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主要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0)06-0025-07
我们正处于一个由现代性所主导的时代，政府主导的各种公共政策成为我们生活中价值分配与协调的基本指针。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不仅关乎该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也决定着一个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平衡与和谐发展。
作为现代科学知识孵化器的学术研究系统，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对政策的影响力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它一方面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专业的、具有针对性的各种方案，成为政策科学化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者作为一个高素质的意见领袖群体，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成为政策民主化的主导力量。因此，学术研究对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政策过程中科学知识的运用率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学术研究的内在价值。那么，学术研究通过怎样的模式或者途径影响着政策的制定？这就形成了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国际前沿问题，即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模式，或者称为学术研究影响政策的模式。[1]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模式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派从理性主义出发，提出了工程模式、客户——承包商模式等。[2]另一流派从知识运用的角度出发，形成了富有影响力的知识运用学派。这一派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以韦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探寻知识转化为政策的机制入手，归纳出了七种经典模式：知识渐进模式、问题导向模式、互动模式、政治模式、启发模式、策略模式、知识产业模式；[3-4]瑞杰·兰德从知识运用的动力机制出发，归纳了知识与政策沟通的四种模式：科学驱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传播模式和互动模式；[5]英国学者布尔默提出了两种模式：工程模式和石灰岩模式。[6]这些模式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政府决策体制与学术研究制度基础之上的。那么，在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不同的中国政府决策体制与学术研究制度下，中国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有哪些主要的模式呢？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模式旨在探讨学术研究介入政策过程的主要途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在这里，政策过程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主要环节，即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学术研究主要指学术研究者针对某一公共问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此，学术研究介入政策过程的模式既是指学术研究者运用其成果通过一定的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并影响政策过程任一环节或者多个环节的带有普遍性的内在机制。要想归纳出这种运行模式，必须对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之间的静态机构及其动态关联进行庖丁解牛。首先，从静态的结构来看，主要包括三类相互关联的组织体系：学术研究组织体系，政策行为组织体系以及联结两者的知识中介组织体系。学术研究组织主要包括大学中各类科学研究机构、国家及地方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各级行政学院和党校的研究组织、智囊机构等；政策行为组织主要包括各级党委、人大及政府部门等；知识中介组织主要指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之间，能够促进研究成果向政策转化的具有管理、联结、咨询等功能的组织，主要包括国家及各省的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国家及地方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管理机构、官方智囊机构等。其次，从动态的转化过程来看，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之间存在三种互动关系，第一是政策制定者运用什么方式吸纳研究者参与；第二是学术研究者采用何种方式主动地参与政策制定；第三是知识中介管理者如何使得学术研究成果与政策制定的需要形成有效对接。[7]前两种方式属于直接的转化方式，后一种方式属于间接的转化方式。由于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所遵循的内在运行逻辑的准则不同①，因而学术研究成果很难完全或者直接转化为政策，它们转化率的高低取决于三类组织体系能否形成直接的、有效的互动关系。根据以上分析，从整体上来看，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模式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直接转化模式，即学术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能够直接进行沟通对话，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力，这类学术研究者往往存在于政策行为组织之内或者距离政策行为组织较近，可以称之为体制内研究者。第二类是间接转化模式，即学术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知识中介组织才能够进行联结，其研究成果要通过知识中介组织的筛选才能够对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类研究者往往存在于政策行为组织之外，可以称之为体制外研究者。这两类模式是基于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之间的组织体系结构和互动关系进行的分类，这一分类方式曾被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默顿运用过。他在《知识分子在公共科层组织中的作用》一文中，将知识分子分为公共科层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知识分子[8]。在我国，体制内学术研究者主要存在于各级党政及人大的政策咨询机构②、各级政府的研究院、民主党派、学术界的人大代表、各级行政学院和党校等。体制外的学术研究者主要存在于大学中的各类研究机构、非政府的私人研究组织、学术团体以及较为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等。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学术研究者的组织身份③与对政策影响力的大小区分出六种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模式(见表1)。下文将分别探讨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目的是通过观察和分析六种模式的发展来揭示中国学术研究对中国公共政策乃至政治运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期进一步改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沟通关系。
