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产生的。增长经济学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中保证充分就业的动机而出现的。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不发达的传统国家经济增长的启动和加速。增长经济学主要定位于宏观经济，是那些持有“高论”的创业者研究的领域。发展经济学则更注重定位于微观经济并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科学这些相关研究的知识以及创业者的洞察力来不断地获取知识充实自己。
这两种亚学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令人担忧的。增长经济学家趋向于把发展经济学看作是一门缺乏严密性并被一些不相关的组织和行为的细节所累的学科。发展经济学家常常认为增长经济学家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单一，只是一些使利息率（和其它价格）正常运作的信息。经过20多年的沉寂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又产生了新的兴趣。随着一门新兴的且更为丰富的增长经济学的出现，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之间更加富有成效对话现在已成为可能。本文的目的就是来探讨这一问题，发展经济学家应该从这门新的增长经济学中学到一些什么知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增长理论的兴趣出现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由哈罗德（1939、1948）和多马（1946、1947）的著作所激起的。第二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标志是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第三次浪潮是由罗默和卢卡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引发的。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增长经济学
由哈罗德和多马运用某些不同的术语所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经济能够获得稳定的增长？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对二战末期会有新的不稳定的预期，使得这个问题被迫自行提上了经济研究日程。哈罗德和多马认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是由于“保证”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能相等的结果。这种保证增长率依赖于储蓄率和既定的每单位产出的资本需要量。自然增长率是长期中可以维持的最大增长率，它是由劳动力的增长率和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率所决定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中心内容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投资既创造生产能力，又产生收入。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试图用凯恩斯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长期经济增长。这种工具在近期内已为经济学家所熟知。这个模型已迅速被许多新独立国家的计划机构所采用。这似乎证实了在发展经济学家与计划者中间广为持有的一种观点，即经济从缓慢到快速增长的转变需要储蓄率和投资的持续增长。它为提高储蓄率和鼓励在重工业上投资所制定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基本依据，其目的是清除资本设备所带来的产量上的限制。它也为由钱纳里与他的合作伙伴们提出的缺口模型（在储蓄和外汇上）提供了概念上的基础，以此来评估发展中国家对外来援助的需要。它也与这种观点，即要取得持续增长，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要比在其它经济条件下更困难的观点相一致。因为在其它经济条件下，中央计划手段能够采取更直接的方法和措施来迫使储蓄率提高并把其有限的投资分配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去。
现代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二次浪潮开始于由罗伯特·M ·索洛和特里沃·斯旺所提出的新古典模型。索洛是由于怀疑持续的储蓄率增长是经济由缓慢发展走向快速发展道路的关键以及关注资本产出率将会被更加丰富、更加现实的技术所代替而提出以上观点的。索洛的观点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观点不一样，他用可变资本产出率代替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的固定系数的资本产出率。他坚持认为他1956年论文的最初努力主要是致力于一个长期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吸收了除固定比例假设外的所有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假设。
