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工产品产量统计表(全国合计)(论文文献综述)
周其信[1](2021)在《煤制油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特征及全工艺过程管控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现阶段首要污染物为PM2.5和O3,主要贡献源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加强VOCs治理是控制PM2.5和O3污染的有效途径。VOCs来源包括天然源和人为源,环境空气质量主要受人为源影响,工业源占人为源的1/3~1/2。要控制人为源中VOCs,关键是控制工业源VOCs。煤化工行业属于VOCs排放重点行业,VOCs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无针对性的源项排查指南、排放系数及排放标准,开展煤制油项目VOCs排放特征及全工艺过程管控研究,意义重大。本文通过识别煤制油项目VOCs物料,开展VOCs源项排查,建立VOCs源项清单,开展有组织和无组织检测并进行数据分析,项目VOCs排放特征明显,其中,有组织源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37.37%,无组织排放源占62.63%,在有组织源中,低温甲醇洗尾气VOCs排放量最大,占有组织排放总量的51.42%;燃烧烟气排放口中,气化热风炉排放气排放量最大,占燃烧烟气排放总量的84.33%;在无组织源中,废水集输、储存、处理过程逸散源排放量最大,占无组织排放源总量的75.61%。煤制油项目控制VOCs排放的重点是控制无组织排放,首要控制的有组织排放口是低温甲醇洗尾气排放和气化热风炉排放气。按动、静密封点分类,静密封点最多,占密封点总数的99.56%;按介质分类,重液体密封点最多,占密封点总数的59.73%;按组件类型分类,法兰密封点最多,占密封点总数的69.73%,阀门占19.29%;动静密封点泄漏率为0.07%,修复率达98.22%,修复后总泄漏率为0.0013%;法兰泄漏点所占比例最大,占总泄漏点的62.72%,其次是开口管线和阀门;轻液体最容易发生泄漏,其次是重液体;因螺栓松动造成泄漏的泄漏点占总泄漏点的73.37%,因阀门填料漏造成泄漏的占10.06%,螺栓松动是密封点泄漏的主要原因。按照2019年油品产量核算,吨油品VOCs排放1.68 kg,吨油品有组织VOCs排放0.41 kg,吨油品密封点VOCs排放0.0074 kg,减排0.0059 kg。采用系数法计算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量是相关方程法核算量的129.74倍,偏差较大;高压煤粉锅炉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平均为1.89 mg/m3,VOCs排放系数为0.015 g/kg煤(以非甲烷总烃计),在环境统计中采用现有系数计算煤制油项目锅炉VOCs排放总量,偏差较大。
张琪[2](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XB化工销售物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工产品最大的消费国和生产国。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内石油化工产品市场持续对外开放、以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我国化工产品的销售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环境。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式,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随着中欧班列的开行和“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的落地生根,给我国化工销售行业创新营销模式、促进物流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能源外部供给,化工行业发展形势以及化工销售物流发展机遇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以XB化工销售公司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对其销售物流管理的现状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针对XB化工销售公司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创新销售模式,提高物流管理能力进行深入研究,为XB化工销售公司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发展“走西口”战略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运用SPSS软件对影响XB化工销售公司物流利润的量化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对不可量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从而得出影响XB化工销售公司物流利润的关键因素。最后通过研究,本文从做大贸易增加产品发运量,提高物流作业效率降低延时费,优化运输方案提高铁路运输比例,创新产品销售模式,提高产品直销率,减小终端市场仓储费用和提高自备车运行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提高销售物流利润具体的改进建议和措施。本文研究的课题不仅为XB化工销售公司提出具体的销售物流改进建议,同时也为我国其他化工销售企业进行自身的销售物流研究和提升销售物流管理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黄润青[4](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吴波[5](2020)在《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工业是近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采用机器、机械动力以及现代工业技术生产的近代工业,代表了当时云南社会经济的最高生产力。云南近代工业化在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促使云南由一个落后的边疆省份走上工业现代化道路,即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又为当代云南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本文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共同讲述了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一、近代工矿业的起步(1884-1912)及分布;二、近代工矿业的发展(1912—1937)及分布;三、近代工矿业的繁荣(1937—1945)及分布;四、近代工矿业的衰落(1945—1949)及分布。详细分析每个阶段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建设、发展特点以及分布特征,能够大致还原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真实面貌。第二部分为第三章,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规律与分布特征。分析总结出发展规律有4条:一、经历了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端、初步发展、高度繁荣和急剧衰退四个阶段。二、云南各区域的近代工矿业的发端与发展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性。三、由半殖民地工业发展为民族工业,再沦为半殖民地工业的转变;四、由轻工业成长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到再次衰落的历程。分布特征有整体布局与工业部门分布两方面的特征。整体布局上:一、云南近代工矿业分布空间的聚集与扩展。二、云南工矿业的分布即呈现“点-线-面”的特征,又呈现“I”、“Y”、“T”、“L”字型特点。三、基本沿着交通要道进行布局。四、云南近代工矿业具有“东稠西稀”的分布特点。五、优越的区位条件造就了昆明的特殊工业地位。具体工业部门分布上:第一,军工、印刷、机械、建筑四大工业部门集中分布于昆明。第二,化工、纺织、食品加工三大工业部门依托于消费市场分散布局。第三,矿业与电力两大工业部门的主要靠近资源地分布。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分析影响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的时空机制与区位因素,并进行个案分析。分析得出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即受战争等“时间”因素摆布,又受云南地理环境即“空间”约束。同时,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交通、自然资源等因素也共同塑造了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在此基础上,选取机械和矿冶两大工业部门中的代表性企业进行个案分析研究。
