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社会与网络政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府论文,社会论文,全球论文,网络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正面临一场来自技术、经济、文化和制度等维度的结构性变革。变革在给我们创造很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机。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转型中的政府体制出现了危机。我们知道并理解这些问题，而在很多国家，也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这种统治方式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助长，导致政治瘫痪，并为权力主义政策开辟了道路。
目前，一个全球文明社会正在形成。由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价值潜藏于这个文明社会各个部分，而使得全球文明社会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十分有限。这些利益、价值与国家制度、国际制度的联系极其复杂且令人困惑。这篇演讲旨在探讨潜藏于全球统治方式中的政治危机因素，同时探讨能在全球化、文化转型和技术范式转变的新情况下预示着重建民主决策之路的趋势。
一、政治合法性危机
2004年3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论拉美民主》报告指出，在被调查者中，54.7％的人选择权威统治。条件是，如果这种统治有利于远离贫困和经济困难的话。只有43％的拉美人完全支持民主，其中有30.5％的人表示，他们之所以支持民主，主要取决于其生活条件。而批判民主的人则占26.5％。对拉美国家来说，这些调查结果具有普遍性。事实上，有相当多迹象表明：近年来，公民对其政治代表和代表机构的情感正在逐渐疏远。
两份涉及全球各阶层人口的调查报告——《1999年联合国千禧年会》和《2002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发现，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其国家并非按人民意志统治。在1999年的调查报告中，被调查的60个国家57000人中有62.1％不相信其国家是按人民意愿统治的。当被问及选择一个词来更好地描述其政府时，他们的选择大多是“腐败的”、“官僚的”，这一调查包括美国和西欧在内。在2002年的报告中，认为自己并非按其意愿被统治的人之比例在北美是52％，在欧洲是61％。全球51％的人认为，不能或几乎不能信任议会，该比例在欧洲国家上升到59％。他们认为最不可信的组织是跨国公司、议会、政党和政府，最可信的组织是武装军队、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欧洲民主国家。
密西根大学发布的《全球价值调查》报告表明，从1997年到2001年，大多数公民认为其“政府的运行是为少数人获得最大利益”。在美国，2000年，持这种观点的人达62.3％。另一方面，从各种调查材料看，当人们被问及他们是否感到能改变这个世界时，大多数的人反应非常坚定。但他们感到这种改变不能通过政治授权来实现，而应以个人的自主活动为基础。对这种政治选择的追寻正改变着当代政治景象。在过去10年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不断抨击其现任领导人或投票表决缩减人员。根据有关民意政策机构所做的调查，在1998年和2000年的美国加州，有70％的公民认为“政府是为少数人获得其最大利益来运行的”。39％的人认为“政府中有相当多人不守法”。2003年，法国、荷兰的反当权者也有相似论调。
全球政治合法性危机预示着对民主体系的破坏，这种民主体系是我们成功解决全球性问题与争端的主要能力。造成这一危机的因素纷繁多样，但我以为，在这种合法性危机中还潜藏着一个结构性原因。我将在这次演讲中深化这一论题，并阐述构建全球文明社会与恢复新形势下统治方式的政治控制相互联系的机制。
二、全球化和民族国家
所谓全球化，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于不同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其核心功能由那些具备全球联系且能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的过程来决定。交通运输技术、全球性媒体、因特网及其他计算机网络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构成了全球相互依赖过程的物质支持。当然，那不是技术性驾驭，而是技术性协调。这里，我们没必要分析全球化过程的来源和特征，因为，大量学术研究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文提到的全球化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一种全球经济的存在。它意味着：
(1)金融市场的全球性依赖。
(2)生产、管理、产品销售的国际化，以跨国公司及其辅助网络为核心的服务国际化。
(3)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服务国际化的结果。
