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复和：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的理性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中国论文,理性论文,生态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1)03-0001-06
传统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希望之源。人类每当遭遇生存危机的重大考验时，总会自觉地返归传统，努力从中寻求救助。自20世纪中叶人类生态危机形势日益加剧以来，发掘悠久的传统文化，开发其宝贵的思想资源以拯救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存在的环境，就成为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特别是在近20多年来，中国生态传统中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思想日益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同。但是，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如何才能在恢复人与自然的和睦关系中发挥其重大作用，至今还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对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的研究必须在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的背景下，通过与现代西方生态思想在生存实践基础和理论内容方面对此，以揭示自身传统的优势和不足，从而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诠释和创造性的转换，并在这个基础上理性地重建这个传统，才能在现代条件下促进人与自然关系重归和睦。
一 中西生态思想的实践基础比较
从生存实践的层面看，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建立在古代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祖先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一个为东北部的原始森林和西北部的大沙漠、西部的大山和高原，以及东南的海洋所围绕的封闭世界。在这个区域内，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主的河谷平原，孕育了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而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农业文明长期延续提供了丰厚的生存资源。华夏各民族就在这样的封闭自然环境中通过家族组织及其宗法制度的传承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建立了家国一体的多民族统一的伟大国家。由于人口的生息繁衍造成的生存压力，重农轻商传统的长期影响，中华民族必须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采取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努力维护好农业生产的自然生态条件，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农业文明的兴盛。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农业的种植技术为主和以此相适应的家庭手工业为辅的物质生产技术方式。这种物质生产技术方式密切地依赖于自然生态条件，由此形成了天（地）人协调共生、和睦相处的悠久的生态农学传统。它依据天体运行的法则，顺应天时，按照四季变化、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的循环节律进行农业生产并从事农事管理；它按照地理之宜，分辨地形、土壤、水源、作物种类等进行农务安排，以寻求最佳作物的“地利”配置；它提倡积极发展人力的作用，因为人本身就是天地的产物，人能与天地相通。只有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才能顺应天时，窃取地利，取得农业丰收。在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还创造了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其实践意义的生产技术。如根据自然生态循环规律的搁荒—休闲—轮作技术，用养结合以保护土壤肥力的积肥施肥技术，农林牧副渔多种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技术，以生态方法治理病虫害的技术，御旱防洪的水利工程，以及影响巨大的“自然依法”等等。
正是在这种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生存实践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生态伦理的应用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按天地万物的生存演化节律去利用自然。例如，无论是儒家的《孟子》、《荀子》、《礼记》等著述，还是道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都要求人们“取物以顺时”、“取物不尽物”，即草木、五谷、水果、蔬菜、飞禽走兽、鱼鳅龟鳖都要按其自然的生长季节获取，而且禁止在市场上出售不成熟的五谷、不成材的树木、不中杀的禽兽鱼鳖等生物，反对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滥用资源，以维持人与自然良性的生态循环。这实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条件下永续利用自然资源，追求人与自然持续地和谐发展的朴素思想。显然，这种植根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上的东方生态传统，存在着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性质，是人们的生存实践长期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果。