张国华[6](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宋铁勇[7](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指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张然[8](2020)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蔗糖业,是将甘蔗作为原料,经过压榨、熬煮、分蜜等一系列手续后制成液体或晶体红糖、白糖、桔糖等糖品的行业。中国是传统的产糖大国,具有悠久的甘蔗种植和手工制造糖品的历史;明清时期,中国的手工制糖技术得到突破性发展,其技术水平几乎已达世界高度。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机械制糖技术使快速生产出大量优质的白糖成为可能,世界糖品市场也因此风云变幻。而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制糖场坊仍固守数百年前的手工制糖技术,虽有少数有识之士试图全面“移植”机械化制糖技术,但他们屡遭失败,使中国这一手工制糖大国陷入了转型之危机中。其中,四川省作为近代中国三大产糖大省之一,在20世纪初即已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蔗糖经济”,制糖业在四川省经济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亦有数位致力于改良手工制糖业的先进人士将机械制糖工具引进四川省,但悉数失败。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新型酒精液体燃料对制糖副产品——糖蜜之需求陡增,而两广地区与福建省等传统产糖重镇又相继沦陷,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和制糖技术改良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在四川省甘蔗试验场、中央工业试验所制糖试验室、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等多个科研机构与糖政机关的合作与努力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各技术人员遵循科学原理,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验仪器,进行了一系列标准化、精确化的科学实验。面对战时的艰苦环境,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最终在优良蔗种的引种、先进蔗作技术的引进、传统手工制糖技术的改良,及小型制糖机械——手摇离心机的仿制与改造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技术层面的突破。与此同时,各科研机构和糖政机关联合金融机构,针对优良蔗种和手摇离心机在四川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推广体系,使科研成果的规模化转化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其实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各方的合作与努力下,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几乎可以代表同时段中国大陆的最高水平。随着以中国联合炼糖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全机械化制糖工厂在战时四川省的建立,以及手摇离心机等小型制糖机械逐渐引进部分手工制糖场坊,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出了多种生产手段和经营方式并行的手工业“多元结构”。本文在中国近代手工业转型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通过横向比较近代中国的其他手工行业,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行业呈现出的“多元结构”,实际上是伴随着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维持”与机械化生产的“突破”。“维持”的具体表现是高度发达的手工制糖技术,固定的生产关系与融资关系,再加之贫困化趋势,使得战时四川省的多数手工制糖场坊只得维持手工生产,或对制糖机械接受能力不强。而“突破”的表现则是得益于政府在战时特殊背景下的支持,三座全机械的制糖工厂得以屹立于四川。因此本文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的“多元结构”一方面符合近代手工业转型的内在机理,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制糖行业和抗战背景的特殊性。不仅如此,这一现象还象征着战时四川省制糖业“急进”与“缓进”并行的改良路径,这一路径与此前机械技术的全面“移植”相异,经过实践证明,是更适合于中国制糖业工业化的新路径。虽然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从甘蔗产量与糖产量的数据变化看,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呈现“徘徊不前”的形势。战时四川省制糖业之所以会出现发展“悖论”,本文通过对比20世纪30年代广东,以及日据台湾制糖技术的革新与制糖业发展,认为在战时的艰难且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府对于制糖技术改良与推广事业的支持无法是长期的、深入的;而四川省本已呈现贫困化趋势的蔗农经济在战时更是颇为分散且不稳定,无法为改良制糖技术的推广提供好的环境。在种种限制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成果远未及“革新”水平,优良蔗种和小型制糖机械的推广也寸步难行,再加之战时的特殊背景,共同造就了制糖技术改良取得突破、而糖业发展却徘徊不前的发展“悖论”。
史灵娟[9](2020)在《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下属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前身为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正式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国防重工业计划与经济建设。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东南沿海省份相继沦陷,工矿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包括甘肃在内的大后方地区,进行重工业建设及特种矿产的开发。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甘肃工矿业,以此来支援抗战,成为资委会开发甘肃的重要原因。战前,甘肃虽幅员辽阔,原材料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在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下,甘肃油矿局、甘肃矿业公司、甘肃煤矿局、兰州电厂、天水电厂、甘肃机器厂、甘肃水泥公司、甘肃酒精厂、华亭电瓷厂等企业建成并迅速投产。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重心转向于接收沦陷区收复企业,资源委员会在甘肃的工矿开发活动急转直下趋于衰落。但是,这些企业从产品的研发、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甘肃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系列开发活动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改善了战前甘肃工矿业不合理的布局,为战后甘肃工矿业现代化建设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铺垫。
