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诗歌论文,理论论文,布鲁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43(2004)03-0081-0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德里达在美国学术界的广泛活动，解构主义在美国从无到 有并成为显学，形成由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奥弗里·哈特 曼所组成的所谓的“耶鲁学派”。我国自80年代左右开展对解构主义研究以来，对德里 达的研究最为详尽，米勒和德曼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而布鲁姆和哈特曼则或多或少 地遭到了冷落。后二人更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解构主义已死”的声音的直接受害 者。就布鲁姆研究而言，散见于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大多集中于布鲁姆的中期理论，如误 读和影响的焦虑等。人们一谈到布鲁姆，言必称影响的焦虑，似乎这便是他理论的全部 。事实上，布鲁姆理论体系庞大、来源广泛，而且作为一位高产大师，他至今仍有新的 作品不断面世。我们对他卷轶浩繁的作品所呈现出的脉络还缺乏总体性的把握，对他的 研究远不尽人意。比如，人们常把布鲁姆简单地归于解构主义阵营中，而不去详加考察 布鲁姆理论和其他解构主义者理论之间的异同。其实，“耶鲁学派”中，布鲁姆受德里 达的影响最少，他自己也力图划清和解构主义的界线：“至于我自己的观点，在解构主 义者看来是传统主义的，而在传统主义者看来又是解构主义的。”(钱文亮，2000)解构 主义认为所有的文本与文学影响无关，布鲁姆对此也不认同，在他看来，诗的历史是无 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分开的。
像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理论家一样，布鲁姆早期(1959年到1973年)的批评活动也主要 是围绕着浪漫主义诗歌展开的。这一时期，他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 究，特别是对代表性诗人的主要作品进行了一系列标新立异的解读，完成了他对当时仍 为文学研究主流的新批评对浪漫主义贬抑性解读的反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 雪莱的神话创造》(Shelley's Mythmaking,1959)，《幻想公司》(The Visionary
Company,1961)(注：即The Visionary Company:A Reading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其中，“Visionary Company”一语源出于哈特·克兰(Hart Crane)的一首诗 ，布鲁姆用来指他所推崇的浪漫主义诗人群体，如雪莱、华兹华斯、布莱克等。)，《 布莱克的启示》(Blake's Apocalypse,1963)，《塔内鸣钟者》(Ringers in the
Tower,1971)。当时，美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一股浪漫主义诗歌再评价的热潮，这些作 品一举确立了布鲁姆在这股潮流中的前驱者的地位。
浪漫主义诗歌倍受新批评的责难，而艾略特是始作俑者(注：这是评论界的共识。国内 学者对此也有所研究。参见张剑T.S.Eliot and English Romantic Tradition第一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出版。)。他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 达个性而是回避个性。他反对浪漫主义诗歌一味诉诸感情的倾向，主张对诗人的个性与 感情作最少的要求，而对诗人的艺术则作最高的要求。他认为诗人的思想(the poet's mind)在创作中的作用如同催化剂，并未参与到各类文学、哲学，经验的材料在“非个 人化的实验室”(impersonal laboratory)被加工，发生“化学反应”而成为诗歌的过 程中。(John,1963)依照这种观点，浪漫主义诗歌洋溢的情感渲泄和挥洒洋溢的行文显 然不讨艾略特的喜欢。