现代西方生态思想产生于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对全球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理性反思。从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沃德和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到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等重要著作，都从西方爆发的大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严重后果出发，揭示了西方工业技术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尖锐对抗和不相容性。工业文明的生产技术方式，与利用牵引畜进行农耕、用水进行灌溉、以有机肥进行补偿的传统农业相比，在食物和其他人类所需要的物质生存资料的获取模式上有着巨大的进步。它依靠大量的矿物能源和各种物质原料来进行机器生产，以减少由于人口增加所产生的资源波动，并成功地提高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在物质消费上的生活水平。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工业文明，根本不考虑财富生产的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要求和环境污染的限度。它从自然界中掠走了各种矿物资源和生物资源，而把土壤的污染、水体的污染、空气的污染、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生态系统的衰败留给了自然界。康芒纳认为，工业文明的生存实践，是导致人类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我们之所以陷入一种环境危机之中，是因为我们借以使用生态圈来生产财富的手段毁灭了生态圈本身。当前的生产体系是自我毁灭性的，当前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自杀性的。”[1]因此人类必须变革这种破坏生态系统的生产技术方式，采用符合生态规律的新的生产技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以求得人类的长久生存。但是，人类近代发展起来并且在今天依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技术方式，有其深刻的复杂的历史文化根源，故要改变人类的生产技术方式，调节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彻底检讨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因为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只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经典范式的科技观、机械世界观和西方人与自然相对抗的文化传统的结果。要克服当代人类的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一种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生态伦理学或环境哲学正是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生态思想在这一方面更加深入的发展。
从上述生态实践的对比来看，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和现代西方生态思想在其产生的实践基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异。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产生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弱小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质上具有被动地适应自然生态规律的性质，其实践方面的道德规范也是对直接的生存经验的归纳和概括，缺乏科学技术上的深入研究作为其依据。
二 中西生态思想理论层面的比较
在理论层面，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存方式及其生态伦理规范是以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境界论为其学理依据的，并受自身思维模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它充分体现了这个生态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们都强调天地是人和万物的共同根源，无论是儒家的“三才之道”（天、地、人），还是道家的“域中四大”（道、天、地、人），都认肯这一观点。所不同的是，儒家不提“道”，旨在强调人与天地一样具有善的本性，突出人的继善成性、参赞化育的伟大作用。而道家在天、地、人之前置一“道”字，体现了道家执着的自然主义价值追求。它认为，道是自本自根、先于天地万物的永恒变化的本体和终极实在，也是创生天地万物的始源，是万物从潜在到实存又到消亡这个变化过程本身的作用枢机，道就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生成了天地万物。虽然道家关于宇宙的本质和演化的观点，比儒家要深刻得多，但它们对世界的本源及其性质的看法，都是生机论的和网络主义的，而非机械论和还原论的。
在儒家看来，人和万物不仅是一事实性的存在，而且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这种价值性存在根源于天地的创生德性。由于人和万物都是天地阴阳在大化流行的过程中所创生，因而它们都有其共同的价值本源，人和万物都有其价值，都应该爱惜和尊重其存在。同时，天地创造万物和人的活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由低到高的层创进化活动，万物和人因其禀赋天地阴阳的成分不同，而具有形质精粗、感通潜能和自我完善能力的不同。故水火、草木、禽兽与人，在天地所创造的价值阶梯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人具有为万物所缺乏的品性和能力，他能够承继天地生生之德、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故人最为天下贵。道家的价值观与此有一定的差异。它认为，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创造源泉，天地万物和人都是道的自然运作和无为自化的产物。所有事物皆由道所生，得道而成，道普遍地、平等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万物之得道，就具有了自身的价值。从道的统一的常理看，万物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没有贵贱之别，它们对于宇宙的作用都是同等的。从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来看，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生物主体有不同的生存价值，各种生物的需要和感受也各不相同。从人与天地万物的价值关系上看，人只是由道产生的宇宙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小石小木处于大山中一样，人与万物相比，就像马身上的一根毫毛那样微不足道。人与万物的价值是完全平等的，因而人类应该尊重万物的生存，而不应自恃聪明，贵己贱物，做大自然的主宰。尽管儒家和道家在价值观上存在以上的重要差异，但是二者的价值观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机体论形上学的基础上的价值观，是存在和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观。
