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与成长——论弗雷德里克#183;亨利的伤感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里克论文,弗雷德论文,伤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涌现了许多以表现这次战争为主题的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被公认为其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通过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在意大利前线的战争经历、他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的爱情悲剧和他对战争与人生的最后幻灭，表达了海明威以及战后整整一代人对战争与人生的理解。《永别了，武器》是一个表现幻灭的故事，这似乎应该是我们解读与评论该作品思想主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罗伯特·麦里尔认为该作品并没有表现弗雷德里克的幻灭与发展，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个“觉悟者”（initiate）。（注：Robert Merrill,"Tragic Form in A Farewellto Arms",Ernest Hemingway's A Farewell to Arms,ed., HaroldBloom,New York:Chelsea,1987,p.29.）波士顿大学教授米利逊·贝尔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并没有迹象表明弗雷德里克曾在某个时刻产生过幻想，或是像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荣誉勋章》中的亨利·弗莱明那样曾经信仰过什么崇高的思想。（注：Millicent Bell, "Pseudoautobiography andPersonal Metaphor",Ernest Hemingway's A Farewell to Arms,p.118.）
贝尔甚至认为弗雷德里克与救护车司机基诺和意大利医生瑞纳迪一样具有某些“天生”的素质。基诺是个“天生的爱国者”；瑞纳迪是个天生的玩世不恭者；弗雷德里克则是个天生的幻灭者：“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弗雷德里克会被描写成无缘无故地加入救护车队，而不像海明威那样被席卷入美国援助盟国的热潮中。 ”（注： Millicent Bell,"Pseudoautobiography and Personal Metaphor",Ernest Hemingway'sA Farewell to Arms,p.118.）（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如果说麦里尔等人认为弗雷德里克从作品开头就对战争的积极意义不存在任何幻想，他们显然是对的，但如果他们因此推断弗雷德里克对战争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幻想，因此也就谈不上幻灭、变化与发展，该作品则有被误读为一个发生在战争环境下的普通爱情悲剧的危险，因而从根本上抹杀了海明威通过作品所要表达的关于整整一代人对战争与人生幻灭的重大主题。显然弗雷德里克是否对战争发生过幻灭是一个影响到我们对《永别了，武器》的意义总体把握的重大问题。
在《弗雷德里克·亨利的逃跑和消极姿态》一文中，司各特·唐纳逊指出，弗雷德里克“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幻灭——受伤、同志们对‘战争的厌恶’、手下一致反战情绪、意大利军方普遍的夸张和无能、卡波莱托大撤退时的道德混乱与崩溃——最后以他跳入泰利亚蒙托河逃命达到高潮”。（注：Scott Donaldson,"Frederic Henry's Escape andthe Pose of Passivity", Ernest Hemingway's A Farewell to Arms,pp.97-98.）唐纳逊认为， 弗雷德里克从负伤到逃离是个思想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这一观点似乎更符合海明威的原意。《永别了，武器》发表前，海明威曾考虑过多个书名，其中一个便是“弗雷德里克·亨利的伤感教育”。然而唐纳逊所谓的“一系列”幻灭实际只是一个幻灭,即对战争是否应继续下去的幻灭。本文认为,弗雷德里克的“伤感教育”应该是一个由四个阶段组成的“幻灭教育”,即一、对战争意义的幻灭;二、对战争是否应继续进行的幻灭;三、对自己责任感的幻灭;四、对“单独媾和”及整个人生的幻灭。正是通过对弗雷德里克“伤感教育”这四个阶段细致、生动、深刻、有力的表现，海明威才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作品的基本思想主题：战争毁灭一切，人生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悲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弗雷德里克“伤感教育”的四个阶段揭示出他的幻灭与成长过程。
