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
邵建平
(红河学院 越南研究中心，云南 蒙自 661100；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作为军事外交的最高阶形式，联合军事演习在具有军事同盟的国家间非常普遍。除了发挥向“第三方”传递军事威慑信息的作用，联合军事演习在国际关系中也发挥着预防性外交的作用，是信任建立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误判、增进互信，也能够推进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国际合作。经过十余年的军事合作，尤其是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间双边军事联合演习积累了经验，加之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不断取得进展，中国和东盟于2018年10月成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及海上联合搜救为重点、不针对“第三方”，完全符合中国一贯主张的新安全观理念。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减少误判，提高互信水平，也能够推进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关键词： 联合军演；中国-东盟关系；新安全观；南海命运共同体
2018年10月22日至27日，中国和东盟在中国湛江举行了海上联合军演。此次联合军演是东盟首次与单一国家举行联合军演，也是中国首次与东盟整体进行联合军演，因而，对东盟、中国以及中国-东盟关系意义重大。本文在分析联合军演在军事外交中的重要性基础上，剖析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背景，最后以新安全观为视角，阐释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
试验在天津市武清区白古屯镇和大孟庄镇麦田进行。土质为沙壤土，有机质含量1.5%～2.0%，pH值为7.8～8.1。小麦于2014年10月份播种，禾本科杂草3～5叶期时喷施除草剂，全生育期免中耕，其他管理同一般大田。试验田杂草为自然生长的杂草，由于不同地方的杂草种群不同，所以将30 g/L甲基二磺隆OD除草试验安排在白古屯镇进行，8%炔草酯OD安排在大孟庄镇进行。
一、作为军事外交重要手段的联合军演
在理论上，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在维护国家利益过程中是截然不同的，两者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暴力-强制的武装力量与和平-劝说的外交艺术是不相容的。[1]然而，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军事外交作为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已存在。只是更倾向于使用防务外交、防务关系、军事关系、军事交流、军事接触等表述。[2]最早的军事外交实践可以追溯到欧洲30年战争时期，当时，法国的黎塞留将军官派遣到盟国，从事联络工作并收集军事情报。[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国家间往来更为频繁也更为正式，军事外交也逐步演变为正式的外交惯例。但总体而言，军事外交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不断丰富的实践。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军事合作更趋频繁，昔日处于相互对立的美苏阵营的国家间都逐步开展了军事合作。不断丰富的实践引起了各国政府对军事外交的重视。1998年，英国国防部在《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将军事外交定义为“为国防部承担的各种活动，包括消除敌意、建立和维持信任、协助发展民主负责的武装部队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提供支持，从而为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作出重大贡献”。[4]
此后，军事外交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外学者科特(Andrew Cottey)和佛斯特(Anthony Forster)认为，“与传统上将武装力量定义为出于防卫、威慑、强迫和干涉的目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同的是，军事外交是指和平时期武装力量的运用和将相关机构(主要指国防部)作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种工具”。[5]郭新宁则认为，“军事外交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国防部门及武装力量旨在增进和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尤其是国防安全目标，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进行的交往、交涉和活动，是一国对外关系和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该国国防政策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6]较为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则认为军事外交是“国家或军事集团间在军事及相关领域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的总称，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为了维护、实现和扩展国家利益，直接服务于国防建设和军事战略，是国家或军事集团国防政策的对外延伸”。[7]韩献栋则根据军事外交活动的性质和合作强度，将其分为以增进普遍性价值为目的的普遍性军事外交和以增进相互信任、友好关系为目标的交流性军事外交，以及以应对明确或不明确威胁为目标的合作性军事外交(包括协作性军事外交和结盟性军事外交)3种类型。[8]相较而言，中国政府比较侧重于从增进互信和协作性角度阐释中国的军事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明确指出“中国军队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要和美军“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与周边国家“推动建立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安全和合作新架构”。[9]
不管是从目标导向还是从其特征描述对军事外交进行定义，军事外交作为外交的一种手段，其实践形式已经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主要包括：高级军事和文职国防官员之间的双边和多边接触；任命并派遣驻外武官；双边防务合作协定的签署；帮助培训外国军事和防务文职人员；为他国武装力量的民主控制、防务管理和军事技术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军事人员、军事单位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以及舰船互访；配置军事或文职人员到伙伴国家的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在伙伴国家部署训练队伍；为伙伴国家提供军事装备等援助；出于训练目的举行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10]从以上形式来看，作为军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军事演习处于军事外交形式中的最高阶层次。其与军方高层互访、军事贸易、舰艇访问、军事援助、军事培训等相比，需要联合演习双边更加协调的配合和更高程度的互信。而且，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与双边联合军事演习相比更趋复杂，相互间协调的难度更大。
