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馈机制的真理概念——兼论戴维森的真理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反馈论文,机制论文,概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符合论与融贯论
符合论不是一种关于真理的严格的理论，甚至不是一个稳定的理论流派，而是对一类真理理论的笼统的概括。在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对真理的看法各不相同，同时又有根本性的共识，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被笼统地概括为“符合论”。在符合论这个大标题下，存在着多种可能的理论选择，因此，两个同样坚持符合论的哲学家可能在真理理论上存在深刻的分歧，这并不矛盾。所有这些真理理论之所以被归为一类，并统称为符合论，根源在于一个基本共识：真理之为真理在于命题（或理论、思想）与事实的符合。
同样，融贯论也是对一类真理理论的笼统概括。融贯论的基本观点是：真理的标准在于命题（或信念）集合内部的相互符合，而非命题（或信念）与事实的符合。
通常认为，符合论的最早表述来自亚里士多德：以是者为是、以非者为非即为真。[1] 符合论的真理是客观真理。真理标准在于命题与事实的对照，因此真理独立于我们的信念。无论是否已经被我们认识，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和接受，真总是真，假总是假。用戴维森的术语表达，这种真理是“严格的非认识论的”。[2] 表面看来，符合论为真理建立实在论的基础。颇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强调客观性的态度可以导致怀疑论。毕竟我们生活于由信念而非真理支撑的世界中，一旦截断信念和真理之间的联系，使真理完全独立于信念，就会使我们在生活中面对这样一种尴尬：我们所相信的每一个命题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能领悟的一切都仅仅是信念，而真理独立于信念。真理客观化的结果是树立真理的崇高，作为代偿的是真理由于其崇高远离我们的实际生活。
符合论包含若干具体的理论困难。一个针对符合论的最常见的批评是：命题无法与事实相符。这个批评的理由在于，我们的全部知识均来自现象，所谓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事实并不存在，所以命题无法与事实相比照，真正有意义的比照不过是命题与现象的比照。对于符合论来说，这个批评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但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因为坚持符合论的哲学家总可以诉诸于一个意义含混但极具解释力的概念：“实践”。借助于实践概念可以逃避一切来自逻辑方面的攻击，因为实践是超逻辑的。此外，这种批评本身似乎也有问题：如果事实并不存在，那么命题与现象的比照似乎也不可能，因为命题与现象的相符（或不相符）似乎就构成一个事实。总之，“事实”是一个过分复杂的概念。
另一个严厉的批评直接来自融贯论。命题（或信念）无法直接与事实比照，比照总是依赖于引入更多的命题（或信念）。根据戴维森的分析，这个批评没有切中要害。（[2]，p.183）这个批评从假定真理的主观性出发，以否定真理的客观性结束，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符合论和融贯论基于不同的本体论假定，两个理论体系相互平行，从融贯论的假定出发驳倒符合论是有困难的。
根据戴维森的观点，针对符合论的最严厉的质疑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与真理相符合的是什么？（[2]，p.184）这个批评的思路基于“整体论”。符合论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多少有点相似：世界包括一系列事实，而事实与语句相对应，其要点在于各个事实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可以为每一个语句“分配”一个事实（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描述）。从整体论出发可以动摇符合论的根基。根据整体论，一个语句的真值不能独立地确定，而必须参照背景知识（“参照系”）。进而言之，背景知识中的语句的真值也不能独立地确定。这说明，一个语句的“真”（或“假”）必须和整体相关。于是，在判定一个语句的真值时，不可能仅仅比较这个语句本身与事实相符与否，而必须把所有语句（整体）都包括进来。在此情况下，与“真语句”相符的不是某一个事实，而是所有事实的总和。这样，“x与事实相符”变成一个仅与一个变量x相关的判断，这就推翻了符合论。