弗雷德里克是否对战争的意义有过幻灭？在作品中，海明威始终没有就此问题给过明确与肯定的回答。相反，从作品一开始，弗雷德里克似乎就对战争的意义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即这是一场“烂透”的战争，是一场人类的灾难。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弗雷德里克从没“信仰过什么崇高思想”，也没有对这种思想产生过幻灭，因为我们不能忽视这两个事实：一、弗雷德里克是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完全没有必要志愿加入意大利军队，让自己无谓地卷入这场死亡与灾难之中；二、如果他从来就认为这是一场“烂透”的战争，还要志愿加入，那么他不是个疯子就是个傻子，而显然他两者都不是。那么为什么贝尔会得出结论，认为弗雷德里克是“无缘无故”地加入意大利救护车队的？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弗雷德里克从来就没有提到过自己是为理想而战，相反他“从来就对那些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感到不舒服”；二、在被问到为何加入意大利军队时，弗雷德里克总是回答不知道。贝尔的解释似乎过于拘泥作品的字面意义。弗雷德里克从不提及自己为理想而战是因为在作品一开始他的理想已经幻灭，他不愿正面回答自己为何加入一次大战是因为在理想幻灭后任何正面回答都只会让他感到难堪和愚蠢。在《永别了，武器》中，弗雷德里克共有三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每一次他的回答都不置可否。然而在第三次被问到这一问题时，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
我是个傻瓜。”（注：ErnestHemingway,A Farewell to Arms,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Sons,1929,p.256.以下引文出自该书时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作注。）斯蒂芬·库柏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弗雷德里克屡屡回答说不知道自己为何加入意军不外乎有三种可能：一、无缘无故；二、忘了为什么；三、他不想说。库柏认为前两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从弗雷德里克在作品中的前后表现看，他并不是一个做事没头脑的人，他也不是一个记忆有毛病的人。 因此回答只能是第三个：他不想说。 （注： 参见StephenCooper,The Politics of Ernest Hemingway,Ann Arbor:UMI RescarchPress,1987,pp.35－36.）可他为什么不想说？在回答酒吧侍者的提问时，弗雷德里克已经露出了蛛丝马迹。他说自己是个傻瓜，言外之意就是他加入意军是个愚蠢的行为。既然弗雷德里克认为这是个愚蠢的行为，那么他自然就不愿意被触动伤疤，向人坦白自己参战的真实动机。
弗雷德里克不愿回答此类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是海明威认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经历过这些岁月的美国人都不可能忘却当时美国国内对战争的宣传与疯狂。在战争初期，美国宣布中立，实际却是坐山观虎，等待时机。随着德国的势力不断壮大，美国在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受到了巨大挑战，美国政界要求参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给威尔逊总统的一封电报中，美国驻英大使瓦特·裴治明确表示保持美国当前贸易优势地位的惟一办法便是向德国宣战。（注：Frederick L.Paxon,"Pre-War Years,1914—1917",American Democracy and WorldWar,vol.I,Boston,1936,p.135.）为争取美国人民的支持以早日加入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国政府全力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渲染德国在欧洲犯下的种种暴行，宣称德国已对世界的文明、和平、民主和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美国人中间煽起反德情绪。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演说，要求美国对德宣战。在演说中，威尔逊声称美国参战是为了“世界的最终和平和解放世界人民”，“是为了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注：James Miller,et al.ed.,The Makingsof Americ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vol.Ⅱ,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93,p.117.）当时美国大多数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都受到这些宣传的影响，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场战争宣传的大合唱中。如邓波·贝利于1918年发表的《铁皮士兵》中，女主人公德鲁茜拉向士兵们高唱：“在大海那边，基督诞生在美丽的百合中／他胸中的辉煌使你、使我变得崇高／他为了人类高尚而死，让我们为解放人类而死。 ”（注：Temple Bailey, The
