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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2)04-0022-07
一
提起威妥玛，许多人立刻会想到威妥玛式或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的确，威妥玛拼音在差不多一个世纪里，是流行很广的中文拼音方案。在中国，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产生之前，在世界，直到198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1SO)7098号文件《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确定采用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基本上用的是威氏拼音。它首先用于1859年出版的威妥玛所著供在华英国人学习汉语用的《寻津录》，尔后用于1867年出版的《语言自迩集》。今天看来，这个拼法有种种不足，在当时却是较为完善的。
《语言自迩集》1867年在伦敦出版，四卷本；第二版1886年上海出版，三卷本；1902年出版第三版，两卷本。篇幅的压缩，表明作者对汉语语言现象认识的提高，体现了由博返约的规律。译本据第二版译出。
威妥玛(Thomas Framcis Wade,1818-1895)，1841年到中国，长期负责英国海外雇员的汉语教学，任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1872年任公使，1882年回国，1885年起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
书名中的“自迩”，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说，取自《中庸》第九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行远、登高，需从近处、低处开始。如果换用老子的话，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作者把学习语言比做长长的行程，所以他给的英文名称是A Progressive Cours（一套循序渐进的课程）。学习一种语言，确实需要从基础入手，遵从循序渐进的原则，长期努力。
《语言自迩集》还有一个副题：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专供学习通行于首都和直隶衙门的汉语口语的学生使用）。这个副题表明它是口语教材，适用于学习北京话。也就是说，它是以北京话为语料的教材。中译本加了个副题：“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指明了时代和性质。当然，说它是北京话，并不是北京土语，而是通行于政府及社会各层面的公务用语。或者说它的语料是北京官话，是一本北京官话课本，也许更准确些。
二
《语言自迩集》出版后，作为北京官话教材，影响是世界性的。英美公使馆人员自以它为课本。日本也以它为蓝本，编写适合日本人使用的汉语课本。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所著《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注：王顺洪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介绍，1879-1880年出版的广部精编《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共七册）（注：“支那”一词，其时并无贬义。“支那”的贬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详见单冠初《民国时期中国反对日本对华之蔑称“支那”交涉始末》，《团结报》，2002年8月15日；黄兴涛《说“支那”》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内容、结构多据威氏《语言自迩集》。1880年出版的《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更是威氏书的改订，各章目次相同，原书第三章“散语”，第五章“续散语”也照录，并未予以合并，连对日本人说来不成为难点的汉字部首也未加改变。六角先生说，“这是在日本翻刻，面向日本人的《语言自迩集》”（《书志》9页）。类似的书还有几种。于此可见威氏书的合理性、适用性以及它的影响。