融贯论与西方哲学史中的唯理论传统有关，进而可以追朔到欧几里得几何学对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比较符合论与融贯论，显然融贯论是更加成熟、完整的理论，因为融贯论依靠的假设较少，而符合论的解释能力未必更强。有趣的是，符合论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在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也是如此。20世纪初的英语哲学受实证主义影响较深，这使得融贯论在职业哲学家中有一定市场。针对融贯论的最常见的批评是导致相对主义。“真理的唯一性”是一个太容易接受的信念，虽然这个信念未必合理。融贯论很难解释真理的唯一性。另一个批评是我们的知识中总是包含错误的内容，在科学知识中也是如此，融贯论使得各个语句的真值相互依赖，一个语句的假即导致一系列（甚至全部）语句的假。许多哲学家（例如罗素）认为，“真”和“假”这两个概念与“信念”相关，但是信念的“真”或“假”有赖于信念本身之外的某种东西，这种观点不利于融贯论。[3]
符合论与融贯论是两种典型的真理理论，某些哲学家的观点居于二者之间。早期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不直接反对符合论，但消解了真理的“崇高”。[4] 詹姆士认为，“真的”不过是有关我们思想的一种方便方法。[5] 这种观点不反对信念与事实的“符合”，但“符合”不可以作本体论的解释，因此就本质而言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是反符合论的。值得注意的是，詹姆士对待符合论真理的态度恰如孔子所谓的“祭如在”：我假定它是存在的，至于它实际上是否存在，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并且没有必要知道；我之所以假定它是存在的，是因为这个假定“有用”，它本身是否存在无关紧要。实用主义者通常对真理采取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有深刻的一面，但确实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而且很容易被歪曲。
二、戴维森的真理理论及其问题
戴维森的真理理论比较复杂，而且基本观点几经调整，不容易严格地表述。显然，戴维森大量吸收了符合论和融合论的观点和方法，他的理论深受这两种理论传统的影响，但是最终完全背离了这两种传统。从戴维森的角度看，符合论和融合论在以下三个方面不能令人满意：试图对真理作出独立的深入揭示；不能避免怀疑论；无法以形式化的方法处理由有限词汇构成的无穷多的语句。正是这三点不满构成了戴维森理论的基本特征。
在戴维森看来，“真”是我们理解得最好的语义学概念。（[2]，p.181）因此，我们应当把真理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如果我们试图用另一个概念解释真理的概念，结果就是以一个非基本概念解释基本概念，将导致循环解释。这个观点显然源自塔斯基。塔斯基关于形式语言的研究表明，“真”与“满足”是一对相互依赖的概念，以“真”为初始词项可以定义“满足”，反过来以“满足”为初始词项可以定义“真”。[6] 戴维森拓广了塔斯基的结论，不仅把讨论对象推广到日常语言，而且把真理、意义、信念三个概念联系起来，使这三个概念相互依赖。这三个概念纠葛在一起，其中的每一个均依赖于另外两个，更重要的是，从其中的两个概念出发并不能定义第三个概念，[7] 也就是说，以意义和信念为基本概念不足以定义真。戴维森把真作为一个清楚而基本的概念，并否定对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解释、定义、分析或说明的可能性。（[7]，p.155）符合论和融合论最终被戴维森抛弃，因为符合论和融合论试图对不可解释的概念做出解释。
在人类使用语言的行动中，真理、意义、信念这三个概念交织在一起。“说话者之所以认为某个语句在某个场合下为真，这部分地根据它通过说出那句话所表达（或想表达）的思想，部分地根据他的某种信念。”[8] 显然，关于这些基本概念的探询必须基于对“社会交往和社会环境”的反省。因此，研究的重心在于分析一个解释者如何理解一个说话者的语言行为。了解说话者的话语的意义的前提是了解他的信念，而另一方面，了解他的信念的前提是了解他的话语的意义。意义与信念由此相互依赖。
真和意义的关系表现在戴维森对塔斯基的真理语义学的解读中。“知道一种语言的关于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便是知道一个语句（任何一个语句）为真是怎么回事，而这就等于理解了这种语言。”[9] 真与意义的联系使得真理理论与意义理论联系起来，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其实是塔斯基的真理理论的翻版。了解意义就意味着了解真理，反过来说，了解真理就意味着了解意义。