艾略特这种“非个人化”的艺术观在其他新批评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 维姆萨特(W.K.Wimsatt)认为诗歌是占据空间的实体，独立于它的作者和读者而自在自 为。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强调诗歌的意义不能从任 何诗歌之外，而只能从诗歌本身得出。这相当于把作者和读者完全排除在诗歌研究之外 。诗人就像是一位能工巧匠，他“以任何可以激发想象的东西——一段未明了的个人经 历、一种概括而朦胧的感受、一段情节、一个隐喻、一个词组——开始创作。在把诗歌 视为整体的同时，他试图使每一单项都和整体联系起来……。随着大局观的发展，它调 整着诗人选取诗歌各部分、措词、意象、节奏、观点、事件等并使之相互联系的这一过 程。”(Selden,1989)而诗歌一旦完成，诗人似乎就和诗歌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艾略特等人眼中，浪漫主义诗人承密尔顿一脉，有着如密尔顿一样的缺陷：“夸夸 其谈的词藻，玄奥抽象的思想，生硬粗糙的感觉”。(张剑，2000)他们青睐邓恩等玄学 派诗人，而雪莱成了“拥有学生般的机智和热情的未成熟的蹩脚诗人”，拜伦也降格为 “讲故事者”、徒有“孩子气的热情”。(张剑，2000)布鲁姆对此丑化浪漫主义诗人的 做法深恶痛绝，他逆流而上，在新批评仍大行其道之时便愤然而起，遏制其势头。关于 布鲁姆早期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解读，大卫·费特(David Fite)有过精辟的概括。费 特认为，布鲁姆心目中有着“创造神话的幻想性想象”的浪漫主义诗歌，其主题具有四 大元素：
1)浪漫主义诗歌是反自然的，与所有的外部的语境相抗衡。
2)它是以追寻罗曼司来表现的。
3)幻想性想象的达成，“我”与“你”(注：这里，布鲁姆求助于犹太神学家马丁·布 伯的理论。参见Buber,Martin I and Thou,Part Two,p1-18,Ronald Gregor Smith译，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Cheng Cheng Books LTD出版。)神话创作 式的融合，是稍纵即逝的。
4)依靠自身的途径而独立达成的启示性幻想，如果是暂时性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便是没有指示物的，而且总是集中于幻想性渴望的问题上。(Allen,1994)
依据西方的传统，尤其是在宗教的意义上，一个字词和一段文本具有字面意义、寓言 意义、伦理意义和神秘意义即精神意义四种自低而高的不同层次的意义。布鲁姆认为， 浪漫主义诗歌从寓言意义阶段发展到了神秘意义阶段。后者意味着不能把诗歌当作是寓 言，即不能把诗歌“翻译”为其他非神话创造(non-mythopoeic)式的语言来解释，而必 须用它自身的语言来解读。在此基础上，他将浪漫主义诗歌主题解释为：对人类意志的 发挥，以试图把自然世界转化为纯粹幻想的启示性王国。布鲁姆自己身体力行，用诗歌 的语言，用诗歌自身的神话创造式的语言来解读浪漫主义诗歌。下面我们先通过布鲁姆 对雪莱的解读来了解他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理论。如果说浪漫主义诗歌饱受新批评责难 的话，首当其冲的便是雪莱，因而布鲁姆首先要捍卫的就是雪莱。
《雪莱的神话创造》一书刚开始，布鲁姆便引用了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我”与“你”》(‘I and Thou’)中对“我”与“你”及“我”与“它” 的关系世界的著名论述。马丁·布伯首先指出，人对世界持双重的态度，因而世界与他 也呈现为双重世界。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宗教术语，意即对世界持双重态度)，即“我 -它”(‘I-it’)和“我-你”(‘I-Thou’)。这两大原初词是人的两种“在”的方式， 呈现于人的两种世界中。“我-它”代表的是经验世界(the world of experience)，其 中，我与外在事物的关系是我和对象的关系，我对外在事物进行观察，获得知识和经验 ，但是却不能到达对象的本真本质。在这里，事物相对于我，还是他者，我对自身的观 察，也是对我只作为我的对象、我的他者的观察，所获得的也不是关于我的本质。要想 到达认识的本真境界，必须进入到“我-你”的关系世界(the world of relation)，用 布伯的话说就是要诵出原初词“我-你”。在这一关系世界中，“我”对外在事物，包 括对“我”本身进行最直接的感悟。在“我”的凝神观照中，一切都成为与“我”毫无 间隔的“你”，这样在“我”的意识之中便达到了“我”与“你”的完全融合，世界因 而超然于经验之上。作为永恒的“你”的上帝，也只有通过这种毫无间隔的体悟才能到 达。然而，布伯同时也指出，在我们的世界中，“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是变 化的。人不能总处在“我—你”关系中，他只能一次又一次把他的“非直接性”带入与 “你”相遇的“直接性”从而赋其世界以意义。在“我”与“你”瞬间融合之后，一旦 关系枯竭或有中介物渗入其间，“你”就会物化为“它”。因为人只有在“它”中才能 生存。人只有在实践中，在“我与它”(I and it)和“我和你”(I and Thou)两种关系 世界的永恒互动中，才能沉浸在“我与你”的关系世界中。(孙亦平，2002)