Tin
Soldier,Philadelphia,1918,pp.455－456.）宗教团体也不甘落后，纷纷举行弥撒与布道，把开赴欧洲参加战争比作另一场十字军东征。
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永别了，武器》中也多有反映。如弗雷德里克曾收到爷爷饱含着“爱国主义鼓励”的信和充斥着“训练营地”报导的美国报纸；凯瑟琳告诉亨利，自己本想和未婚夫结婚，但他和弗雷德里克、海明威以及当时许多年青人一样“想去打仗”。最能反映宣传影响的是弗雷德里克和帕西尼争论时说的话。帕西尼表示战败了不要紧，因为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回家了，这时弗雷德里克吓唬他说：“他们会追在你背后。他们会霸占你的家。他们会霸占你的姐妹。”然后他又感慨地教育帕西尼，“我觉得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亡国奴，所以你们觉得当亡国奴也没关系”。（第50页）弗雷德里克并没有战败的经历，也没有尝过当亡国奴的滋味，他怎么知道战败和当亡国奴的后果？答案是宣传。
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影响下，刚出校门的青年人更是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参军，奔赴欧洲战场。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反战作家的青年，如埃德蒙·威尔逊、E.E.卡明斯、多斯·帕索斯等都曾参加过这场战争。海明威也不例外，1917年中学刚毕业就想参军去前线，但因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春，机会终于来了，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并被派往意大利战场。在给朋友代尔·威尔逊的信的开头，他一连用了几个“哈哈！”来表达他来到意大利战场的兴奋心情。在给他父亲的几封信中，他一再表示他到意大利来就是为了“做好事”。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海明威十分感慨地说，“我真是个大笨蛋，竟会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注：参见Stephen Cooper,The Politicsof Ernest Hemingway,Ann Arbor:UMI Rescarch Press,1987,pp.2－3.）
海明威对自己加入这场战争的评价与弗雷德里克对酒吧侍者说的话十分相似。虽然不能说弗雷德里克就是海明威，但不可否认，弗雷德里克身上有海明威的影子。从海明威的亲身经历，从他对自己这段经历的评价，从弗雷德里克给酒吧侍者的回答，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像当时众多的美国人一样，弗雷德里克也曾相信美国战争机器的宣传，相信自己投身的是一场正义的，“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的圣战。正因为他曾有过这样崇高的信念与理想，他才有可能在认清这场战争的本质后变得消沉愤懑；也正因为有过理想的幻灭，他后来才会对所有抽象和神圣的字眼都嗤之以鼻。正如斯坦利·库柏曼指出的，开始对宣传的东西越是深信不疑， 后来对所有的口头价值就越是痛恨不已。
（注：StanleyCooperman,World War I and the American Novel,Baltimore: Th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7,p.36.）
然而尽管弗雷德里克对发生在欧洲的这场战争的意义的确有过一个从幻想到幻灭的过程，但在《永别了，武器》的开头，这一过程就已结束，弗雷德里克似乎已经以一个幻灭者的姿态出现。“战争跟我已没有任何关系，”弗雷德里克告诉自己。（第37页）然而战争真的和他没有关系了吗？在第9章， 弗雷德里克和救护车司机帕西尼就战争是否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弗雷德里克认为战争必须得打到底，否则情况只会更糟，而帕西尼则认为战争必须立即停止，因为“没有什么比战争更糟的”。（第50页）
弗雷德里克和帕西尼对战争是否应继续下去的观点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置身其中，一种是置之度外。帕西尼认为大多数人被卷入这场战争是因为他们害怕当官的，因为一旦拒绝参战，他就会被枪毙。不仅如此，他的家人也会受到株连，“要不是他们的家人会发生这种事，就不会有人去打仗。”（第49页）帕西尼显然属于“害怕当官的”一类，但他虽身在战场，在思想上却早已置之度外。而作为美国人的弗雷德里克，尽管说战争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未能做到置之度外，而是以一种积极、负责的姿态置身于战争中。在受伤前，他始终认真地执行命令，忠于职守，受伤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部下是否有人受伤，伤势如何，在被送往战地救护站前还不忘交代别人看管好救护车。