日本与中国是近邻，而且长期有频繁的交往，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中后期，却要借鉴英国人编的《语言自迩集》来编写供日本人使用的汉语教材呢？是不是在此以前就没有这类教材呢？不是。远的不说，根据明治八年(1875)日本外务省文件受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学习汉语并任见习秘书的中田敬义所述，他到中国之前，曾在外务省汉语学所学过线装本《汉语跬步》（注：这本书仅是分类词汇表，如天部天文时令类：天地 天河 起雾 云头 乾坤……没有注音和解释。再早的课本则只是汉文故事。）等书（《书志》第1页），六角先生把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定为1869年，并指出，该书“利用丁唐通事时代现成的东西”（《书志》第2页）。
唐通事产生于江户时代，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了两个半世纪，任务主要是教授唐话。所指唐话，可以笼统地理解为汉语。据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注：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唐话一般包括漳州话、福州话、南京话。“唐通事支那语学习的顺序，最初为了学发音，是用唐音读《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然后，学习初步的语言，即‘恭喜’、‘多谢’、‘请坐’等二字话，背‘好得紧’、‘不晓得’、‘吃茶去’等三字话。再进一步，学习四字以上的长短话……”（注：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引自武藤长平《德川时代支那贸易中使用的支那语》，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东亚经济研究会《东亚经济研究》第二卷第2号。）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开设汉语学所，教授的是南京话。明治九年，广部精在东京开设的私立日清社，教授的也是南京话。
六角先生专门论述了日本汉语教学由南京话向北京官话的转换，说这“是外交上的需要”，因为“北京官话是中国全域的通用语”（《研究》78页）。日本外务省明治七年三月七日曾就派学习北京官话的学生随柳源前光公使赴北京一事，提交太政官（当时的最高官府，统辖各职能省，后改为内阁）的报告中称：“清国疆域广大，土语乡谈到处各异，楚人语齐人咻之俗，由来已久。满清（原文如此）建国后，苦于汉人之语吱唔不规则，另定北京官话，使满汉官吏一体遵用，尔来都鄙之差益远，始以官吏能京话方能上堂。堂上之官吏听鄙人俚语，以至同国人用翻译。西洋之人学汉语，数十年刻苦，仍烦其难，因其土语乡谈，到处各异。故不学京话难为庙堂公用之谈。驻在彼国各国公使，各携带学生学汉语，由公使雇京人教师授纯粹京话，故当公事便便能言，或觉比清官之语更鲜明。从清国政务上之谕示奏疏至照会献牍，称吏文体，不用经史蕴奥之词，务平俗易懂，行文亦有别一派句法。明经之大儒亦不娴熟于吏务，不能理解，似易却难，尤当习学。”（注：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据日本内阁记录局《法规分类大全》第十卷。）
大段的引述说明：汉语方言（土语乡谈）各异，清朝“另定北京官话”，各国公使雇人教授京话；谕示奏疏“吏文体”平俗易通，表明公文文体的改变，尤其包含公务书面语与口语接近。“庙堂公用之谈”实指与官府交涉用语。日本全面转学北京官话，是在明治九年(1876)秋天。（《研究》77页）（注：六角恒广《日本汉语名师传》（王顺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御幡雅文”篇：“九月一日新学期开始，一进教室，老师就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汉语改学北京官话。”）
官话，不同时期所指不同。明代中期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史十一》：“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人们有理由认为指的是下江官话。清代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官话》：“雍正六年，奉旨以广东、福建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这显然是指清朝所定北京官话。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与清政府交往，多为清政府派员去事发地，外国人是不得进北京的。