发现真理、意义、信念这三个概念的依赖关系当然不是戴维森的首创，在他之前，这已经成为许多主流哲学家的共识。戴维森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把研究推进到语用学阶段，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具体的说是在解释者对说话者的“解释”的过程中）反思基本概念的基本含义。对真理研究的历程作一个最粗略的梳理，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引入不能被语言直接把握的概念（事实本身）；塔斯基出于规避形而上学讨论的强烈动机发展了真理语义学理论，语句与事实的相符转化为语句（在对象语言中）与语句（在元语言中）的对应，真理研究进入语形学和语义学的阶段；戴维森的理论立足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活动，对“经验内容”和“解释”活动的强调构成其区别于以往研究传统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维森的理论反映了研究视域的拓展和哲学方法的进步，20世纪哲学的特有技艺成为戴维森的研究基础。
然而，戴维森的理论基于一个值得推敲的前提假定：人类的语言系统和社会交往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使得人与人在相互解释的过程中可以保证“大体上”正确。这个假定使得戴维森坚信“宽容原则”，并以对宽容原则的推广作为整个理论的基础。
戴维森相信，“要了解他人的话语和行为的意义，就要求我们在这些话语和行为中发现大量理由和真理”。（[8]，p.96）值得注意的是，这仅仅是一个理论假定，而非由经验观察和社会调查支撑的实证结果。戴维森采取这个假定的理由是，“成功的交流证明存在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共有看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10] 在这里戴维森强调交流的有效性，但忽略了这种有效性仅仅是相对的、不完善的，交流的无效性是大量存在的。鉴于语言是一个开放系统，从理论上说存在无穷多的语句，因此，强调“交流在大体上是成功的”也无补于事，因为有限多的正例（无论数量多么巨大）在无穷的样本空间中所占的比例为0。
戴维森的理论中存在若干具体问题。一个最明显的批评是理论与实际情况不符。Fodor和Lepore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表明，SHTs语句（singular hold true sentences）依赖于整体的信念背景，这个结论破坏了戴维森通过T语句的形式把说话者的语句和解释者的语句对应起来的企图。[11] 戴维森对此批评的回应是，他的理论是哲学性的而非经验性的，重点在于阐明“理解”的充要条件而非揭示实际的“理解”过程。（[11]，p.169）戴维森的辩解不能成立，因为日常语言研究不同于人工语言研究，前者要求理论适应语言的实际用法，后者才可以要求语言的使用适应理论。另一个技术性的批评在于，戴维森的意义理论要求区分逻辑常项和非逻辑常项，这个过程可以引发若干技术困难。[12] 如果说以上批评仅限于技术性的细节，那么更深刻的批评在于戴维深忽略了语言和解释活动均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语言在演化，说话者和解释者在互动，意义和信念在流变，而交流的有效性和无效性并存。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说话者和解释者对语句的理解在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变化过程已经达到稳定的状态。戴维森没有理由断定这个演变过程已经使得解释达到“大部分”有效的程度，甚至没有理由断定这个演变过程一定向着有效性递增的方向发展。一种合理的真理-意义理论应当说明这个动态过程，并解释交流双方的共识的递增。
就宽容原则的最初形态（奎因）而言，宽容是“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之所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宽容原则的要点在于“共识”。而在戴维森的理解中，共识被赋予“真理”的品性。连接共识，和真理的推理是一个精心构造的“思想实验”：设想一个“全知的解释者”，由这个虚构解释者对说话者的语言行为进行解释。这个解释者是全知的，所以他的全部信念都是真理，而他与说话者之间存在大量共识，所以这些共识是真理。（[7]，p.150）令人惊讶的是戴维森没有发现这个推理的明显错误。“共识”假定交往的双方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因此二者在认识论方面必须是对称的，但是全知的解释者和非全知的说话者显然在认识论方面不对称，后者对于前者是可理解的，但前者对后者是不可理解的（如果后者可以理解前者，就说明双方都是全知的），因此在二者之间是没有共识的。共识与真理的深刻差别可以由一种现象说明：人类广泛地接受一些无法确知其真假的观念，对于这些观念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其本身真假，而是被大家普遍接受，例如基本的伦理信条、宗教原则等。在哲学和科学的基础部分，这种情况更加常见：一个命题本身的真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它并假定其为真，而同时我们又明确地知道这是一个信念而非真理。
