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一种“特殊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这种生产在展现自身特殊性的同时，也呈现着自身与生俱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在为追求价值无限增殖而推动生产无限发展的同时，也塑造和生成着自身无法逾越的边界。对马克思以资本为基础生产的界限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和界限依然存在，扬弃资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生产”仍然具有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生产界限；特殊生产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了以资本为基础生产的界限问题，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一种“特殊生产”，其在展现自身特殊性的同时，也呈现了自身与生俱来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性，在为追求价值无限增殖而力图推动生产无限发展中也塑造和生成着自身无法逾越的边界。虽然，其试图通过全球性扩张和创造更多的社会需要来试图突破自身发展的界限，但是，这样做，反而造成其内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与尖锐，从而使扬弃资本，走向更能满足和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共同生产”成为必然。
一、以资本为基础生产的特殊性
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一种“特殊生产”，这种“特殊生产”有着与人类社会历史上其他阶段的生产不同的本质特征，并且决定了其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实际上是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才出现的，其本身有一个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它的产生到马克思的时代，大致经历了两种形式，即“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另一方面，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能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但是，其内在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有自身发展的界限，即当社会生产力达到“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同时“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 [1] （P286）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就达到了自己的边界，“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1] （P286），其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生产”，就在于其相较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而言，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殊性。
首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一种全面的生产。马克思经过分析指出，以前的生产方式并不追求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最多不过是简单再生产或一定程度上的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由于资本无限增殖的需要则必然要求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生产力。于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必然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同时，还“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因为“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会减少交换者的人数，也会减少投入流通的交换价值总额，而首先是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 1] （P388）。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会限制人们的消费，限制人们的消费就会限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进而减少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获得，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就要消灭一切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要把整个世界、要把世界发展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其生产体系和市场交换之中。并且，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 1] （P389），要不断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因为只有新的社会需求能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所产生的产品才会不断地被消费，资本才能实现不断增殖，才能不断占有和攫取更多剩余价值。因此，“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1] （P390）而“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2]。其在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发展，“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3]。
其次，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出发点是“单个人的独立生产”[ 1] （P122）。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之前的一切生产，都无法实现“单个人的独立生产”。“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1] （P25）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单个人是无法独立完成生产活动的，也就是说个人是无法独立生存的，个人的生存必须直接依赖于更大的整体，如家庭、氏族和公社。在资本主义时代，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将每一个人、每一个生产者转化为“原子般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不是直接结合为一个整体，而是在资本的中介下按照资本的要求被临时性地整合在一起。此时，一方面单个人并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而与他人在生产中结合，另一方面，单个人在生产中又表现出一定的相对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仍然不是脱离社会性的生产，仍然离不开表现为单个人的竞争所组成的“市民社会”的社会性，即“单个人的独立生产”必须借助于社会，借助于社会中的其他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生产的目的——由此，也决定了“单个人的独立生产”必然不同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在这里，“单个人的独立生产”必然存在着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个人劳动必须通过交换得到社会的认可，实现向社会劳动的转换，这种转换必须借助于商品交换和货币得以实现。而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生产“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但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单个人的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单个人的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参与。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 1] （P121）。换句话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 1] （P122），因此其完全没必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从而也不会存在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总之，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出发点是氏族、公社或者团体，不可能是“单个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前提也不是“单个人”，因为它的前提是“共同生产”，也就是社会性的生产，它不需要通过交换就可以实现“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 1] （P122）。而在资本主义时代，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出发点则奠基于“单个人的独立生产”，其前提是个人生产，但又是离不开社会性的、借助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能实现的社会性的生产——这本身既决定了其生产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其生产所具有的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