1864年，外国公使获准在北京设立使馆，首先就要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打交道，使馆人员习用的北京官话，当时西方人称作Mandarin Dialect。对于学哪一种官话，西方人是经过研究比较的。1864年在上海出版的约瑟夫·埃德金斯牧师著Grammar of the colloquial Language,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汉语官话口语语法》），把官话分为南方官话、北京官话和西南官话，分别以南京、北京、成都为代表点。他认为南京官话在更大的范围被理解，可是他又承认“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一定要学习北京话，而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就是公认的‘帝国官话’(Kuan hua of the Empire)”。（《语言自迩集》14页）西方人选择了北京官话，晚几年在北京设立公使馆的日本，也自然放弃了南京话，顺应潮流，选择了北京官话。“为了适应外交上的实际需要，发展具有通用性的北京官话教育，已成为必需。”（《研究》78页）
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中说，“选择并确定一种话(a dialect)，这大约是20年前的事”。这应当是指他确定以北京官话作为教学对象，因为他初到中国的职责就是指导英国在中国雇员的汉语教学。至于北京语音获得官话地位的时间，限于资料，一时难以指明确切的年代。但至少可以上推到前引俞正燮《癸巳存稿》所述的雍正六年(1728)。译者张卫东先生据书中的资料，质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少六百年北京音一直是官话正音”的传统提法，我想，至少有两点可以支持这一质疑。
第一，明朝二百几十年间，应天府（南京）一直是与顺天府（北京）并存的留都，南北设有两套中央政府机构，正如明末侯方域《马伶传》所言：“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
第二，“至少六百年”说，则要上推到14世纪中叶，即元朝晚期。那就得假定元代大都话与清代北京话有一脉相承关系，方可称“至少六百年”。元明、明清朝代更替之际，原住民大量流徙，新住民大量迁入。请看：“从元朝到如今，北京市（旧京兆）的人口有过两次大流动。一回在明朝初年。元朝统治者跑回沙漠北边儿去以后，北京人口还是元朝全盛时期那些人和他们的后人么？要说现代北京人是元朝大都人的后代，还不如说他们是明朝跟着燕王‘扫北’来的人的后代合适。……这些人是古北京话的主人。”“二一回是满人进关。这些人有说汉话的，俗话儿叫汉军旗人。民族是满族，血缘、语言是汉族的。到后来，那些满人也光会说汉话了。这批清朝的功臣一进山海关，从正北偏东望西南走，随走随占地，俗话儿叫‘跑马占圈’——骑马跑个大圈儿。里头的地都成了他们的了。……这是老北京话的主人。”（注：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
据韩光辉先生研究（注：参看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11-217页。），从洪武四年(1371)至永乐十八年(1420)，自外省外乡迁入北京的有145382户。那时的一户一般是三代人，即以一家五口计，有记载的迁入约70万人。另一方面则是有计划地外迁元朝遗民：“徵元故官送至京师（指南京）”（《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八月），“北平府应有南方之人，愿归乡里者听”（同上，洪武元年九月），“徙北平在城兵民于汴梁”（同上），“纵降人北还”（《明史·扩廊帖木儿传》）。“大都地区人口迅速减少……北平府境内，至洪武二年，总人口不足五万人。”（注：参看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11-212页。）明朝初年情况如此。清朝初年，八旗人关，约58万人，其中居于北京者达40万，加上大量旗人汉仆和编户，内聚北京地区的人口在90万以上（注：参看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72页。）。同时，“凡汉官汉商民人等……应迁徙之人……限以来年终搬尽”（《清世祖实录》卷四○），这是遣散。还有逃匿：“数月之间，逃人口已数万”（同上，卷四三），“入主以来，（奴仆）逃亡已十之七”（顺治三年多尔衮语）。