最初简明扼要叙述索洛新古典模型的人是普雷斯科特，这个模型中的总生产函数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资本和劳动力两种投入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这个模型是建立在假设产出中用于投资的份额不变的基础上的。他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用到了这种模型，该论文使用了一个两要素的总生产函数说明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令索洛和这一整个行业的人惊奇的是，美国每个工人在1909－1949年之间的产量增长的五分之四归功于技术系数的变化。这两篇论文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种轰动持续了很久，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在最初的索洛一斯旺的新古典模型中，稳定的国家经济的增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成功地使自己的储蓄（投资）率不断增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比不快速增长要有更高的产量水平，但是它不能始终保持较高的产量增长率。索洛新古典增长理论和相关的为发展经济学提供说明增长的含义是什么呢？最初的结果似乎与早期的哈罗德一多马的意见完全相反。技术变化代替了被认为是增长的主要源泉的资本设备的增长。后来实践中的增长由于运用了更加宽泛的资本定义，致使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技术变化的作用。但是技术进步不断地超过自然资本储备的增长，弥补了美国和其它当今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研究的重大缺陷。有关贫困国家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资源研究有力地说明了小份额的经济增长是由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这常常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情形：技术在高工资的社会中已相当发达，那种不合适的从高工资经济到低工资经济的转移技术，在低工资的经济中不能够产生象在高工资经济中所产生的那种高的生产效率。另外，在新古典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不能为隐藏在最接近的增长资源后面的驱动力量提供更多的线索，也不能阐明自然和人力资本增长以及技术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内生增长理论
在跨国的绝对的和相对的人均收入存在大量的分歧是现代经济学史的主要特征。新的增长经济学最初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含义和（A ）在当今发达经济中缺少一致的证据来证实稳定的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表面分歧以及（B） 不能够成功地消除跨国的收入增长率或收入水平的差异这些方面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把经济增长看作是技术的主要功劳，因此这种理论认为其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并不能够阐明我们所观察到的增长率的广泛差异。罗默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内在技术变化的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长期的增长主要是受那些不断进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代理人不断地进行知识的积累所驱动的。
新增长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模型，这些模型能够保证收入的长期增长率不仅依靠产量参数和效用功能，还要依赖国家的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和人口政策。这种结果对新古典假设是一个挑战，新古典假设认为政策能影响经济活动的水平，但不能影响经济增长率。在这一部分中，我首先回顾一下罗默和卢卡斯在这方面的贡献，然后再谈一下别人一些相关的贡献。
在最初由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长期增长主要是由知识的积累所驱动的。新知识的产生降低了公司的利润水平，然而一个公司新的知识的生成被假定为能够对其它公司的技术生成产生积极的外部影响。而且，消费品的生产要依赖知识的积累和其它投入要素，它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在新知识生成过程中减少的利润、与新知识相联系的外部性以及产量生产所造成的利润增长这三个要素，确保了与外部性相联系的竞争均衡的存在。
因此，最初的罗默模型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假设，要求有不变的或不断增长的资本利润率。这个模型的一个重要性的含义是由于公司在进行产量决策时没有考虑知识积累的外部影响，因此市场均衡不是最理想的。该模型的另一个含义是要素份额，特别是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弹性系数，已不再被用于去衡量资本和劳力的贡献。罗默认为典型的资本系数（0.25）大大地低估了资本的贡献，而劳力系数（0.75）又大大地高估了劳力的贡献。在他的模型中为了产生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极高的增长率，资本系数应该根据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进行调整，使之能够（未必真实地）接近于实际。
卢卡斯，采用了宇沢的观点，建议用另一种模型来替换新古典模型。在他的模型中，人力资本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使用了一个具有两个部分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是由单一的投入要素——人力资本所生成的，并且最终的产量是由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共同决定的。他分析了两种替换的人力资本模型：首先是学校正规教育模型，人力资本的增长依赖于工人如何在当前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分配他（或她）的时间。其次，通过实践学习的模型，人力资本的增长对新产品的生产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和罗默一样，在卢卡斯的两个模型中，除了存在内部效应影响工人自己的生产效率外，还存在外部效应，这种效应是规模经济的源泉，并增强了其它要素的生产效率。在这两种模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牵涉到当前效用的损失。在第一种模型中，这种损失导致了当前消费的下降。在第二种模型中，这种损失致使当前从消费品的组合中所得到的满意程度要比在缓慢人力资本增长条件下所得到的满意度低一些。卢卡斯认为那种不足之处，从原则上来说可以在第一个模型中通过资助教育或者在第二个模型中通过资助研究和开发活动来加以解决。