我们只有很好地了解布伯的这一理论，才能清晰地理解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 因为他在浪漫主义诗歌(雪莱仅是一个例子)中找到的简直就是布伯以上论述的翻版。此 外，我们在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弗莱(Frye)的神话原型理论的影响。布鲁姆在研究了雪 莱的8首主要诗歌之后，把雪莱浪漫主义诗歌的主题概括为：诗人在诗歌中追寻，渴望 在诗性的幻想之中达到神性的启示，达到与永恒的“你”的融合。而在诗歌中的这种融 合是短暂的，转瞬间又回到了“我与它”的世界。布鲁姆把雪莱诗歌的主题模式解读为 ：追寻——瞬间启示性幻想(“我和你”)——回到“我与它”的世界。在他随后的作品 中，这一模式被推广到其他主要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通过描述诗人意志在一种神性的追寻中企图达到天启式的幻想，布鲁姆以 此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他强调诗歌的解读不能排除诗人在诗歌中的主体性作用。这里的 “诗人”在其中期作品里被称为“诗人的诗人”(poet-as-poet)。布鲁姆这种渲染主体 性色彩的解读，与新批评的非个人化倾向，与把诗歌当作是“精致的瓮”和“词的偶像 ”的观点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
除了通过确立浪漫主义诗歌的主题模式来反驳新批评之外，布鲁姆还在《幻想的伴侣 》的序言中，集中讨论了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宗教背景及其中心主旨，并对浪漫主义诗 歌的传统作了自己的解释，以此把浪漫主义诗歌和艾略特所推崇的古典的、保守的、天 主教传统的诗歌区分开来。
布鲁姆首先把浪漫主义诗歌的产生归于罗曼司的追寻：“浪漫主义一词的源头可以追 溯到一种文学形式，即罗曼司，这是一种介乎神话和自然主义的表现形式之间的传奇故 事。英国直到18世纪中叶，浪漫主义一词才有了某种野蛮、陌生或诗情画意的意义，并 且多用于绘画和自然风景。18世纪中叶，文学用来称呼自己的术语是‘崇高’和‘感受 性’。”(哈罗德·布鲁姆，2000)
布鲁姆认为，18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诗人所共有的精神就是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所说的“时代精神”，这个概念在当时法国大革命具有启示意义的前夜，就是 指面临一个可能的新世界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要理解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浪漫 主义诗歌之间的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考察批评家威廉·黑兹利特，因为黑兹利特的 创作背景和批评生涯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式的(和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他的宗教 背景也是不信国教的新教传统)，他的性格和心理具有典型的英国浪漫主义特征。在布 鲁姆看来，没有哪一种观点比黑兹利特式的新教精神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过如此巨大 的影响。据布鲁姆的理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一种宗教诗歌，而且还是新教传统的宗 教诗歌。他把英国诗歌的传统以宗教上的差异划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新教的也是主要 的传统，它是激进的、弥尔顿式的浪漫主义传统；其二是保守的天主教传统，它自称是 古典的传统。在他看来，代表着新教传统的黑兹利特的批评和艾略特的批评同等重要。 新教的特征是坚守理智和精神的独立性，坚持在道德问题上个人决断的权利，坚守每个 人的心灵之光，惟有这样，才能对《圣经》有真切的理解；它认为在人和上帝之间，不 需有任何的中介(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布伯的存在主义宗教观对他有那么强烈的 吸引力)。布鲁姆认为黑兹利特、布莱克、早期的华兹华斯、雪莱和济慈，以及其他的 浪漫主义诗人都具有新教式的精神世界。不信国教的新教徒开始主要是反对教会的权威 ，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坚定拥护者。法国大革命中，当巴士底狱 被攻破时，新教徒(包括浪漫主义诗人)为之欢呼雀跃。虽然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在晚期 走向保守，但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走向千禧年之前的大动荡时期， 就像圣·约翰在《启示录》中所预言的那样，是神的最后审判。之后，基督便会重临， 审判地上的人们。在这种新教传统中孕育出来的浪漫主义诗歌，其主旨就是在诗歌中达 到一种启示性的幻想。在《幻想的伴侣》中，布鲁姆潜心研究几位主要浪漫主义诗人的 诗歌，通过细读，寻找出其中浪漫主义追寻的主旨。布鲁姆声称就是这种启示录式的渴 望，最为明显地把浪漫主义诗歌和文艺复兴以来的绝大多数英国诗歌区分开来。浪漫主 义艺术家们认为诗歌之优于神学或道德哲学，就在于诗人们通过诗歌的启示性幻想能达 到真知，达到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世界。