又据林焘先生研究（注：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17世纪前期，东北地区已是汉人、汉语占优势，清军入关前，满人与当地汉人杂处，满人汉人多用汉语。他引用安双成（注：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10期。）所据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满文资料，顺治五年，八旗男丁34万多人，其中汉人26万多，占76%。这些汉人都是关外来的。我在“文革”前去过哈尔滨，曾惊异于当地人说普通话之标准，以后去过承德，也有同样感觉。后来跟林焘先生谈起，他从理论上论证了我的这一感受，用他上引文章里的话说，就是：“清初八旗兵从东北大量涌进北京是这个官话区形成的重要时期。为了保证东北到北京的通路，从赤峰经围场、承德直到北京市东北的怀柔、密云，清代一直派有八旗重兵镇守，这一带就成为东北方言和北京话之间的联系地带。围场和承德是清朝历代皇帝每年必去的狩猎场所和避暑胜地，和北京之间更是人员来往频繁，联系极为密切。于是，从东北地区经赤峰、围场、承德直到北京市，形成一个在东北非常宽阔、进入河北省后逐渐狭窄、到达北京市后只限于城区的北京官话区。”（注：林先生紧接着说，“这个官话区是一千年来形成的”。这是自辽、金算起，而且强调连续性。我则顺此承接俞敏先生的论述和韩光辉先生的分析，强调元明之际、明清之际两次人口大更替造成语言的隔断。）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推广普通话，应当以哈尔滨话为标准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元明、明清朝代更替之际，北京的原住民并不是一个不剩地外迁。但据韩光辉书资料，原住民未外迁者，多数成为奴仆，“军卒家有奴四五人”（《建州闻见录》）绝非个别现象。奴仆的言语总是从主人的。如果相反，主人说奴仆的言语，既失身份，也不成体统。（注：这是就一种语言内部说。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南下之后，自愿或被动习学文化发达的汉族的语言，拓跋魏、女真终于说汉语。这是不同语言间的情况。可参看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第八章“语言的接触”。我在评述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的文章中，引用资料讨论过这个问题，参看《语文研究》1988年第2期。）所以可以这样说：清军入关，连同当时的汉语东北方言带到了北京，进而形成了新的北京话，取代了“五方杂处”（俞敏上引文语）基础上形成的明代北京话。——关于明代北京话“五方杂处”的说法，如今四川攀枝花市、广东深圳市的语言状况以及《语文研究》2002年第1-2期杨晋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所述情况可资比较。
所以，张卫东先生提出，如果“六百年来北京音”并非“一直是官话正音”，那么此前的“正音”标准在哪里？如果在南京，南京音又是何时、何以取得“正音”地位的？这种南京音又是怎样形成的？这对中古汉语史又意味着什么？这些疑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
三
《语言自迩集》是一部北京官话课本（注：1867年第一版时，另有为公文语言服务的《文件自迩集》，收录文书75件，附有注释书一册，内容包括所录正文的英译文和文句的解说。），语音、汉字、词汇、阅读并重，而且尤其注重阅读。全书共八章，属于阅读的散语章、问答章、谈论篇和根据《西厢记》改编的“秀才求婚”故事各占一章。所谓散语，是1080条基本语汇及扼要解释。这几章里的1500多条注释则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总的来说，它的价值远远超出课本。
《语言自迩集》是一部北京官话课本，但它提供给我们的信息绝不限于一部课本。张卫东先生《译序》里说：“可以断言，对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话史、普通话史、近现代汉语史以及汉语教学史研究，《语言自迩集》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还用一连串“第一”来概括这部书的价值：第一个把北京话口语作为描写与研究对象，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及变调、轻声、儿化等各种语流音变现象，第一次详尽描述了声调对韵母元音的影响，第一次讨论汉语的词类问题并依据语法功能为汉语做了词类划分，第一个注意到“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等及其语法功能……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下边稍微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语言自迩集》包含了以下诸要素：(1)韵母40个，其中包括