20世纪90年代，罗默提出了一个可替换的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继卢卡斯之后继续强调了人力资本在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罗默把技术的改变看成是新生产耐用品的具体表现，这就使他背离了卢卡斯。模型的基本投入要素包括资本、不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一个关于技术水平的指数。技术的组成没有包含能无止境增长的非竞争性的知识。人力资本是正规教育、在职训练和实践中学习的累积性的具体化的产物。这个经济模型包括三个部分：（A）利用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知识， 通过为生产耐用品设计的这种形式来创造新知识的研究部分；（B ）一个利用从研究部门和过去的用于最终物品生产的生产者耐用品的产出而设计形成的中间物品部分；（C ）利用不熟练的劳力、人力资本和生产者耐用品（但不是原来未加工的原材料）来生产最终产出那些能作为新的资本用于消费或储蓄的资本的最终产品部分。
在最终产品运用的资本增长模型中，所采用的增长形式是中间产品的投入数量而不是每个投入制成品的质量。投入中间产品数量上的增长暗示市场上关于生产者耐用品的垄断竞争和保证外部规模的经济性作为每个消费者耐用品的在产出数量上增长的结果。临界的资源配置方案是建立在研究领域中对人力资本共享上的。在他早期的模型及卢卡斯的模型中都提出最合适的增长率应超过市场利率，因为知识创造的外在形式并没有被那些做出生产决策的公司所接受。
当罗默的理论不断趋于完善时，他已经致力于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理论的研究了。
新古典增长理论阐述了两种基本类型因素——技术与常规性投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期内的增长。新增长理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基本的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投入，我们叫它“思想”和“实物”。“思想”是非竞争性的物品，“实物”是竞争性的物品……“思想”也能像其它物品一样进行生产和销售。
对罗默来说，由于非竟争性质的思想发展起来昂贵而使用起来廉价，规模的因素就很重要了。思想的价值随市场规模的增长而增长，这就暗示了具有大型国内市场的大国，在生产思想方面比小国具有更大的刺激。结果大国比小国发展要快得多——特别是当小国一味地受控于大国或选择与大国一样的生产结构时。
罗默—卢卡斯的著作含义为发展经济学内生增长文献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巴德汉坚持说他的最本质的贡献是“使在温和的不完全竞争结构下的内生技术进步公式化而在这种结构中暂时的垄断力量起着私人创新的动力作用”。格瑞里科斯也注重到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并强调：（1 ）技术变化是许多不同的经济单位有意识的经济投资和做出明确决定的结果。（2）除非增长的利润有重要的外部性， 溢漏或其它一些情况，否则经济增长不可能以不断增长的比率向未来发展。据我判断，最重要的实质性的贡献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化。这就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分析结果，即当在一个规模收益不断增长的环境下进行投资的时候，资本的边际产量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降到贴现率的水平。因此人力和实物资本的刺激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每单位资本收入的长期增长也就能够维持下去。
比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一种刺激，这种刺激是由罗默—卢卡斯的著作为了在增长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引起一个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突破而提供的，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几本研究生用的教科书在增长经济学方面已综合和拓展了这本著作并于过去的十年发表问世了。在理论水平上，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模型，每种模型都试图引入较大的现实性，目的是为了解释像韩国和台湾在内的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中出现的那种奇迹般地增长和总体上的大致相同的失败。这种理论文献已被努力地充实并用来分析不同国家的政策、税率的影响。例如，用于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后面的部分中，我将转而探讨新增长经济学对于发展的含义。
贸易和增长
潜在的最重要的新增长经济学的扩张，特别是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新增长经济学与由杰恩·格罗斯曼和埃汉南·赫尔普曼提出的新贸易理论的综合。这种综合是由于一个具有很大发展前途的研究所产生的结果。这种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并在《全球经济创新与增长》这本书的出版达到了顶峰。