从目的上说，儒家和道家对形上学之真实和价值的意义探求，都是为了在世界中实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达到至高的生存境界。天人合一学说就是一种帮助人成为圣人和真人的自我超越的境界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心固有的至善品性，天就内在于人之中，性就是天道具于人心者。人通过反身而诚，把内在的德性开发出来，也就实现了天德，达到了天人合一，就可以廓然大众，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做到物来顺应，无所不至，体物不遗，爱物不私，民胞物与，这实际上是一条通过把自然人化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之路。道家的天人合一与儒家不同，它强调人与道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宇宙生命和宇宙精神的合一。在天人皆来源于道的自然演化的含义上看，天与人本来是依自然之性而产生的，而且原本就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故它们是合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但是，由于人类违逆万物的本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万物，同时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去戕害人自身的自然本性，这就造成了天与人的对立。因此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要通过体验宇宙过程的自然本性，认识到自然之化是生命之本源和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依循自然而为，去除一切对天地万物和人本身的有意造作和加工，无心地返归生命之源，把有限的生命融汇于无限的宇宙大化过程中，以求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生存境界。这里，道家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也是一种内在超越途径。不过，它与儒家以人性论为依据不同，它是以宇宙论为依据的。它要求人以自己的行为去顺应天地的自然大化，而不是发挥人的道德能力。这是道家把人完全自然化的缺陷。
就思维方式而言，与有机论思想相应的是类比推理的思维模式，而不是分析一综合的思维模式。宇宙的组成部分被看作是整个关系网络的一个部分，不能把它从环境中孤立出来，其中的任何个体事物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以自身的存在反映着整个宇宙。[2]因此，不宜采取概念思维，以逻辑推演的程序来把握世界，而应采取观物取象，据象归类，以类比和象征来说明万物的共有本质和存在机理。故中国传统的这种有机整体思维，用道或太极来指称天地万物的共同本源和生长权能，用阴阳两极的互补和循环运动来阐明事物的对立统一、动态平衡和发展前景，以五行的生克制化来揭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多样性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的网络秩序。人处于这样的一个有机的宇宙之中，他与天地万物就是一种内在亲缘关系（来自同一根源），具有一体统合性，而不是外在的分立和对抗关系。人类只有从内在于这个世界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把事物对象化的主客体二分的立场出发，才能把握这种关系的本质，正确处理自己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致思方式的实现，在知识论上就表现为儒家的“致良知”之学和道家的“为道”之学。前者通过反观内照、内修内证，由心、性、命到天，达到自我超越，回到生命的真正本源，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目标，后者则通过虚极守静、涤除玄览、损之又损、归根复命，最终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与中国生态思想传统不同，现代西方生态思想主要由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引发，而它关于世界的有机整体的形上观念，则是由生态学、进化论和新物理学、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科学理论共同形成。现代生态学家认为，环境问题是由支配工业文明的机械世界观主导人类的物质实践造成的，而生态学和其他新的现代自然科学提供的世界形象，不是一个由简单的基本实体组装起来的、可以由人类用数学方法和实验手段加以随意利用的巨大机器，而是一个由生命物体的复杂联系构成的有机世界。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复杂结构的产生和维持，依赖于能量的连续流动。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太阳能，从植物传递到动物和微生物，直到耗散于环境之中，由此形成复杂的生物的营养网络结构。每一有机体就是这个网络结构上的纽结，离开了这个能量流动的生命总场，个体的存在就是不可想象的。在生态世界观的有机模型中，一物的概念包含着它物的概念，一物的本质由它与它物的各种关系决定。从生态观点看，关系“先于”关系物，整体决定部分，生命及其环境构成的复杂关系整体，本质上决定生命物种的特性。当然，生态世界观强调的自然的机整体，是一个在各级层次结构上有差别的整体，而不是像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那种模糊了万物差别的同质性整体。
从价值论上看，西方现代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力图从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当代系统哲学和环境哲学中确立起一种关于自然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理论，并以此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理论依据。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是，复杂系统、尤其是生命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目的性”，它们在与环境进行物、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内部调节过程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并完善自己的存在形式。因此，自然事物自身的目的，就是它的内在价值。在环境中能够有助于自然物存在和进化的事物，则具有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是自然物自身之“善”。人类之所以要保护生物和自然环境，在于这样做不仅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生命有机体和生态系统实现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有其生存的权利，人类必须对其行使道德义务，尊重它们的生存权利，允许它们在自然界中长期存在下去。虽然这种价值观纠正了人类中心论的主观价值论和人类利己主义的错误，但它也远未臻于完善，没有协调好动物解放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流派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如动物解放论者强调有感觉的动物的价值，大地伦理学强调环境整体的价值。它也不能说明无机物和整个自然界的价值，更不能说明不同物种在生存竞争中自我价值实现的关系，尤其是人类价值的实现与保护自然价值的关系。