(4)科学、技术和技能的国际化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公司、地区、国家的生产力及其竞争力来源
(5)形成了一个满足高端人才的“需求驱动型”全球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种能满足各种技能要求的“供给驱动型”劳动力国际转移，使劳动力国际化。
2.一种全球传媒体系的存在。它以通信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的相互联系为特征，是产生全球传播、构建区域专有文化过程的核心。
3.作为全球问题的环境管理。全球环境遭到无法逆转的破坏，根源在于不可持续发展。反对全球环境的继续恶化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全球保护战略。
4.人权问题的全球化和全球社会公正问题。
5.全球安全问题。大量毁灭性武器迅速增加，全球恐怖主义和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的畏缩政治( the politics of fear) 的出现。
总之，在每个国家，影响着人们及其政府活动的关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过程产生和形成的，这些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过程超越了以特定国家主权来划定领土的国家范围。正是基于这些条件，众多过程构成了全球政治新景象。
第一，国家统治体制的危机。在由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民族国家的管理问题之间，裂缝正在形成。这也构成下面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政治危机，从而影响了国家统治体制。
(1)效率危机。难以有效管理的问题，包括全球变暖之类的环境问题，金融市场的调节和反恐情报等。
(2)合法性危机：在民族国家，民选的政治代表只反映一种全球政治决策网络中对民族国家掌管国家利益能力之信心的投票权。考虑到政治决策具有多种维度及其处理问题的不可预见性，这种投票权并不明确。当树立形象替代了争论问题，当特权机制拥有权力时，传媒政治和丑闻政治就加剧了这种合法性危机。
(3)同一性危机：当人们看到本国及其文化同全球跨国网络的政治决策相分离时，他们对自治权利的要求就表现为对文化同一性的抵制，从而与其作为公民拥有的政治同一性形成了强烈对照。
第二，公平危机。由市场引导的全球化过程常常增加了国家间和国家内社会团体间的不公平，这恰是因为全球化过程在回避了领土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一些地区经济得到更快发展。缺少了原先那种能够弥补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全球控制环境，就使现存福利国家处于重压之下。结果，非福利国家在力图弥补这种结构性不公平现象时要面临更大的困难。原因在于，在作为补偿机制而发挥作用的国体能力上，后者更弱一些。
由于上述危机以及政府在解决这些危机时所面临的困难，使得非政府组织成为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需求、维护其利益和价值的新代表，从而逐渐削弱甚至大大削弱在应对全球化和结构转型压力中政府的核心地位。
三、新型全球统治方式
在面对并控制那些构成统治方式之物质基础问题的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日益无能，出现了多种新的统治方式。其中，最恰当的方案是：
1.一个基于现行国际化制度的全球政府机构正在构建一套关于当今民族国家与国际公共机构间制度关系的体系。这种全球统治方式体制的建立，使之正逐步成为一个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性机构。这是哈贝马斯的梦想。事实上，欧盟联邦方案的提出，正是向全球政府转变的一个步骤。
2.在全球化网络时代，民族国家进行管理变得日益困难。为解决此问题，在近几年的社会实践中，出现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方案：一个方案是由市场监督经济增长与平衡，政府的干预最小。另一个方案则是由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利益集合体组成的全球文明社会。这种全球文明社会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人民的思想和人民的代表有机结合起来，并使之与政府相联系。这种全球文明社会将成为体制系统内满足上述各方案和实施需求的主体。因此，通过公民政治参与，通过经济管理和全球重要事务管理的公共参与或合作参与，全球统治方式体系不断得到拓展。
3.当代社会运动中，新无政府主义想要瓦解国家的企图，被视为一种现代怀旧。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人民大众、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基层组织替代了这种现代性。
然而，尽管面临着多元化危机，民族国家却不会消亡，而是通过转变自身以适应新环境，其国家事务的转变也确实改变了现今社会的政治与决策。我想指出的是，民族国家应对全球统治方式危机的方式是建立一种新形式国家，即网络国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机制上：