他们吸收了罗默和卢卡斯的思想，强调产业研究不仅产生了能够使一个公司生产新产品的特有的专利性技术信息，而且也应有助于总体科学知识的发展，这种科学知识能够被其它公司所采用去生产更好的产品。为了说明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外部性对于维持增长的必要性这一点，他们提出和分析了两种技术竞争替换模型。依罗默看来，一种创新是由扩大产品的种类表现出来，其它的创新是由质量的提高表现出来的。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首先介绍了一种部门封闭式的经济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积累由（A）在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以及（B）代理人在专门技能上的投资表现出来的。实物资本被看作是与消费品相似的商品，它们都是以相同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实物资本与劳动力、人力资本一起被用于产品的生产。均衡决定了人力资本的内在供给和不熟练劳动力的剩余补充。这两种类型的劳动力在一个国家中稳定地存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对这个模型进行的分析得出了一个非直觉的结论，即实物资本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只能起到一个温和的作用。为了简单（容易）起见，他们在对封闭经济社会的分析，甚至在该书的余下部分，抛弃了对资本设备的分析！更进一步的要素积累和分配的分析局限在两种类型的劳动力上——非熟练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在他们著作的第二部分中，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把这种模型扩展到用于分析贸易和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上来。他们分步地介绍了在模型中用到的假设的比较大的现实作用。他们抛弃了用在增长经济学（而不是发展经济学）上的传统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技术上的机会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各国并未显示出共同的生产函数的特征。他们坚持认为不发达国家对现存技术的吸收过程与发达国家创造全新技术的过程是大同小异的。进行技术研究的国家需要在人力资源能力的组成上有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从这些比较现实的假设出发，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着手继续说明外部关系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增长活动的：（A ）国际交换开辟了促进技术信息传播交流的渠道；（B ）国际竞争鼓励每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去追求新的和有特色的思想和技术；（C ）国际一体化加大了创新公司运转的市场规模；（D ）国际贸易减少了资源（劳力和人力资本）的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在贸易中既有所得又有所失。拥有较大高技术部门和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的国家可能会从与之相关的拥有相对大量不熟练劳动力的国家的合作中获得长期的收益。
在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假设运行的过程中，公共政策能起很大的作用。一个适当的政策制度能够有助于加快传统生产向高技术商品出口的转变。它也可能减少由于技术的变化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对收入分配的撞击。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讨论的政策工具是一些常规的工具，他们通常在贸易文献中被提到，包括一次性支付的税收、研究开发和出口生产补贴以及关税等。尽管他们注意到技术变化的重要性，但是对科学和技术政策的探讨却非常乏力。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已把他们的分析扩展到商品、资金和思想的国际流动上，这要比其他工作在新增长经济惯例下的学者们的研究分析要深入得多。利用罗默和卢卡斯的思想观点，他们已经把一系列“扩张新产品的导入过程与技术结合起来”。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取得的成果体现了他们对贸易和增长规范分析的重要贡献。然而，他们的分析具有令人难以理解的产业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它为食欲旺盛的发展经济学家及其创业者仅提供了一些微薄的稀粥。在他们的研究日程有益于发展经济学之前，有必要把他们的分析拓展开来，超越相当狭窄的产业部门的限制，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支持建立在新古典模型基础上新内生增长理论的人们的论战已经开始，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中有些限制条件在本质上是理论性的，然而大部分是挑战实证结论与增长实践的一致性。
大部分早期实证研究著作并不是尝试去验证内生增长模型，而是企图恢复新古典模型。曼奎、罗默和维尔的跨国分析在这个尝试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些作者开始是反对新古典模型染上罗默—卢卡斯特征的。当他们将储蓄、人口增长率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物质资本、初级劳动力纳入跨国回归分析时，曼奎、罗默、维尔发现“增广”的新古典模型不仅说明了约80%的跨国收入变化而且还预测出他们所定义的国家间“有条件收敛”函数。
还有几项研究试图探求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香港、新加坡、南韩和台湾快速增长的原因。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全面的快速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造业部门的高生产率增长。杨格得出结论，从传统新古典增长实践来看，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高增长率主要有以下原因：A.劳动就业率的提高；B.投资与GDP比率的提高；C.教育的发展；D.农村劳动力角色的转换。生产率的年增长率（香港为2.3 %；台湾为2.1%；南韩为1.7%；新加坡为0.2%）相当高， 但并不足以来解释这个奇迹。
调查的第二点，至少对现在的发达国家，其为人们所熟知的公共政策措施带来增长率的永久变化的能力提出了疑问。伊斯兰采用了动态截面数据模型（将时间序列数据与剖面数据结合在一起）分析各国的影响。将国家联合体或单个的国家之间的差别统一于总的生产函数之中。结果认为：每个国家在技术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应有自己固定的增长速度。他指出这个结论并不乐观。尽管世界上各国趋于集中的增长点和途径不一样，但他们却在以更快的速度集中，单就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安慰。
