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正确认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半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半个世纪，经验教训之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种制度、两类国家的关系。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既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又要研究我们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1]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的历史总结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也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的世界新格局。从那时以来，“关系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两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变化”[2]。80多年的历史，两制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限于一国范围，两制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这一期间，两制关系经历了从武装较量到和平共处、再到战时同盟的发展。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苏东剧变。随着二战的胜利，社会主义由一国扩展到多国，两制关系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在亚洲，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越南，成为两制较量的战场。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两制关系经历了从冷战对峙到东西方缓和的转变。第三阶段，从苏东剧变至今。这一时期，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为标志，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结束，两制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锐减，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一步扩大。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承受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严重挑衅与挑战。当今时代，两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就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两制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受我们党“左”的错误的影响，毛泽东还是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他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他提出了“两个一切”的思想：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遗憾的是，毛泽东对这些正确思想缺乏深刻的理论反思，也没有很好地付诸实践，后来更多地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江泽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对于对立和斗争的一面，我们当然要看到，而且应认识到只要这两种社会制度还同时存在，它们的对立和斗争就不会消失，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就要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但在看到对立和斗争一面的同时，也要充分看到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就陷入了认识上的片面性。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无论改革还是开放，都涉及对两制关系的调整，都需要对两制关系重新认识和定位。这一时期，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阐述了两制关系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时代主题与两制关系相互作用，前者影响后者，后者也影响前者。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必将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在一起，深刻阐明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指导我们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第三，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方法手段与社会制度剥离开来，主张积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第四，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同时转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五，深化改革，创造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体制与环境。通过改革，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开、统一、平等竞争的条件，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贸易等方面的体制。第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是非标准。第七，“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创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的新模式。第八，把利用和创新结合起来，努力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立足我国的实际，把国外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认真学过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加以运用、革新和提高，以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新东西，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第九，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可以而且应当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第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要重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是会出现变化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注重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广泛结合上，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4] 第十一，要准备“两手”，掌握“两点论”。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一方面要坚决抵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这样，“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两制关系问题上的一系列新思想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涉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可以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改革开放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核心，就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姓“资”姓“社”的争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两制共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两种制度长期并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阐明了这种替代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思想，把对必然性的理解和对长期性的理解结合起来。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来看，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容纳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目前仍呈现出扩张的势头。就社会主义来说，它虽然是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但走过的历史又是短暂的，总的说来仍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虽然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和早期形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项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世界性事业，成功和失误免不了相互交织。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历史方位和价值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树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
两制共处是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动力。两种制度共存，相互之间可以提供一种借鉴和比较，可以成为两种制度竞争的动力。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的存在和发展有关。这个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给资本主义的生存以压力和挑战，造成了一种它不能不认真对付的局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给资本主义以某些启示，使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和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作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这一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都深有体会。两制共处的实践表明：“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6]
两制共处是多种形式交织的共处。历史表明，斗争、合作与竞争，是两制共处的基本形式。竞争是两制关系的最基本形态，广义上的竞争可以包括斗争和合作在内，斗争和合作体现了不同意义上的竞争，斗争、合作与竞争的领域往往是一致的。斗争也是两制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竞争本身意味着一种斗争，合作之中也有斗争。合作不仅体现在双方以和平形式共同参与某些互惠的事业，而且也体现在斗争中，斗争中的合作在两制共处史上不乏其例。因此，斗争、合作、竞争三种具体形态的存在并无时间先后，在大部分时间内几乎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侧重罢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策略，以求得自身的巩固与发展。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新战略
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两类国家的关系。而两类国家的关系，既有一般国家关系的共性，又有一般国家关系所没有的特性。作为一般国家关系，我们必须坚持国家的总体对外战略。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必须从两类国家关系的特殊性出发，制定和实施两种制度、两类国家共处的战略。自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两制共处虽然不乏各方面的合作，但斗争曾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两制力量对比的不平衡，都要求社会主义确立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新战略。
首先，确立和平竞争的新理念。从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原因来看，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归宿来看，两制关系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关系，决定了两制共处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两制竞争的过程。自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两类国家间竞争的领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江泽民指出：“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封锁包围和敌视，我们面临着军事的政治的严重威胁，抓紧防范战争危险的准备是正确的。但我们的认识也有偏离实际的地方，判定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利益逐渐成为连接与发展两类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和解决双边或多边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江泽民指出：“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这一特点，在21世纪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8] 两类国家和平竞争的实质，仍然是究竟哪种社会制度代表未来、哪种社会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确立和平竞争的新理念，加快自身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能够切实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制定和实施科学的竞争战略，就一定会为世界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新社会的样板，就一定能够吸引全世界人民归向社会主义。