表1 中国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主要模式
政策影响力 体制内学术研究者
体制外学术研究者
高 Ⅰ.吸纳模式Ⅳ.工程模式
中 Ⅱ.咨询模式Ⅴ.上书模式
低 Ⅲ.建言模式Ⅵ.传播模式
Ⅰ.吸纳模式
这一模式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也可称之为“学而优则仕”模式，指政策行为组织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直接将一些优秀的学术研究者吸纳进入决策机构之中，授予其一定的官衔职务，让其分管一定的公共事务，从而直接影响政策的过程。这一模式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所提出的“哲学王”治国论，在中国可以追溯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即“学而优则仕”。这一模式将学术与政治合二为一，内含着一种典型的精英思想。在当代中国，这一模式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中央政府推行的选拔高层次人才(如博士)担任地方党政要职的政策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日益进入知识主导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这被西方的理论家称为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新系统，即“专家系统”④。随着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知识政治⑤就成为我国政府应对各种挑战的必然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在政治系统中有计划地引入高层次人才担任党政要职，形成一道将学术精英与政治精英相结合的“博士从政”与“官员读博”的景观，这被一些学者称为“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选调博士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任职或挂职锻炼以及党政领导读博士成为学术与政治领域的一种“时尚和风潮”。以至于一些学者称，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评论。由此可以看出，在政治实践领域，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将政治与学术进行直接的连结和融合。这种连结主要包括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政治领域运用激励型政策和制度⑥吸纳学术精英进入政治决策系统，另一条路径是政治领域运用激励或压迫型政策将政治精英推入学术系统进行“充电”，学术系统通过特殊的制度吸纳政治精英进入研究领域。笔者将这两条路径统称为“吸纳模式”。
吸纳模式使得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力更为直接和有力。这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被政治系统吸纳的学术精英能够运用所赋予的决策权力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价值理念直接转化为政府的相关政策；第二，被政治系统吸纳的学术精英能够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说服、影响和改变决策系统里其他行政官员的观念和价值，从而在政策制定中不同程度地加入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因素；第三，学术系统通过吸纳政治精英，能够用专业知识和相关的价值理念直接影响政治精英的头脑，从而加强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因素。因而，从关联性上来看，吸纳模式是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六种模式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式。
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表现出诸多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有两种：即“边缘化”和“行政化”。由于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分属不同的组织体系，政治组织与学术组织在目标、功能、规训机制、制度体系和文化氛围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形成了“组织栅栏”⑦。组织栅栏塑造了组织成员之间相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种相异性就造就了他们之间的身份区隔。当长期濡沫于研究系统中的学术精英进入政治系统，他们必然与长期浸染于政治系统中的政治精英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和冲突。由于学术精英在政治系统中毕竟是少数，再加上他们自身由于受学术系统的规训而善于理论和理想主义，却耽于行动和策略。因而，这些学者型官员在政策制定中要么日渐被“边缘化”，即在政治决策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对政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无法有效地发挥其身份优势；要么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政治系统的历练和规训，逐渐融入政治运行的逻辑之中，日益“行政化”，日渐丧失了学术研究能力。这两种情况都极大地削弱了吸纳模式对政策的影响力。但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总是要受到过去的经验与学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进入政治系统的学术精英会不断地进行“身份调适”，以达到学术理想与政治实践的平衡，这无疑能够降低“边缘化”和“行政化”对政策影响力的削弱程度。
总之，尽管吸纳模式存在着“边缘化”与“行政化”的问题，但从学术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联结性以及学术精英的“身份调适”来看，这一模式对政策的影响力还是较大的。
Ⅱ.咨询模式
从国际上来看，咨询模式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流行模式。咨询模式主要指政治精英为了决策的需要向特定的政策研究机构征询意见的过程与机制。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咨询模式是政治系统中的决策者与政策研究系统中的研究者之间的直接互动，这是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较为直接的一种模式，因而其对政策的影响力也是较大的。咨询模式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咨询模式是政治系统主动向学术研究系统寻求智识支持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第二，咨询模式中的学术研究组织主要指政策性的研究组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治系统，因而可以被纳入宏观的政治体制，但是它们不具有决策权，主要为决策精英提供参谋、建议以及为决策提供调研、论证等服务。