在生存境界方面，西方现代的生态思想提出了两个比较重要而且深刻的思想，它们是支撑人类对待自然行为的道德心理基础。第一个是环境整体主义的有联系的自我论。它认为，人的身心组织，是从自然环境的生态适应中进化出来的，自我的内在价值可以被理解成为环境的一种给予。如果一个能够深切地体验到生理和精神的自我不仅是历史地由自然界的生态适应所形成，而且现实地与环境处于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末，他就会把环境当成自我的一部分，当环境中的河流受到污染或者热带雨林受到破坏，人们就会感到自我受到了伤害，于是，保护环境就成了保护自己的一部分。生态学的教育就使人形成了“开明的自我利益”，它激励人们去从事保护环境的实践。[3]第二个是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说。它与环境整体主义的有联系的自我论的思路相反，不是从环境到自我，而是从自我到环境。奈斯认为，自我实现是深层生态学的最终目标。但这里的自我不是与他人、社会和自然环境分离的、狭隘的自我，而是一种大写的自我，他需要从个人自我到社会自我再到生态自我的发展过程，自我实现是在与人类社会共同体和大地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中完成的。“一个人达到的自我实现的层次越高，就越是增加了对其他生命形式自我实现的依赖。”[4]因此，一个人要真正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就必须促进他人和所有生命形式的自我实现，促进社会共同体和大地共同体的共生与繁荣。上述这两种观点，显然受到了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存在着回到东方重视整体、轻视个体，重视和谐而忽视竞争的片面性，但它对于西方长期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传统无疑是一剂良好的解药，它对于从生活的目标取向和基本态度方面转变西方人对待自然的道德观念，从而寻求一种有意义的新的生活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思维模式的特征上看，现代西方生态思想都反对近代以来还原论的分析综合模式，提倡一种把握事物网络联系和关注事物不可逆进化的思维方法，这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生机论的整体思维，有着很多共同点和一致性。但是二者间又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中国传统的生机论的整体思维，建立在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类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没有经历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而后者建立在对近代西方科学的批判、扬弃的基础之上，因此这是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返回到前者。因此，它在许多方面虽然与前者有着许多相拟之处，但在本质上要更为合理与深刻。例如，在对事物的有机整体的统一性把握方面，它是以耗散结构的能量观和新物理学的场论为前提，而不是以天地的生生之德为本源；它对生命的有机联系是以食物网的营养结构和生态系统的功能分析为依据，而不是以笼统的“万有含生论”的预设和以阴阳五行的生克模型为依据；它对自然界中价值进化的事实，是以物质在环境中自组织适应的进化原理来加以解释，而不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猜测和简单的目的论说明。
三 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的现代价值与局限性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传统的独特价值之一。虽然它以天人合一这种比较原始和朴素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以直接的生存经验为基础，通过对流变的自然节律和生物共同体的有机秩序的悟性体验，具体真切地把握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它把先于人类产生的天地万物不仅当成可资利用的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当成一体相关的生命根源，因此这种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主要是一种天地万物益于人类的正面价值的共生，是完全内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生机论的“场内观”，而不是一种人与自然两分的“对象观”。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不仅是一种实存关系，同时又具有一种亲情关系，人对天地万物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膜拜之心，同时也具有田园牧歌的审美情趣。反观现代西方生态思想，它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之憧憬，是建立在以生态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冷峻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尽管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规律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强调人与生物的一体性联系，但是它过分偏重西方科学分析的理性传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单纯以理性的抽象分析整合为据，缺乏具体深切的经验感受和对生命统一性的悟性体验，不能不带有对象观的色彩。西方生态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分别从人类利益和非人类的利益出发，正体现了人与自然二分的对象观的遗迹。