（儿）（注：全书以“”标注“儿”音节，以"-rh"标注儿化，如“空儿k‘ung-rh”。以下引例均用书中写法，必要时括注现行汉语拼音。威氏拼音中p，t，k等对应今汉语拼音方案的b，d，g，加送气符号的p‘，t‘，k‘等对应今汉语拼音的p，t，k等。以右上角1，2，3，4表示声调，有的字有两种声调，则标两个数字，如“血hsüeh[2 3]。”）；io，üeh，üo可互相替换（略、学）；
；有iai（楷〔稭〕）。(2)声母27个；包括y，w和ng（[ng]ang昂）；实际上tz=tg，tz'=ts',ss=s。(3)420个音节（包括lün○（无字，下同）挛娈恋，lün抡伦囵论），带声调共1272个；没有入声，作者说，入声“在研究书面语时尚被承认，就是说，只用于背书——现在练习说北京话已不必管它了”。我们还可以看出作者的某些游移，如声母ng的有无。如音节
的阴阳上去（书中依次叫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分别解释为上平或高平调、下平或低平调、上或升调、去或降调）四声代表字的“阿额我恶”，o，[ng]o的四声代表字“哦讹○恶”，wo的四声代表字为“窝○我卧”，两处的“我”，解释都是“你与（和）我”，“恶”的例词都是“善恶”。作者解释说：“韵母跟o有些相混是难免的。”不过，“在送气音后面，一般说来，o类韵更流行些。……人们还发现，一些本地人倾向于发，可是一些人倾向于发o。”其他如“爱ai，[ng]ai”、“安an，[ng]an”等。ng-一律用左上角小号字，而且并未正式立“ngai，ngan等音节，实际表明了倾向，即没有以ng-为基本形式。又如音节i的四声代表字是“衣一尾易”，音节yi的四声代表字是“揖益○易”。“易(i)”的例词是“容易”，“易(yi)”的例词是“易经”，正好反映“易”字古舒声与入声的区别。音节yi的代表字都是入声字，音节i的代表字中除了“一”，都是舒声字。又如
。首先应当说，这类大大小小的不同，都是作者听到的。本来，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语音不会完全一样，但上述情况反映的不是一般的张三与李四、王五的差别，应当说是北京老住民与到北京时间不长的官员的差别，后者虽然学了官话，甚至可能学得不错，可是往往会不自觉地露出乡音成分。现实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类似现象。
作者为了尽列该有或可能有的音，广泛收列异读字，如：“ch‘uai揣（怀揣）○揣（揣摩）踹”，“ha哈（哈哈笑）蝦哈（哈巴狗）哈（哈什马）”，shuang双（成双）○爽双（双生）”；连“获”在地名“获鹿”（今河北省鹿泉市）中读huai[2]也列入。这种读法曾经比较普遍，50多年前我听别人这么读／说，自己也这么读／说。近年认识一位如今年过六十的获鹿籍的大学中文系教古汉语的教师，他告诉我，当地“抓获、获得”等都读huai[2]，并不限于地名，即不能算地名特殊读音，“获”读huai[2]只能算是方言音。作者并且搜寻偏僻说法和生僻字甚至造字，如p‘ai[3]，
：“一屁股下”（没有教养的人未经邀请便坐下）；sa[2] 
：“一眼着”（突然看到）。不过，限于身份、地位，像“屌”、“ 
”这类读音和写法是不容易搜集的，官场听不到，更不会用到，一般调查也不容易调查到，所以tiao[3]和song[2]这两个地方是空缺的，没有代表字。至于“汞”（《广韵》胡孔切）hung[4]，“矿”（《广韵）古猛切）kung[3]，相信是当时读音的实录，而不会是根据字典的注音。这两个字分别读ｇǒｎｇ和ｋｕàｎｇ，是晚近的事。1947年出版的《汉语词典》还是分别以ｈòｎｇ和ｇǒｎｇ为又读。《新华字典》第一版(1953)，“矿”注ｇǒｎｇ为又读，直到1998年修订本，仍注“旧读ｇǒｎｇ”。这在今天，已经是历史语音现象了。
人们常说，对于汉语的某些特点，外国人往往比中国人容易敏感地发现，并且进而深究。我曾在评论美国西雅图大学罗杰瑞(Jerry Norman)教授的《汉语概说》（注：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时，借苏轼的两句诗改两个字，来说明这种情况：“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下面是《语言自迩集》第八章词类章“绪论”里连续的五段话（《绪论》一共有19段）：听见说，外国的文，较比我们中国的省事些儿。
不错，是省点儿事。原来外国作文，其单字皆有一定之类。若欲将单字连成句读，专有指定的句法明文的书，那学者一目了然。贵国并无这些指定句法的书。成句都是记得书上记载的字样，句既作成，就可以连句成文。至于那单字，统分“虚”“实”两大宗，这个理是我考察过了多少回，至今总没能透澈。