符合论和融贯论都有可能陷入怀疑论，而戴维森希望避免怀疑论。戴维森以宽容原则为基础重建对真理的信心，虽然真理不复符合论阶段的崇高，毕竟确保了“大体上”（mostly）为真的地位。戴维森已经知道，融贯论的真理受到整体论的冲击：在信念集合中，一个假命题可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戴维森的理论接受了整体论（例如对“云”的解释依赖于一系列信念）（[10]，p.132），所以同样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威胁。既然戴维森已经同意在信念集合中存在假的信念，就不能再坚持“大体上”为真，[13] 因为假的信念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整个集合中“传染”，而真的信念没有对应的能力。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体论是与客观性矛盾的，戴维森在整体论的背景下坚持客观性，所以无法自圆其说。一个信念（或命题）的客观性意味着，由信念（或命题）构成的系统与由事实构成的系统之间存在映射关系，而整体论强调两个系统只能在整体上匹配，不可能在两个系统的元素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仅保证共识，而“彻底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不仅保证共识，而且保证真理。由共识到真理的推进即由主体间性到客观性的推进，在整体论的背景下，主体间性是有可能的，而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一个单独的信念（或命题）无客观性可言。
三、作为反馈机制的真理概念
解释活动是双向的、动态的。设想两个语言的使用者（且不论二者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这两个人互为说话者和解释者。每个人不断地解释另一个人的语句，而每一次解释都同时对双方产生影响：从解释者的角度来说，解释的结果是理解对方的一个新的证据，并作为一个元素进入自己的信念集合，这个元素与已有的信念相互作用，从而使自己的知识状态有所改变——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解释者通过一个解释行为对自己的信念体系进行反思和调整；从被解释者的角度来说，解释的结果作为一个刺激因素作用于被解释者，使其信念体系和使用语言的方式有所改变——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解释者通过一个解释行为对被解释者使用语言的方式进行训练和校正。这个过程反复进行，双方不断交换角色，从而推进相互理解的过程。
以上是对解释活动的一个基本描述。在解释活动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几乎被每一个研究者忽略：什么因素使得整个过程向着共识（而非分歧）在整体上增加的方向发展？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因素，我们就可以确信，随着解释过程的展开和深入，共识递增而分歧递减，于是，即使在起点处双方共识较少而分歧较多，最终也可以达到双方在大体上相互同意的状态。相反，如果这样一个因素并不存在，则解释活动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我们无法保证解释活动最终在大体上是有效的。
在交往的过程中，每一次解释均产生一个反馈信号，这个信号同时作用于交往双方。双方均以此信号为依据积极地调整自己的信念系统，而信念系统又是说出一个语句和解释一个语句的基础，于是信念系统的调整影响了下一次解释。因此，交往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不断生成反馈信号并不断依据信号进行调整的过程。显然，在交往过程中必须确立一个反馈机制，使得双方的调整活动在整体上向着共识增加的方向发展。反馈机制的核心在于如何把反馈信号区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这个反馈机制正是由真理概念支撑的！