对此，马克思通过把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时间划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来进行比较分析和具体阐释。马克思看到，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表现为产业工人的工资，产业工人的工资最终表现为消费能力，通过交换从社会产品中获得消费品。产业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表现为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占有，表现为工业资本家的利润，同时也是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利润的最终来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区别，体现着工人和资本家、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也折射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自身不断发展扩大的冲动与其内在的自我不断生成的界限之间的矛盾。
最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追求的是一般价值，其要实现的是价值的不断增殖，而不是仅仅获得使用价值。前资本主义时代，无论哪种方式的生产，其生产的主要目的都是获得使用价值。在以前的公社生产形式中，公社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 1] （P471）后来城市手工业得到了发展，但是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 1] （P508）。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目的并不在于自给自足，不在于获得使用价值，它的目的在于实现价值本身的不断增殖，也即实现资本自身的无限增殖，至于生产什么使用价值对它而言并不重要。在这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 1] （P228）于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生产都是围绕不断增殖一般价值而展开，如发现新的物的使用价值，扩大流通范围，创造世界市场，不断开发人的新的需要，通过广告、品牌等刺激人不断进行消费等。由此可见，实现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发展、满足了人的需要，但与此同时，它也在不断地制造着对人的发展的限制与桎梏，塑造和生成着人的需要的片面与单一。
二、以资本为基础生产生产了自身的界限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首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价值增殖，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必然要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增殖本性的驱使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该产品单位时间内所内涵的人类一般劳动的减少，这也意味着维持社会劳动力的价值变少。如果在工人的工资数额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的前提下，工人的工资就会相对变少，工人的消费能力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而“工人是作为消费者和交换价值实现者与资本相对立，是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货币，作为简单的流通中心——他是无限多的流通中心之一，在其中作为工人的规定性便消失了”[ 1] （P404）。此时，工人是作为消费者与资本相对立，工人消费了产品，产品也就完成了交换价值的实现，资本也就完成了自我增殖。但是，当工人工资是相对降低的，这也就意味着工人的“消费”能力的降低，意味着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能完全实现，意味着资本无法顺利完成自我增殖。其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必然意味着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就意味着工人在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内所投入的一般人类劳动就会增加，从而导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该产品的数量增多，意味着与该产品相关的使用价值增多，意味着社会上该产品的数量增多。“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要实现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这要求消费不断扩大。”[ 1] （P406）前一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是“消费”的降低，而后面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产品数量的增加”，这两个方面不是两个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一过程必然会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再次，从另一角度看，“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与之相关联，相应的，“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1] （P397）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消费是生产的内在要素，如果产品没有被消费，也就意味着生产过程没有彻底完成，而产品被消费的前提是被交换，产品被交换了，才能换回货币；生产的产品过多，而货币太少（或者消费不足），就会导致生产过剩。最后，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相关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地方从事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对等的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要从事另外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 1] （P387）。如果这个地方从事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能与另外一个地方从事的使用价值完成交换，那么这个地方所从事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这使得生产不可能是任意的、无限的，而是有其自身规定的但是其自身又无法掌控也无法任意设置的外在边界。
在这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为了实现不断的价值增殖，就要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人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从中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一生产过程外在表现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越来越高效的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但是，此时，资本恰恰忘记了消费是生产的内在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通过交换进而被消费才能最终实现向商品的转变，资本才能完成一次价值增殖过程。然而，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缩短，因此导致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对减少，进而导致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不足。一方面是产品的大量生产，另一方面是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于是就必然表现为产品的“生产过剩”。当然，这种“生产过剩”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因为工人不是满足了消费，而是无力消费；同时这种“生产过剩”还不是某一产品的生产过剩，而是社会产品的普遍生产过剩。当社会产品普遍过剩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会导致资本的普遍价值的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 1] （P397）。也就是说，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资本本身虽然有不断扩大生产的冲动，但是其本身却内在地规定和确立着其发展的边界，生产和形成了限制其发展的界限。于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1] （P390-391）。
综观人类历史，政治权力的获得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选票解决问题，二是依靠军队解决问题。古代的氏族首领推选、现代实行普选制国家的领导人的产生属于第一种，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更替、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则属于第二种。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君主虽然是世袭制，然而，新王朝的建立总是依靠暴力完成的。各种政变造成的权力更替也是以军队为后盾的。近30年来，在西方“颜色革命”理论推动下，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反对派以非暴力（有时也会诉诸暴力）的群众运动把执政者赶下台，然后，借群众运动的余威通过选举上台。这种途径虽然与和平竞选不同，但是上台者的政治权力依然要以获得多数选票作为合法性的依据。
由于建筑施工现场在实际施工作业中存在相对的变化性与改动性，其有关施工数据在工程质量与进度中都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运用信息化管理技术可以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监控。通过监督与管理的相互结合，保证现场施工的质量，施工质量的优劣直接决定整体工程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在施工现场建立信息监控系统，可以对施工现场实施全方位的实时监控。例如在施工现场安装大量监控摄像头，通过远程网络技术将信息传输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可以对施工现场的施工工艺、施工设备、施工项目管理等多方面进行考量，并制定相对的施工优化方案，为工程的施工质量与进度奠定坚实的保障基础[3]。
A total of 160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8 weeks old and weighing 260-280 g;Beijing SCXK Laboratory Animal Co.,Ltd.(Beijing,China)]were used in this study.