人类所有的文明都是人类建构的，如 在布莱克那里，所有的神都居住在人的心中。因此，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人类自己的， 而最人性的和最可靠的就是诗的知识。新批评把这种论断当成是自大的幻想，但是布鲁 姆认为，启示性幻想是一种历史理论，它是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一种视觉、一种对世界的 观看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布莱克、早期的华兹华斯、雪莱和济慈都把希望寄托在诗歌 身上，认为诗歌可以将人类从堕落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他们的中心愿望就是在人类存在 本身中发现最终的善。这便是内在化的罗曼司追寻，是内心精神世界在焦虑中的追寻，是一种神性的渴望。
布鲁姆由此转到罗曼司内在化的主题。他认为，把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和叶芝联 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相信他们在复兴随着密尔顿的去世而消失、在蒲伯死后又以一种弱 化的形式在科林斯等人身上出现的真实的英诗传统。而且，英国浪漫主义不仅是罗曼司 的复兴，它还是“罗曼司的内在化，尤其是各种追寻类型的罗曼司的内在化，这种内在 化不只是为了治疗的目的，因为它是以一种人性化的渴望的名义来实现的，而这种人性 化的渴望所针对的是启示录式的感情。诗人利用各种追寻罗曼司的形式，将它们转换为 他自己的想象性生活，以便使追寻的整体律动在诗人自身从诗到诗的运动过程中可以再 次被倾听到。”(John,1988)
在《塔内鸣钟者》一书中，布鲁姆认为，诗歌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与所有的二元对立 和限制相对抗；而且，除了其自身无法实现的和不灭的人类渴望之外，诗歌和所有的语 境相对抗，包括哲学、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语境(因而布鲁姆强调不能把诗歌置于社会、 哲学、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来解读。这也是布鲁姆一生的批评生涯的主旨之一)。 如此，布鲁姆是在坚持浪漫主义幻想性诗歌的自在自为(这一点看上去像是对新批评有 所继承，但二者却又不同。新批评所说的诗歌如“精致的瓮”和“词的偶像”式自在自 为把诗人的主体排除在外，而布鲁姆恰恰反其道而行)，这使得他更加倾注于诗歌心理 学。在《塔内鸣钟者》一书中，弗洛伊德就像是个飘忽不定的幽灵，不时地出现于作者 神话建构式的行文中。布鲁姆把这种浪漫主义的追寻分为两大阶段，即普罗米修斯阶段 和想象和真人阶段。(这里，“想象和真人”是他借用了布莱克的术语)。他写道，
总体说来，普罗米修斯是追寻的最初阶段的英雄诗人，其特征是深深卷入政治的、社 会的和文学的革命之中，而且会对欧洲和英国社会正统体制进行直接攻击、甚至冷嘲热 讽，其攻击和嘲讽对象包括指涉历史的基督教、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文学和知识传统，尤 其是该传统的启蒙时期。真人或想象的阶段出现于浪漫主义追寻的重要阶段发生危机之 后，其典型特征是相对脱离革命活动，远离论战和讽刺，为的是使追寻的领域重新集中 于自我及其模棱两可的范围之内。(哈罗德·布鲁姆，2000)
第一阶段，诗人的追求类似于利比多(Libido)对压抑的抗争。第二阶段，追寻最终战 胜了诗人内心毫不屈服的自我。第一阶段呈现出的是英雄式的诗人，他们积极投入到社 会、政治和文学变革中去，代表人物是雪莱和布莱克。回归自我的第二阶段，代表人物 是华兹华斯。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经验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布鲁姆浪漫 主义诗歌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涵盖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 其中，雪莱等诗人的卷入革命政治活动成为该理论中浪漫主义诗歌心理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阶段，是释放受压抑的冲动和力量而进入到第二阶段自在自为状态的必经之路。如此 一来，浪漫主义诗人的社会目标也被纳入了诗学心理学的范畴，布鲁姆由此完成了其早 期的浪漫主义内在诗学(intrinsic poetics)。
布鲁姆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中后期批评理论的走向。首先，他早期的作品 突出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批评家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贯穿了他一生的批评生涯， 而反抗的对象就是他贬抑地统称为巧智派(The Line of Wit)的非诗性批评(