[11] 孟祥青：《美日夺岛演习直指钓鱼岛 美为始作甬者》，人民网，2012年8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822/c157278-18804277.html。
第二种类型是国家间通过联合军演达到管控相互间存在的问题、减少误判、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治理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目的，其总体而言属于“协作性军事外交”的范畴，目前是要实现预防性外交目标和建立信任。有学者专门从这个角度总结了军事外交的重要作用，认为军事外交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和管控危机；可以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增强国家对相互间国家能力、国家利益以及各自底线的认知；通过建立定期对话和发展高级国防官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强化深层次互信和培育共同事业感，从而能够改善战略环境。[13]联合军演作为军事外交最重要、最高阶的形式之一，自然也具备同样的功能。冷战结束后，随着地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利益交叉更加多元化，昔日的对手之间都具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因此，国家间更倾向于采取政治谈判、司法途径等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或矛盾，包括涉及领土和海域的争端。对于相互之间暂时难以获得解决的争端，则开始重视互信建设，为政治谈判营造和谐的氛围。尤其是对于海上争端，国家间也重视为军舰、飞机在海上意外相遇等构建规则，并通过实际行动对规则进行演练，以达到管控分歧、预防冲突发生、增强互信的目的。此外，冷战结束以来，高阶政治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地位逐步下降，而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殊性迫切要求世界各国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而且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安全合作伙伴之间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专门对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科目进行演练就非常普遍，也非常必要。如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美国与安全合作伙伴间的军事演习都增加了合作反恐演练。中国也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专门开展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合军事演习。
二、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基础
如上文所述，联合军演处于军事外交形式的最高层次，而多边联合军演则比双边联合军演更复杂，协调难度更大。因此，中国-东盟海上多边联合军演的成功进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中国-东盟军事外交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同时，因为在目标导向上，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具有管控南海争端、强化互信并对相互间达成的行为规则进行实际演练的作用，所以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功还与双方在南海议题上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有关。
(一)中国-东盟军事合作的持续推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东盟关系取得了全方位的进展，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典范。当然，中国-东盟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军事合作比政治、经济合作起步较晚，军事关系也不像政治、经济关系一样紧密。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意味着中国认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一系列原则，包括“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或争端；放弃使用武力威胁；有决心和诚意防止争端出现”等。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缓解了东盟对中国的忧虑，尤其是对中国会用武力方式处理南海问题的忧虑，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强化了国际法基础。[14]随后，中国-东盟军事外交也得以逐步推进，内容则涵盖了军事外交的大部分形式。
在双边层面，中国和部分东盟成员国开始将开展军事合作作为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公报》)的重要内容，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防务合作机制，军方高层互访、军事贸易、舰艇访问、军事援助、军事培训、联合演习平稳推进。具体表现如下：中越两国军方高层互访频繁，建立了中越两军边境高层会晤机制，截至2018年底两国国防部长已经在双边边境举行了5次会晤。中菲两国已经签署了《中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两国最近两年签署的《联合声明》中都强调要落实好《中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推进两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泰两国也建立起了国防部防务安全磋商机制，泰国则开始向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中国对柬埔寨给与了持续的军事援助，帮助培训柬埔寨官兵、援建军队医院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间的双边军事演习也不断取得进展(具体见表1)。
表1 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间双边军事演习概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人民网、新华网相关资料整理。
在多边层面，中国和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东盟国家防长扩大会议、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机制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其中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机制是中国和东盟最有效的多边防务对话平台。截至2018年底，中国-东盟防长会晤机制已经成功举办了9次。正是在2015年10月举行的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中国首次倡议与东盟成员国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当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将就推进中国-东盟防务合作提出5点倡议，其中即包括“为应对共同风险挑战，中方愿与东盟国家于2016年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15]2017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再次倡议在南海海域举行中国-东盟海上联合演练。他倡议“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与东盟国家军队在中国湛江及其外海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海上搜救和救灾联合演练”。[16]