第一，国家网络的形成。有的国家网络具多种用途，并得到宪法保证，如欧盟；有的国家网络是围绕着一系列问题(通常是贸易问题)而形成，如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还有一些国家网络则是诸如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和东南亚联盟( ASEAN) 之类的协调和辩论机构。在这个极其强大的国家网络内，不同国家共享主权。
第二，建立一个关系紧密的国际机构和超国家组织网络来处理全球事务。这种机构既有诸如联合国这样的一般性机构，也有世界经济贸易组织( W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北约( NATO) 之类的特殊机构，还有一些围绕一系列问题而建立的国际特设半机构化组织，如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机构。
第三，通过向地区政府、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转移权力来分散权力和资源以增强合法性，从而与民族同一性紧密结合，并扩展了文明社会的决策过程。
总之，网络国家的出现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共享主权和责任。
·统治程序的灵活性。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时空多样性。
然而，由于网络国家的整个体系是通过各种特设决策，并以注重实效的方式发展着的，效率提高了，但会引发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1.网络国家间矛盾。通过特定网络进行全球统治的实践，正面临大量问题。进入网络的制度本质与这些制度力图在网络行使新功能、发挥新机制之间具有的矛盾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
2.在组织、技术和政治三方面的协调问题。在组织上，那些基于保护其利益、保持其社会特权地位的机构所具有的结构、奖励系统、操作准则不同于那些致力于同其他机构协调发展的机构。技术上，因特网的引入，消解而非加强了各种机构间的联系，使其实践变得网络化。政治上，机构不仅存在着横向协调，还有纵向协调。网络及其政治决策者正逐渐丢失其官僚政治的自主权，网络及其支持者被迫实行民主化，已经成为纵向协调的两个重要方面。
3.意识形态问题。一个共同政策的协调意味着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一系列共同的价值。
4.地理政治学问题。民族国家视统治方式网络化为一张获取其利益的谈判桌。因为民族国家缺乏文化合作，故政府间的决策程序还只是一个僵局。贯穿始终的法则是民族国家利益，还有民族国家对个人、政治及社会利益的支配。全球统治被视为一种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场所，而不是一种必须由政治制度加以管理的新环境。事实上，全球化过程越向前推进，它所积累的矛盾就越多(例如，经济危机和安全危机)，这些矛盾使民族主义死灰复燃，使人们将主权放在首要位置。特别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制收购政策毫不考虑全球的不稳定性，从而把国家安全问题推向首位。世界是多边，但直到2004年，布什似乎还不明白。然而，历史是充满惊奇的，布什也许会认识到他所留下的一切依赖于对多边主义的回归。但只要这些地理政治学方面的矛盾依然存在，世界就不可能从一种务实而特设的协商决策网络实践转化为网络化全球统治方式。
四、全球统治方式的尝试途径
全球统治方式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共享主权过程中控制分歧。这需要利用现时的反馈信息，建立多种政治、组织、程序、技术等方面的协调和控制过程。具体包括：
·公共和个人合作伙伴。
·全球问题管理与正统民意的联系。
·对国际化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组织和作用进行重新界定，在实践中引入了公共或个人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合作关系(例如联合国公约)，走向全球文明社会和地方政府全球网络。
·建立一个类似国际劳工组织计划的普遍权利宪章的尝试，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全球契约。随着环境、社会权利、劳动权、儿童权利、妇女权利和人权等条例的颁布，产生了一个相互分割的全球宪章程序，它本身缺乏有效力量。但非政府组织和文明社会则充当了使原则进入传媒，再进入政治体系的中介角色。
·就一些特殊问题尝试建立新机构，如国际刑法法庭；环境变化监察机构；世界经贸竞争自治体等等。
·媒体曝光和媒体运动是产生新文化并最终影响政治系统的关键。
·作为一个全球性、横向沟通工具，因特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它不仅是一种组织工具，也是进行辩论、对话和共同决策的手段。无线通信技术强化了网络交流的这种独立自主性。
事实上，在“9·11”事件发生前，全球问题的多元化管理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进展的取得，正是基于这种由国内政府、国际机构和文明社会形成的网络。而恐怖主义威胁和一些国家政府实行的政治恐慌政策却暂时脱离了这种国际合作前景。但是，全球公民并没有放弃。某些发生着的事件正在改变政府环境，创造重新开始合作和对话的条件，并以此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主要手段。
五、全球文明社会
