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1698（2000）01—0017—09
一
国际社会日益增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给人类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其基本特点包括：（1）有的单纯从政治学角度认识全球化，视全球化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一统世界的过程，但这不是全球化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当前全球化的本质之所在。（2 ）有的单纯从世界贸易的多边化着手来认识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本质在于国家贸易体系的自由化，但这仅只是从现象上理解全球化，没有抓住本质。（3 ）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机械的客观历史进程，不以具体的环境、体制、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为转移，其决定因素是技术进步，各国只能去接受和适应它，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全球化的驱动力。（4）对全球化的分析仅满足于“双刃剑”的范式， 罗列了全球化的利和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和适应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过程，即效率第一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结构变迁、阶级整合和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过程，即社会现代化过程，因而全球化还自然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注：王逸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 ）当前世界全球化的本质既不能从纯粹的政治学理论角度也不能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认识，而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来加以把握。全球化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应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辩证统一的高度来认识全球化。同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最易遭受冲击的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研究应如何面对和适应全球化问题，更具现实意义。
二
分析和理解全球化的问题应剖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运动规律，因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总体上仍取决于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76页。 ）马克思敏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它自始至终是一种扩张性制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全球化不是一种条件或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
”（注：PaulM ·Sweezy
'More（ or less） on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1997.李慎之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载于《太平洋学报》1994年2 月） 一文中也同样指出“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进程就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从意识上渗透进世界每一角落，……甚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外围，一切经济活动也按这一逻辑来进行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全球性制度”。（注：Ellen Meiksins Wood,'A Reply to A · Slanandan',Monthly Review,Feb,1997。）可见，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是使整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其根本驱动力在于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注：宿景祥《关于全球化的几个基本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科技进步为这一进程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但技术因素本身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变化。马克思已深刻揭示出扩张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永久性因素的原因在于从外部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罗莎·卢森堡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Rosa Luxenburg，1912 ）：“与世隔绝的”、“抽象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包围非资本主义空间来生存的，因而也就引出了帝国主义历史必然性问题，整个帝国主义无非是“积累的一个特殊方法”，即为争夺新的地区展开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竞争，今天的“全球化”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使资本尽快发展，达到其存在的客观极限的最可靠手段。“当这种空间被用尽时，将带来最终危机，并使资本主义无路可逃。”（注：转引自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历史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因为这一进程并非“自然的历史过程”。
全球化历史进程发展到20世纪70—80年代，其性质、结构和趋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1）经济基础上：直到20世纪中叶， 旧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一直是工业文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产业经济基础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电子、空间技术，生命技术等高科技为主要支柱的后工业文明，初步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2 ）结构内涵上：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新全球化时代和基本结构为“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积累的结构中资本取得了对劳动的优势，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核心。（3 ）全球化的内在张力上：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野蛮殖民地主义来实现的，两极间的张力十分有限。而新全球化时代则以跨国公司与文化碰撞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为契机形成“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间保持着很大张力，（注：〔2〕任平等《公共哲学（四篇）》《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同样，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层面上，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在农业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在工业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人与机器等工具之间，而在后工业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具体而言，差异主体间的交往或一体化中的多元化及冲突，将成为后工业文明的主要难题。同时，这也是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多元主体间通过相互作用和改造共同的中间客体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即交往实践。交往实践观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交往社会，进而构成不同于私人领域的公共空间，这一空间是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等构成。作为交往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基础，交往实践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际双重关系的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客—主”结构。“公共空间”不是简单的“类”聚合，而是多极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的整合形态。