在中国-东盟南海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南海局势转圜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推进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也取得了突破。特别是中国和东盟于2016年8月达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对中国-东盟开展海上联合军演提出了客观要求。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指出“各方同意，当各方所有的海军舰艇和海军飞机在南海相遇时，各方将按照提示使用安全和通信程序确保它们的安全”，“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最大限度地保障海上安全，促进睦邻友好，减少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时的风险，并加强海军之间的合作”。[19]在2017年6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新加坡正式宣布将于2018年举行首次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其目的是强化防务合作、减少紧张态势、降低误判风险。[20]在2018年2月举行的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各国防长正式同意在2018年举行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随后，中国和东盟“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海上联合军演同步推进。一方面，中国和东盟于2018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上形成了“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于8月2日至3日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举行了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桌面推演。总之，中国和东盟2016年以来在南海合作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为中国-东盟开展海上联合军演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客观要求。
(二)中国-东盟南海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
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于2018年底顺利举行与南海局势的趋稳转圜有密切关系。在2015年举行的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对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提出的举行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倡议，东盟国家外长没有给与正面回应。一方面，当时的南海局势因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正在推进，南海争议各方及域外大国处于激烈博弈中，使得南海局势持续紧张。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还没有就“《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适用于南海”达成共识。
2016年以来，在中国和东盟的持续努力下，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策略”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果，为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行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及联合工作组会、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以及中国-东盟“10+1”等多重机制下，中国和东盟就维护南海局势稳定、构筑中国和东盟共同主导的南海地区秩序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在2016年4月28日举行的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十一次高官会上，中国和东盟官员承诺“致力于落实‘早期收获’成果，包括建立‘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中国和东盟国家海上搜救热线平台’等合作项目，并一致同意在南海地区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等问题保持沟通”。[18]王毅外长在2016年7月25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中国愿意和东盟国家在2017年年中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磋商”。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上台执政后，总体上奉行了务实的外交政策，不仅摒弃了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联美制华”，而且暂时搁置了“南海仲裁案”，这为中国-东盟南海合作、中菲南海双边合作创造了条件。在密集的磋商和良好的大环境下，南海局势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趋稳转圜。2016年8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2017年5月17日至18日，中国和东盟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提前达成一致。“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的达成标志着自2013年启动的COC磋商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构筑中国-东盟共同主导的南海地区秩序的重要进展。
根据表2的实验参数数据，可以看出，相比较传统大跨径桥梁施工方法，设计的施工技术施工误差值明显更小，桥梁施工周期更短，此外提高了建设桥梁的综合强度，具有施工优势，可以进行推广应用。
由此，不难发现，作为最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中国和东盟国家2003年以来在双边、多边的军事合作方面表现出了善意，增加了共同利益，促进了彼此对相互间安全关系的可预测性，[17]最终推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互信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国和泰国、柬埔寨、缅甸、新加坡等国的双边军事演习为中国-东盟海上军事演习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是践行新安全观的体现