全球化尺度下，处理全球问题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以及日益增长的政治体系困难推动着全球文明社会的产生。这个全球文明社会的主要内容包括：
1.在每个国家，民间组织、社区团体、工会联合会和利益群体在反对或超越正式政治程序中，既捍卫了特定社会价值，也保护了当地和部门的利益。在所有社会中，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实践。在拉美，几乎每个国家的社区组织已构成社会的重要部分。日益增长的社会组织来源的多样化构成了不同社会组织间的差异，这种利益价值也是团体行为和社会政治发挥影响的根源。它们构成了全球文明社会赖以成长的组织、方案和实践环境。
2.出现大量具有全球性行为和目标的非政府组织。这是些致力于解决政府渠道外的全球问题的私人组织，通常，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坚持那些普遍认同但在政治上又被政府操纵的社会价值。换言之，国际化的非政府组织声称要成为自然人权的执行者。对全球范围内人权的坚持，产生了成千上万个非政府组织，它们遍布于人类生活各方面，从贫困到疾病，从饥饿到传染病，从女权到儿童保护，从禁止土地开采到拯救鲸鱼。无国界医生(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 ，乐施会( Oxfam) 和绿色和平等组织等便是典型代表。
要认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必须强调以下三点：
1)与政党相反，非政府组织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和合法性。这一特征也表现为非政府组织能通过捐赠和全球性志愿工作获得物质基金。
2)非政府组织关注实际问题、特殊案例、人类团结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拯救儿童于饥饿之中，解放知名政治犯，制止对妇女刑罚，阻止由于非持续性发展而要消失的本土文化。
3)非政府组织达到成效并为其目标获取支持的关键策略在于媒体政治。通过媒体，他们得到公众意见并动员群众以支持其目标。他们这样做，最终给那些受到选举者威胁的政府施加了压力，或给那些担心消费者反应的公司施加了压力。就这样，媒体成为非政府组织运动的阵地。因此，全球运动、全球媒体是关键目标。通信全球化导致了媒体政治全球化。因此，全球文明社会的公共空间是一种围绕着独立媒体形成的全球通信空间。
3.出现了以控制全球化过程为目标的社会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运动建立起来的行为和组织网络，又进一步推动着以全球公正为目标的全球社会运动，媒体常常错误地将这种社会运动称为反全球化运动。例如，查巴司特( the Zapatistas) 社会运动就是一个代表。该运动反对全球化对墨西哥印度人和墨西哥人产生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为了生存和捍卫权力，他们要求全球团结，并且不愿成为当地群众运动全球网络的先行者，这种当地群众运动全球网络本身也是更广泛的全球运动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全球公正运动不仅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地方对抗全球的趋势。许多社会运动的联系处于一个协调行为和争论的全球网络中，其中，一些社会运动处在一个持续但变化着的网络中，其社会行为旨在改变行进中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又是以控制合作利益及其代理政府的社会运动为特征的。然而，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为信条的全球公正运动并不是一种国家斗争的总和，而是一种反对全球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利益的全球网络。网络结点的不断增加和减少，取决于每个社会与全球化及其政治表现相联系的条件。尽管一些运动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计划，但是，用统一的意识形态来描述这一运动要比用这一运动所反对的东西来描述要好。这基本上是一场民族运动，一场在全球统治过程中需要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新形式的运动。
4.民意运动的出现，是由多样化传媒体系中的信息潮流组成，也是运用横向自主通信体系出现的自发而特定的运动。一个例子是，2004年3月，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年轻人自发动员起来反对阿斯纳尔( Aznar) (西班牙首相)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在西班牙马德里发生大屠杀后的日子里，运用实时电子通信能力，他们以足够强大的民意改变了选举的结果。在美国，2003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霍德华·迪安( Howard Dean) 参加竞选的经验表明，尽管他的候选人身份及其最终的失利有其局限性，但当因特网成为独立组织媒介独立于一个命令控制中心之外时，就极具潜力。在全球层次，这一现象极具政治意蕴。作为一种全球横向通信方式的因特网和无线通信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它既是一种组织工具又是一种辩论、对话、集体决策的手段。现在，全球文明社会拥有多种独立于政治机构和大量媒体的技术方法。然而，从通信策略看，社会运动改变民意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悬而未决。
