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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主要消费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西方比较流行的消费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同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假说。那么何种理论可以更好地适应和解释中国的消费问题呢？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把中国的统计数据代入各个理论的消费函数中去，观察数据的拟合程度，若拟合程度很好，则认为此消费理论及函数对中国适应性强。这种方法具有明显的缺陷。因为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特点，而仅仅研究数据的拟合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消费者行为特点是消费问题研究的基础，消费者行为假定的差异导出了各种消费的差异。另外，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对消费者行为从而对消费理论影响极大。鉴于中国实际，似有必要将时间划分为1978年前和1978年后两个时期（本文主要探讨1978年以后时期）从消费者行为因素分析入手，提出1978年以前中国消费者行为合乎凯恩斯绝对收入说的前提条件，因此，绝对收入说适于1978年以前中国的情况。凯恩斯的学说分析短期消费和收入的关系，认为消费与现期收入之约束下偏好于追求现期用的最大化，他们不对未来作风险预期或认为未来风险极小，所以很少有规避风险的深思熟虑或减少部分现期消费来抵御未来风险的行动。而且消费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也意味着消费很少举债支出，也许是心理习惯上不愿这样做，量入而出或社会上不存在消费者信贷。
改革前的中国收入水平比较低，人们收入来源主要是“硬性”的工资，金融资产很少，而且国家包办住房、养老、医疗等服务费用，消费者完全无后顾之忧。因此追求现期的效用最大化，尽管这种效用最大化要受消费短缺，配额供给等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绝对收入说的前提有误，消费者应该是具有“理性”的，“理性”意味着消费不应只关注眼前，他们应该考虑到未来。这样凯恩斯眼中消费者未察查或不存在的风险因素，却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消费者需充分考虑的。未来收入也在变得不确定起来，在决定现期消费中，起作用的不只是现期收入，还包括预期中的未来收入这一因素，也就是说，消费者进行预算时，看作是对收入（已取得和预期取得）作跨时期的分配，甚至终其一生的分配。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现期消费取决“持久收入”即把现期收入和以往历期收入按消费者预期按一定比重加权后得出。这样排除了收入中偶然易变的增减，可视为一种长期收入。这里，消费者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设认为消费者会充分估计一生中可能收入来在各个时期进行大体均匀的支出，现期消费（或者说将来某一年的消费，因为消费者要均匀分配，例如使青壮年高收入期与老年无收入期消费水平大抵不变）就取决于现期收入，预期收入和现有财产了。这里消费者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暗含的假设是消费者可以方便满足借款的需要不存在流动性约束，因为按照持久收入或生命同期假设，也可能出现消费者现期收入不足以满足现期消费的情况。
以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为代表的新古典消费理论对1978年以后的中国适用性逐渐加大。1978年以前可视为消费者外在环境与内在行为基本一成不变的时期，而1978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一改革还在继续深化之中。因此可视为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非常时期，具有如下的趋势：一是价格充分弹性。大多数商品经过八十年代后期价格改革后，都已实现市场决定价格，商品也丰富起来了。二是随着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多，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了。尽管中国的消费信贷还未建立起来，但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居民手中有了一定规模的存款，有价证券和其它资产，因此有能力开始进行跨时期预算。三是住房、医疗、保险等原来由国家包办的福利项目，开始逐渐由个人来承担。消费者已经能够充分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因素，风险预期，风险预期机制大大加强。过渡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就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通胀问题等等开始困扰中国的消费者，也使他们加强了风险预期。
因此说，中国的消费者正逐步向新古典经济学笔下的消费者转变。尽管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但这种转变是明显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莫氏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氏的持久收入对中国消费问题的解释性日益加强。
至于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主要认为人的消费不但如凯恩期所说受本期本人收入影响，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1 ）其它高收入成员在消费上带来了“示范效应”使消费者产生攀附心理，增加支出；（2）个人以前的最高程度的消费水准，对现在的消费影响很大， 而且大体不变，联想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出现的“高消费”热，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它对中国的适用性如何呢？
