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底蕴论文,哲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思想的总体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全部论述，是牢牢地扎根于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底蕴。
一
邓小平在论述与应用实事求是思想时，既坚持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又非常注重实事求是的价值性，强调效用、实用。这反映了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特色，以及对实事求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说到实事求是，人们一致认为，其实质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然而，怎样理解这种统一，人们并不是很清楚的。长期以来，我们在把握实事求是，理解主观和客观统一时，存有一种偏向，即把这种统一理解为单向性的统一。也就是说把主客观的统一仅仅理解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强调二者的合规律性，求得真理性的认识。如果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实际相一致，那就获得了真理，也就坚持了实事求是。这样一来，就把实事求是仅理解为探求事物的规律，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事实上，求得事物的规律，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这是认识的直接目的，但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在认识真理、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活动，取得一定的成果，从而满足人们的需要，达到预期的目的。而这个过程，也就是客观是否符合主观预期目的过程，是一个合目的的过程，即表明客观对主观有无价值。这是主客观统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显然，主客观的统一是一个双向过程，它在客观上要求人们从实际出发，并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合规律性；同时又要求人们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有效地改造世界，使其符合人们预期的目的，即合目的性或价值性。也就是说，实事求是从本质上说应该是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只有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是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忽略了实事求是的规律性和价值性的有效统一。我们在运用实事求是指导实践时，其着力点往往放在如何从实际出发，发现事物的规律，并以此作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标志，忽略了实事求是蕴含的价值性和合目的性的意义，甚至把实事求是的两个层面，即规律性和价值性截然对立起来。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曾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争论，这一争论就反映出了这一倾向。在这场争论中提出过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捉到老鼠”就是用来比喻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一种经济措施、一项经济政策的社会价值，对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争论中不少人严重曲解了这句话的本意，把白猫黑猫理解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而把姓“社”姓“资”问题与发展生产力问题对立起来，似乎一重视发展生产力就必然不辨“资”、“社”。这一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后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真理问题严重地压倒和排斥了价值问题。这是我们党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次重大失误，它给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由于人们割裂了实事求是的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忽略了价值的意义，所以，人们在坚持实事求是过程中，往往缺乏对认识指导实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认真分析，从而忽略通过对实践效果不同性质的分析，进一步反思自己所发现并认定的真理、规律是不是真正的客观真理，是不是客观规律。正是这种不应有的忽略，当社会实践的结果出现负价值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去反思导致实践出现负价值的认识本身是否正确，而总是把原因归结为具体的工作方法上的失误。例如，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失误和曲折进行反思时，至多只是思考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搞清楚，而没有进一步思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本身是否正确、是否搞清楚，总以为我们原先对社会主义原则和特征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我们以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在实践中常有这种现象产生，即有些人并没有从实际出发找出事物固有的规律，而只是产生主观的臆想，却以为发现了事物的规律，求得了真理，并以此来指导实践，还称其为“实事求是”。甚至在实践出现了严重失误时，也自认为是坚持“实事求是”。事实上，这是对实事求是的违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正好说明了这一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着手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人们割裂开来的实事求是的两个方面，即规律性和价值性又重新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只有实现这两者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主客观统一的实事求是。如果实事求是只强调合乎规律而否定价值性，那么这种实事求是就是“无的放矢”，失去了实事求是的意义和价值；同样，实事求是只强调价值性否认规律性，那就会因追求眼前利益而导致实用主义，从而走向唯心主义。所以，孤立地看待规律性和价值性都是片面的，只有既体现正确的价值追求，又体现规律性，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坚持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表明实事求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
邓小平在坚持实事求是规律性和价值性统一的基础上，针对以往我们把握实事求是的缺陷，又突出阐发了实事求是所蕴含的合目的性，即价值性的深刻含义，从而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深化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指出实事求是就是要解决问题这一价值目标。在他看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要以“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为最后依据。所以，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态度时，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我们开会， 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2 〕既然实事求是是以“要解决问题”为价值取向，而当今中国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说：“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象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3〕。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 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是与非，姓“社”还是姓“资”时，他深刻地指出：“‘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方针与办法是不是正确的，一切都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4 〕总之，在他看来，在实践中“解决了问题”，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
二
正因为邓小平在论述实事求是时，十分强调实用和效果、价值，所以有人认为，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是所谓“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实用主义”。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因为邓小平在阐述实事求是思想时，注重价值，强调效果、实用，是建立在实践观点、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基础上的，和实用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他的实事求是思想是实践观点、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的集中体现。
首先，坚持实践观点和实践标准。邓小平尽管在坚持实事求是时强调价值和效果，但他并没有把主观经验作为真理的标准，而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一条思路、一个观点、一种办法，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也就是用实践的结果来说话，看它是否和人们预期目的相一致。一致的话，就说明这一思路、观点、办法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它是有价值的、有用的。由于实践结果的显示不是信手拈来的，因此实践检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也不是一时能辨别清楚的。所以，邓小平主张“先干起来再说”，许多方针政策出台后，不要急于去公开肯定与否定，更不要搞抽象的争论，而是在实践中看几年，再作定论。然而，“先干起来再说”，并不意味着实践运作过程中可以随心所欲。所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在实践中必须“走一步，看一步”，及时总结经验。每当改革发展一段时间，必须回顾一下，看看哪些做得对或不对，以决定下一步的打算。可见，邓小平关于实践的观点，把价值实现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无论在讲“拿事实说话”，还是讲“先干起来再说”、“走一步，看一步”，他所关注的是实践的结果、价值。正是这种实践观，决定了他的实事求是观。换句话说，他的实事求是思想注重价值是他的实践观点的集中反映。
其次，坚持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观点和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坚持实践观点和实践标准，强调衡量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以实践的后果、效果为根据，看它是否达到预期目的。但一项实践活动虽然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可不一定说明这一实践必然合乎社会发展的、最好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所以，判断实践的效果、价值，我们是否坚持了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看来，不能停留在实践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要看实践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判断我们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他早在1979年就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5〕以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标准问题， 在视察南方谈话时发展为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的完整思想。邓小平之所以把实事求是和坚持生产力观点及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不仅要从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则，即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从社会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东西，即从生产力的发展出发，才能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正是以生产力为基础和重点拓展他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这也正是他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他的实事求是观追求价值、效用的价值取向得到充分实现。