由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没有人类与自然的二分，不把自然当作加工和改造的对象，而是肯定自然与人类一体联通的有机网络关系，故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文明秩序被看作圆融无碍的统一，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对自然所施行的道德，也是相互兼顾和自相协调的。这也是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的独特价值之一。尽管儒家和道家在其根本原则上有着区别，它们各自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按照生命和万物的现实境遇来采取合理的道德行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人类发展与合理地对待自然物之间，不存在二者的对立，没有出现是要维护人类的利益还是要保护自然的两难选择，能够妥善地解决好人类生存和保护环境的关系。而在西方，则产生了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者由理论原则的不同导致在现实中的环境行为的尖锐冲突。前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砍伐树林，在大河上修建工程，在实验室中解剖生物活体，后者则在树木中钉铁钉，炸水库和捣毁实验室乃至更加激烈的“捣蛋”行为，以求解放树林，解放河流、解放动物、解放大自然。[5]可见双方在人类发展和保护自然关系上的不统一，遂导致在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两种极端倾向。
生养万物的仁慈之德也是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的独特价值之一。中国生态传统坚信天地有生生之大德、道有辅育万物生长之至善，提倡效法天地之德，要求人们尊重生命，信奉爱护万物的生命伦理和宇宙伦理。儒家和道家的信徒都利用生物和非生物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但是在利用万物的时候，却没有陷于原则和现实冲突的境地，而且能够比较合乎情理的处理好饮食、吃肉、杀生、放生等环境道德问题。而且儒家和道家双方在大多数场合都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反观西方生态思想，却存在着在具体的环境道德问题上理论原则和实际行为的冲突，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冲突。如人们是应该只考虑有感觉能力的高等动物的生存权利，还是应考虑所有生命的存在权利，是只考虑生命个体的权利，还是要考虑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存在权利。这说明西方生态思想只从科学论证的抽象原理出发，而不顾及不同生存境遇中对环境道德的选择，不注意道德规范的现实可行性，是有着很大的缺陷的。
然而，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由于文明发展的差距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首先表现为传统的物质生存技术相对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生产技术方式和自然经济条件之下，因而没有发展出现代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当西方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席卷全球之时，一个民族就很难继续依赖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解决自己的物质生存问题。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得不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性潮流中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说明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的文明根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能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和生态环境已经严重破坏的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来谋求生存发展，同时又要兼顾环境保护，这就不能太多地沿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生存技术和发展方式，而必须采取大力开发与自然环境相容的现代生产技术和发展方式。
其次，天人合一的传统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对社会自身内部和的方面看得过重，不适用于全球竞争条件下对天人复和的要求。现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不是农业文明时代一个狭小范围内的局部问题，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协调这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利益关系才能解决好的问题。如果一味强调和而忽视竞争的传统，则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上与发达国家合理地承担全球的环境保护责任，反而会助长发达国家以各种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并转嫁环境污染等不道德的行为，影响全球生态环境的恢复。因此，人们必须在竞争当中求和谐，以正义的斗争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为天人复和的实现创造必须的国际社会关系前提。
最后，由于在中国生态思想传统中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依靠直接生存的感知经验的体认，依靠封闭向内的直觉证悟，不相信面向对象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推论能够洞见自然的本质，这就造成了科学理性的严重欠缺。尽管在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中有对人与生态系统复杂联系的深刻直觉，许多生态传统观念能够导致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的行为，然而确实难以说明其理由是符合科学的。譬如，中国佛教徒不杀生的戒律和因果报应的观念，鼓励人们保护了许多动物，但它却缺乏科学上保护动物的依据。而风水理论则非常有效地保护了许多中国的名山大川，维护了无数村庄的林木和水土，但它明显地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迷信学说。而个人静思默想、参悟、亲证的修持活动，只能使少数上根之器的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而不能使芸芸众生超凡入圣。虽然它有助于人们提高自己的生存境界，克服物质消费和精神需要的失衡，减少人类因过度消费导致的环境破坏，但它对于改变天人失和的现实状态，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四 转换和重建中国生态思想传统