人民的意志最终明确表达了人民的思想。从公共领域发生的信息和辩论中，人民对影响其生活与未来发展的相关问题作出判断。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共领域的特征更多地取决于通信传媒体系，它不仅包括电视、广播和印刷品，还包括整个多媒体和通信系统，这些在因特网中变得日益重要。公共领域的核心从一种社会机构转向传媒体系，对民主实践、对文明社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传媒体系也是区域性和全球化的，它由全球范围内少数传媒公司集团组成。但同时，它又依赖于由国家控制并聚焦特定观众群的有线电视。通过传媒体系，特别是通过传递强有力的形象和信息事件，跨国界的活动家们引发了一场关于怎样进行全球化、为什么进行全球化、全球化是什么和社会选择的辩论。通过传媒政治，非政府组织活动者影响着人民的思想并推动着社会变化。最终，思想意识的转变影响了政治行为、选举形式和政治定位。正是传媒政治出现之处，社会才能转向一个新方向。
因此，对于国家主体和政府间机构如联合国来说，在面对文明社会时，不仅需要以制度机制和政治代表程序为核心，而且在全球公共领域的公共争论中要以传媒通信体系为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90年代，由联合国组织的一系列有关人类问题(从妇女生存条件到环境讨论)的重要会议，从计划政策来说并不奏效，但在采取全球对话、提高公众意识、提供能使全球文明社会处于政策辩论前线的平台等方面则是必要的。因此，国家和国际机构能满足全球文明社会的需求和计划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激活基于媒体的公共领域，以特有的首创精神激活对话，并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记载这种对话的作用，以便能熟悉联合国本身的决策。运用全球民意的力量，在以政府为基础的国际性机构与全球文明社会之间的合作联系中扩展制度与政治参与，二者同样重要。
六、结论：全球文明社会和网络政府
如上所述，全球文明社会指涉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和组织领域。我试图确认这种多样性的主要成分，并做进一步分析。
文明社会概念与三种理论传统有关。每一传统都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第一种传统以洛克为代表。他认为文明社会是保护个人权力以反抗政府侵扰的组织和制度体系，文明社会被视为政府的对立面。有意思的是，许多实践文明社会的社会运动方式正反映了这一古老的自由传统。
第二种传统，与德·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法国哲学家)有关，指的是人民对来自社会生活的问题进行自我管理的过程，这种社会生活由人民自主组织，但又处于统治方式的民主体系框架内。北美传统社区组织和公民约定就是这种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社会是以处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之补充物形式出现的。它在民主国家的保护下，日益兴旺发达。同时，它又促使公民有责任管理其生活而不是事事仰赖政府，从而培育了民主政治。
第三种传统，进步阶层经常引用，但可能也是最易被误解的。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 Autonio Gramsci) 界定了文明社会的概念，并在其《狱中笔记》( Quaderni del Carcere，1975) 中加以系统陈述。与第二种传统一样，它来自人民对自主组织(如工会、农民合作社、社区组织、教会等)重要性的认识。但对葛兰西来说，这些组织以其与政府的联系为基础，将其本身构成了文明社会。因此，葛兰西主义的文明社会是政府与公民间的中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府机构和人民组织就有关价值和利益以合作管理的扩展形式相互影响、交换和协商。对葛兰西来说，由于它没有参与政府机构获取权力的正面攻击，从而为政府转型提供渠道。显然，这就是文明社会的利益。在这一传统中，文明社会是从社会的有序压力那里，作为改革政府及其政策的渠道而出现的。我们在这一讨论中必须保留的观点是，至少，在葛兰西传统中，文明社会未被视为反政府或游离于政府之外，而是由其与政府的有序关系来确定的。这就是社会和文明社会、社会运动和文明社会、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的不同之处。
文明社会实践的随历史而改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关键问题是：政府是民主的，而要管理的主要问题却是全球性的。政府已建立了其全球统治方式的网络，但公民组织仍停留在以领土为边界的土地上。