再次，坚持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的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固然要坚持实践标准，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并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的自然提高。例如，当今世界上有的国家经济实力并不差，但用来搞军备竞赛，人民生活水平就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下降，最终免不了垮台。只有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趋于一致，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因此，人民利益标准是更为根本的标准。邓小平在坚持实事求是时，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标准。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把这一条作为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根本标准。谈到人民的利益，这不但指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利益，所以邓小平进一步说：不仅“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而且要“使人民的文化生活好一些，精神面貌好一些”。可见，判定我们是否实事求是，我们的实践的得失成败要看其是否符合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看是否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很显然，邓小平把人民利益作为标准，体现了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的内在统一，也体现了生产力观点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从而成为他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最高价值取向。
总之，实践观点、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他的实事求是思想正是他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实践观点、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基础上，展开他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他的实事求是思想既坚持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又实现实事求是的价值性，即有利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实事求是观，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思维导向。
三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决定了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基本思路，逻辑上要求他把社会主义既要看作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是一个合目的的过程，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的过程，即价值实现的过程。邓小平正是从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模式的转换，转向从社会发展目的的层面上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超越和发展。
我们知道，从社会发展目的上论证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6 〕离开了实际手段和实际目的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完全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追求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一是生产力目标--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二是价值目标--人类最全面的发展。为此，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在保证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7 〕从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体现在这两大目标上。
当然，马克思尽管强调从社会发展目的上认识社会主义，可是，从他自身思维的侧重点来说，他是着重于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认识和论证社会主义本质的。他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消灭商品货币，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马克思思维的这一侧重点，和当时他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相适应。因为，当时马克思分析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生产力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却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造成现代社会不公平，阻碍生产发展的总根源。因此，社会化大生产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显然，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实现的。这样，就决定了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和设计时，就比较侧重于从社会制度方面规定社会主义，阐述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点，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但是，他在着重从社会制度上论证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从社会发展目的，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提高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去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恰恰相反，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论述是立足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
但是，反思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不难看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忽略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认识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从而出现简单照搬的倾向。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目的来理解社会主义，往往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目的，把社会主义本质仅规定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从而在实践上出现片面扩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追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使之越大越公越纯越好。一时间社会主义原则满天飞，而目的似乎是没有的，以致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逻辑。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越强调，社会却愈贫困落后，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可以说，离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根本目的认识社会主义，就不能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本质；离开社会发展目的，就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尤其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更是如此。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认识社会主义的视角必须从基本制度上转到社会发展目的上。但是，几十年来，我们恰恰没有实现这种转变。
邓小平正是在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多次深入思索并向全党提出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并把研究的视角转向社会发展目的。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一直强调，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在首要地位。“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9 〕尤其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说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谬论，他断然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0〕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对这一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这标志着他从社会发展目的上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的深化和成熟，并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模式。
当然，邓小平从社会发展的目的上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并不否认从制度上认识社会主义之必要，更没有将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内在地蕴含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内容。因为从邓小平思想深层来看，他觉得从社会制度上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也是重要的。社会制度上的特征，反映着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并由此使社会主义形态同其他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如果没有社会制度上的这些特征，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了。首先，在经济制度上，他一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所以，对社会主义说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又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11〕其次，在政治制度上，他坚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他针对建国以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发挥民主这两个重大失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2〕再次，在思想文化上，他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愚昧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不重视物质文明建设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搞不好社会主义。显然，邓小平在从社会发展目的上规定社会主义本质，并未否定社会主义在制度方面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讲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精神文明。实际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论断已内在蕴含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内容，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和公有制、按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必然带来极少数人富裕，形成两极分化，产生剥削。
注释：
〔1〕〔2〕〔3〕〔4〕《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求是》，第91页，第186页，第201～202页，第209页，第206、223、23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111、25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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