资本作为“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1]（P395）的统一体，以其为基础进行的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生产”，在呈现自身特殊性的同时，也呈现着自身与生俱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在为追求价值无限增殖而推动生产无限发展的同时，也塑造和生成了自身无法逾越的界限。这反过来也强化了其作为一种“特殊生产”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
三、以资本为基础生产不断尝试突破自身的界限
马克思看到，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中为自身的生产设置着界限，同时，资本也“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1] （P390）。也就是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虽然已经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了自身发展的界限，但是其本性仍然决定其必然要不断努力寻求其突破自身发展界限的可能性。一方面，其对外要开拓世界市场，不断克服民族界限和偏见，克服地域界限，“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1] （P388）；另一方面，其对内则不断地使生产多样化，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要，包括“发现新的有用物体”，“采用新的方式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等。[ 1]（P389）
从教育教学内容来看，当前创新创业教育主要形式包括理论政策宣讲、创业人士经验分享等，内容较为单一。创业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从前期的计划、项目的路演到后期公司的注册成立等，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了解。但这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基本无法完全涉猎。此外，各高校开展的创业大赛等千篇一律，形式简单，学生多为功利性的参加比赛积累综合测评加分等，竞赛水平大打折扣(王玉霞, 2015)。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作为“特殊生产”，不断在追求价值增殖中推进生产的扩大，同时，也在价值增殖中为自身的生产设定界限。这种矛盾，一方面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的手段来实现生产的自我调整，被迫抑制和消解盲目生产所产生的相对生产过剩，从而必然引起和导致一系列社会危机和更为尖锐的阶级对立与冲突。另一方面，资本也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能突破自身生产界限，实现自身无限增殖的可能性。这种探索和尝试，则进一步深化和加剧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使扬弃资本，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生产”越来越具有更为现实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是迄今为止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现在看来，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还不是太方便，世界市场的范围还比较狭小。随着科技进步、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等，二战以后，资本正像马克思所判断的那样，不断加速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建立和扩展世界市场，以此努力尝试突破自身发展的界限。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内在交换联系的日益紧密，一方面，资本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适合价值增殖的生产地点。这样的生产地点要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安全的生产环境，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不用刻意追求生产力的提高，就能够达到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更好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扩大商品流通范围，使商品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消费的不断扩大，消费的扩大也意味着产品价值的实现，意味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有可能突破自身原有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生产并实现更多的价值增殖。客观地说，世界市场的开拓，使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这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使更多国家、民族不管是否愿意都被纳入到现代化的发展序列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一些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接资本为了突破生产界限、追求更多价值增殖的国际转移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了可能颠覆和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要力量——正像资本的扩张在国内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一样，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必然在国际塑造和激发更多的颠覆和扬弃其的力量。并且，世界市场的开拓，也有其不可逾越的自然地理界限。即便资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力量向更广阔的宇宙扩张，其也可能会制造更多难以预测和难以把控的风险，从而最终会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给人类扬弃资本，以实现自身更为安全和自由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
其次，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要突破自身发展的界限，除了要不断推动世界市场的扩张，把整个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体系当中，还必须不断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要，以实现持续不断地生产并保证资本的无限增殖。在这方面，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其一方面会借助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进一步“发现新的有用物体”，“采用新的方式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从而既能保证资本在既定的生产中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也能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可以在科学技术创造和满足的人的新的更多需求中去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但是与此同时，根据资本自我增殖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人的真实发展的需要而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既会造成社会发展的更多更大的科技风险，也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会在二者的交互中形成对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更大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其还会努力“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包括为了满足无限生产而要鼓励每个人特别是要鼓励每个工人都要提前消费、无限消费，由此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信贷市场和金融投机等。其也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利用其先发优势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榨取而在本国形成商品大量堆积，鼓励消费，不仅鼓励实际产品的消费，更鼓励奢侈品和所谓高端品牌的符号化消费，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的“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需要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 4]今天看来，不仅发达国家如此，这种趋势现在也开始向刚刚取得一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扩散，使得未富先奢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所不得不面临并急需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其还包括利用新创造的“文化工业”对原本属于人的自由创造和自我价值实现最后领地的文学艺术审美领域的侵入与渗透，从而使人的价值追求日益片面化、单一化，完全成为被资本无限膨胀的物欲所驱使的“行尸走肉”。这正如很多西方学者自己所反思和批判的那样，电影、广播和杂志借助于现代技术，“使这些个人越来越屈服于他的对手：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力” [5] （P108）。资本已经将艺术异化，“只要金钱是绝对的，那么艺术就应该是可以任意处置的”[ 5] （P143）。“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 [6]“快乐原则”吞并“现实原则”，性领域的俗化，制度的俗化，技术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再有，其也包括马克思当年就已经看到的，资本会不断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对人的粗陋需要如毒品、赌博、性产业、甚至部分低俗游戏产业等进行不断开发，“工业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而且是人为地造成的需要的粗陋来进行投机”[ 7] （P230），从而不惜使人的“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 7] （P225）。这些，显然在不断尝试扩展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界限，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同时，也必然造成人的发展的单向度化，造成个人自由与价值的被扼杀与被毁灭。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 1]（P390）事实上，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虽然要不断努力突破自身设定的界限，但这种努力本身在看似扩大其界限的同时，实际上正在不断地加深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使得其历史性的自我扬弃，更具有了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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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undaries of Capital-Based Production
Xue Xiujun，Chang Peiwen（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21）
Abstract: In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1857-1858, Marx thinks that the capital-based production is a “special production” in a special period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is production presents selfspeciality, it also reveals an inborn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boundary of Marx’s capital-based production,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the inward contradiction and boundar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still exist, and the “common production” that moves toward communist society still ha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Keywords： capital-based production; production boundary; special production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1-072-006
作者简介：
薛秀军（1974-），男，河北承德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常培文（1978-），男，山东新泰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
责任编辑：吴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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