其次，加强共处中的合作关系。两类国家间的合作具有必然性。第一，合作是两类国家实现发展的共同需要。国际合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客观要求，更是两类国家在当今时代实现各自发展的现实需要。第二，合作是解决某些特定国际问题的需要。近几十年来，世界被一些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所困扰。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一些全球性问题得到缓解，但同时又引起一些新的问题。随着各国联系的日趋紧密，发生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传染性疾病可以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这些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依靠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第三，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突出了加强合作的紧迫性。胡锦涛指出：“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市场更为开放，资金、技术、人才等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更加广泛和迅速，为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共同发展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南北差距拉大，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大，全球环境继续恶化，跨国犯罪严重，面对挑战增加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在这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刻，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求同存异、扩大合作，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方向演进”。[9] 加强共处中的合作关系，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正确的立场方针。首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独立自主，是实现真正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指出：“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0] 自力更生，是任何国家发展对外关系都应遵循的一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特殊要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立足点。第二，坚持双方都能接受的方针。在合作内容上，应坚持经济合作为主的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协调和对话，减少分歧和磨擦，消除歧视和偏见，创造公平、共赢的贸易投资环境，健全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安全合作，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反恐合作，应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多管齐下、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在合作方式上，应坚持尊重差异、平等互利、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妥善处理成员之间的分歧，照顾彼此的关切，寻求利益汇合点，保持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三，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国际新秩序：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互相帮助、互惠互利，共同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责任。建设和谐世界，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要求资本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没有两制关系的和谐，没有两类国家的和谐，也就没有整个世界的和谐。
再次，在共处中坚持必要的斗争。我们主张两种制度和平竞争，期望两类国家加强合作，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又要求我们在与它的共处中坚持必要的斗争。两制共处史表明，共处是斗争的共处，只有斗争形式的翻新，没有斗争有无的变化。江泽民指出：“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国际经济竞争和科技进步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11] 新的世纪，斗争作为两制共处的重要特征将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中必须坚持必要而正确的斗争。一是要坚持反对武力入侵的斗争。武力入侵，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惯用伎俩。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中，防备武装入侵的警钟必须长鸣，战胜武装入侵准备必须充分。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部署，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着眼于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提高军队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二是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两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某些西方大国对社会主义中国实施颠覆、遏制和分裂的活动。“我们面临的颠覆与反颠覆、遏制与反遏制、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很尖锐的。对于国际政治斗争的复杂形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善于应对”；[12]“要讲究斗争艺术，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自己的力量”。[13] 三是要坚持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社会主义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但现实中又存在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胡锦涛指出：“国际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图谋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之机，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我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我们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14]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性、尖锐性，坚定而正确地坚持反和平演变的战略策略原则。四是要正确开展合作的斗争。列宁曾就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指出：“我们要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15] 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两类国家将会围绕全球化责任、义务与利益分配等问题展开斗争。就经济全球化本身来说，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也很重要的问题：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通过选择和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开展与全球化的主导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合作。
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对两制关系进行再认识，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就是深化关于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的思考，利用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为重点。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包括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但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开放。因为它们不仅主导着国际竞争，而且主导着国际竞争秩序，在全球和地区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因为它们拥有资本的优势、科学技术的优势、产业结构应变能力的优势、对外贸易的优势、劳动者素质的优势、管理经验的优势、综合国力的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6]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间的竞争如同体育竞技场一样，一方要想赢得胜利，必须悉心研究对方的战略战术，并借鉴吸收其长处。与综合国力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社会主义尤其应当研究和借鉴它的长处。研究和认识竞争对手，堪称竞争取胜谋略的精髓。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一些人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应当加强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一定要防止和避免这样那样的片面性、绝对化和简单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17] 一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严格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认识事物，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江泽民指出：“一方面，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18] 二是整体研究的方法。把握这一方法，应着眼于两个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层面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层面。整体研究不等于没有重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自发调节，应是整体研究中突出的重点。三是历史分析的方法。今天，我们着重研究的资本主义，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然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不是没有缘由而陡然实现的，而是作为过程的结果出现的。因此，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们应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要求，注重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广泛结合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四是“拿来主义”的方法。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对它的研究和认识未曾间断，无产阶级在研究它、认识它，资产阶级也在研究它、认识它。研究的目的尽管各不相同，但认识总起来说是不断深化的。资产阶级学者，只要态度是严肃的，分析是客观的，他们的研究就不乏可取之处。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不少著名学者，产生了一批影响深广的著作。对此，我们应取“拿来主义”的方法。当然，运用这种方法也要有科学的精神，这就是批判地吸收消化。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不会变成“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胡锦涛指出：“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既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19] 然而，一些人不是这样认为，而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变相资本主义”，根据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引进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实质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认识问题，必须予以澄清。首先，应端正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认识。既然称为“文明成果”，那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而是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那些体现人类生活共同需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东西，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引进这些东西，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邓小平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好的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20] 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办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被‘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抽象争论束缚住自己的思想和手脚，迈不开前进的步子。因为学习和利用这些有用的东西，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它们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21] 其次，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即使引入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因素，也不会改变中国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形态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它在主要方面属于某种社会制度，而在次要方面又带有其他社会制度的痕迹或特征。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开始的人类文明史表明了这一些。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不能因为它在次要方面带有其他社会制度的痕迹或特征，而否定它在主要方面所属的社会制度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因素不等于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资本主义因素不等于是资本主义。再次，“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左”的思维定势。“左”的思维定势，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表现为一系列的错误观念。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把这一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求我们进一步从“左”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出发，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放性，从而确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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