(一)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是指行为主体依据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安全环境)，对自身在安全方面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认识，同时也包括自身应对安全威胁的政策主张。[21]冷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对国际形势以及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认识，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与东盟国家互动过程中提出了自身的安全观。在1994年举行的中国-东盟磋商会议上，时任外长钱其琛指出“我们不赞成照搬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措施，例如产生于两大军事集团大规模军事对抗时期的欧洲安全组织……在现阶段，多边安全对话应该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致力于增强相互的理解与信任”。[22]1996年，钱其琛外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首次提出建立“新安全观”的主张。[23]1999年，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系统阐释了“新安全观”，系统归纳了“新安全观”的4个核心，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4]2002年7月31日，中国正式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强调“摒弃冷战思维，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25]总体来说，中国倡导“新安全观”就是要主张在安全领域杜绝零和博弈；通过合作降低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风险；国家间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重视预防性外交和信任措施建设，和平解决争端。此后，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机制积极践行新安全观，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为地区和平和稳定贡献了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在2014年5月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强调安全的“共同性、综合性、合作性和可持续性”，明确指出“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欢迎各方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26]“亚洲安全观”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27]是“新安全观”的2.0版，也是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对维护亚洲安全的理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亚洲安全观”的同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安全观”与冷战时期传统安全观的区别，他指出“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28]
(二)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
2018年10月举行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及海上联合搜救为重点，具体科目包括编队运动、编队通信、联合搜救、直升机甲板互降等。[29]所谓《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最早由澳大利亚于1999年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提出，后几经修改而最终达成。1999年时《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英文名称为“Code for Unalerted Encounters at Sea”，其目的是“以国际法律和航行原则为基础，促进海军舰艇和飞机在海上不期而遇的行为更加安全”。[30]此后，“Code for Unalerted Encounters at Sea”经多次商讨，于2003年形成了新的版本。2003年版本被称为《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其宗旨“为各国海军能够维护和促进其权利、义务、自由和责任，发展相互有益的国际合作和透明度，并在制定有关海洋利用的国际标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和广泛参与”；“为限制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提供安全的措施和方式，并促进不期而遇的海军、公务船、潜艇和飞机间的联系”。[31]其适用范围，包括“公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以及群岛国家的群岛水域”。[32]然而，这与199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法》产生了矛盾，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法》规定：“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33]为此，中国在2013年曼谷举行的海军论坛上对《西太平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提出了异议，要求将适用范围中的“领海”删除。[34]2014年4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在中国青岛举行的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正式获得通过。2014年版本《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明确规定“其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海上安全的协调方式”，并规定只包括“海军舰艇和海军飞机”，地理范围模糊表述为“海上”。[35]
经过十余年磋商才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对各国海军舰机海上意外相遇时的安全程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36]等都做出了明确规范，是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也是预防国家间舰机误判、减少相互干扰的指导性文件，对于维护海上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通过落实《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强化各国海军间的互信与合作，中国和东盟国家在2016年9月举行的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适用于南海的联合声明》。《声明》的签署“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最大限度地确保海上安全，促进睦邻友好，减少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时的风险，并加强海军之间的合作”。[37]