咨询模式主要依靠的是政策研究组织，这一组织在西方一般称为思想库。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思想库对推动西方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思想库一般称之为智囊机构或者智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根据思想库的组织形式以及与政府的关系，我国政策咨询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官方思想库、半官方思想库和民间思想库。官方思想库主要指隶属于党政机关内部的各级政策研究组织，包括中央政策研究组织，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以及各部委下属的研究室等；地方性政策研究组织，如隶属于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及其相关部门的政策研究室等。这类政策研究组织有两大主要特点：第一，它们被纳入一体化的官僚等级体系之中，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性；第二，它们有机会直接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过程，并且起草有关政策的草案文本。在我国党政一体化的科层等级体系下，政治决策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高度依赖于官方思想库，这无疑增加了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官方思想库隶属于党政一体化的科层等级之下，其政策研究过程也必然高度依附于政治精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并且学术追求的旨趣以及研究能力也在弱化，这必然削弱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力。半官方思想库指事业单位法人型的思想库，主要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以及地方各级下设的发展研究中心、科学院、社科院、行政学院、党校等。它们对政策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其距离政治系统较近，因此能够较为便捷地获得一些政策性的研究课题，相对独立地开展一些研究，为制定和改进政策方案提供依据与思路；第二，通过承接对政治精英的培训任务(主要指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能够将学术研究成果系统地输入政治精英的头脑中，从而影响政治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民间思想库主要包括企业型思想库、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和大学下属的思想库。这一类型的思想库在学术研究上较为独立，但是由于远离政治系统，不受政治系统信任，所以对政策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从我国政策咨询的实践来看，咨询模式主要依靠的是官方和半官方思想库。半官方思想库具有一定的研究独立性，但是由于经费和人事并没有与政府脱离，因而对政治系统依然存在较强的依赖关系。因此，我们把半官方思想库也纳入政治体制以内。
在我国的咨询模式中，一方面，政策咨询机构由于距离政治系统较近，容易得到政治精英的信任，因而对政策的影响力较强；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它们距离政治系统比较近，因而独立性也在逐渐丧失，受政治的干涉和约束也比较大，这削弱了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力。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咨询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它实际上是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一种妥协和平衡，它使得两者能够展开沟通和对话，并相互影响。但是，由于我国政策咨询机构过度依附于政府，政府又过度地掌控和依赖党政科层体系内部的政策咨询机构，这使得政治更多地影响了学术，而不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咨询模式应该进一步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逐渐赋予政策咨询机构更多的学术研究独立性，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向独立性较强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开展咨询。
Ⅲ.建言模式
建言模式主要指学术研究者通过一定的合法的制度化途径向政治系统输入自己的政策研究成果、政策主张、政策方案以及改进政策的建议等内容的过程。建言模式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建言者的身份一般是被纳入政治系统以内的学术研究者，比如学术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二，建言的途径与过程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途径，而不是单纯的私人行为，比如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听证和论证会议等。第三，建言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介入政策的过程，这是同自上而下咨询模式最大的区别。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建言模式主要有三个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实现途径。第一，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决定着我国各项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因此对我国各项政策的制定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在人大代表中，学术研究者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学术界的人大代表在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可以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向人大会议提出相关的议案和修订意见，从而对政策施加学术研究的直接影响力。第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政协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它主要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等人员构成。在各级政协团体中，学术团体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比如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科协等。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学术研究系统，他们可以依据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通过政协会议向政府提出政策议案和建议，从而对政策施加直接的影响力。第三，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逐渐改革，在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中开始逐步建立公开的听证和论证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专家学者的参与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因此，在听证和论证中，被邀请参与的学术研究者可以广泛地对相关政策进行建言献策，从而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增加这些政策的科学性。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当前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建言模式主要是通过这三种途径进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大制度、政协制度和政府决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学术界的各类代表的比重日益增加，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高涨，这可以从近年来两会中学术界代表提案的不断增加看出来。因此，建言模式成为我国当前学术研究影响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直接模式，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政策议程上。