下面给出一个详细描述。设想两个人[14]，双方各自具备背景知识，每一方的背景知识均构成一个信念集合。两个人可以交流，交流的依据可以是对另一方的语句的理解，但更基本的依据是判断对方的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判断对方的命题态度，因为命题态度总是伴随可以观察和理解的外在行为。我们不需要假定对命题态度的判断总是正确的，也不必假定交流总是有效的。对于某一方的信念集合来说，集合内部包括数量巨大的语句，从理论上说语句可以无穷多，但由于人类的生命和经验的有限性，语句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语句的整体构成了一个人对外部世界、自我和对方的心灵以及语言的全部理解，整个系统相对稳定但随着经验范围的拓展不断做出调整。在所有语句中，每一个语句的意义和真值均依赖于另外一些语句，因此每一个语句和一系列语句相关联，这种关系充满整个系统，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当某一个语句的意义和真值发生变化时，会对与之直接关联的语句产生干扰，并进而间接地影响那些并不与之直接关联的语句。因此，每一个语句依赖于网络整体，而一个语句的变化对网络整体产生影响。交往双方拥有不同的语句网络，交往的过程直接作用于两个网络中的某些语句，而这些语句的变化又作用于网络整体，因此，交往的过程即两个网络互动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网络内部绝大多数语句不直接参与交往，这些语句永远处于公共领域之外，只是间接地受到交往活动的影响，这是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的保障。只有那些处于网络边缘的语句直接参与交往过程，这些语句可以成为公共语句。[15] 公共语句的特征是伴随可识别的外在行动。交往由一系列的解释活动构成，解释活动的直接功能是产生反馈信号。一个积极的反馈信号强化一个公共语句在两个网络中的地位，而强化作用通过语句间的依赖关系在语句间传递，进而遍布整个网络，于是整个网络由于一个单独的解释活动发生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反之，一个消极的反馈信号弱化一个公共语句在两个网络中的地位，对整个网络产生类似（但方向相反）的影响。解释活动反复进行，使得两个系统不断磨合，相互“训练”，最终趋于共识增加。在这个过程中，真理概念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对于一个公共语句而言，如果双方均视其为真，则构成一个积极的反馈信号；如果一方均视其为真而另一方均视其为假，则构成一个消极的反馈信号（熟悉神经元网络理论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解释的过程即两个系统交互训练的过程）。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符合论与融贯论都是不完善的。符合论要求公共语句的内容与事实相符，但是解释关注于主体间性而非客观性，事实本身不直接对两个网络产生干扰，因为网络是语句的集合而非事实的集合；融贯论要求公共语句与各自的知识背景相符，但是解释活动发生在两个网络之间而非各自的内部，而且每一个网络均处于内部不完全一致的状态。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符合论的真理概念和融贯论的真理概念都是完全无效的。解释过程要求每一方对一个公共语句做出判定，这个判定同时依赖于外在的行动和内在的知识背景。对外在的行动的依赖反映了符合论的观念，而对内在的知识背景的依赖反映了融贯论的观念。因此，作为反馈机制的真理概念是对符合论和融贯论的综合与超越。
作为反馈机制的真理理论可以与塔斯基的真理语义学相互印证。塔斯基的T语句连接两个语言系统，这说明真理概念只能出现在两个系统之间，只有在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做出评价时真理概念才是有效的。塔斯基要求避免两个系统的交互解释，对象语言-元语言-元元语言-元元元语言……形成一个单向的链条。作为反馈机制的真理理论不要求这种单向性，这是一个主要差别。分歧的原因在于，塔斯基希望避免语义悖论，但是既然语义悖论可以成为交往双方的共识，所以在解释过程中没有避免语义悖论的必然要求。在静态的语言系统中语义悖论是有害的，在动态的语言系统中则未必。T语句理论表明，“语句P是真的”与P本身等价，这暗示真理概念的功能不过是去掉引号，“真理概念有什么用”成为一个醒目的问题。根据作为反馈机制的真理理论，真理概念的功能在于为解释活动提供中介，这可能是真理概念的唯一重要的功能。符合论的真理概念和融贯论的真理概念均不能解释真理概念有什么用，因为“是真的”总可以还原为去掉引号。
人类存在于语言的网络中，语言存在于人类的网络中，双方互为对方的节点。人类相互理解的过程即为语言趋同与进化的过程，进化的方向是共识增加。真理是进化过程中的中间概念。至于语句与事实是否相符，语句与背景知识是否相符，这些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真理概念为进化提供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