本字里有正义的，统谓是“实字”，其中要看用法，还有“死”“活”之分。虚字较难细辨。比方，“你不要钱么？”那一句，那“么”字，本无正义（即，无法翻译），用之不过是因为指明订问的口气，就是“虚字”。其余的那几个字里头，那个“不”字虽有实义，汉文里头还算是“虚字”。那“你”字、“要”字、“钱”字，都为“实字”。至于那个“死”字“活”字不同，就是“你”“钱”这两个字，是“死”的；那“要”字一个是“活”的。然而那“要”字，才说是“活”字，在此处固然是“活”的，别处也能够当“死”的用。著比“其要在速”这一句，那“要”字、“速”字可不是“死字”么？再问这一句里头，“活字”没有么？就是那“在”字必算是“活字”。又考这些字里“虚”“实”之分，就是那“其”“在”这俩字，虽然各有正义，在这儿仍算是“虚字”。
看起这个来，就是“虚字”“实字”这些个名目，大有随时随势、能够互相变通的理。
变通是全能够变通的，甚至于有人说，不论什么字，都可以做“半活”“半死”的用。
这可以说是威妥玛简略的汉语观。由虚实说到死活，“要”在“你不要钱么”里是活字，在“其要在速”里是死字。虚实都有死活之分。似乎比马建忠活便些。这一章讲了名词与冠词、量词、数、格、性、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共12个问题。不过几乎都不是用下定义的方式。比如讲量词“本”：“‘一本书、一本帐’都说得。‘一本书’还可以说‘一卷书’，帐却不能说‘卷’字。”举例指明什么可替换和什么不可替换。又比如讲形容词，先说：“比方，单说‘好’，一个字，是空说，没有着落；‘好’字之外必得加上人或物的名目，那‘好’字才有分项之用。譬如，‘这是个好人’‘那个人好’这两句话，那‘好’字是品评人的字眼儿。‘这个纸白，那个纸红’，这‘红’‘白’两个字，是分纸项的。”讲到比较级，给出“他聪明”、“你更聪明”、“你比他聪明”、“这些人里头最聪明的是他”、“他比他们那些人聪明”、“他比人都聪明”、“他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举例可以说得上生动贴切，而且符合语言课本的特点，对比各句的英文翻译，学生不难体会。如果下定义，或者予以理论阐释，恐怕是要很费一些周折的，而效果未必好。（注：这也许有不便于表达的因素，正如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说的，当时中国“没有科学的语法学”，“很难找到它的术语”。或者如粱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中国“向无文典、语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辞设句之法，不能分明”。（《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动词语态部分讲被动式，除了列举“父母养儿女”“你打我”表示施受—主动被动之外，在注释中通过分析句子里“被人冤枉”、“被贼扰乱”、“叫儿子扔下跑了”、“叫人冤枉”、“挨骂挨打”、“被抢受伤”、“他一生受了这些苦处，还叫他女人家里见笑”等的含义，指明其间的异同：同用“被”，语义不一定完全相同，“叫人”有时却与“被人”相同。被动态的各种情况都说到了。
第四、五、六章依次为问答章、谈论篇和“秀才求婚”故事。问答章是内容比较简单的短句。“秀才求婚”涉及较多的社会、文化、历史知识，故事也较复杂（共四十段，前五段交代郑恒）。第五章谈论篇共一百节，难易程度居中。下面举第七十二节的一部分：
〔少年〕老兄，怎么才来？我等了这么半天了，差一点儿没有睡着了！
〔长者〕我告诉你说，我们才要动身往这儿来，想不到遇到个讨人嫌的死肉，剌剌不休，又不要紧，这么长、那么短的，只是说不完。我若没有事，絮叨些儿何妨呢？只管由他说罢咧！但只怕你等急了，没法儿，我说我们有事，明儿再说罢。这才把他的话拦住了，不然早来都坐烦了。
〔少年〕别说太迟了，来的正是时候儿。来！谁在这儿呢？快放桌子！想必爷们都饿了，饭哪甚么的，都简决些儿！
这似乎是有一定身份而有闲的市民之间的谈话，两人关系很近，说话随便之中含着几分显摆身份的客气。有几个地方比较难懂，注释中给以说明。“死肉：没有活动劲儿的人，谁要是不小心让人说是个‘死肉’，就会遭人厌恶。”“剌剌不休：颠三倒四说个不停。”“絮叨：话多，长长的故事。”（先分别解释了“絮”、“叨”，并指出此处“叨”读t‘ao[1]。）“等急：等得不耐烦了。”“坐烦：坐了好长时间，烦，在这里不必解释为疲劳，不论是客人还是他的主人。”“放桌子：把桌子放置（按：即‘摆’）在房间或炕的中央，不是把桌子放倒。”可惜没有解释“简决”（据上下文，似为“剪断截说”之变说，义为省去细节，拣主要的）。
说到注释，还可以介绍几条。
“不远儿，就在沙窝门外头。”注：“沙窝门儿，关口。沙窝sha'-wo'一般发音shan-hou。”这是注明口语白读音。类似的如：“把所吃的喝的全吐了。”注：“吐tu[4]，俗音tu[3]。”“他说的官话还可以。”注：“‘还hai/han'是减弱肯定语气。”这两条注明变读或异读。