最近大量文章都关注特殊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经验。在新的增长经济学文献中，琼斯指出，尽管许多变量在沿着增长方向发展的永久性变化被作为长期增长的潜在决定因素，（国际贸易的开放、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增长及其他），但它们在二战后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增长只产生很小的影响或几乎不产生影响。比如说：美国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在1880年至1987年期间内基本保持不变。琼斯得出惊人的结论，即自从1880年以来，没有什么能对美国的增长率产生持续影响或者说这些持续性影响被奇迹般地抵消了。格里利克斯更强烈地坚持认为：“知识表面上显然对于增长进程非常重要，但它不能为我们解释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
调查的第三点试图证实规模报酬假设，该假设是新增长经济学的中心。撇开它的直观可能性暂且不论，从工农业间研究提供的论据显示规模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的作用并不大。巴科斯和凯霍试图证明由卢卡斯和罗默强调的规模经济的根源——来自于从实践中学习、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和特定的中间投入。在他们的规模经济研究中，从这三个来源来看，他们在制造业中为规模经济找到一定的支持。哈耶米和拉坦在研究各国农业生产作用时发现，在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规模经济作用涵盖了传统投入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经营投入。然而，他们通过运用增广的生产函数分析发现，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投入的规模经济应加入人力资本。他们将规模经济解释为优先技术变化的不均衡影响，而不是纯粹的规模经济。
在新古典框架内，发展经济学家从最近进行的研究中应了解些什么？新古典模型已扩展到将增广的生产函数的变量结合起来，去解释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及部分或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即可获得合理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些优点固然很重要，但它们只是反映了表面现象——经济增长的直接来源。对于一些很基础问题的答案，例如，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储蓄和投资比其它国家多？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将国民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教育或研究开发？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的高回报投入组合更有效？以及为什么有的国家对于大的震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60年代的食品危机和70年代的石油恐慌）的反应（措施）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增长经济学家在内所采用的研究模型都仍没有解决。
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作都关注进入国家特别条款的技术和制度的变化。伊斯兰和琼斯的研究结果给予了由阿布拉莫维茨、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研究议案一个答复——技术和制度变化的深层根源是与进入“自助式”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增长经济学
现在该对新增长经济学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含义作一较全面的评价了。卢卡斯于1991年在计量经济协会欧洲会议的演讲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很清楚他想要完成的任务。他想要对韩国的“增长奇迹”和菲律宾的“增长失败”都能进行解释。并且，他认为增长奇迹是生产率奇迹。正如索洛在50年代中期将其贡献视为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修正一样。卢卡斯认为他的贡献只不过是将新古典模型加以修改以适用于观测到的富有和贫穷经济的行为。他认为新增长经济学不但代替了老的新古典增长经济学，而且代替了发展经济学。新增长经济学包括：“我们有所了解的经济增长的那些方面，以及我们不了解的发展（经济学）方面”。
作为一次将新增长经济学的几个组成部分结合成一个连贯的体系的实践，卢卡斯的论文是一项振奋人心的杰作。应当承认，卢卡斯、罗默和其他新增长经济的实践者们在试图找到增长的可能源泉以及将一些更为基本的根源视为内生因素方面做出了贡献。这是通过引进三个发展经济学中惯常的概念来取得的。第一个便是规模经济概念。它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第二个是最初由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的作用的透析。第三个是内生技术变化的概念，在引致技术变化的名目下，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在技术变化的速度和方向的解释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新增长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发展经济学”能自称取得成功，或为发展实践提供新的见解之前，还需引进其他几个概念。我下面列出了一些较为根本性的概念。它们都是被发展经济学家使用过的，但是却被增长经济学的实践者们所忽略。这里所列举并非打算作一个详尽无遗的论述。
结构转换