社会运动已走向全球，并正在克服民族国家的有限性。但这样做的同时，社会运动已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反逻辑位置上，这一逻辑使得作为全球统治方式网络中文明社会参与者的社会运动结构出现了系统性困难。因此，在葛兰西主义传统中，形成一个全球文明社会，就等于在不同层次和知识领域的人民自治组织与网络政府之间确立联系的过程和机制。在我们的社会中，组织形式和利益集团瞬息万变。文化道德是不断形成、不断改变的。但是，从葛兰西主义领域转到文明社会仍保留了一个基本东西：没有明晰的政府形式，就没有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构成了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构成了一个能通过公民代表的民主过程去改革政府的渠道，这一过程在本质上超越以政府机构表现的程序。
关键问题是，在全球统治方式网络化过程中，连接社会动力和政府机构的形式是什么？我对一些已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概括，这些趋势成为国际政治体系进行机构和文化转型的萌芽。
首先，存在着许多似乎无法说明政府和社会间自主联系的基本问题。采用对非政府组织进行资助支持的形式来对政府分权，往往产生了新克林顿主义和新资助形式。通过构建锐意进取的政府，促使整个社会运动价值渗透至民族国家，这也使后者不得不面临社会变革和制度化关系中一个古老的悖论：当政府需要对社会利益和全球利益作出反应时，怎样维护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特定个体在运动中的激进行为也拉大了政府和社会间距离。社会运动自主性可能是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的源泉，但在开辟文明社会的道路上将面临重重困难。
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不同的处理，要同时从政府和文明社会入手去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对其中某一方面予以优先考虑。政府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是创造性的，建立这种新型关系有几个前提要求。
因为没有全球公民，全球政府并不存在。在实践中，全球网络国家推动着全球统治方式过程的进行。网络政府，是在网络时代以代表和联结的变化形式出现的。这类政府必须在每一特定统治过程中以利益来联结各种政府主体，这暗含着进步的多边主义。任何使用多边体制而强加单边利益或单边政策的尝试，都会破坏这种由一个共同全球统治方式建立的信任基础。
另一方面，文明社会在各个不同的层次建构自身，即，在地方的、地区的、国内的、国际的层次上建立社会联结形式。因此，政府在国际层次的相互作用遵循着与自身文明社会制度相协调的有关规则。然而，这远远不够。因为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体直接相关的全球问题(例如，人权、环境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必借助政府的力量。社会组织或社会主体必须拥有各种能够直接联结国际性机构(如联合国)的机制和程序，地方政府也应进入最高层次的国际化合作和协商活动之中，因此，不同社会组织形式和不同层次政治机构间的复杂联结网络系统建构了全球文明社会。
用实践眼光看，这就意味着要同时去发展国际机构体系、社会的自主表达及其相互关系的机制。这种实践始于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力量的加强，始于为加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自主性而做出的进步决定。
另外，社会发展自主必需借助政府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只是制度上的，更是文化上的。社会自主性取决于公民意识的强度和广度，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自主性本质上取决于以公共意见为基础的公共通信过程，这意味着以下政策的建立：
·保护因特网作为一种横向的全球自主通信方式的自由。这必须扩大无线通信网络形式。
·维护新技术背景下的信息和通信自由。例如，通过创立独立的国际自由通信委员会以保护其免受信息操纵或传媒力量滥用。这不是倒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几年前提出的“新信息秩序”的中央集权计划。相反，我认为应在国际层次上发展诸如法国影视听制作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用这种机构保护社会形式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最基本来源。
·国际机构本身应保证其政策讨论与制定的在线透明度，以便使普通大众能了解到谁在推动全球发展，为了什么而发展。
如果国际机构发展和加强了其自主性，如果社会以信息和通信的自主手段武装起来，如果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及一般公民参与机制在国际机构体系的多个层次中建立起来，如果政府愿意遵守国际体系法律规章的话，那么，在我们决定生活的全球层次上，就有机会去改良民主和政治管理。
必须承认，要所有政府接受这种新型全球民主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政府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失败形式。政治出局者并非由超级大国根据其自身利益来选定，而是打上了全球文明的社会烙印。
丁丽，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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