无论是从人类文明的连续性看，还是从天人失和的今天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盼上看，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思想传统确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然而由于这个传统自身内部的理论缺陷和实践作用的限度，在今天，并非可以不经过变革和重塑，就能直接把它拿来作为根治现代生态危机的现成药方。笔者认为，如果要充分地发挥中国生态思想传统在解决人和自然对抗关系中的作用，其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向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科学学习，在与西方生态思想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吸收后现代西方生态科学、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的基本成就，借鉴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等科学方法，补充其理性思想、逻辑论证的不足，同时发挥传统的价值理性的优势，并对古代的生态思想传统进行新的创造性诠释，赋予其新的含义，努力促进它从传统形式向当代形式转换，根据我们时代生态实践的深入发展，对这个传统进行理性地批判重建。这个重建的工作应该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进行全面开发、整理和对当代西方生态思想的基本理论成果消化吸收的基础之上。在这里我们难以进行系统、深入地阐述，只能提出几点意向性的看法：
第一，确立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世界观。中国生态思想传统中的形上理论偏胜，科学理性不足。其生机论的天人合一的朴素宇宙观虽然直观地把握了人与自然基本进化过程中粗略的整体图景，与建立在生态学和其他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生态世界观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但是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理论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各种复杂规律的深刻认识，因此它不能把握地球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机制，不能指导人们合理地利用自然、建设自然与保护自然，实现人和自然的重新和谐相处，而只能是在总体上被动地适应自然生态节律、局部上浅表地利用经验积累的生态知识、实现自然生态规律自发地支配人类那样一种比较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天人复合，则是要在全面深刻地把握生物圈的规律和人与自然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前提下，主动地适应生态规律，既利用科学的生态理论来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服务，又利用它来恢复被工业文明破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争取人与自然在更高的相互作用水平上的协同进化。为此，我们必须扬弃和更新中国生态传统的生机论的世界观，重新确立一种既保存了传统的生机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又补充了现代生态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世界观。
第二，确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契合的生态价值观。中国传统的生机论的宇宙观本身即是一个典型的宇宙价值模型，它完全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机械世界观模型，也不同于现代西方生态思想中的自然价值模型。中国生态思想传统强调人与万物的价值都有一个共同的创造源泉，人必须尊重万物的价值并维持好世界的价值秩序，由此派生出人类对天地万物和自然系统的道德义务，这里体现了中国的宇宙模型内在地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识，是中国生态思想最独特和睿智之处。价值有一个自然的根源，而无须将其归之于外部的上帝和后来者的人类。人类要利用自然物的价值，就应该尊重自然物在生态循环中的机能，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能只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加以利用。但是，与中国价值理性发达的状况相比，中国传统的工具理性则非常薄弱。儒家不关心自然知识，尽管它提出要参赞化育，促进自然进化，但它的知识倾向主要是人文领域的德性之知；道家虽然关心自然知识，但它的主要精力是对自然进行体悟和沉思，不太关注以合理的方法和工具来开发自然，以实现人类物质需要的满足和自然生态保护的协调。在今天，我们追求人与自然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的和谐相处、共同进化的价值目标，就需要探讨和选择合理利用自然价值的方法及工具，不仅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去探索全面、深入地合理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的物质技术手段，而且要利用别国的资源和已经取得的科技成果，来实现人类持续发展与天人复和的目的。对此，必须发展我们比较落后的工具理性，确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契合的生态价值观。
第三，确立精神完善与环境关切相结合的生态实践观。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传统中的天人合一，不光是人与自然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更主要的是人们通过内修亲证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按照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来指导人们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这个传统的主导方面。但是具有天人合一境界的人在人类社会中毕竟是少数，虽然他们由于追求自己精神的自我完善，通过自己朴素节俭的生活在物质上减少了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但它只能与农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基本的和谐关系尚未被打破的生存环境相适应。今天，世界的人口数量已濒临地球生物圈的承载极限，人类的物质生产技术方式还没有从破坏自然的方向上根本扭转过来，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尚未得到基本满足，而世界中富裕的少数人的物质消费欲望仍在不断地攀升，全球生态环境已经严重退化，在这种危机情势下，只从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人们必须确立生存境界的自我完善与对环境的现实关切紧密结合的生态实践观，积极参与变革人类生产技术方式和生产工艺的实践，努力改变不利于生态环境恢复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主动投身于保护物种、保护环境的各种绿色运动，奋力争取建立有利于全球生态环境好转的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才能切实地促进天人复和目标的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