当然，说弗雷德里克未能“置之度外”并不是说他仍然信奉那些空洞的大话，或他先前说战争“烂透”的话言不由衷，而是表明他对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实际的转变，即尽管他已不再相信“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陈词滥调，但仍认为战争一旦开始就应该继续下去，直到胜利，否则战争就不可能结束。然而帕西尼却针锋相对地认为“战争是打不完的”，因为战争是否能结束并不取决于是否打了胜仗：“我们就是打下了圣加不里勒又怎么样？我们就是打下了卡索、蒙法尔孔和特雷斯特又怎么样？我们又得到了什么？ ”（第50 —51页）因此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交战双方必须有一方立即停火，不管哪方。对此时的弗雷德里克来说，帕西尼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停火就意味着战败，战败就意味着当亡国奴。然而对帕西尼和普通士兵来说，“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坏的”，（第50页）此后不久，帕西尼便被炮弹炸死，为这一论点作了活生生的注解。
弗雷德里克与帕西尼的分歧实际反映了军官与普通士兵，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帕西尼曾告诉弗雷德里克，“这个国家由那么一个笨蛋阶层控制着，他们什么都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打仗的原因”。（第51页）帕西尼所说的“笨蛋阶层”就是那些统治者和军官。在《永别了，武器》中，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对立实际代表了发动战争者和炮灰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你死我活的。军官因士兵拒绝打仗而处决他们，士兵则因军官不肯停止打仗而哗变。在大撤退途中，弗雷德里克也亲眼看到许多士兵纷纷丢掉武器，高喊“打倒军官”的口号退出战争。然而弗雷德里克认为，与好战的“笨蛋阶层”相比，自己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坚持继续战争，并不是好战，而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既然战争开始，就必须打下去，并以协约国的胜利结束战争。和其他军官不同，弗雷德里克具有美国式的民主气度，他允许自己的手下任意发表反战言论，并不以势压人。然而在深层次上他还是没有摆脱那个“笨蛋阶层”的思维模式。在第11章，牧师前来看望受伤的弗雷德里克。谈话中，弗雷德里克再次表示了战争必须打到底的观点。牧师毫不客气地指出，尽管他受了伤，可他“并不在乎战争”，他并“没有看清战争”。（第70页）然而弗雷德里克仍顽固地认为无论愿意不愿意，战争一旦开始，就必须打到底：“那么这些不喜欢战争的人呢？”他反问道，“难道他们能阻止战争吗？”弗雷德里克的顽固态度令牧师十分失望，他告诉弗雷德里克，尽管他只是个外国人，但在思想上他却和军官阶层靠得更近。他甚至称弗雷德里克是一个“爱国者”。“帕西尼那样的人是不会想当军官的，我也不会，”牧师说。（第70页）
从第三卷开始，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26章，弗雷德里克伤愈归队后，牧师又去看望他，再次谈起战争。牧师乐观地认为交战双方很快会同时停火，因此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弗雷德里克却不这么认为。他告诉牧师，“没有哪一方会在打胜仗时停火的”。（第178页）弗雷德里克的回答也是对他先前所持观点的否定， 他终于明白战争是不会因为哪一方打赢而结束的。打赢了还想打，这就是战争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战争自然就不会有结束之日。在和帕西尼的争论中，弗雷德里克坚持战争必须进行下去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战败就更糟”，现在他已不再坚持这个观点，胜、败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事。当牧师说现在他再也不相信打胜仗能管什么用时，弗雷德里克首次在战争问题上和他达成了共识：“我也不。”尽管他感情上仍不能接受战败的前景，但在理智上却开始承认战败比战胜好。显然，帕西尼早先的观点对他发生了作用：“什么是战败？那就是回家。”
如果战争是否结束并不取决于打胜仗，那么弗雷德里克坚持战争必须继续下去直至胜利的观点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意识到这一点使弗雷德里克变得玩世不恭。因此当牧师追问弗雷德里克如果既不相信胜利，也不相信失败，那他相信什么时，弗雷德里克答道，“睡觉”，即“虚无”。（第179页）