王天丹[10](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二、化工产品产量统计表(全国合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工产品产量统计表(全国合计)(论文提纲范文)
(1)煤制油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特征及全工艺过程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大气生态环境现状 |
1.1.2 首要污染物组成及来源分析 |
1.2 挥发性有机物管理现状 |
1.2.1 挥发性有机物来源及治理 |
1.2.2 挥发性有机物防治政策及标准 |
1.2.3 挥发性有机物管控现状 |
1.3 煤化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管理情况及存在问题 |
1.4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思路 |
1.5.2 技术路线 |
2 某煤制油项目概况 |
2.1 项目所在园区概况 |
2.2 项目整体概况 |
2.3 主工艺装置简介 |
2.3.1 空分装置 |
2.3.2 气化装置 |
2.3.3 合成气净化装置 |
2.3.4 甲醇合成装置 |
2.3.5 油品合成装置 |
2.3.6 油品加工装置 |
2.3.7 硫回收装置 |
2.3.8 动力站装置 |
2.3.9 液体灌区 |
2.3.10 水系统 |
2.4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简介 |
2.4.1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设计情况 |
2.4.2 挥发性有机物管理情况 |
2.5 研究期间装置运行情况 |
3 某煤制油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源项排查情况 |
3.1 受控装置判定 |
3.2 排查方法及排查范围 |
3.3 源项排查情况 |
3.3.1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VOCs污染源排查 |
3.3.2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VOCs污染源排查 |
3.3.3 有机液体装卸损失VOCs污染源排查 |
3.3.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VOCs污染源排查 |
3.3.5 其他源项VOCs污染源排查 |
3.4 源项排查结论及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某煤制油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与分析 |
4.1 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情况 |
4.1.1 检测仪器及检测方法 |
4.1.2 检测结果 |
4.2 检测结果分析 |
4.2.1 有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检测分析 |
4.2.2 LDAR检测分析 |
4.2.3 排放量统计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某煤制油项目挥发性有机物全工艺过程管控情况分析 |
5.1 煤制油项目源头管控情况 |
5.1.1 原辅材料使用及管控 |
5.1.2 生产工艺装置 |
5.1.3 输送过程 |
5.2 煤制油项目过程控制情况 |
5.2.1 开展设备与管线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 |
5.2.2 储罐管理 |
5.2.3 装卸管理 |
5.2.4 污水处理 |
5.2.5 循环水系统 |
5.2.6 非正常工况管理 |
5.2.7 其他过程管理 |
5.3 煤制油项目末端治理情况 |
5.3.1 储罐 |
5.3.2 装卸 |
5.3.3 废水液面 |
5.3.4 工艺有组织 |
5.4 某煤制油项目挥发性有机物管控问题分析 |
5.4.1 存在问题 |
5.4.2 拟采取措施 |
6 结论、创新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创新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2)“一带一路”背景下XB化工销售物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2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化工行业发展研究 |
2.1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能源行业新的发展空间 |
2.1.1 “一带一路”战略提升能源外部供给保障 |
2.1.2 “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多元化的能源供给渠道 |
2.2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化工行业发展机遇 |
2.2.1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我国化工产业向中高端发展 |
2.2.2 “一带一路”战略为化工产品出口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 |
2.3 “一带一路”战略给化工销售物流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2.3.1 中欧班列的开行和发展现状 |
2.3.2 中欧班列有效带动西北地区化工销售物流的发展 |
3 XB化工销售物流现状分析 |
3.1 销售物流的相关理论 |
3.1.1 销售物流的概念 |
3.1.2 销售物流管理的内容 |
3.1.3 提高销售物流管理的基本措施 |
3.2 XB化工销售公司产品销售现状 |
3.3 XB化工销售物流管理现状 |
3.3.1 库存管理现状 |
3.3.2 运输管理现状 |
3.3.3 信息管理现状 |
4 影响XB化工销售物流利润的因素和改进建议 |
4.1 回归分析概述 |
4.1.1 多元线性回归 |
4.1.2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显着性检验(F检验法) |
4.2 可量化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4.3 不可量化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4.3.1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
4.3.2 物流信息化建设 |
4.3.3 物流从业人员素质 |
4.4 影响XB化工销售物流利润的关键因素 |
4.5 提高XB化工销售物流利润的改进建议 |
5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研究框架 |
四、资料概述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小结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小结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小结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小结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附录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