extrapoetic criticism)，即那些以社会、历史、哲学、意识形态等语境来评判诗歌的 各类批评流派。这一反抗主旨如同一根红线将他一生的批评理论贯穿起来。在他批评的 第一阶段，他反对的主要目标是保守的形式主义批评家艾略特等所代表的新批评。如在 他发表于1963年的论文《中心人物：爱默生、惠特曼、华莱士·斯蒂文斯》(The
Central Man:Emerson,Whitman,Wallace Stevens)一文中，布鲁姆称，“我们必须完全 彻底地把艾略特时代的荒诞批评抛到脑后，不然，则无法再看到浪漫主义热情反讽的复 杂性，不能完全看到斯蒂文斯和克兰如何势不可挡地成为那一传统的继承人和延续者” 。(Lentricchia,1980)在中期的著作中，布鲁姆依然高扬斗士的姿态。他在《影响的焦 虑》中公然呼吁，“让我们放弃那徒劳无益地想把一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的努力吧 。”(Bloom,1973)布鲁姆置新批评家的矜持与温和于不顾，而像激进浪漫主义诗人一样 直抒胸臆，一副好斗与挑衅的姿态。在《诗歌与压抑》中，他感叹道，“很少有其它概 念比诗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常识性’的观点更难于排除的了”。(Bloom,1971)在他后 期的作品如《西方正典》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对非诗性批评如新历史主义、新马克 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措词激烈的反对。
其次，布鲁姆对宗教，特别是对犹太宗教情有独钟。如前所述，布鲁姆认为英国浪漫 主义诗歌实际上是新教传统的诗歌，由此而与艾略特所推崇的古典和保守的英诗传统区 分开来。在批驳反浪漫主义的所谓“巧智”学派时，他直接求助于著名的存在主义思想 家、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对宗教的兴趣贯穿了布鲁姆的整个创作生涯。在其理论发 展的第二阶段，他在影响与误读理论四部曲之一《喀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犹太神秘教派喀巴拉的理论，以寻求原初的误读文本 的范式。他认为，喀巴拉就是对原始犹太宗教的误读。在随后的作品，如《对抗：一种 修正理论》(Agon: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中，布鲁姆也讨论了诺斯替教理论 ，探寻在诗歌中得以企及的诺西斯(Gnosis,意指一种神秘的真知)。在后期著作如《美 国宗教》中，他更是显示出对美国宗教如约瑟夫·史密斯所创立的摩门教的浓厚兴趣， 他认为摩门教是对基督教传统的强力误读。布鲁姆在其理论发展的三阶段都显示出了对 宗教的关注，他浓重的宗教情结可以从西方历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他本人信奉犹 太教的神秘主义和他曾有过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作访问学者等方面得到解释。
另外，在布鲁姆的早期理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心理学理论，尤其是对弗洛伊 德的理论多有借鉴。如在《罗曼司的内在化》一文中，他就多处应用弗洛伊德理论，以 对照说明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罗曼司理论潜在地包含着对浪漫 主义的充分解释；弗洛伊德所说的作家被某个现实经验唤起其早年的不朽渴望，乃是18 世纪罗曼司意识复兴的根源，19世纪的浪漫主义也基本上产生于这种渴望。在此，对“ 早年的不朽的渴望”其实就是他中期的影响理论所称的对前辈强力诗人的景仰。《影响 的焦虑》全面阐述了这种观点，并引用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来比喻迟到者诗人对 前驱诗人的欲爱又恨的关系。事实上，他的误读理论除了借鉴保罗·德曼、糅合了宗教 神秘论的观念之外，“影响的焦虑”的概念更主要地是取自于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 ”理论及其关于自我心理防卫机制与矛盾功能的研究，外加尼采的强力意志理论。虽然 他在后期的作品中试图掩盖弗洛伊德的影响，反而是欲盖弥彰。
更为重要的是，综观布鲁姆的全部批评实践，我们从其早期作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他的雄心壮志：尽管各个时期方法上有所不同，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构建以浪漫主义文 学(他扩展了浪漫主义的概念，使之囊括从现代诗歌到密尔顿和斯宾塞及《圣经·旧约 》的整个时期)为核心的西方新文学传统。从他早期为浪漫主义诗歌平反到中期对诗歌 传统重新构图再到最后重建西方文学正典(如他在《西方正典》中的努力)，布鲁姆几十 年的批判理论和实践实际上具有鲜明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