促使他思想发生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海明威没有明说。但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两个重要原因：一、战局恶化；二、与凯瑟琳的爱情生活。在第21章中，一位英国少校告诉弗雷德里克，意军在伯恩斯杂、圣加布里勒、卡索等战场严重受挫，死伤人数近20万，在佛兰德等战场的战况也很糟。此外意军普遍士气低落，反战情绪强烈，在本镇和都灵市发起了好几场反战骚乱。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少校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无论战争怎么进行，无论战胜、战败，最后都逃脱不了“玩儿完”的命运：德国人打了胜仗，他们玩儿完了；意大利人打了败仗，他们也玩儿完了。其区别只是早晚而已。少校的论断无疑是对弗雷德里克思想上的一个震动，因为它再次印证了帕西尼对弗雷德里克说的话，“打赢一场战争并不取决于谁打了胜仗。”
促使弗雷德里克思想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住院后和凯瑟琳的爱情生活。他们从一开始的逢场作戏迅速发展为全身心的投入，爱情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战争似乎已成为一件遥远的往事。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他们开始重铸生活时，战争再次闯入他们中间。在第二卷末尾，车站送别的冷风萧萧、阴雨凄凄，昏黄的灯光下立着两名宪兵，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医院甜蜜、安逸、幸福的日子结束了，恐怖、残酷、死亡的生活重新开始。第三卷开始，弗雷德里克回到部队，心中充满失落：“我在汤少校门前的大广场下了车，司机把帆布背包递给我，我背上背包，把两只军用背包甩到肩上，朝我们住的房子走去。没有一点像是回家的感觉”。（第163页）《永别了， 武器》前三卷中战场——医院——战场（读作战争—和平—战争，或死亡—生活—死亡）的结构本身实际已为弗雷德里克第二阶段的幻灭设下了伏笔，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坏的”这句话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既然胜败均不能结束战争，既然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坏的，那么继续战争自然也就毫无意义了。弗雷德里克的这种思想变化反映了他幻灭的第二阶段。
然而在这之后，弗雷德里克并没有像波奈罗和其他意大利士兵那样丢掉武器开小差，他伤愈后按时归队并接受新任务。（注：试比较意军少校对弗雷德里克说的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认为我是不会回来的。”见Hemingway,A Farewell to Arms，第165页。）即使在卡波莱托大撤退途中他也按照命令带领车队择路而行，试图及早将医院器材安全运抵波德侬市，他甚至还枪毙了一名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弗雷德里克这时的行为显然不说明他对战争的意义或战争是否应继续抱有任何幻想，而是出于一种自律的、仪式般的责任感，这是所有海明威“英雄”的共同特征，即使战争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也只能体面地退出，而不能做逃兵；即使需要去死，那也只能体面地去死。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许多个理由和条件开小差，而从没有过这样的念头。这就是所谓“压力下的优雅”。然而在这混乱、荒诞、毫无理性的战争中，要保持一种个人的自律、仪式、秩序是不可能的。让弗雷德里克看清这一点的是泰格里亚曼托河边意大利宪兵胡乱杀人的场面。他和部下来到河边，准备过桥，这时一名宪兵冲过来揪住他的衣领。面对宪兵的粗暴行为，弗雷德里克天真地企图保持一种个人的秩序和军官的尊严，甚至坚持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你要干什么？”“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干嘛不叫我过来……？”（第192页）被押到路边后， 弗雷德里克目睹了一名中校军官被审讯和枪毙的荒诞过程。中校的死是对弗雷德里克一个启悟性的教育，让他彻底认识到这根本是一场不讲规则，毫无理性的战争，不要说军官的尊严，连做人的尊严都已荡然无存，因此任何个人的规则和仪式都是不适用的，甚至连体面地去死也不可能，因为这场体现科学进步的战争甚至摧毁了死亡的悲剧色彩。
弗雷德里克终于明白，既然这是一场不讲规则的游戏，那么他也就没有责任来遵守游戏规则；既然尊严、体面的死亡已不可能，那么他惟一符合理性、符合常识的选择便是拒绝死亡，拒绝荒唐地被自己人枪毙。于是他一头扎入河中，遁水而逃。上岸后弗雷德里克告诉自己：“现在它没你什么事了。你已经没有责任了。如果百货商店起了一场大火之后他们因为巡逻员说话带有口音就把他们给毙了，那么商店重新开张营业后当然别指望这些巡逻员会回来……”（第199 页）一旦没有了责任感，弗雷德里克顿感轻松，甚至对宪兵的愤怒也消失了：“我并不反对他们。我已经与此无关。我但愿他们吉星高照”。（第199 页）他决心从此不再关心战事，甚至要“停止思索”。他告诉自己，“我不是为思想而活的，我是为吃而活着。哦上帝，没错，吃、喝、跟凯瑟琳睡觉”。（第233页）这时，弗雷德里克终于彻底告别了战争， 开始“单独媾和”，完成了他伤感教育的第三阶段。