第一章 大有可为:云南近代工矿业的起步及空间特征(1884-1937)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端及分布(1884—1912) |
第二节 实业风潮: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初步发展及分布(1912—1937) |
小结 |
第二章 时势使然:盛极而衰的云南近代工矿业及空间特征(1937-1949) |
第一节 抗战军兴:云南近代工矿业的繁荣及分布(1937—1945) |
第二节 大势已去:云南近代工矿业的衰落及分布(1945—1949) |
第三章 各有千秋: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规律与分布特征 |
第一节 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规律 |
第二节 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分布特征 |
小结 |
第四章 谁主沉浮: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的时空机制 |
第一节 变动的时间:时局对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影响 |
第二节 特定的空间:地理环境对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的限制 |
小结 |
第五章 引譬援类:云南近代工矿企业区位选择的个案分析 |
第一节 云南近代机械工业选址布局----以中央机器厂为个案研究 |
第二节 云南近代矿业的布局考虑----以云南炼锡公司为个案研究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6)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概念阐释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五、运用的资料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一、自然条件 |
二、历史沿革 |
三、承袭发展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小结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一、分类管理 |
二、制度建设 |
三、统计管理 |
小结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一、创立运营 |
二、组织管理 |
三、初具规模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小结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一、系统规划 |
二、统筹管理 |
小结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一、自来水事业 |
二、下水道计划 |
三、尘芥物清理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小结 |
结语 |
参考资料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章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先行研究述评 |
一、1934 年以前沙俄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查研究 |
二、日本占领及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 |
三、中苏共管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 |
引言 |
第一节 近代边疆危机态势 |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大面积领土强占与资源掠夺 |
二、俄国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及其将东北残存领土“俄罗斯化”企图 |
三、英国强行牛庄开港及其在东北的利益 |
四、日本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觊觎与渗透 |
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第二节 列强对中国民族交错地带的矿产资源调查 |
一、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资源调查 |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的调查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 |
引言 |
第一节 东清铁路计划出笼及沙俄对矿权的掠夺 |
一、东清铁路计划出笼与实施 |
二、沙俄对东清铁路沿线矿权的侵夺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运营 |
一、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东清铁路的初期经营 |
二、俄商包办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第三节 中东铁路燃料供应与煤矿的掠夺式开采 |
一、中东铁路的燃料需求 |
二、东清铁路公司与俄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
三、煤炭资源开采于呼伦贝尔地方的经济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 |
引言 |
第一节 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一、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探查 |
二、中东路事件前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的掠夺 |
三、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抛弃 |
第二节 中苏合办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一、苏联工矿企业运营经验的引入 |
二、中东路事件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统制与统治: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 |
引言 |
第一节 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一、日苏交接扎赉诺尔煤矿过程 |
二、满炭系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统制 |
三、日本殖民后期统制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煤炭资源掠夺 |
一、日本人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勘测 |
二、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三、日本煤炭资源掠夺对“兴安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 |
引言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光复与中国共产党对煤矿的军事接管 |
一、扎赉诺尔光复 |
二、中国共产党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军事接管 |
三、秘密建党建政背景下的煤矿恢复 |
第二节 煤矿工会在中苏共管期间的作用 |
一、煤矿工会的筹建与基层动员 |
二、苏联一长制与工会在煤矿运营中的协调 |
三、煤矿公开建党与工会面向的转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的进程 |