新全球时代的社会形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一体化”与“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它们之所以能对应生成，其内在机理正是由于交往实践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的产物。所谓双向建构，即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具有公共整合性，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交往共同体；另一方面，交往实践具有返身性，各交往主体将在交往中所获得的一切用来重建自我，形成具有差异的独特个性的自我。所谓双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产生主体系列，形成参与全球公共交往的多极主体，另一方面对应整合而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即全球性公共领域内经济和政治的新秩序、新格局。（注：任平等《公共哲学（四篇）》《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 ）交往实践具有广延性、层次性和历史性，以及结构多重性，不能仅关注如何重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考察公共交往的结构与规则，还应在意义——价值层面上进一步透析交往共同体内部的意义取向、价值认同与规范制约问题，公共政策与公共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的可能性等，更应在辩证结构的层面上考察与预测公共领域内的规范结构与否定结构的相互关联及其运动的未来趋向。
三
发展中国家期待着从全球化交往中获益，但全球化的交往实践及其对社会和文化的不同效应，可能会妨碍这一目标。如果全球化伴随日益加剧的失范现象，那么它的整套改革方案便会岌岌可危。社会变革对于影响所及的民众来说必须是可承受的，绝不能毁弃他们的身份和关系。从规范——失范的概念出发，针对全球化进程、意义、结构上的引导和认可似乎占据着切要而又至为敏感的地位，因而这一概念是分析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冲击的科学手段。（注：〔奥〕霍利（H·Holley ）《全球化与社会失范》《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1期。）
失范是“规范”的否定，所谓“规范”，（注：这一术语的希腊语即“nomos”柏拉图的后期作品名为《Nomoi》，这一著作的英译本冠以《法律篇》这样的称谓，或许这就造成了对规范一词的某些偏见或误解，规范的含义非“法律”一词所能涵括。萨姆纳（W.Summner ）是柏拉图作品的译者，在他的术语表中，规范的含义更广泛，还包括作为某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一部分的社会习俗。所以在柏拉图看来，不能仅限于从法律体系来诠解规范，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具体社会的形式和结构。这样来说，齐尔曼（R.Zihcmann）的评言之确凿，他写道：“规范是赋予某些个具体社群以意义的秩序。”）其不仅仅是社会的秩序，更是拥有政治结构的社会产物。社会的变化会影响到社会的“规范”，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变化是否会在更高水平上达成新的现代化的和普遍接受的规范，抑或这一过程是否会导致规范的丧失，即失范。欧洲人的殖民化过程就是这样一种毁灭规范并导致失范的外来冲击的例子，即殖民地规范遭到毁灭，却又无能享有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势力的规范的状况。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也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规范。同时，失范不仅可看成无规范状态，而且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变化过程中，传统规范不足以对新出现的情况有效地作出适当的回应时，这种社会现象便会产生，这是在缺乏一种普遍认可的规范情况下的社会不稳定状态。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借助微电子、信息网络等新技术而使他们解决问题的知识大大扩展，与此同时，那种寻求定性尺度和道德准则的导向性知识则滞后，而道德规则是社会结构，具有特定的文化特征，一旦否认了这种文化上的特质，失范的后果则指日可待。因而，失范具有较为消极的，甚至破坏性意义。但失范现象也许暗示着淘汰某些社会规范形态的必要性，这些规范已经不再迎合民众及其社会的取向。当某一社会规范舍弃了人性而充塞着意识形态的成份，就无疑会遭受这种情况，因此，失范也可看作是克服超规范的一次机会。（注：〔奥〕霍利（ H·Holley）《全球化与社会失范》《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1期。）失范的两面性，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化的困惑与适应全球化的难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和追求国家利益增长的统一。
四
在以交往实践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国家还是被界定为非全球性的，并在主客观方面都是如此。从民族国家角度看，“国家”是首要的，并在性质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全球角度看，“国家”只不过是总体系统中众多的组成成分之一而已，但全球化与其内部异质成分具有共存性，这种共存性使影响国家利益的变数增多，国家利益极富弹性，外部因素对国家利益影响作用上升。同时，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实力博弈”原则已经过时，国与国之间受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规则约束，即国家间关系存在着一定的法理基础，一国不可能在使对方受损而受益，只能在双方或多方都受益的基础上受益。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和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不是在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中传统的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进行，而是由世界经济中各行为者——跨国公司、银行乃至个人以经济利益为转移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以世界经济发展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又对世界政治体系和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在全球生产结构取代各国生产结构的发展变化中，全球经济的基本结构日益从世界政治结构中分离出去，并且超越了世界政治结构的范畴。市场力量正在取代国家权力特别是政治和军事权力而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国家”的其它一些要素能够并且已经被经济全球化所轻松地跨越，种族和语言就是两个明显例证。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给文化以适当定位，国家都是以特定民族文化为根基，视本国文化为至尊，文化步入国际关系、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是自然而然的。而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性大众文化正在超越甚至毁坏了地方性文化，与民族特性产生深刻矛盾。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事情了：欧洲年青的右翼民族主义斗士们在殴打外国人的同时，却穿着符合他们年龄段的牛仔裤和T 恤衫之类的全球化服饰，听着他们这一代的全球化音乐——摇滚乐。
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矛盾即全球化在政治上的基本矛盾，（注：刘世军等《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4期。）具体表现在：（1）全球政治观的形成将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形成挑战，全球化进程对政治发展的价值取舍、战略选择、动力结构、发展进程等诸多方面形成冲击。全球化的形成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全球政治观是开放的政治体系面对全球问题而作出政治回应的产物，其一旦形成，便反作用于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新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中的公共领域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关系在致力于自己政治发展时，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价值，否则它将为全球化进程所抛弃。（2 ）新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观意味着全球化的过程伴随着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经常以东西文化的冲突表现出来，文化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矛盾在这里异常尖锐。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与文化扩张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是多元共存，文化相对价值应予以充分肯定，政治制度或文化的原生性与移植性应达到有机统一。一般而言，文化的移植与变异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必须剔除教条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观念，寻求各国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共同繁荣，其价值追求趋向于地蛆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允许民主、平等、发展、稳定等共同价值在不同的政治关系中各有侧重。因为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结构、政治发展现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损害人类的共同价值，但至少在实现这些价值时存在着轻重缓急的次序。价值次序选择有时会引发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责难，理由是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偏好和需求。政治稳定是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价值，否则就谈不上民主改革和发展，因此，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政治发展目标的根本所在。发展中国家能否稳定地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安全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不能时时处处事事迁就于西方的压力。