因而，2018年10月举行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为基础，并以新安全观为演练重点，体现了新安全观以开展预防性外交、以建立信任措施为基础增进互信水平、提升相互间安全感的理念，增进了中国和东盟间的互信，有助于管控海上突发事件，减少相互间误判，增进了中国海军和东盟国家海军间了解，提升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双方海军一起工作获得了熟悉和舒适感。[38]正如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2018年10月23日访问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基地湛江时所言，“多边联合演习非常重要，在和平时期，我们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建立联系、相互了解、知晓别人的想法……相互了解越深、互信水平就会越高”。[39]中国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王海也说，此次演习显示出“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共同谱写了南海周边国家务实海军交流的新篇章”。[40]新加坡第一舰队司令员李木也认为“参演各方对结果的高度评价使我们有了更大的信心和信任，使我们的海军能够相互合作，特别是在未来应对海上事件方面”。[41]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著名学者卡莱尔·塞耶教授分析认为，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功举行标志着东盟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42]国内学者翟崑也认为中国和东盟海上联合演习“突破了东盟在中美之间的摇摆和观望，突破了东盟与中国此前的战略互疑，也突破了中国此前只与几个东南亚国家单独进行军事合作的固有模式，具有突破性的意义”。[43]
总之，中国和东盟海上联合军演没有针对任何第三方，只对《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了演练，切实体现了新安全观的精神。
结 语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东盟开启正式外交接触以来，中国就积极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重视“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理念在东南亚方向的落实。1992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法》和1995年“美济礁”事件引发了东盟的密切关注，也引发了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对此，中国予以高度重视，并在第一届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会上主动临时决定与东盟就南沙问题进行讨论。此次讨论打破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只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的一贯立场，[44]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盟因该问题对中国产生的忧虑。随后，中国和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方面强化了合作，并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域外大国，体现了中国愿意和东盟“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构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此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始了军事合作，包括举行双边联合军事演习，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互信。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外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该理念以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安全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建设南海安全共同体变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而南海安全共同体并非强调集体身份的建立，[45]而是要致力于互信建设，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在东南亚方向推进过程中，中国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全面落实亚洲安全观精神，全面推动中国和东盟在南海议题上的规则建设，最终于2018年10月成功与东盟举行了多边海上联合军演。联合军演增加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相互了解，减少误判、提高了互信水平，联合军演推动南海安全共同体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27] 郑先武：《“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中国经验”》，《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第24页。
使用除H306焊料之外4种焊接材料分别焊接R10胎体基材与45钢母材，用微机控制万能材料试验机进行剪切试验，试验结果见表4。
(感谢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悉心指导。)
注释：
[1] 郑先武：《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与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转型》，《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33页。
[2] 马建光、李明富、庞超伟：《中国与东盟军事外交：现状、前景及路径》，《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53页。
投运后的外力破坏多数源自过往船只在海缆通道两侧禁锚区的违规锚泊钩断。海底洋流涌动，地貌和水文均较为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路由扫海、炸礁开挖以及埋设保护等处理步骤未必能做得完全到位，在常年累月的海浪冲刷和基岩磨损下，某些区域(尤其在海缆登陆点)甚至出现通信光缆故障中断而输电电缆仍正常运行的状况。
可是如果没有直角∠POQ呢，或点M不是中点呢，上述方法便不再有效.动点M受到点P、Q的共同影响而变化，该如何分析？我们不妨借助向量的知识究其本质.
[3] 周士新：《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7期，第26页。
和林全的接触多了，便感觉他身上充满暖暖的力量，他见识广博，头脑灵活，吃饭的时候会讲许多笑话给我和黄玲听，工作的压力就在笑声中慢慢化解掉。
[4] United Kingdom Ministry of Defense, 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 July 1998, pp. 106-107, http://fissilematerials.org/library/mod98.pdf.
如果晚上预测到会下雪，而又不得不将车辆停在室外时，可以准备报纸或是塑料薄膜覆盖在车身上，甚至事先准备一套车衣。这样第二天只要将报纸轻轻一揭，冰雪全部抖落下来，车辆上看不到冰雪的痕迹，也就不用再频繁洗车了。
[7] 顾德钦主编：《国际军事关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学科分册I，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转引自郭新宁：《试论军事外交的概念、定位及功能》，《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51页。
[6] 郭新宁：《试论军事外交的概念、定位及功能》，《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51页。
仿真模型中选取输入交流电压为9 V、20 V、40 V、60 V、80 V、100 V作为采样点,计算出各交流电压输入情况下,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和电流。
[5][10] Andrew Cottey, Anthony Forster, Reshaping Defense Diplomacy :New Roles for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6, p. 7.
