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从交往视角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视角论文,领导人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7）10-0028-04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是交往中的人、交往着的人、要交往的人。离开人的交往去谈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等于把人抽象化、简单化。换言之，即把人不当人。人处在做人的过程之中、人的交往历程之中。交往是连续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当其渗透于人的交往之中才可能实现对人而言的教育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面考察了人的交往问题，在此后所发表的许多著作中，也对交往范畴作过广义或狭义的说明。它贯穿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的各个时期。交往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的前提，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前后相继的纽带，是理解人与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无论是人的精神生产亦或人的发展都是以交往为前提并在交往中生成的。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以及人类社会实践方式的转变和主体性在哲学研究领域内的凸现，马克思交往理论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门显学。作为以塑造人格、促进人的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从而促进人的普遍交往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理应顺应全球化交往趋势。研究交往，以使之引导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与时代脉动相吻合的意蕴和品格。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从交往视角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不仅为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研究交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进而研究二者的关系，从而构建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提供了具体的思想指导，同时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一、毛泽东从交往视角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非常重视交往，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交往中度过的。在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无不贯穿着他的交往思想。
人民群众是交往主体、始终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是毛泽东交往思想的主要特点。这一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生产决定交往，物质交往决定其他一切交往形式。他从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历史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紧紧围绕群众路线的交往原则，从而在民族战争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和帮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关于人民群众是交往主体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如何才能保证党和国家永远不变质？关键在于一刻也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多次强调，在处理各种社会交往关系中，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这一交往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保护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地位，自觉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一切言行的最高宗旨，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产生着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毛泽东开创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路线也是我们党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1]（P933）。“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1]（P1012）他认为，只有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才能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才是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2]（P1319）。因此，他主张运用说理的教育方法，“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3]（P415）。“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1]（P833）
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毛泽东也将平等民主、团结和谐的交往理念运用其中。毛泽东教育全体革命干部要襟怀宽广，时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相互沟通思想，多作自我批评，提倡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彼此间建立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毛泽东主张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宗派。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强调指出：党员干部之间必须团结，“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1]（P825）。在革命队伍内部，毛泽东十分强调平等待人，强调团结和谐。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领导制订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工作原则，提倡长官和士兵要同甘共苦，长官要爱护士兵，不打骂士兵，士兵要尊敬长官，官兵之间要建立一种平等互助互爱的关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1]（P1005）毛泽东还把党与人民团结，看成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为此，他不断地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由此来实现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和谐。在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方针政策上，毛泽东反对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而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4]（P763）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自身进行积极探索、学习和实践的结果。它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密切联系群众、战胜敌人，取得革命最终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舍弃的法宝。
二、邓小平从交往视角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对世界形势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偏差性认识，我国一度处在意识形态的颠狂偏执中，交往关系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和束缚。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纠正了认识上的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解放了国内的交往关系，更把中国的发展历史性融入到了世界交往与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交往已不再是单纯个人意义上的交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的存在以及国家民族的存在，因此交往也就成了人民的交往、民族国家的交往。邓小平分别从这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首先，邓小平非常重视作为交往主体的人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意义。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5]（P380）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邓小平认为：“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6]（P342）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向群众来做，要依靠群众来做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做好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或者说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他说：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6]（P342）。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实际中、深入到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搞的一些运动，比如学理论，学来学去，就是不结合实际，结果大家厌烦了。”[6]（P195）“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5]（P144—145）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上，邓小平强调，要以对受教育者的认识、把握为依据。他说：“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6]（P106）他还敏锐地看到了交往的时空环境与受教育者的不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择、运用带来的影响。他明确指出：“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6]（P119）邓小平认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5]（P208）。
其次，面对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邓小平专门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交往思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邓小平的著名论断。邓小平说：“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5]（P266）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主张大胆引进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5]（P117）邓小平说：“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5]（P99）他深刻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与之进行交往，各国人民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积极因素。他一再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P44）
在阐述自己政治交往主张的同时，邓小平也多次强调，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不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科学技术和文化精神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可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精神。他明确指出教育要面向世界，交往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提高精神生产能力，推进社会发展。
三、第三代领导人从交往视角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秉承革命先辈的思想，针对新时代的特点与问题，与时俱进，提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江泽民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非常重视作为交往主体的人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他认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丰富而实际的教育资源”[7]。在2000年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8]（P435）江泽民的这一论断，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的高度，提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2002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再次强调：“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9] 因此，他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理解群众的思想和利益要求，掌握群众情绪，研究群众思想观念变化。要把做群众思想工作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通过解决现实问题引导群众提高精神境界”[7]。“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10]（P179）在充分考虑交往主体的多元异质性的情况下，他指出：“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在明确宗旨和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还需要了解人们的思想和心理，同时要讲究方式方法”[11]。“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一致性，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把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理论性，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10]（P134）江泽民还进一步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教育者要“善于疏导，注意发扬民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采取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平等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11]（P655）同时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8]（P435）。
2003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12] 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实做深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引导教育群众、帮助服务群众”[12]。2004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它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其核心内容是作为社会交往的主体——人的和谐。随后，2005年2月，他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社会状态，首先是指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友爱和合作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的、良性的、相互的依存关系。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和早日实现，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又立足世界的普遍交往，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紧密结合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吸取了中国传统荣辱观的精华，提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它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胡锦涛总书记倡导大家要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日常交往实践结合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它的提出，对于涤清社会风气，树立社会纲纪，打牢和谐社会精神基石，促进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