Ⅳ.工程模式
工程模式主要指政策行为组织通过其下属的或者特设的中介组织向学术研究系统进行课题招标、项目委托并拨付一定研究经费的模式，它是体制外学者影响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模式。工程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学术研究通过中介组织这一间接方式影响政策过程的；第二，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第三，工程模式中的中介组织主要指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之间，能够促进研究成果向政策转化的具有管理、联结、咨询等功能的组织，主要包括国家及各省的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国家及地方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各级政府部门内设的科研管理机构以及各级的官方思想库等；第四，招标、委托的对象主要是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半官方思想库和民间思想库等。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工程模式都是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的一种主要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工程模式成为我国学术研究影响政策的一种最重要的模式。这一模式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第一，国家及地方自然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一方式主要通过国家及各省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社会科学领导小组与办公室等中介组织来进行，它们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委托，履行对学术研究的管理职能，并进行成果验收、宣传和推广，从而对国家及地方政策产生影响。另外，这一方式还通过重大招标项目(主要是对策性研究，课题一般是党和政府急需的，政策内容、研究成果要求具有时效性、针对性，能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新观点和依据)对国家及地方的政策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比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二，国务院及各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政府决策招标项目。这一项目主要是针对政府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从选题到结项成果都有很强的政策时效性和针对性，因此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更为直接。第三，中央及省下属的各部委(厅)设置的规划课题、招标项目等。这些项目一般针对性较强，主要为本部委(厅)的政策制定服务，比如教育部的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和重大招标项目、科技部(厅)的软科学项目和重大招标项目等。
工程模式是政治系统向学术研究系统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寻求智识支持的一种模式。它与吸纳模式、咨询模式和建言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而不是政治化的机制来运行的。工程模式通过招标制度，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术研究的针对性，另一方面通过招标过程的竞争，从而集中优势资源，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增进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力。
Ⅴ.上书模式
上书模式主要指学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见解，针对某些公共问题，通过写信、联名等方式向政治决策者直接提出设置、修订、废止某些公共政策的建议。这里的“上书”主要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和建议，不包括那些为个人利益或者小集团利益申述的行为。[9]86上书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上书的主体一般是政府体制以外的学术研究者个人或者团体，他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拥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因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提出的建议能够对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第二，上书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公共问题，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第三，上书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拥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和拥有公共政策设置权力的政府部门；第四，上书的形式主要包括给决策者写信或者向媒体公开联名信等；第五，上书模式类似于建言模式和咨询模式，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和影响政策的途径不同。在咨询模式中，学术研究者往往是被纳入体制内的智囊，影响政策的途径是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与决策者直接沟通对话；在建言模式中，学术研究者一般拥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和特定的权利(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影响政策的途径是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方式向国家权力机关建言献策；在上书模式中，上书者一般是体制外的学术研究者，其影响政策的途径主要是个人化的方式，更多依靠的是个人的努力、决策者的英明、社会的关注和推动等来实现。
自古至今，知识分子通过上书影响国家政策的案例层出不穷，例如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问题的“井喷”，“上书事件”也日益增多。有学者搜集和整理了2000-2008年的20件民间上书事件，其中，专家学者的上书共有13件，占了3/5多。[10]例如2003年5月，北大3位法学博士和5位著名法学家先后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审查，引发了国务院主动废除收容遣送的相关法规；2008年底，由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北京大学贺强等知名高校的10位教授，向国家有关部门联名上书，提出“应把振兴股市作为恢复市场信心和落实十项措施的切入点”，并向中央有关部、委、会提出了6项具体建议等。这些上书事件对维护公共利益，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与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上书模式在我国成为学术研究影响政策的一种典型模式。