结构转换，即从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经济转向一个工商经济，这个问题代表了自克拉克在1940年发表其经典之作以来发展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大多数增长经济学家采用的同等偏好和中性技术变化假定排除了任何结构转换分析，一旦抛开这些假定，结构变化便成为发展过程中一个主要特点，试图用一个缺乏产生结构转换机制的模型去分析经济发展的作法几乎可以认为是不严肃的。它犹如试图演出一场没有主人公的戏。
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是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更为熟悉的过程。不提到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问题而试图去发展人均收入增长内生理论给人的印象是有点疏忽，尤其是在新增长经济学文献中当注意力集中到东亚地区时，发展经济学家在构建家庭生育决策的内生模型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健康和营养投资等影响婴幼儿死亡率以及人力资本增长因素的理解方面进展则较小。
自然资源制约
尽管有时承认到这个问题，自然资源制约还仅是刚刚被纳入增长经济学文献。最起码将土地（以及其他天赋自然资源）和环境制约因素纳入增长模型是重要的。当环境影响更充分地得到考虑时，索洛在他1956年杰作中的评价便很容易理解了：土地稀缺的情况将导致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递减，并且模型也将变得更加李嘉图主义。同样重要的是，将那些表示维持研究与开发的技术发展投资——必要的研究开发以抵补自然资源质量的下降或生物技术生产率的损失——同用于促进技术变化的生产率研究开发投资区分开来。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点。早期的许多文献都着重于倒“U”形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曲线。 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扩大或缩小的状况以及收入分配变化促进或威胁经济增长的状况是大多数发展经济学文献的主题。贫困的原因以及削减贫困方面的文献被大量文献充实，森促进了这一点。近期的文献试图将产生不平等和收入增长之间库兹涅茨倒“U”形关系的机制内生化， 但是无论是新古典还是新增长经济学家采用的模型都不能清晰地阐明贫困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制度变迁
关于制度变迁根源的正式分析文献尚未被发掘。发展经济学家对东欧和西亚在50年代及60年代发生的土地所有权改革的研究文献是一个开端。近期的进展包括契约选择以及财产和契约权在向民主转换中的作用等方面的文献。但是，新增长经济学在内生制度变迁过程或结合制度设计理论上的努力没有随新增长经济学在成功内生化技术变化之后取得成功。奥尔森认为，“老的或新的增长研究文献都不能成功地经受经验观察的考验。尽管富国和穷国之间悬殊在加大，变化最快的国家永远不是那些有着最高人均收入的国家，而往往是一些低收入国家”，并且，他坚持穷国集团快速增长的唯一解释便是制度变迁。普雷斯科特则强调研究应该转向那些决定转变抵抗力和采纳知识和技术的因素。
为什么增长经济学家在将如此基本的问题和概念纳入增长理论时表现得如此缓慢？答案似乎主要在于分析和建模的易处理。坚持在稳态增长模型的狭窄制约内研究体现了在最初由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大量丰富文献基础上建模的一个根本障碍。回顾一下，似乎很显然，对收敛于（或相反）稳态增长的条件的深深困扰可以解释新旧增长经济学在扩展其领域，即包括经济发展的一些更为根本的源泉上的大部分失败。
而且，水平效应和比率效应之间的区分，尽管在分析上很重要，但没有很好地在发展经济学中体现。开发从一个平衡增长模型转向另一个的动力所带来的增长作为改善福利的源泉，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如果存在的话）的增长一样是很受欢迎的。对于一个低收入国家，坚持认为从较高的储蓄率支付不是一个永久性的高增长率，它是一个永久性的人均高产出，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是对国家计划或财政机构或者多边发展银行聘用的最好的经济学家而言，导致增长率效应而不是水平效应的政策区分不是很明显的。
展 望
新增长经济学，象新古典增长经济学一样，促进我们对以要素和产品、法律制度以及城市文化市场的合理稳定预期为特征的工业经济过程的理解。它不是关于世界上贫困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这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然而，比起半个世纪以前，如今更多的国家中盛行在增长经济学中保持隐含的制度安排。并且，如果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中保持恰当的敏锐和中肯，在我们接近下半个世纪末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国家。
我的感觉是，在经济发展的知识中最重要的进步将继续出现于微观层面所进行的研究之中。来自于效率提高、技术变革、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增长的真正源泉只能被家庭、厂商、部门层次的调查研究所察觉和理解。这些技术和制度的变革产生了不均衡的效果，这种效果是在测量规模经济和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总体水平上得以体现的。
然而，我不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和增长经济学家应死抱门户之见而忽略彼此工作的进展。在发展经济学家和增长经济学的实践者们之间应该有持续的对话，前者的工作侧重于家庭经济、农业经济、劳动经济和工业组织。在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令人感兴趣而又重要的数据远未被理解和解释，用以证实在增长经济理论外衣下的发展经济学。我们中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实践者不能期盼增长经济学家会把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更深入的理解融入到他们的模型之中。
杨胜刚 胡艳妮 译自《发展研究杂志》1998年12月 进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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