五
全球化在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作为经济全球化基础或核心的市场经济要超越国家，而国家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即市场经济与国家间的矛盾。正是这对矛盾的运动派生出其他许多矛盾的运动，并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 ）全球化进程使得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更加无序，经济跨国运行速度加快，金融衍生工具增多，这加大了各国政府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难度，因为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无法超越国际政治疆界。而这却为国际投机者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尤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最易遭受冲击。因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资本缺口问题，往往依赖于外国资本，“而金融资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社会大众生活，甚至不是宏观经济的健康，而是纯粹的资本家利益，其标准是利润率和资本积累，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不感兴趣，他们是在向真正的自由发动进攻”。 （注：Andreas
Jorgensen,Efficiency andWealfareunderCapitalism,DenmarkVsthe
UnitedStatels,Ashort comparison,Monthly Review,Feb,1997.）资本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全球市场正在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进行着裁决和惩治，一旦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政府项目的资本突然抽离，结果将会是毁灭性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给人们留下了惨痛教训。（2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跨国追逐利润的过程，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减少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协调和仲裁。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职权范围上虽是全球性的，但仍依赖于国家系统，确切而言是依赖于其内部成员中的最富有国家，特别是美国。因此，这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场灾难。
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追求国家利益增长，必须重新审视其发展战略，采取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建设性措施。一方面因为市场竞争力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心，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一种组织机制，市场对其并非无代价，全球化市场效率不仅取决于这些市场买卖方的交易行为，还取决于许多外部因素，包括其它国家的宏观经济和组织政策。为了深入分析这一问题，有必要区别自然性资产和创造性资产以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概念。（1 ）自然性资产是指自然赋予和未经培训的劳工存量，所有其它资产都是人类利用自然性资产创造出来的，而其中通过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智慧，经过复杂劳动创造出来的资产即创造性资产，其大部分为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商誉以及企业文化和组织结构等。在全球化进程中，企业专有利益在与不同国家的企业进行贸易时，与其子公司或分公司间贸易比与其它企业间贸易容易得多，一国的竞争能力越来越决定于其创造新资产的能力，竞争关键在于一国的企业需要扩展自己的市场。（2 ）生产成本是指不存在中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失效条件下，提供一定量产品或服务必然产生的成本，包括所有生产企业在增值链各阶段所发生的成本，从根本上讲，生产成本表示生产某类产品所用资源的机会成本。分析交易成本时，须论及市场的失效，其具体包括：①某一或某些市场参与者的反竞争战略，以及政府的干预而造成的市场失效即结构性失效；②市场处于次佳状态，因特定交易外生的需求或供给条件的变化导致的市场失效即地方性或内在性的失效。这两种市场失效都会使交易成本产生。根据增值行为的性质及其区域分布，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增值活动总成本中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差别，结构性市场失效和地方性市场失效间的影响也会因行为和区位不同而不尽一致。大量事实证明，随着工业化国家全球化行为的增加，创造性资产对自然性资产的比率和交易成本对生产成本的比率亦将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中的这类比率的提高尤为明显， （注：Lipsey,R.（ 1997） 'Globolization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olicies：An Economist's view ',in J.Dunning（ ed.）,Governments,Globalization,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Edward Elgar）.）同时， 这类部门也是行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增长最快的行业（尤其是先进工业国）。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相对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增强；对价值增值而言，相对于自然性资产，创造性资产的重要性提高。
随着经济行为构成从自然性资产决定型向创造性资产决定型转变，国际贸易出现了两大变化：（1 ）以占有自然性资产为基础的企业和国家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以拥有创造性资产为基础的比较优势；（2 ）许多贸易，尤其是创造性资产密集型产品与服务贸易的竞争从同一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转向不同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之间。（注：约翰·H ·邓宁《一国政府对经济全化应如何反应》， 《经济资料译丛》1999年第2期。 ）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和行业间的跨国竞争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但全球化的主要影响在于它强化了创造性资产作为成功因素的作用和交易成本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如同跨国公司为利用全球化市场和生产，抗衡外国竞争者竞争措施而开发新的组织结构一样，政府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管理艺术，重构内部体系，以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具体政策内涵包括：（1）建立知识创新体系，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经济增长真正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的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抢占新国际分工的制高点。（2）建立自己的“新经济”，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占一席之地。（3）对任何一种市场失效， 政府卷入都是有代价的。在减轻结构性市场扭曲（政府自己导致的市场失灵除外）的努力外，政府往往总是逆市场参与者行为而动，并常常会伤害至少一部分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在地方性市场失效条件下，政府应当发挥更为顺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作用，与市场参与者结盟，使市场更好地运转。而在市场和生产的全球化下很可能使地方性市场失灵的代价大于政府消除或减轻市场失效影响所采取的卷入成本。因此，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政府卷入应得到加强，而重点在于增强国有企业有效组织、使用自己资产的能力以及政府保证企业赖以竞争和生存的市场扭曲最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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