry B.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 Zhejiang University’s Press, 2011. ，互动是一个过程，而关系到互动水平的是互动能力，什么是互动能力呢？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体系的承载能力和使体系中的单位交换信息、货物或发生敌对行为的物质潜力。如果过程可以定义为单位在互动时实际做了什么，互动能力则可以定义为它们能够做什么。互动能力不仅塑造一个体系的规模可能有多大，而且还将表现为体系中单位的外部特征，以及互动的主导形式将发生在什么部门”（布赞和利特尔，2004［22］）。简而言之，互联互通更新了人们对权力的传统的看法，权力是一个实施的过程，而不是结构性的存在。“互联互通创造了一种网络型权力，这一权力不是基于对社会资源的国家垄断而产生的权力，而是基于互联互通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对话、交换和分享而获得的权力”（赵可金和翟大宇，2018［23］）。
互联互通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互联互通（connectivity）是指“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这体现了现代全球化了的社会生活的特征”（罗伯逊、肖尔特，2011［4］）。互联互通指代了一种连接的状态，但前提条件是存在着多样性，而且多元主体是共存的关系，“全球化并非只是高度发展的互通（communication），而是正在创造世界万事万物的‘跨存在’（trans-existence），所以说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变化”（赵汀阳，2016［5］）。互联互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常态”，也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核心动力。互联互通创造了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组分组成的网络，不存在中央控制，通过简单运行规则产生处复杂的集体行为和复杂的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米歇尔，2014［6］）。复杂系统也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依靠互联互通而实现了自我组织和自我演化的系统。
图1 共同体的形成
互联互通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动力。“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a 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2014年11月8日）。 ”文明的动力在于合作与交流，交流互鉴积累了共同的经验，沉淀下来的智慧变成了“传统”。“人类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慧，而在于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综合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性质后共同形成的，在文化上表现为我们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在社会性质上则表现为我们在正确的规范下，生活在相互交往的大群体之中”（亨里奇，2018［10］）。人类生活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是人类最长久和最稳定的社会组织节点，帝国和民族有兴衰，但许多城市却始终存在”（康纳，2016［11］）。一般认为，农村要先于城市，但是从互联互通的角度来说，城市孕育了农业和手工业，“持续发展、相互依赖和独具创造性的城市经济为多种新产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农业只是其中之一”（雅各布斯，2018［12］）。互联互通是建立在差异化和劳动分工之上的，如果没有差异性，差异形成了边界，最初的差异性可能出现在定居革命，“由于人类牢牢地固定在劳作地土地上，人群之间变得更加紧密相连了”（斯皮尔，2017［13］）。
族群的边界是几千年逐渐沉淀下来的认知结构，而大型宗教的兴起带来了新的共同体的形式，改变了世界文明的版图。基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副不同于民族国家的世界地图，也让我们看到了国际体系的“深度”还有待推进。如汤因比所担忧的，“如果在我们当前面临的世界性心理危机中，‘心灵’与‘头脑’之间的张力达到了足以使心灵发生分裂的程度，那么随之而来的心理灾难恐怕要比应用对核裂变原理的科学发现所制造的核爆炸更加具有毁灭性”（汤因比，2016［30］）。
互联互通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广度、密度，也在推动体系内的“深度”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体系的单位也在发生变化，从部落到帝国，再到主权国家，以及跨国行为体的涌现。边界定义着组织，同时，也是组织之间互联互通的节点，反过来，互联互通改变着边界，这也是互联互通与边界的辩证法。边界的强弱取决于互联互通的水平和程度，一种新型组织的出现并不代表原有边界的消失，比如帝国。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的人类组织形态，为了威胁帝国的规模和广度，而容忍了多重组织的共存，“帝国的长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整合和转变策略的能力，从巩固领土到建立飞地，从对中间人的松散监督到紧密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从对帝国权威不加掩饰的宣示到拒绝像一个帝国一样行事”（伯班克和库珀，2017［31］）。因此，我们可以说，帝国既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组织，也是兼具广度和深度的国际体系。“就像所有的帝国一样，英国人通过建立连接点塑造了他们的帝国。人才、货物和观念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是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也许还是历史性变革最大的驱动力，这一点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达尔文，2015［32］）。
从帝国到主权国家是边界的重要调整，从多重边界向合一边界转变，然而，既有的多元组织边界并没有因为主权国家的建立而消失，反而在互联互通密度加大的时候，变成了国家构建面临的重大挑战，如米格代尔所言，“很多国家已经被社会‘俘获’”（米格代尔，2013［33］）。“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接受连接性，并能够处理好因一个国家的经济融入全球经济而带来的‘内容流’，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说是全球化内运行了”（巴尼特，2007［34］）。可以说全球化弱化了国家的边界，国家的构建以及国家的治理是在一个越来越绵密的互联互通的网络中进行的，国家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大都市群的竞争，从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说，接入到互联互通的网络之中，城市就进入了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系统之中，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任何一个人类聚居地，如果善于进行进口替代，就必然发展成一座城市。任何一座城市，如果年复一年地继续进口替代，这个爆炸性的阶段性过程就会使它保持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出口产业”（雅各布斯，2018［35］）。城市发展如此，企业和国家同样如此。
互联互通弱化了一些边界，同时也在凸显一些边界，对国际体系和国家进行着重构，因此，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就这样被勾连到一起。互联互通构成了国际秩序演进的核心动力，同时是一个国际关系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互联互通解释了国家的构建和演化，而不是相反，王国斌说，“因为欧洲存在着经久不息的政治纷争，所以任何一个只关注国内秩序、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的统治者都会注定被淘汰”（王国斌和罗森塔尔，2018［36］）。基于“互联互通”的国际体系的分析，最终有可能让国际关系学摆脱政治学的囚笼，相反，国家只是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性组织之一，在互联互通的体系中，多样性和差异性代表着活力，也是国际秩序演化的动力。基辛格说，“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 （基辛格，20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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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nectivity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SUN Xing-Jie , LU Che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onnectivity i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which contains not only strong political connotation but also the ontological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nectivity is embedded in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serves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Connectivity has built an interactive network of “heaven-earth-mankind”, whose breadth, depth and density have define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human society and its way of communication. Besides,connectivity has also shaped a new geopolitical space, through which the revolution of political space has become possib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been changed. Connectiv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function-based connectivity and value-based connectivity. Functionbased connectivity relies o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hich has eliminated distance, compressed space, and expanded the capac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value-based connectivity has enhanced exchanges,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people. Connectivity has realized the framework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what resembles a structure to that constituting a process fl ow, and has established a multilevel“network of humankind”, which has been made dense and inclusive through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as the world is forcing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onnectivit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order
DOI： 10.3773/j.issn.1006-4885.2019.04.07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753（2019）04-0074-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5FSS005）；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18ZDPY01）
作者简介：
孙兴杰（1983-），山东沂水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地缘政治。
鲁 宸（1998-），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公共外交。
（本文责编：小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