中国消费者的攀附心理是较强的，相对收入假说似乎应该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消费问题，但以下几个因素又减弱了这种趋向：（1 ）因为中国改革中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如房子、医疗、就业等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性，足以使消费者建立起较强的风险预期机制，而相对收入说中消费者的攀附心理、向原来高水准看齐的心理经过较短时期的调整，会变得较弱。（2）中国的舆论宣传和传统道德不提倡高消费。 这种道德宣示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由于中国的进口结构使进口高档消费品也受到有效控制。（3）消费具有可逆性，收入减少后， 随之消费也会相应减少。综上所述，相对收入说在中国适用度还有待实证检验。
二、新古典消费理论适用于我国的实证检验
新古典消费函数影响最大的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设和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设（注：《中国消费函数分析》臧旭恒著，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弗氏的收入假设可用公式表达为：
C[p]t＝KY[p]t（1）Ct＝C[p]t+C[t]t（2）
其中持久收入Y[p]t＝λYt+（1－λ）Y[p]t－1（3）
将Ct＝C[p]t+C[t]t中Cλt归入随机项，（2）与（3）代入（1 ）式得到
Ct＝KλYt+K（1－λ）Y[p][,t-1]+Vt＝KλYt+（1－λ）C[,t-1]+Vt
化简可得Ct＝β0Yt+β1C[,t-1]+Vt（其中Vt为随机项） （4）
莫氏的生命同期假设可用公式表达为
Ct＝αYt+βAt Yt为当期收入 At为拥有的财产
其中At＝[Y[,t-1]－（αY[,t-1]+βA[,t-1]）]+A[,t-1]＝[Y[,t-1]－C[,t-1]+At]
βAt＝β（1－α）Y[,t-1]+β（1－β）A
由于C[,t-1]＝αY[,t-1]+βA[,t-1]
得到Ct＝αYt+β（1－α）Y[,t-1]+（1－β）（C[,t-1] －αY[,t-1]）+ε1
可化简为Ct＝βOYt+β1Ct－1Vt （4）
（其中β0＝α，β1＝1－β，Vt＝（β－α）Y[,t-1]+εt）
两种消费函数模型经过推导后，得到一个相同的模型表达式。尽管其中β1与β1和Vt（误差项）意义不同，但并不妨碍我们利用（4 ）式对中国消费情况进行检验和系数估计。
另外，（4）式还具有一个优点， 即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可分别由β0和β0／1－β1给出，有利于我们后边的讨论。（注：《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比较》吴有昌著。（经济科学》1995年第三期。）
利用1978—1996年的农村消费和收入资料和1981—1996年的城市居民收入消费资料，（4）式估评法结果如下所示
β0 β1
1978—1996农村
0.491
0.432
1981—1996城市
0.698
0.208
上述结果可作如下解释：
1、在考虑中国消费问题时，仅仅研究当期收入是不够的， 还应该考虑持久的收入。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简单地讲，暂时收入主要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不稳定的，这期的暂时收入不能保证下期还会得到。因此，消费与暂时收入相关性很弱。将收入划分为持久与暂时收入部分对于我们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及政策效应具有积极意义，如对降息效应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降息后，消费者因为从储蓄中得到收入少了，会产生替代效应，促使其增加消费。但是如果消费者意识到收入的变动是暂时的而不是持久性的，那么他们的消费就不会改变。降息后消费市场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2、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居民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98，农村这一数字为0.491。城市居民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农村居民高得多，这种显著差别可能是由于：（1）收入不同特点。城镇居民收入比较稳定， 还可以得到各种补贴，因此收入中较大部分用于消费，而农民的收入是“看天吃饭”，视农业收成而定，而且农产品变化大，因此，农民的消费行为极为接近“生命周期假设”中的设定条件。因此边际消费倾向较小。（2 ）非收入因素，城镇居民有劳保、退休金、公费医疗、福利住房，为防意外事故而进行储蓄的较少（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而农村居民享受不到这些福利，预防动机的储蓄较多。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来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差不多，分别为0.8699和0.8644。这一结果与我们感觉有出入，印象中农民远比城市居民恪守勤俭之道。但是这一结果是合理的。
有意思的是，我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将城市、农村分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时期，得出两个时期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城市居民无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还是长期边际消费倾向，1990年—1996年都比1981年—1989年略有下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由0.885下降到0.795，长期边际消费倾向由0.9812 下降到0.8548。1990 年—1996 年农村居民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几乎比1978 年—1989年时期多出一倍，由0.349增加到0.689。而长期则基本稳定在0.77不变。
3、平均消费倾向（C／Y）波动较大。但总体来看， 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这一点也可以从如前所述城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推论出来。农村平均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