引言 |
第一节 中苏关于交还中长铁路的谈判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涉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谈判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的具体过程 |
二、扎赉诺尔煤矿在回归缓冲期的基本情况 |
第三节 回归祖国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整与发展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调整 |
二、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遥远的边陲社会: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 |
引言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与矿区的形成 |
一、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 |
二、扎赉诺尔行政建置变迁 |
三、扎赉诺尔矿区的形成与发展 |
第二节 煤矿招工与扎赉诺尔移民社会的形成根源 |
一、扎赉诺尔煤矿招工与地方人口结构演变 |
二、扎赉诺尔地方经济结构 |
三、扎赉诺尔社会生活 |
第三节 以煤矿为核心的单位体制形成 |
一、煤矿的“单位”化进程 |
二、单位制社区 |
本章小结 |
终章 |
第一节 扎赉诺尔煤矿与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的社会表征 |
第二节 “国家中心性”对于“地方性”的整合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8)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近代中国农业、手工业科技改良研究 |
(二)中国糖业史研究 |
(三)中国近现代制糖技术史研究 |
三、本文主旨与结构安排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一)资料来源 |
(二)研究方法 |
(三)概念界定 |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制糖业与制糖技术发展概况 |
一、近代中国甘蔗制糖业概况与蔗糖经济区 |
二、中国手工制糖技术及在近代的发展困局 |
(一)蔗作技术 |
(二)手工制糖技术 |
三、全面抗战爆发前机械制糖厂在近代中国的移植尝试与失败 |
(一)民国建立之初的振兴糖业措施 |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近代中国制糖工业 |
(三)从技术史角度看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近代中国制糖工业 |
第二章 战时四川甘蔗引种与蔗作技术改良 |
一、科学论证的基础:蔗糖业改良机构与蔗糖经济调查 |
(一)蔗糖业改良机构——四川省甘蔗试验场的设立 |
(二)蔗糖业改良之准备——蔗糖经济调查的进行 |
二、蔗作试验:甘蔗种植的现代化 |
(一)优良蔗种引种试验 |
(二)优良蔗种栽种试验 |
(三)甘蔗宿根技术、秋植技术与病虫害防治试验 |
三、优良蔗种与相关试验成果的推广 |
(一)第一阶段(1937-1942年):由甘蔗试验场主导进行的四川省优良蔗种推广 |
(二)第二阶段(1943-1945年):由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主导、甘蔗试验场辅助开展的优良蔗种推广 |
(三)战时四川省优良蔗种推广的成果与困难 |
第三章 战时四川省手工制糖技术改良与推广 |
一、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之考量与计划 |
(一)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的必要性 |
(二)商议与制定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之方针 |
二、手工制糖技术的改良 |
(一)压榨 |
(二)熬煮 |
(三)分蜜 |
(四)红糖包装 |
(五)蔗汁澄清 |
(六)糖清脱色 |
三、离心机制糖法的引进与推广 |
(一)离心机制糖技术与黄泥漏钵分蜜法的对比试验 |
(二)手摇离心机的自制与使用法研究 |
(三)离心机制糖技术的推广 |
第四章 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机械制糖技术引进与发展 |
一、半机械化的小型改良糖厂 |
(一)华农糖厂 |
(二)华原糖厂 |
二、机械制糖技术的全面移植:中国联合炼糖公司的建立 |
(一)中国联合炼糖公司概况 |
(二)中炼司的精糖生产与机械设备 |
三、“维持”与“突破”:由制糖技术发展看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特殊性 |
(一)传统手工生产的“维持”——近代手工行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
(二)制糖工业的“突破”——非常态战时经济下的四川省制糖业新发展 |
(三)与其他近代中国手工行业的结合思考 |
第五章 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困境与蔗糖业的发展悖论 |
一、政策支持的缺乏 |
二、四川省蔗农经济的分散性与不稳定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资料来源 |
四、研究方法 |
五、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战前西北考察活动与甘肃地位的空前提升 |
第二节 战前甘肃工业及资源概况 |
第三节 矿工理事会的成立及工矿企业合办方针 |
第二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采矿工业的开发 |
第一节 甘肃油矿局 |
第二节 甘肃矿业公司 |
第三节 甘肃煤矿局 |
第三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电力工业建设 |
第一节 兰州电厂 |
第二节 天水电厂 |
第三节 天水水力发电工程处 |
第四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化学工业建设 |
第一节 甘肃酒精厂 |
第二节 甘肃化工材料厂 |
第五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机械、水泥、电瓷工业建设 |
第一节 甘肃机器厂 |
第二节 甘肃水泥公司 |
第三节 华亭电瓷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史料运用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一) 政治部(处) |
(二) 政训处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化工产品产量统计表(全国合计)(论文参考文献)
- [1]煤制油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特征及全工艺过程管控研究[D]. 周其信. 浙江大学, 2021(02)
- [2]“一带一路”背景下XB化工销售物流研究[D]. 张琪. 兰州交通大学, 2020(02)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5]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D]. 吴波.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7]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8]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D]. 张然. 西南大学, 2020(02)
- [9]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D]. 史灵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10]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