[8] 韩献栋等：《中国军事外交与新安全观》，《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49页。
[9]《中国的军事战略(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15年5月26日，http://www.mod.gov.cn/auth/2015-05/26/content_4586723_3.htm。
从目标导向角度来看，联合军演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是通过联合军演，展示军事优势、传递军事威慑信息，达到制衡“第三方”的目的，属于“结盟性军事外交”的范畴，因此在具有军事联盟关系的国家间非常普遍。如美国经常与日本、菲律宾等盟友间的联合军演即有制衡中国的考虑。2012年，在中日钓鱼岛争议再起的背景下，美国和日本于2012年8月首次举行了防卫岛屿演习，演练的目的是假想钓鱼岛“受到中国军队侵攻”时，日方将如何(在美军的帮助下)夺岛。[11]2013年，在中菲两国南海争端激化的背景下，美国和菲律宾的“克拉2013”联合军事演习也首次将夺岛作战与夺岛抢修作为联合演习的重点科目。美菲在此次军演中投入的兵力和舰船都创下了历年之记录，演习地点离黄岩岛也仅仅20海里左右，其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有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也明确说：“菲律宾此举意在借军演向中国显示，‘只要菲律宾愿意，就可以向黄岩岛方向海域投入军力，而且还可以将美军也拉入同一海域，共同威慑中国’”。[12]总体而言，在非对称的国家间关系中，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通常会采取外部均势战略，通过与域外大国结盟或者将开展军事合作作为制衡区域内或者地理上邻近大国的战略。而在地区间或全球层次上的大国竞争中，大国也倾向于与其他大国所在区域的小国结盟或者开展军事合作，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其中，联合军事演习是军事盟友或者安全伙伴间军事合作最常用的形式。
“数据分析”对于企业如何管理和共享数据是具有转换性的。虽然从商业中收集数据以及将它转为有效的商业洞察离不开统一的管理模式，但是本土模式也能让企业获益。
[12] 陈小茹：《美菲军演重点演练夺岛作战与夺岛抢修》，新华网，2013年7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7/02/c_124940205.htm。
[13] Nick Bisley,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Defence Diplomacy in Asia ,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50-Bisley.pdf.
[14] 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15] 任旭、李晓伟：《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今日举行》，中国军网，2015年10月16日，http://www.81.cn/jmywyl/2015-10/16/content_6725808.htm。
[16]《第六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老挝举行 中方提三建议》，新华网，2016年5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6/c_129018577.htm。
[17] Johan Jorgen Holst,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urvival , Vol. 25, No. 1 (1983), p. 3.
[18]《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1次高官会在新加坡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4月29日，https://www.mfa.gov.cn/nanhai/chn/wjbxw/t1359624.htm。
[19][37] Joint Stat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Joint-Statement-on-the-Application-of-CUES-in-the-SCS-Final.pdf.
[20] Dr Ng Eng Hen, Fifth Plenary Session -Global Threats And Regional Security ,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4, 2017,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7.
[23] 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安全合作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07页。
[21] 罗援：《两种安全观念 两种安全模式——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第30页。
[22] Statement by H.E.Mr. Qian Qi Chen Vice Premier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SEAN-China Consultative Meeting, Bangkok, Thailand, July 23, 1994, ASEAN Secretariat, the 27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with the Dialogue Partners, Bangkok, July 22-28, 1994, p. 40, 转引自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反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迫使范式进行调整从而更加规范科学严谨。库恩说明了常规科学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是遵循着范式而进行活动，另一方面是违反范式预期的反常现象，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反常现象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偶然性是相对的，必然性是绝对的，因为常规科学是不断向前发展和突破的，反常的偶然性虽然是相对的，但却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阶段时期内这种偶然性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整个常规科学的发展来说，又需要必然性来达到一种阶段性的突破。
[2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然而，大多数报道的电磁涡旋波束发生器仅为特定的频率点而设计，这使得带宽非常有限，并限制了一些潜在的应用。例如，在通信应用中，宽带电磁涡旋生成器可以在电磁涡旋复用之外启用频分复用，进一步提高数据容量和频谱效率。同样，宽带电磁涡旋波束可以帮助提高相关成像应用的分辨率。
[25]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2年7月31日，https://www.mfa.gov.cn/chn//pds/ziliao/tytj/t4549.htm。
[26][28]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目前，中国和东盟已经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已经对文本内容开始了频繁磋商，而且中国于2018年11月明确提出了希望未来3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愿景。“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南海区域秩序的构建。“推动互信建设”既是“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南海地区秩序的必然要求。而作为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能够推进相互间互信水平的提升。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国家有必要总结2018年10月第一次海上联合军演的经验，将其机制化和常态化，为打造南海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9]《中国-东盟海上实兵联演将于10月在湛江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18年8月30日，http://www.mod.gov.cn/info/2018-08/30/content_4823650.htm。
[30][34] Anh Duc Ton,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and it’s practical limitation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ritime &Ocean Affairs , 2017, p. 3, p. 4.