Ⅵ.传播模式
传播模式主要指体制内或者体制外的学术研究者通过各种媒介形式(报纸、电视、网络等)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⑧或者倡导某一个政策议题，从而成为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的意见领袖，引导并影响公众舆论，最终达到影响公共政策的效果。传播模式与建言模式、上书模式有一定的相似点。首先，它们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影响模式；其次，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第四种权力”⑨，比如建言模式中的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总会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提案或者意见等，上书模式中的上书者往往为了增加影响力而选择在媒体上公开联名信等；最后，这三种方式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个人化或者小团体的特征。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建言模式和上书模式都是直接针对决策者进行建言献策，而传播模式则是通过引导公众、形成舆论影响政策的，它相对于前两种方式是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其次，传播模式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依赖于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它的影响力较为缓慢，但也比较持久，就像“石灰岩”一样一点一滴地渗透公众的价值观。因此，传播模式具有个人化、间接性、缓慢和持久性等特点。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日益开放，公共空间不断的增长，传播模式对政策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首先，传播的途径在不断增加。譬如一些报纸开辟了学者专栏；一些电视台经常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访谈等；还有，近几年网络的迅速发展，由于其信息传播的直接性、快捷性、自由性和平面化⑩等特征，日益成为专家学者传播自己学术研究成果和价值理念的前沿阵地(比如各类学者开辟的博客、论坛、学术社区等)，并成为传播模式的主导性方式。其次，随着政治生活的日益开化和民主，专家学者通过传媒影响政策的事件也日渐增多，逐渐形成“扩大效应”，吸引更多的学者由“私人书斋”走向“公共空间”，这使得传播模式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环境恶化问题等这些议题大部分都是由专家学者充当意见领袖，通过媒体不断建构出来的，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另外，专家学者通过对一些媒体曝光的社会事件进行评论，对政策的执行进行舆论监督，引导公众形成一致意见，对政府权力形成压力，从而防止政策执行的偏颇并改进不合理的政策。比如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等，专家学者的介入对推动这些事件的公正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政治决策层也日益重视通过传播模式来了解民意、汲取专家学者的理性意见。例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亲自上网，关注舆情；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9]95。
从根本上来讲，传播模式是一种学术精英、民意舆论和决策精英之间的平衡过程。一方面，学术精英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价值理念能够深入人心，引导民意，必然要改变晦涩的话语体系和过于理想化的倾向，这促进了学术对民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决策精英为了缓解民意压力，必然吸纳“意见领袖”的建议，这促进了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力。因此，传播模式应该成为我国更多学术研究者重视的一种模式，从而形成大量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利用公共空间增加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力。
在今日之中国，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主要由以上六种模式构成。在这六种模式中，吸纳模式、咨询模式和工程模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建言模式、上书模式和传播模式都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在全球知识社会和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与学术制度背景下，这六种模式的影响力和发展趋势各有不同。从长远发展来看，咨询模式、工程模式和传播模式将会成为主流模式。本文简要归纳了这六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以及在中国的主要表现，那么，这些模式的内在运行机制还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如何改进以期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这就形成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本文仅仅是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学者关注并研究这一问题。
注释：
①学术研究一般追求理想化、理论性、长远战略和完美主义，往往缺乏可行性；而政策行为一般追求的是现实性、可行性、协调性和短期目标。
②比如中央及地方的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地方的政府研究室等，这类组织属于官方的思想库，能够对政策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③即指学术研究者处于政策行为组织之内还是之外。
④专家系统主要指由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所构成的系统。
⑤知识政治在这里主要指政治系统的决策、管理等方面高度依赖于“专家系统”。
⑥比如很多地方政府规定，引入博士高层次人才可以直接担任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
⑦“组织栅栏”主要指不同组织体系在目标、功能、制度、机制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必然导致组织与组织之间像栅栏一样的区隔。
⑧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成果所使用的是学术话语，但在公众媒体上发表时，必须由学术话语转变为公众话语，这样才能真正地影响公众。因此，这些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仍然是学术研究成果，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⑨第四种权力主要指媒体的监督权。
⑩网络信息传播的平面化特点主要指通过网络，任何人都能够有机会成为信息源，它改变以往信息传播自上而下的方式而代之以自左向右的平面化方式，这推进了信息流通的平等化。
标签：学术研究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政府工程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