“那律例是国家定出来的。”注：“这样说是对的，不过，简单的说‘律例是国家定的’也许更对。‘出来’，在这句话里表示动作的完成：制定并予以公布。”这是比较同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达的细微区别，后一句含有斩钉截铁不容置辩的语气，前一句则是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客观陈述事实。
“从前先父在的时候儿。”注：“在，活着，在世。”这在中国人根本不成问题，可对初学汉语的外国人说来，如果不注，很可能把“在”理解为“在此地”的意思。类似的如“吓了我一跳”，注：“这里的‘跳’是心跳，而不是身子跳。”
“所有的书全好。”注：“‘所有’后面一定跟有表示‘全部’的诸如‘都’‘全’的词，因为‘所有’只表示强调，只起到加强语义的作用。”这种地方，体现了外国人感觉的敏锐，中国人往往习焉不察，虽然自己不会说出“所有书好”这样的句子。
“常叫他在跟前儿服侍。”注中指明，“服侍”用于妻子对丈夫，或妻妾中其他女人对丈夫和正妻，子女对父母，帮他们穿衣服等。就是说只有用于家人之间，且限于卑对尊。当代也可以用于佣人对主人。现代北京人心目中不一定有这个明确的界限，但地道的北京人是不会说出“他住院以后，单位的同志轮流来服侍”这样的话的。且看李贽《与友人书》：“自老拙寄身山寺，今且二十余年，而未尝有一毫于出家儿，反费彼等辛勤服侍，驱驰万里之苦。”老舍《四世同堂》：“坚决的拒绝了李四大妈的照应，而挣扎起来服侍公公。”可以证明威妥玛体味的正确。
“小的是替哥哥来替工。”注：“哥哥，兄长，满语借词。”能够判定“哥哥”是借词，真不简单，应当说威妥玛是对的。虽然近年研究认为“哥”是更古的鲜卑语借词。
把一些注释弄错的情况也是有的。如“古儿词”，注为“说唱古人的故事；‘儿’即‘人’”。这属于望文生义。译者附注指出，“古儿词”当为“鼓儿词”之讹，指击小鼓等演唱形式，也指这种演唱形式的唱本，并列举《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用例。又如“水果”，注：“只是指李子。”不知怎么造成这种误会，译者只好指明：“原文如此。”
有的地方，译者对书中的说法加以补充。如作者解释“卤莽”：“粗鲁杂乱的作风；一位古代哲学家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粗心大意像个农民。”译者引《庄子·则阳》篇：“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并引《经典释文》注“卤莽……谓浅耕稀种也”，以方便读者。又如作者注“他纳”：“如‘你纳nina’，尊称，发音作t‘a-na。”译者加注，说明了发展变化：“近几十年口语中说tān，写‘怹’。”“怹”远没有“您”普遍。也许因为“你纳”已经由尊称变为一般的客气语，现在老北京说成“您纳（ｎíｎｎａ）”，或者说，“您（ｎíｎ）”的鼻音韵尾n是“纳(na)”同化的结果，“怹”则保留尊称用法。1995年我曾听过一位当时60岁出头的老北京讲述感谢业师培育教养的长篇谈话，提及这位老师时总是称“怹”，对其他人则一律称“他”，十分严格。
四
语言学上的惯例是，200年算一个语言学年代。如果这样，《语言自迩集》记录的是现代汉语，现代北京话。可是一些说法现在人们不说甚至不懂，或者有了某些变化。除了上边提到的，再如“了”，书中一般标注"liao"，如同一小段话里“我们不要了……我吃不了那么些个”，都标"liao"，虽然前者注明“作为句尾语气助词的用法”，后者为“可能语气助词”；“那花瓶倒了”，句子里标"liao"，注释中说：“了liao，发lo，仅仅是个语助词。”而"lo"音节有“捋骡裸骆”，这比现在的“le
”要响得多。或者可以理解为lo是由liao向le过渡的中间形式。“容易”的“容”读yung[2]（ｙóｎｇ），也可以读jung[2]（ｒóｎｇ），“容忍”的“容”读jung[2]，不读yung[2]。现在年长的老北京也不大会有这种分别。再如“那个勺本大”，现在要说“本来”。“和他父亲很熟和”的“熟和”（熟识），现在很少能听到。至于“这个座儿实在有僭的很”（谦词，超越自己的身份），只能算是“旧时”用语。
感谢张卫东先生发掘出这么一块语言学富矿，并把它翻译出来，与大家共享。已故李思敬先生与张先生通信中说，“这部书可列为语言学经典”，并说：“外国人的专业语言训练一直在我们前边，有不少超前的研究，对于这个‘富矿’，过去所知甚少。……没有胡僧，不会有等韵。等韵是佛家搞出来的，不是儒家搞出来的。这个道理，直到清代还有人搞不通。”有人可能会说，《语言自迩集》尽是材料。确实，这本书材料十分丰富，却很少从理论上分析。如前所述，连定义都很少下。让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演绎出自己的理论吧。理论是从材料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