[31][32] “Code for unalerted encounters at s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 Vol. 4 (2012), p. 126.
[33]《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562.htm。
郑西客运专线桥梁变形按照《高速铁路设计规范)》[9](TB 10621—2009)、《铁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10](TB 10002.1—2005)中要求进行控制，主要控制内容为：
[35][36]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http://www.ions.global/sites/default/files/CUES-10-Approvedat-the-14th-WPNS-2014422.pdf, p. 5.
[38] Hoang Thi Ha, ASEAN -China Maritime Exercise is not a Zero -Sum Game , October 25, 2018, https://www.iseas.edu.sg/medias/commentaries/item/8451-aseanchina-maritime-exercise-is-not-a-zerosum-game-by-hoang-thi-ha.
[39] Dr Ng, ASEAN -China Maritime Exercis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Efforts towards Regional Stability , October 23, 2018, 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18/october/23oct18_nr.
[40][41] Lim Min Zhang, “Asean, China end first maritime field exercise”, the Strait Times , October 28, 20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asean-china-end-first-maritime-field-exercise.
孩子们的回答声和掌声同时响起。接着我拥住第二个孩子说：“小恒上次擦洗操作台，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为了把里面擦干净，就钻到里面去擦，一点也不怕脏、不怕累！多么能干的小伙子。还有小仪主动帮助胳膊骨折的同桌背书包，扶她上厕所，多么乐于助人的宝贝。还有小慧，昨天放学时，看到在下小雨，主动把自己的小雨伞借给我，还说：‘徐老师，你打我的雨伞指挥放学，我和同学打一把雨伞，淋雨了容易感冒，多么贴心的小棉袄啊！”
[42] 《中国-东盟战略互信更进一步》，新华网，2018年2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2/10/c_129810240.htm。
[43]《中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举行——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更进一步(专家解读)》，人民网，2018年10月2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029/c1002-30367420.html。
[44] 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45] 葛红亮：《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第62页。
China-ASEAN Joint Maritime Exercise in the View of New Security Concept
SHAO Jian-ping
(Research Center of Vietnam,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 Yunnan;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As the highest form of military diplomacy,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are common among countries with military alliances and play a role in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bout military deterrence to “third party”. At the same tim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ve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build trust, which can reduce miscalculation,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especially experience in bilateral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members, and continued progress in “dual-track tactics” dealing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and ASEAN successfully held their first joint naval exercises in October 2018. The joint naval exercises focused on the use of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and joint search-and-rescue operations at sea, which are not aimed at “third party” and are fully in line with China’s consistent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The success of the China-ASEAN joint maritime exercises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which help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duce misjudgments and improve mutual trust, as well a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Maritime Destin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ey words: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China-ASEAN relations,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Community of Maritime Destin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9)02-0049-10
收稿日期： 2019-04-02
基金项目：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海洋观视角下的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研究”(19BGJ004)
作者简介： 邵建平，男，云南武定人，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占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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