单独媾和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在弗雷德里克与凯瑟琳重逢后的第一个夜晚，海明威运用屋外与屋内的不同景物描写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屋外淫雨绵绵，象征战争与死亡，屋内“明亮、舒适、欢快”，让他们感到像是已经回到了家里。在逃到中立国瑞士后，弗雷德里克更是确信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战争，再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他和凯瑟琳的爱情生活。他们开始重新谈论婚嫁，谈论尚未出生的小凯瑟琳的未来，谈论回到美国后一同游览尼亚加拉瀑布、大峡谷、金门大桥。在第40章的开头，弗雷德里克一再对他们目前的这种生活表示满意：“我们过得很快活。我们一直住到一月和二月，冬天天气很好，我们过得很幸福。”（第306 页）连他们居住的蒙特勒山区也像一个阿卡狄亚式的世外桃源，而不像意大利那样“一派秋天死寂的景象”。然而就在他们爱情的果实即将瓜熟蒂落，就在他们沉浸在为人父母的喜悦之中，就在他们憧憬的幸福生活似乎真的已经到来之时，命运陡变，孩子胎死腹中，凯瑟琳因大出血而死，他们共同构筑的美好未来顿时被击得粉碎。这笼罩一切的死亡似乎印证了弗雷德里克脑海中曾经闪现过的可怕想法：“世界迫使每个人向它屈服，不管你是最善良的人、最温柔的人还是最勇敢的人，都逃不过去。”（第249页）
凯瑟琳的看似“不合情理”的死亡实际上十分艺术地表达了海明威对战争与死亡这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深刻理解，即战争可怕的阴影笼罩世界的各个角落，战争制造的不幸与死亡必然淹没人类的一切幸福和希望。只要世界上有战争存在，任何局部和个人的幸福都不可能稳固和长久。通过凯瑟琳在和平环境中因非战争因素的死亡，海明威还向我们传达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即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无法逃脱的悲剧，战争只不过是这场悲剧中的一幕罢了。（注：在《永别了，武器》插图版的序言中，海明威曾表示，“这本书是一部悲剧，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不愉快，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一部悲剧，也知道人生只能有一个结局。”转引自傅景川《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如同卡洛斯·贝克指出的那样， “凯瑟琳并没有死于战争，就像朱丽叶没有死于家族间的世仇那样。但在小说的情感体验中，凯瑟琳的死亡和疲惫、受苦、孤独、失败、灭亡等整个悲剧格调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联的，战争本身只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表现而已。”（注：Carlos Baker,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99.）从这个意义上说， 《永别了，武器》超越了战争小说的范畴，成为一部表现整个人生的悲剧。
在作品的最后，弗雷德里克告别凯瑟琳“雕像”般一动不动的尸体，冒雨走回旅馆。作品戛然而止，弗雷德里克并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情感，海明威也没有告诉我们弗雷德里克此刻的思想，但从他非同寻常的冷静与沉默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在痛失爱人后的绝望和凄苦；从他对自己激烈情感的自律与控制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他的最终成长（注：在《弗雷德里克·亨利叙述中的距离、声音和时间透视》一文中，詹姆士·弗伦（James Phelan）认为，在《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句话中，海明威完成了对亨利中尉从一个缺乏思考、自私的青年到一个有知识的、成熟的男人这一成长过程的描述。参见New Essays on A Farewell toArms,ed.,Scott Donald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62。），看到他从一个“新手”（tyro）到“导师”（tutor）的转变轨迹。（注：在《厄内斯特·海明威》中，美国评论家厄尔·罗维特将海明威的人物分为“新手”和“导师”两类，相当于菲利浦·扬提出的“英雄”（hero）和“准则英雄”（code hero）。 扬认为罗维特的分法更为合理。见 Philip
Young, Ernest
Hemingway: AReconsideration,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Press,1966,p.64。）他对战争的幻灭此时已转变为对整个人生的幻灭。他原以为逃离了意大利就是逃离了战争与死亡，来到了中立国就意味着和平与幸福生活的开始。现在他终于明白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人生根本就是一场悲剧。在这场充满战争与不幸的人生悲剧中，谁都无法单独媾和，谁都无法真正说“永别了，武器”，谁都无法逃避死亡这个人生惟一的结局，而他必须做到的便是在这个充满死亡与毁灭的世界中勇敢、尊严地生活下去。
弗雷德里克终于完成了他伤感教育的最后阶段，成长为一个麦里尔教授所说的那种“觉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